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本

(1). 宋代以來説話藝人説唱故事所用的底本。

如《京本通俗小説》、《清平山堂話本》、《全相平話五種》等。

元 汪元亨 《沉醉東風·歸田》曲：“千古興亡費討論，總一段漁樵話本。”《醒世恆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今日説一段話本，正與 王奉 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説這話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場。”

(4).指傀儡戲、影戲、雜劇和諸宮調的底本。

參閲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紀勝·瓦舍眾伎》。

(5).猶話柄。

《剪燈新話·牡丹燈記》：“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寃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

周朝已經出現講故事的説唱文學，如《荀子·成相篇》一文，被認為是當時民間的講唱文學。三國時代已經出現過“徘優小説”，將表演與説唱於一體，可能是説話藝術的雛型。唐代“説話”已在宮庭中流行。 ^[1]  話本小説到了宋朝達到顛峯，宋朝的話本能興盛發展，其原因主要有兩大主因：

話本是“説話人”説話所依據的底本，原只是師徒的“説話”的書面記錄。並不是讓人看的書面著述，原為口語體，現改編成可供閲讀的話本小説了。隨着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居民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不僅有眾多的官吏和士兵，還聚集着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形成了一個新的市民階層。各種民間伎藝都向城市匯合，以適應新的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北宋東京、南宋臨安等大城市裏，有着數十座稱為“瓦舍”或“瓦子”的綜合性的遊藝場，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欄”（類似後代的戲院），分別上演雜劇、諸宮調和“説話”等各種伎藝。南宋時，“説話”通常分為“小説”、説經、講史和合生四家。

“小説”又稱“銀字兒”，專講短篇故事，題材非常廣泛，舉凡愛情、公案、神怪，以及歷史故事等，幾乎無所不包。“小説”題材包括胭脂、靈怪、傳奇、公案等，現存45篇。

説經，包括“説參請”、“説諢經”，專講宗教故事。説經，其原意是演説佛書。今存的宋元説經話本，只有無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這部作品，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或斷為宋刊，或疑為元刻。至於“詩話”一體，王國維在所作“跋”語中説：“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

《取經詩話》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名卷分若干段，數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標題；其末尾必有詩一首或二、三首，總括該段故事內容，揭示佛法無邊、信佛則逢凶化吉的宗旨。就“詩”與“話”的關係看，“話”是主體，演説藴含佛理的故事；“詩”是一種輔助手段，便於聽眾或讀者加深對故事的理解。

《取經詩話》敍述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求請大乘佛法。上路不久，遇見一 “白衣秀才”，自稱：“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於是，取經隊伍由六人增至七人，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餘諸人並無名姓稱謂。猴行者神通廣大，已成為故事的主角。各段故事有詳有略，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講師徒一行進入樹人國，唐僧命小行者去買菜，小行者被人用妖法變作驢子，猴行者前往解救，將作法者的妻子變作“一束青草，放在驢子口伴”。兩相鬥法，結果，作法者不敵猴行者。又如“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講猴行者降伏白虎精，描述生動，情節奇異。然而，因是“説經”的緣故，有些地方顯出深厚的説教意味，如“入香山寺第四”，稱蛇子國的大蛇小蛇皆有佛性，故它們“見法師七人前來，其蛇盡皆避路，閉目低頭，人過一無所傷”。這樣的情節，平淡呆板，了無趣味。總之，《取經詩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説經話本的風貌，也反映出中土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會的情況。 ^[2] 

講史，專説歷史故事。“講史”是演義歷史小説，篇幅比小説話本長，是中國長篇小説的開端，現存《大宋宣和遺事》和“全相平話五種”——《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秦並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三國志平話》。

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玩諷的稱“喬合生”。有人認為可能是兩人演出，一人指物為題，一人應命説詠，據説與起令隨令相似，形式靈活，似乎並無故事情節，近似現代的相聲。此外，還有“説諢話”（説逗笑的話）、“商謎”（猜謎）。由於合生、説諢話和商謎等無話本傳世，其演出形式與作品內容已無從確知。

宋、金、元、明時代，話本代表一種特殊的敍事性作品的體裁，既包括傀儡戲、皮影戲及各種講唱藝術的底本，又包括講唱藝人口頭創作成果的記錄整理本，同時還包括按照講唱藝術格式編寫的通俗讀物。總之，話本一詞應用的範圍相當廣泛。

如元稹詩注所説的《一枝花話》和敦煌寫卷《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原卷寫作“畫”）本》。話本（見宋元話本）在宋代逐漸盛行，開始有刻本流傳。話本一般指小説、講史、説經等説話人的底本，但傀儡戲、 影戲、雜劇和諸宮調的底本， 也稱作話本（據《都城紀勝》及《西廂記諸宮調》）。後來還有人把明清人摹擬話本而寫的短篇白話小説也稱為話本。又有人只把小説家的底本稱作話本。話本多數以敍説為主，中間穿插一些詩詞，也有以唱詞為主的。明代人則稱為評話或詞話。元代以前的話本留存不多，講史家的話本一般稱作“平話”，如《新編五代史評話》等，傳世的還有《大宋宣和遺事》、《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小説家的話本多稱作“小説”，如元刻本《新編紅白蜘蛛小説》(現存殘頁)和清平山堂刻本的《六十家小説》等，見於記載的篇目達一百四十多篇，現存不過二三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説》、《清平山堂話本》諸書。還有稱作“詩話”的，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話本本來是説話人演講故事的底本，往往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編印成書，就成為一種通俗讀物，形成一種特殊的體裁和風格，代表中國白話小説的一個發展階段。明清人摹仿話本體裁而寫作的短篇白話小説，近人稱為“擬話本”；講史類的作品則稱為“演義”。

話本的語言以白話為主，融合部分文言，間亦穿插一些古典詩詞。作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語言生動、潑辣，富於表演力，作品的主角多為手工業者、婦女、市井商人等，為新興的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對後代的通俗文學和戲劇、曲藝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魯迅説：“這類作品，不但體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話，所以實在是小説史上的一大變遷。”

從上古時代開始，廣大民眾就利用勞動的餘暇時間，口頭講述神話、傳説與故事，以滿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公元八世紀的唐朝中期，隨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在民間敍事文學的基礎之上，陸續產生了一些講唱藝術。唐朝講唱藝術有講經、論議、變文、説話、俗賦、詞文等，每一種都形成了特定的體制。其中「説話」一詞乃是講故事的意思，這種藝術形式以散説與唸誦為主，以歌唱為輔，後代稱做「説書」。

不少人籠統地把講唱藝術稱做「説書」（或稱「説話」），但嚴格説來，説書只是講唱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外還有些單純唱曲的講唱藝術，不能納入説書的範圍。

據現存文獻，"話本"一詞最早出現於唐《韓擒虎話本》，該文篇末有“畫本既終，並無抄略”之語，有學者據此認為“畫本”即“話本”，“畫”“話”系同音假借；也有學者認為“畫本”一詞中的“畫”在唐宋時為圖畫之意，因後來説唱文學擺脱變文的影響不再配圖時，“畫本”一詞就轉化為“話本”了。然“話本”一詞仍未有較為統一的意見。而文體意義上的“話本”“擬話本”概念，最早是由魯迅先生提出來的。

羅筱玉：《宋元講史話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宋元時代的講唱藝術，枝繁葉茂，蔚為大觀。廣大羣眾聆聽民間藝人講唱之餘，還希望藉助書面形式閲讀這類故事。

於是，一些下層文人把藝人所講的故事內容記錄下來，並整理出版，像《碾玉觀音》、《錯斬崔寧》一類話本，就可能吸收了講唱藝人中「小説家」的創作成果。

其他的取材來源

還有一些下層文人，按照講唱藝術的格式，改編史書、文言小説或其他前人著作，如話本《老馮唐直諫漢文帝》取材於《史記??馮唐列傳》；話本《藍橋記》則是唐代文言小説《裴航》的刪節本。 另外，像《西湖三塔記》、《刎頸鴛鴦會》、《花燈轎蓮女成佛記》等話本，則可能來源於陶真、鼓子詞或寶卷。

總之，「話本」是由講唱藝術衍生出來的一種文學體裁，它與講唱藝術一脈相承，並且保留着十分清晰的講唱藝術痕跡。

中國文言小説以唐傳奇文為成熟的標誌。而中國通俗小説則形成於宋、元、明時代，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敦煌遺書中的《廬山遠公話》、《孔子項託相問書》、《葉淨能詩》、《李陵蘇武執別詞》，以及原題已經佚失的韓擒虎故事、唐太宗入冥故事與秋胡故事等，應當看作是通俗小説的萌芽。

通俗小説的先驅

明朝嘉靖年間以前出版的宋元短篇話本，包括《紅白蜘蛛》以及《六十家小説》中的宋元作品，雖然從總體上看還相當粗糙和幼稚、不成熟，但已完成了從民間藝人口頭創作向文人書面文學的過渡，它們乃是短篇通俗小説的先驅。

《京本通俗小説》與《三言》中的宋元作品，已經由明朝文人作了較多的加工潤飾，描寫很細緻，人物個性鮮明而充實，甚至有了單獨的環境描寫與心理刻劃。這些作品包含着文人較多的獨立創作成分，它們與明朝後期產生的短篇話本相似，可以稱作成熟的短篇通俗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