活字印刷術

自從漢朝蔡倫改良紙的生產以後，書寫材料比起過去用的甲骨、簡牘、金石和縑帛要輕便、經濟多了，但是抄寫書籍還是非常費工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至遲到東漢末年的熹平年間（公元172－178年），出現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的四大發明之一。它開始於唐朝的雕版印刷術 ^[1]  ，經宋仁宗時代的畢昇發展、完善，產生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活字印刷的方法是先製成單字的陽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單字挑選出來，排列在字盤內，塗墨印刷，印完後再將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時再次使用。

唐朝發明了雕版印刷術，而且唐朝中後期已經普遍使用雕版印刷術。 ^[1]  宋朝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宋朝沒有普遍使用活字印刷術。宋朝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術。 ^[2] 

中國宋代的一介布衣畢昇發明了泥活字，德國人古登堡最終集大成發明了鉛活字。鉛活字印刷術經濟實用，促進了歐洲出版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歐洲的現代化，風靡全世界。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貼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畫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體凸出的陽文，和字體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體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雕版印刷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顯缺點∶第一，刻版費時費工費料，第二，大批書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錯字不容易更正。

北宋平民發明家畢昇總結了歷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覆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畢昇的方法是這樣的：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體單字，字劃突起的高度像銅錢邊緣的厚度一樣，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以備同一版內重複的時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沒有準備，可以隨制隨用。

為便於揀字，把膠泥活字按韻分類放在木格子裏，貼上紙條標明。排字的時候，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託，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揀出來一個個排進框內。排滿一框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藥劑稍微融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藥劑冷卻凝固後，就成為版型。印刷的時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紙，加一定的壓力就行了。為了可以連續印刷，就用兩塊鐵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兩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後，用火把藥劑烤化，用手輕輕一抖，活字就可以從鐵板上脱落下來，再按韻放回原來木格里，以備下次再用。

畢昇還試驗過木活字印刷，由於木料紋理疏密不勻，刻制困難，木活字沾水後變形，以及和藥劑粘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等原因，所以畢昇沒有采用。畢昇的膠泥活字版印書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極其可觀了，不僅能夠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質量，比雕版印刷要優越得多。

活字製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就可隨時拼版，大大地加快了製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後，可以拆版，活字可重複使用，且活字比雕版佔有的空間小，容易存儲和保管。這樣活字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

用活字印刷的這種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詔書，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古代的印章對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啓示作用。 ^[3] 

現代的凸版鉛印，雖然在設備和技術條件上是宋朝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人類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中間，中國的平民發明家畢昇的功績不可磨滅的。可是關於畢昇的生平事蹟，我們卻一無所知，幸虧畢昇創造活字印刷術的事蹟，比較完整地記錄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名著《夢溪筆談》裏。但是除開西夏文字的幾本推測為活字印刷的佛經外，中原地區無發現活字印刷的中文印刷品。（與後文“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説觀無量壽佛經》經鑑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矛盾。）

畢昇發明泥活字，是活字的開端。以後又發展了錫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對後世影響較大，僅次於雕版。朝鮮古代曾有過鐵活字。現代鉛合金活字是德國人J.谷登堡於15世紀50年代所創制。

漢字活字字體主要有宋體、正楷、仿宋、黑體4種。並有長扁變形體，另有隸書、魏碑、美術體等不同風格的字體多種。宋體又稱老宋體，橫細直粗，整齊清晰，容易辨認，閲讀效果好，為中國書刊報紙正文的基本用字，字面有粗體、細體等三四種，日本人稱為“明朝體”。正楷字體端莊方正，筆法和手寫相仿，有幾種不同風格的活字，適用面廣，小學課本和兒童讀物更多使用。仿宋體是仿照宋刻本的正楷字設計的活字，橫直筆畫粗細相近，橫畫略向右上傾斜，秀麗清健悦目，書刊的正文、標題、圖版説明文，商品包裝廣告等均適用。字體有方形、長形2種。黑體，視覺上橫直筆畫粗細相同，方正粗黑，又名方體字、等線體字，字體也有粗體細體的不同，一般作標題和重點文句用。

外文活字，有拉丁文、希臘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緬文、泰文等多種，都設計有多種字體。拉丁文活字字體種類最多，按不同風格，可分為哥特體、羅馬體、無裝飾線黑體 （又稱等線體）、方裝飾線黑體（又稱埃及體）、斜體（又稱意大利體）、手寫體、美術體7大類，每一類中都有不同風格的字體，少則十多種，多則幾十種，各國有自己的使用習慣。

2010年11月15日《活字印刷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列入2010年“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國的木版活字印刷術在2010年11月，已被列入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候選名單。《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收錄的是那些在社區或羣體的努力保護下，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脅的文化遺產。為將文化遺產列入名錄，相關國家需要承諾執行專門的保護計劃，並有可能從教科文組織管理的一個基金獲得財政方面的資助。 ^[4] 

關於活字印刷的記載首見於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畢昇用膠泥制字，一個字為一個印，用火燒硬，使之成為陶質。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鐵板上放松香、蠟、紙灰等的混合物，鐵板四周圍着一個鐵框，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然後用火烘烤，將混合物熔化，與活字塊結為一體，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進行印刷。

用這種方法，印二、三本談不上什麼效率，如果印數多了，幾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為了提高效率，常用兩塊鐵板，一塊印刷，一塊排字。印完一塊，另一塊又排好了，這樣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製成20多個字，以備一版內有重複時使用。沒有準備的生僻字，則臨時刻出，用草木火馬上燒成。從印板上拆下來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內，外面貼上按韻分類的標籤，以備檢索。

畢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實驗發現木紋疏密不一，遇水後易膨漲變形，與粘藥固結後不易去下，才改用膠泥。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發明並未受到當時統治者和社會的重視，他死後，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流傳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説觀無量壽佛經》經鑑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 ^[5]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裏學來了畢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藥熔化。雖然銅板比鐵板價格貴，但這對一個公爵來説就算不了什麼。

元代的姚樞（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説》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昇以後的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昇原有的技術。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活字）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東泰安人徐志定製成陶活字，印《周易説略》。他將泥土煅燒後製成活字用以排版印書，採用的仍然是畢昇用過的方法。

19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時30年，制泥活字10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制的泥活字數千枚的刻東西的印章。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1962年發現於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與楊古同時代的王禎(1271~1368年）創制了木活字。王禎是山東東平人，是一位農學家，做過幾任縣官，他留下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關於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這本書內。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 萬多個，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試印了6萬多字的《旌德縣誌》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輕質木材作成一個大輪盤，直徑約七尺，輪軸高三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一個個格子裏。他做了兩副這樣的大輪盤，排字工人坐在兩副輪盤之間，轉動輪盤即可找字，這就是王禎所説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是排字技術上的一個創舉。元代木活字印本書雖已失傳，但當時維吾爾文的木活字則有幾百個流傳下來。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餘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羣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製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於推廣。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於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200萬個。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發現崇寧年間的《佛説觀無量壽佛經》殘本，字體大小不一，有個別字被橫置，顯然是活字本。1907年，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發現1300年的幾百枚全套維吾爾文字母活字。1928年中國考古隊在吐魯番地區發現帶漢字的維吾爾文活字印本。

1322年，浙江奉化縣尹馬稱德，用十萬木活字，排印《大學衍義》。

1490年，江蘇無錫印書家華隧，用銅活字排印書籍千餘卷。

1574年，銅活字排印《太平御覽》1000卷。

明代用木活字排印的印刷物包括《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四友齋叢説》、《晏子春秋》、《小字錄》、《欒城集》等。

明代銅活字本包括《宋諸臣奏議》、《渭南文集》、《石湖居士集》、《曹子建集》、《蔡中郎文集》、《吳中水利通志》、《唐人集》、《玉台新詠》等。

1725年，內府製造25萬枚銅活字，排印64套《古今圖書集成》，共32萬餘卷。

1733年雍正詔令制木刻活字。二十五萬餘木刻活字，在一年內全部完成，排印2300卷《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現存清代活字刊本還有《常州府志》、《近台記聞》、《無錫縣誌》、《精訂綱鑑二十一史通俗衍義》、《紅樓夢》、《萬曆野獲篇》、《續資治通鑑長篇》、《學海類篇》、《南疆譯史勘本》、《仙屏書屋初集》、《音學五書》、《琳琅秘室叢書》等。

13世紀末，高麗用金屬活字印《清涼答順宗心要法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本。

1376年，朝鮮出現木活字《通鑑綱目》。

1436年朝鮮用鉛活字刊印《通鑑綱目》。

16世紀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經》、《勸學文》。

1440年左右，約翰內斯·古騰堡將當時歐洲已有的多項技術整合在一起，發明了鉛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歐洲傳播開來，實質上推進了印刷形成工業化。

1584年西班牙歷史學家傳教士岡薩雷斯· 德·門多薩在所著《中華大帝國史》中提出，古騰堡受到中國印刷技術影響；中國的印刷術，通過兩條途徑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經俄羅斯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通過阿拉伯商人攜帶書籍傳入德國，古騰堡以這些中國書籍，作為他的印刷的藍本。

門多薩的書很快被翻譯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歐洲產生很大影響。法國曆史學家路易·勒·羅伊，文學家米歇爾·德·蒙田等，都同意門多薩的論點。漢學家安田樸曾以“歐洲中心論欺騙行為的代表作：所謂古登堡可能是印刷術的發明人”為題，論證歐洲的活字印刷術來源於中國。

意大利人則將活字印刷傳入歐洲的功勞，歸功於倫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書家帕菲洛卡·斯塔爾迪，他見到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來的活字版書籍，採用活字法印書。意大利人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樹立他的雕像作為紀念。

法國漢學家儒蓮，曾將沈括《夢溪筆談》中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一段史料，翻譯成法文，他是最早將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史實，介紹到歐洲的人。

古登堡所發明的鉛字，實際上同時含有鉛、錫與銻。因為活字合金含有鉛等對人體有害的金屬、使用麻煩以及工藝上的不足，在電腦排版流行以後，逐漸銷聲匿跡。

活字印刷術、渾天儀、豆漿，這些都是中國人熟知的發明，不過，有很多韓國人聲稱它們的發明權歸韓國。這不，因為韓國的一本古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本，於是韓國人便聲稱自己是活字印刷術發明的祖先。 ^[6] 

韓國學者敢於宣稱“起源國”在於有“活字實物”、“印刷物文物”兩手證據。

一手證據是《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下稱《直指》）。韓國駐華使館官方網站稱：2001年6月，《直指》終於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韓國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為《直指》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

另外一手是他們根據《夢溪筆談》的記載對畢昇的泥活字進行了還原，發現了“問題”，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韓國學者提出，畢昇僅僅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只是一個設想，並沒有付諸實施。

話説《直指》作為韓國金屬活字的“孤證”，受到了超越國寶的尊崇，宣傳攻勢十分了得，前總統金大中親自參加了古印刷博物館的活動，清州市和慶州市有“直指路”、“直指橋”等等——可見，韓國人已經把活字印刷當作發展旅遊業的金字招牌。為了打造這個金字招牌，韓國前後動用了數以億計的金錢——僅僅是2000年的清州國際印刷出版展覽會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開館十週年慶典，韓國政府便投入150億韓元舉辦。

在捍衞中國活字印刷發明權方面，中國專家學者紛紛著述，推出數以百計的文章，更撰寫出一系列學術專著，例如張秀民、韓琦的《中國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史金波、雅森.吾守爾的《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鄒毅的《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等等，闡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對“韓國為活字印刷術的祖先”這一論調進行了有力回擊。

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所長肖東發教授更是指出，由於採取了“打印”方式，韓國的金屬活字最初每天僅能印10頁，經過多年改造後達到韓國金屬活字印刷頂峯的“甲寅字”一天也只能印40頁，速度上遠落後於採用“刷印”的中國的泥字、木字及金屬字印刷術。

面對韓國的兩手證據，中國提出了“活字實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發展史”三方面的證據。

依照《夢溪筆談》中的記述，後人完全可以再造畢昇當年發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蘇州李瑤、安徽涇縣翟金生用畢昇遺法制泥活字證明可行。

而在當代，北京印刷學院課題組在2002年完成了這一工作，對韓國學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來”等質疑作了明確的否定。

該課題組按照《夢溪筆談》“薄如錢唇”的描述製作了1.2釐米高和0.6釐米高兩種規格的活字，經專業測試和印刷試驗，不存在“易碎”問題。該課題組介紹，韓國學者製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為太薄或者燒製工藝不成熟。

至於韓國學者質疑“常使活字掉下來”，課題組根據當時配方松香、蜂蠟和紙灰，只要粘藥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課題組認為，韓國學者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由於使用了不良配藥，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藥與畢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對活字的“復活”，出土文物對中國四大發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21世紀初不斷髮現比韓國《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寧夏賀蘭山山嘴溝石窟裏發現的西夏（1038-1227）文獻甚至詳細記錄了參與印刷各個工序的人員名單。

從印刷發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後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於中國，最晚在唐代已經發明。

孫壽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武威市著名西夏學者、西夏文泥活字專家）通過對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説經》多年的研究後證明了《維摩詰所説經》是泥活字印刷版本，這一學術實踐的研究成功，證明了泥活字印刷術源於中國.對於活字印刷的爭論十分激烈，並由此開過世界的學術會議。而孫壽齡堅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斷，他從武威出土的這件文物認定，中國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為了拿出更有説服力的證據，他根據北宋大科學家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選泥、制料、刻字、燒製，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飯的土爐子燒製泥活字，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在煙熏火燎中經受了一次次失敗的考驗。最後，從爐灰中用皸裂的雙手扒出了3000多個既難寫又難認的西夏文陶字，又用畢之法摸索印書，終於用自己親手刻出的字印出了《維摩詰所説經》（下卷）。這一成功，以確鑿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