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國

幼時能背誦《訓童蒙韻語》，十五歲到州學就讀。一天州學前演出大戲，州學學生都棄學外出看熱鬧，僅有胡安國一人安心誦讀，州學老師非常感動，賞贈紙筆佳硯。

早年拜程顥、程頤弟子楊時為師，研究性命之學。兩年後，進入太學，以理學家程頤之友朱長文、靳裁之為師。靳裁之與之討論經史大義，非常器重他。 ^[1-2] 

北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年），胡安國參加科舉考試，主管廷試的考官定為第一，宰相以試卷裏沒有詆譭元政治的言語，降低了名次。宋哲宗提拔為第三名榜眼。任命他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北路學事。旋改使湖南路學事。 ^[2] 

政和元年（1111年），胡安國任職成都知府。 ^[2] 

政和二年（1112年），遭母親喪事，遷居到江東。恰巧父親又去世，便對弟子説：“我過去做官是為二老雙親。如今即使有萬貫俸祿，我又給誰呢？”從此就稱病退出仕途，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耕田種地以自給，準備終老於此。 ^[2]  宣和五年（1123年），始撰《春秋傳》。 ^[1] 

宣和末年（1125年），別人薦舉胡安國擔任屯田郎，遭到了推辭。 ^[2] 

宋欽宗繼位（1126年），拜太常少卿，再次推辭了；拜起居郎，他還是推辭。宋欽宗頒旨催促他，他到了京師，以有病為由請假。宋欽宗召見時，胡安國啓奏説：“賢明的君主以倡導學術為最急之事，聖人之學以端正心術為要害，心是萬事之宗，正心是判斷事情掌理萬物的前提，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的人，虛心向他們諮詢，儘量發掘他們過人的智能。”又説：“國家一定要有穩定不變的政策，謀議既然定下來了，君臣就一定遵守。這樣，設想的事就可以做成，治理天下的功業也可以確立。如今皇帝登基臨朝已經半年了，而朝廷法紀制度還處於混亂狀態，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施政方針老出現違背常理的內容；大臣相互排擠，結黨營私的苗頭已經出現；各種職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各種讒言蜂起；用人失當；頒佈一項政令竟數度變更，導致臣民無法信任朝廷。若不掃除這些舊習，乘勢改弦易轍，恐怕大廈一旦傾斜，不可能再扶正。請皇上徵求大臣的意見，讓他們各陳己見。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則參用台諫之臣的意見；若台諫之臣辯駁不當，則專用大臣謀劃的方法。要在朝中由眾臣提出自己的看法，由皇帝做最後決斷，以此做為治國之策，依次施行。敢有動搖基本國策的，必受懲罰，決無赦免。這樣經過一段時間實踐，新政能夠推廣，中興大業必能成功。” ^[2] 

紹興元年（1131年），為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時政論》21篇，其內容包括定計、建都、設險、制國、恤民、立政、尚志、正心、養氣等。其《定計》篇大意説：“陛下登基已經六年了，要是建都，則未必有一定能堅守的地點；要是征討賊寇，則未必有不再變動的策略；要是建立政事，則未必有一定能執行不再反覆的政令；要是任用官吏，則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捨棄今天這個機會不再圖強，後悔就來不及了。”其《建都》篇大意説：“宜定都建康（南京）以鄰近關中、河內，作為復興的基業。”其《設險》篇大意説：“要想鞏固長江上游，必須保有漢水、沔水；要想鞏固長江下游，必須守住淮水、泗水；要想鞏固長江中游，必須以重兵鎮守安陸。”其《尚志》篇大意説：“應當立下一定能恢復中原、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寢的志向；應當立下一定能掃除敵寇，奉迎二帝回國的志向。”其《正心》篇大意説：“當務之急是軍務，希望能選拔正直的臣子，具備見多識廣、為國分憂、敢於直言的品質，安排在皇帝左右，從早到晚與皇帝討論國事，以求協助皇帝決策。”其《養氣》篇大意説：“用兵之勝負，軍隊之強弱，將帥之勇怯，都與人君所養之氣有直接關係。但願君主多注意為善，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養水準，使他頒佈的政令能夠在中國執行，讓百姓信服而又能讓夷狄知道，使剛正之氣充滿天地之間，這樣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 ^[2]  復任為給事中，到職十餘日求去，攜家寓居湖北荊門。荊門一帶兵荒馬亂，準備遷居。 ^[1] 

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適逢湘潭士人黎明、楊訓備船迎接，坐船溯湘江而上，抵達湘潭，至碧泉定居，遂落籍於湘潭。修築碧泉書堂，著書講學，從遊弟子數十人，潛心續撰《春秋傳》。胡安國志在經世濟民，感於時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訓詁，成為宋代理學家以義理治《春秋》的代表作。 ^{[1]  [3]} 

紹興五年（1135），因胡安國修纂的《春秋傳》成書，朝廷以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還未就職，諫官陳公輔上疏攻擊繼承程頤之學的人。胡安國的奏疏上達朝廷後，陳公輔等人則抨擊胡安國的觀點荒唐。朝廷改任胡安國為永州知州，胡安國沒有就任，改任提舉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 ^[2] 

紹興八年四月（1138年），胡安國逝世，葬於隱山。宋高宗賜諡文定。 ^[2]  ，賞賜金帛，委命湖南監司安置喪事，由潭州官府修建陵墓。 ^[4] 

《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文集》十五卷，《宋史》立傳，《宋元學案》中的《武夷學案》。 ^[1-2] 

胡安國推崇理學思想中的體元與正心。他説：“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始，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 ^[5]  認為“元”的體是仁，是仁人之心。“元”之質即在心之內，吾心通過“踐仁”“體元”達到與“元”合二為一，將宇宙之“元”歸入人的本心，凸顯了心在體認天理中所起的作用。他説：“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禹首曰：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玆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 ^[6]  他認為“元”，就是人主的“道德之元”，人主要“體元”，“體元”的過程，就是以身踐仁，就是令君心合於天心，就是強調“人心”必須合於“道心”。胡安國以“心”釋“仁”，以“心”為“元”的目的，就是要強調在“明人君之用”的基礎上，盡人君之能，正如其所説：“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認為：四端五典、萬事萬物，是心之用的具體表現，無不統於人之心體，受人之心體的支配和控制。其言曰：“四端五典，起滅心也，有所謂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滅心事也。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能操而長存者，動亦存，靜亦存，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也。” ^[7]  又説道：“放而不知求者，靜亦亡，動亦亡，燕居獨處，似繫馬而止也。事至物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矣。是以善學者，動亦察，靜亦察，無時而不察也。持之以敬，養之以和，事至物來，隨感而應，言居獨處，亦不坐馳，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

講涵養本心，隨感而發，但又説明了以致知和誠意為正心的工夫。由致、窮而不昧本心，以求聖門之學，最終以至修身而達天下國家。胡安國説：“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必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他的聖門之學關鍵是不昧本心，以達聖門之事業。

承認良知具有先知先能作用的本領：“夫良知不慮而知，良能不學而能，此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擴而充之，達於天下，立萬世之大經，經正而庶民心興、邪、息矣。”良知是人之本心，可先知先能，具備良知，可以愛親敬長；若儒者加以擴充而推廣到天下，可以由內聖開外王。

兒子：胡寅、胡寧、胡宏 ^{[1]  [9]} 

侄子：胡憲 ^[1] 

孫子：胡大原、胡大壯、胡大時、胡大本 ^[1] 

胡文定公墓，位於湘潭縣排頭鄉“天下隱山”山麓，名叫“仙鵝孵蛋”的一座小山坡上，始建於南宋紹興八年六月至八月，宋高宗賜金、帛委命湖南監司安置喪事，由潭州官府所建。 ^[4]  與天下隱山的慈雲禪寺、濂溪祠（北宋大文學家、理學家周敦頤祠堂）、三賢祠（紀念南宋大文學家、理學家胡安國，其季子胡宏、學者稱五峯先生，弟子張栻的大型祠堂）隔壠相望。 ^[10] 

胡氏後裔改碧泉書院為祠，取名胡文定公祠，專供祭祀。祠門聯有二：“海納百川，院育千人。武夷道脈，湘楚名家。” ^[3] 

胡氏後裔及湘人慕其胡氏父子之賢聖，生師其人而歿猶敬其神，在南宋理宗年間就修建了“三賢祠”。 ^[3] 

胡安國是兩宋時期著名的經學家、理學家和政治家，對兩宋之際的政治和學術領域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胡安國以其《時政論》、《治國論》、《春秋傳》，奠定了將心性之學與經世致用相結合的“湘派”風，一方面為理學的發揚光大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國寶典。

胡安國講學於碧泉學院，傳學胡宏及弟子。胡宏傳學張栻。張栻湘中門人眾多，僅見於《嶽麓學案》的即有33人。他們先後講學於碧泉、嶽麓、南嶽、主一等書院，培養大批學者，形成胡氏學派，一稱“隱山之學”。黃宗羲稱“湖南學派”，説“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也稱“衡嶽湖湘之學”或“湖湘學派”。王闓運稱“潭學”，説“胡開潭學，朱張繼響”；又説：“道學開自周敦頤，鄉邦無傳其學者。至安國及子寅、宏來發明之。湖湘之學，比於關洛。”湖湘學派研究傳統理學，有歷史侷限性，但提倡修身為學，主張經世致用，重教化，講名節，輕利祿，憎邪惡，對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風尚有深遠影響。 ^[1] 

胡寅：“宏綱大用，奧義微辭，既於筆削之書發揮底藴”，而“記誦訓詁、辨説詞華之習，一不與焉”（《進先公文集序》）；

胡寅：“公少時，有作為文章立名後世之意，其後篤志於天人性命之學，乃不復作。” ^[7] 

謝良佐：“胡康侯就像嚴冬大雪時，百草枯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