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

書法在中國歷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也陶冶着人們的思想品格。書法分類有多種：楷書，隸書，草書，行書，魏碑作為楷書的一種，散發着她獨特的魅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適應社會意識需要的佛、道之學勃然興盛。佛、道的宣傳方法是以寫經為一大功德。尤其佛學，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從漢代風行的立碑時尚，轉向佛學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內雖戰亂不止，造像求長生的心理卻更加熾烈，刻石佛記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數千萬。魏碑應運而生。

魏碑(2張)

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長於榜書，這就是所説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南北朝，因為地域差別，個人習性、書風迥然不同。北書剛強，南書藴藉，各臻其妙，無分上下。

魏碑書法筆劃嚴謹、樸厚靈動，豐腴不失於板刻，上承漢隸，下開唐楷，兼有隸楷兩體之神韻。它的書法藝術是在漢隸和晉楷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的，堪稱漢碑中的上品。古今書家對此碑都給予最高評價，可謂漢碑集成之碑。

近現代書法家，對魏碑甚為推崇，臨學者眾多，尤以中國北方地區更興，也許雄強古樸的魏碑與北方人豪放的相符，有較高造詣者也為數不少。如南京的蕭嫺為康有為的學生，用筆瀟灑中參透魏碑的筆意。李志敏遍學歷代書法大家，倡導“碑帖結合”“引碑入草”是他的一大貢獻。于右任的行楷書藝術,便是在北魏楷書中融入了行書和隸書的筆意,可謂融碑帖於一爐,形成他獨特的書作。武中奇，慰天池等書法造化出奇，凝神透勁，其魏碑味道仍是很濃的。他們書法之高，在於取魏碑之神，而創造出有自已個性特色的藝術境界。書法的最高境界在於入門而取形，出門而取神。

南北朝時期是楷書發展的第一個高峯。其時南北分割，書法上形成南北兩派不同風格。兩派共祖鍾繇、衞瓘，但南派以王羲之為宗，承江左風氣，比較疏放，多以書牘見稱；北派以索靖為宗，繼中原古法仍存隸意，以碑板見稱。北派碑版即後世所説的“魏碑”。著名石刻有《龍門二十品》《鄭文公碑》，以及雲峯山諸石刻、《石門銘》《張玄墓誌銘》《刁遵墓誌銘》等。代表書家有索靖、崔悦、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等。

魏碑是楷書的一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體。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藴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一樣。鍾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温雅，北書雄健”；與晉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一，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讚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碑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鍾致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承漢隸之餘韻，啓唐楷之先聲。”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

魏碑是指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現存的魏碑書體都是楷書，因此有時也把這些楷書碑刻作品稱為“魏楷”。魏碑原本也稱北碑，在北朝相繼的各個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國時間最長，後來就用“魏碑”來指稱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誌銘”“摩崖”和“造像記”的形式存在的。

現存魏碑作品的數量巨大，僅僅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這些作品良莠不齊，經過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從中脱穎而出，被視為魏碑的代表作。

主要有四類：造像記、碑碣、摩崖、墓誌銘。

造像記是佛教興盛的產物。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發展步入高峯。特別是北朝地區在佛即君主、禪觀苦修思想的影響下，開窟造像的風氣大盛，造像記也大量出現。

魏碑中屬造像記者有：

北魏時期造像記最受後人推崇的是《龍門二十品》。康有為説：“龍門造像 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俊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他又把其書法風格析分為四體： “楊大眼、瑰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沉着勁重為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 高樹，端方峻整為一體；解伯達、齊郡王祐，峻骨妙氣為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偉為一 體”〔《廣藝舟雙楫丨餘論第十九》〉。造像記雖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但其風貌都反映出那個時 代的審美風尚和追求。

北魏時期造像刻石行業當是極其發達，僅從北魏立朝一百多年竟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記中 可見一斑。二千多方造像記中許多與《龍門二十品》迥異，有的與晉唐書法近似，這説明以造像 刻石為業的多是漢人。從《龍門二十品》多為鮮卑貴族造像記這一情形可以看到，鐫刻者是受 到貴族青睞的、行業之中的佼佼者。《龍門二十品》出於何人之手，是刻手自書自刻，還是與行 業中的書手合作而成，多數已不得而知。但刻工於其中的創造是明顯的：稜角分明、斬釘截鐵的筆畫，純為鐵刃大刀闊斧、不加修飾地鑿出的。這些叮噹鑿成的斬截利落的粗獷線條，有遊牧民族剽悍之氣，反映出時代的審美風尚。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刻工們的創造，寫下了中國書法史上瑰奇的一頁，給書法藝術帶來了無限的生機。

魏碑中屬碑碣者有：

北朝打破西晉的一切成規，不僅大立碑碣，而且無字體規範，故碑碣書法豐富多彩。

北朝碑碣除 《廣武將軍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嶽華山廟碑》等為隸書外，其餘都是 楷書碑。著名的有《張猛龍碑》《大代華岳廟碑》《中嶽嵩高靈廟碑》《暉福寺碑》《吊比干碑》《高慶碑》 《張猛龍碑》《賈思伯碑》《根法師碑》《高貞碑》《元萇温泉頌》《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趙君王修寺頌記》《曹恪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 是《張猛龍碑》，備受後人推崇。康有為説:“《張猛龍》猶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結構精絕，變化無端”，“為正體變態之宗”。

魏碑中屬墓誌銘者有

墓誌銘為北碑的另一大宗，產生於東漢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後來發展為一種石刻品 類，體制多樣而精緻。已出土的北魏墓誌達二、三百方之多，大都為精美秀整的楷書。其中著 名的如《張黑女墓誌》《元顯雋墓誌》《皇甫瞵菡志》《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元暉墓誌》 《石婉墓誌》《李壁堪志》《鞠彥雲墓誌》《元瑛墓誌》《司馬悦墓誌》《元懷墓誌》《元倪墓誌》等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北魏墓誌以元魏王室貴族的為大宗，書丹者當多為當 時名手，鐫刻者亦非平蹐之輩，故書法以精美嚴謹為主要特徵。如果説造像記反映了民間書法 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貴族為代表的墓誌則反映了上層貴族的書法面貌。綜觀二者，方可見北魏書法的慨貌。

墓誌書法與造像記的典型《龍門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晉楷書的遺貌，較 為規範，字裏行間滲透着書刻者小心翼翼與畢恭畢敬的神情。其與南朝墓誌、唐楷的相近的情 形，透出楷書發展演進的消息。

摩崖為北朝書法的又一奇觀，在山崖岩石上刻下的書跡稱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石門 銘》《雲峯山刻石》《泰山經石峪金剛經》等。

《石門銘》為王遠所書，筆畫開闊恣肆，結體奇縱，字勢飛逸。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將 其列為神品，贊其書法“若瓊島散仙，驂鸞跨鶴”〉。

雲峯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種，分佈於山東天柱(平度)、雲峯、太基(掖縣)三山，其中以《鄭文公碑》上、下八《觀海童詩》《論經書詩》《此天柱之山》諸題字最為著名。這些刻石相傳為鄭道昭所書，筆畫遒勁雄強，岡中有方，結體寬博飄逸。“有云鶴海鷗之態”〈清包世 臣《藝舟雙楫》〉。諸刻石風格不盡相同，《鄭》碑端穆嚴謹;《論經書詩》瀟散跌宕；諸題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勁疏朗，無不與所書內容相吻合，充滿“鄭公乘煙至，道士披霞歸”的意趣。《鄭文公碑》沒有署名，直至阮元親臨摹拓，且考訂為鄭道昭的作品。清代以前，《鄭文公上碑》沒有得到重視，只是北宋金石學家趙明誠(李清照夫)，將鄭道昭父子的刻石記入他的權威著作《金石錄》中。到了清代，"尊碑、備魏、取隋、卑唐"的主張的提出，突破了帖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鄭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並在北朝眾多的碑刻中，最受人稱道。清代包世臣謂此碑篆勢、分韻、草情畢具，有“雲鶴海鷗之態”,是魏碑書法藝術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説：“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是“真文苑奇珍也”。而康有為在看過“鄭文公碑”後説，如果誰沒有見過此碑，就沒有資格談論書法。在清代，已成為“碑學”魏碑體不可多得的珍寶。 ^[3] 

鄭道昭《雲峯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於 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釗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啖名，稱右軍為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僅執《蘭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讚歎，非真知書者也。餘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水牛山文殊般若經》《匡喆刻經頌》諸隋崖（圖錄78.79）意趣與 《瘞鶴銘》、雲峯山刻石迥異，可謂是佛家書跡的代表。尤其是《金剛經》用筆渾厚豐滿，結體端 莊寬博，渾穆簡靜，大有容天下萬亊的雍容氣度。

北朝石刻書法藝術特色，康有為曾作過十分精彩的概括，計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 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 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盛讚北碑“備眾美，通古今，極正變，足為書家極則”， 並説:“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眾美”《廣藝舟雙楫》。清人的實踐證明了康氏所 言不誣。

北朝也有寫經墨跡傳世，由此可見寫經體的演進及其與南朝寫經體的一致。

“龍門二十品”是指在龍門石窟中發現的北魏時期二十方造像記，這些作品被認為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首先提出了龍門二十品的篇目：《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

《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

《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

《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題記》

《一弗為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

《北海王元祥造像題記》

《司馬解伯達造像題記》

《北海王國太妃高為孫保造像題記》

《雲陽伯鄭長酞為亡父母等造像題記》

《高樹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題記》

《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題記》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賀蘭汗造像題記》

《馬振拜等卅四人為皇帝造像題記》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題記》

《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像題記》

《安定王元燮為亡祖等造像題記》

《齊郡王元佑造像題記》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題記》

《比丘道匠造像題記》

龍門石窟造像記數量多達數千方，其中最傑出的作品流傳還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説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記《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和《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也合稱“龍門四品”。

這件摩崖是北魏書法家鄭道昭的作品，歷來為書家所重。清朝學者葉昌熾認為：“其筆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康有為稱其為：“魏碑圓筆之極軌。”鍾致帥《雪軒書品》中説：“雲峯魏碑，承漢隸之餘韻，啓唐楷之先聲。不失為一代名作，無愧於千古佳品。”

《張猛龍碑》這件石碑也是備受書法家們的推崇。清朝學者楊守敬評論説：“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認為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於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據學者趙函則指出：“正書虯健，已開歐、虞之門户。”認為唐朝書法家歐陽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響。

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唐朝的書法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一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一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

唐楷達到的高度及其法度嚴謹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後人對楷書的修習變得程序化，楷書的面貌變得標準化，從而喪失創造力。結果，宋朝四位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都沒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書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行書和草書的創作。到了明朝，由於科舉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現了一種稱為“台閣體”的書風。“台閣體”楷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官方字體，追求美觀、大方，同時也要求標準、規範。這種要求抑制了書法家的創作個性。清朝則進一步演變為“館閣體”，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評。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着《藝舟雙楫》，康有為着《廣藝舟雙楫》，一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裏面明確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另外，魏碑經過標準化成為“魏體”字，是最常用的漢字印刷字體之一。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碑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難度，其實踐價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應為碑帖結合的高級形態。李志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汲取前輩書家碑帖結合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率先明確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題，並進行了開創性的嘗試和探索。 ^[5]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理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收穫甚豐。主要有《四體書勢》（衞恆撰）、 《隸書體》（成公綏撰）、《草書狀》（索靖撰）、《行書狀》（晉王珉撰）、《草書陚》（楊泉撰）、《飛白書 勢銘》（劉邵撰，以上為西晉），《筆陣圖》（傳衞夫人撰）、《書論》《題衞夫人筆陣圖後》《筆勢論 十二章並序》（傳王羲之撰，不可靠，以上為東晉），《採古來能書人名》（羊欣撰）、《論書表》（虞龢撰）、《論書》《筆意贊》（王僧虔撰）、《文字志目》（王愔撰）、《論書表》（江式撰）、《與梁武帝論書啓》（陶弘景撰）、《古今書評》（袁昂撰）、《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古今書人優劣評》（梁武帝撰）、《論書》（庾元威撰）、《書品》（庾肩吾撰）、《題右軍樂毅論》（僧智永撰） 等。這些著作在書法理論發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和書法理論所取得的成就，為唐代書法的昌盛奠定了深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