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忽必烈

孛兒只斤·忽必烈（一譯呼必賚 ^[49]  ，傳統蒙文：ᠪᠣᠷᠵᠢᠭᠢᠨ ᠤ ᠬᠣᠪᠢᠯᠠᠢ，西里爾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拉丁化拼寫蒙文：borjigin-u qubilai），生於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是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也是拖雷與正妻唆魯禾帖尼所生的嫡次子（在拖雷的十個兒子中排行第四） ^{[3]  [54]}  。

相傳，成吉思汗對剛出生的孫兒忽必烈端詳良久，然後説道∶“我們的孩子都是火紅色的，這個孩兒卻生得黑黝黝的，顯然像他的舅父們。去告訴唆魯禾帖尼別吉，讓她把他交給一個好乳母去餵養。”遵照他的意見，帶有部分克烈一突厥血統的忽必烈被交給拖雷的次妻撒魯黑（出身乃蠻部）撫養。 ^[77]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春，成吉思汗從西域撤軍，到了阿拉馬克委（今額爾濟斯河畔），會見前來迎接的眾親屬。恰巧十一歲的忽必烈和九歲的弟弟旭烈兀剛在原乃蠻部邊境的愛蠻·豁亦之地初獵而歸，忽必烈射殺了一隻兔子，旭烈兀射殺了一隻山羊 ^[5]  。按照蒙古人的風俗，成吉思汗親自為這對初獵成功的嫡孫舉行拭指儀式（孩子第一次出獵後由長輩在孩子的手指上拭油，即用所殺獵物的肉或油脂拭指 ^[136]  ）。 ^[77] 

長大後，忽必烈被認為英明睿智，侍奉母親以孝聞名 ^[6]  。他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尤其是喜歡聽唐太宗李世民作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蹟，而且由衷欽佩，鋭意模仿 ^[64]  。他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孜孜不倦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 ^[79]  。由於其一系列的努力，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圍漸漸彙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80]  。 ^[78]  乃馬真後稱制元年（1242年），西京懷仁人趙璧也應召到忽必烈左右。趙璧學習蒙古語，為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 ^[83]  。在趙璧薦引下進入王府的前金朝狀元王鶚為忽必烈講《孝經》《尚書》《易經》及儒家的政治學和歷史，每夜分，乃罷。同時，忽必烈在和林（故址位於今蒙古國後杭愛省杭愛山南麓）結識的僧人子聰（後得名劉秉忠），是一個“於書無所不讀”，“論天下事如指掌”的人，由於他博學多能，善於出謀劃策，深受忽必烈重視 ^[84]  。元定宗二年（1247年），漢地世侯史天澤的幕僚張德輝被忽必烈召見，議論治國之策與儒家學問，又推薦了名士李冶等二十餘人 ^[85]  。而早在窩闊台汗時期就已投靠蒙古貴族的漢族知識分子竇默和姚樞先後被忽必烈聘用。竇默為忽必烈講解三綱五常、正心誠意之説 ^[82]  ；姚樞為忽必烈講解儒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81]  。

在這些漢族儒士的影響下，忽必烈增加了許多可貴的知識和信息，而且為他了解中原漢地和日後以漢法治漢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準備。此時，忽必烈還有了一定的尊孔禮儒的傾向。如乃馬真後稱制三年（1244年）王鶚應忽必烈之召，攜孔子畫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舉行釋奠禮，忽必烈還與左右飲食其胙物。元憲宗二年（1252年），元好問、張德輝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也欣然接受。 ^[78] 

元憲宗元年（1251年）六月，忽必烈的長兄蒙哥在朮赤系的宗王長者拔都的支持下，成為大蒙古國皇帝（蒙古帝國大汗），是為元憲宗。因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長且賢”，蒙哥即位後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負責總領漠南漢地軍事 ^[54]  ，駐牧於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蓮川。 ^[7] 

在總領漠南前後，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些人中的漢族成員大都是中州精英和碩德耆儒。他們多數是較長時間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蓮川藩邸，一小部分漢地名士或因年邁者旋召旋歸，並不久留。此外還有眾多出自蒙古、色目，或具有宗教身份的人士。按後人劃分，主要可以分為以下數種 ^[86]  ：

（表格參考資料 ^{[86]  [54]}  ）

忽必烈對出身、目的不同的“金蓮川幕府”及其他應召人員，大抵是禮賢下士，虛己而問，兼容幷蓄，不明顯地抑此褒彼，以多聽多問為主，擇其有用有益而從。即使是對個別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失禮。如有一次，忽必烈召見了被俘北上的南人趙復，希望他作為自己攻南宋的嚮導，但趙復回答∶“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聽罷，並未怪罪趙復，也不強迫他入仕蒙古。 ^[86] 

“金蓮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動吸收漢法，並與中原士大夫實行政治聯合的良好開端，在一定程度上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漢地世侯的聯繫。從長遠看，它又為元帝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會支持和官員準備。 ^[86] 

蒙哥即汗位之初，忽必烈以皇太弟日侍聖駕，開始進入汗廷決策圈。他根據藩邸謀臣劉秉忠、張文謙等人的謀劃，論奏時務之急，替汗兄出謀劃策。對忽必烈的上奏，蒙哥大率言聽計從。不久後，為讓忽必烈替自己執掌漠南軍政大權，以對付窩闊台系、察合台系諸王，蒙哥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忽必烈統轄領治。隨後，忽必烈採納了姚樞的建議，請求只掌漠南軍事，不領民政，從而在一段時間內避免了兄弟間的猜嫌。 ^{[86]  [89]} 

忽必烈僅掌軍事以後，仍關注漠南的民事刑法。當時，蒙哥新任用的燕京等處斷事官牙魯瓦赤、不只兒負責管轄漠南漢地的財賦司法。二人隨意誅戮民眾，招來忽必烈嚴厲的指斥 ^[88]  。他後來徵大理途經六盤山時，許多趕來晉見的地方官大多是向忽必烈請求開恩庇護的，只有延安路（治今陝西延安）兵馬使袁湘面陳本路軍户睏乏之弊以及相應革除的辦法。忽必烈一面採納袁湘的意見並加以讚賞，一面訓戒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鞏昌總帥汪德臣稟告新城益昌賦税徭役免除事宜的請求，也得到他的批准。總之，總領漠南的忽必烈藉此機會在陝甘一帶留下了體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美名。 ^[86] 

元憲宗三年（1253年），蒙哥分賞諸王，允許忽必烈自擇南京（汴梁）、京兆（今陝西西安附近）中的一地，忽必烈採納姚樞的建議，選擇了京兆。元憲宗六年（1256年），蒙哥又以京兆户口過少，特意為忽必烈增封懷慶路孟州（今河南焦作）。至此忽必烈擁有封户四萬五千餘户，是為蒙哥統治時期獲得漢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 ^[96] 

忽必烈以便宜之權治理河南、關中，設立河南經略司，後更相繼設置宣撫司、從宜所、行部等，負責其京兆分地和陝西地區的統轄管理。在封地中，忽必烈延續此前的政策，任用部分中原士大夫，興立屯田，興復吏治，恢復農業，建立學校，使關隴地區的吏治有了明顯的進步。忽必烈運用漢法的成功治理，使其進一步取得北方漢族地主階級的擁護。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通過交相引薦，聚集在他的幕府裏，稱忽必烈為“聖王”。 ^[74]  忽必烈還成功拉攏到了部分漢地世侯的支持。 ^[96] 

在選擇駐屯地點上，忽必烈先把與蒙古風俗接近的突厥後裔居棲處回鶻（畏兀兒）當作首選地，但後來他聽取了木華黎之孫霸突魯的意見，決定打破遊牧舊習，遷於幽燕一帶。元憲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卜地桓州東、灤水北的龍崗，建造北連朔漠、南控中原的開平城（今內蒙古正藍旗），作為自己在漠南的固定駐所 ^[74]  。 ^[86] 

元憲宗二年（1252年），南宋軍隊攻打河南邊地。忽必烈因而請求蒙哥在河南設經略司，蒙哥同意，並任命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經略使。六月，忽必烈前往曲先腦兒覲見蒙哥，奉命率軍十萬出征西南的大理國。 ^[8]  這是忽必烈總領漠南後承擔的第一項重大軍事征伐。七月，遠征軍從漠北禡牙祭旗出發。遵照蒙哥的旨意，全軍軍事由大將兀良哈·兀良合台節制管領，忽必烈負責居上統轄。十二月，大軍渡黃河。翌年（1253年）春，經原西夏腹地鹽、夏二州。夏四月，出蕭關，駐軍六盤山。 ^[87] 

元憲宗三年（1253年）八月，忽必烈所率大軍到達臨兆，九月，抵忒剌。然後，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軍，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路軍，忽必烈親自率領中路軍。由於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仍被南宋控制，三路蒙古軍隊只能取道吐蕃東部等人跡罕至的地區，艱難跋涉。經雪山時，山路盤旋曲折，所有人都必須徒步前行。因忽必烈患有足疾，不得不由隨從鄭鼎等揹負以行。十月，過大渡河，軍隊在山谷中行進二千餘里，忽必烈率勁騎行進於前。 ^[87] 

入大理境後，蒙古軍乘革囊和木筏渡金沙江，攻下眾多砦柵（參見詞條元跨革囊）。十二月，忽必烈所率中路軍先行包圍大理城。兀良合台的西路軍也在攻取龍首關後，抵達大理城下。忽必烈先派三位使者入城勸降，但卻被大理人殺死。大理皇帝段興智和權臣高泰祥背城出戰，被蒙古軍打敗。忽必烈下令攻城，還親自登上點蒼山臨視城中戰況。是夜，大理守軍潰敗，段興智和高泰祥率眾逃遁。入城後，忽必烈最初見三使者被殺，大怒，一度欲屠城，但在張文謙、劉秉忠、姚樞等人的勸説下，特免殺掠。他命姚樞裂帛為旗，上寫“止殺”，分頭號令各街巷，使一城軍民安定。姚樞還蒐集了大理的圖書檔冊。同時，忽必烈令大將也古領兵追擊大理殘部，擒殺高泰祥於姚州。 ^[87] 

元憲宗四年（1254年）初，忽必烈班師北還，留兀良合台戍守雲南，又以劉時中為宣撫使，撫治雲南。 ^[87]  同年秋，段興智投降，大理滅亡。 ^[9] 

遠征大理的成功，展示了忽必烈的軍事征服才能，有助於他在後來的汗位爭奪中贏得相當的蒙古諸王貴族的擁戴。忽必烈本人亦對大理之行極為重視，直到二十餘年後仍能記憶，並將此役比於成吉思汗的班朱尼河盟誓。 ^[87] 

忽必烈在轄地實行“新政”，成效頗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慣於肆意徵索的貴族們的利益。加之其藩府勢力日益壯大，必然引起蒙哥的疑忌，一些貴族、大臣們又不斷進讒，使蒙哥與忽必烈之間在漢地政策和權益上的矛盾日深，最終爆發。 ^[110]  元憲宗七年（1257年），蒙哥命陝西行省大必闍赤阿藍答兒等在關中設鈎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財賦。阿藍答兒等從河南經略司、京兆宣撫司的官員中，羅織一百餘條罪狀，旨在除滅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員，削弱他的勢力。忽必烈採用姚樞建議，送家口前往和林，作為人質，自己則於十二月親自在也可迭烈孫之地入覲蒙哥。蒙哥看到皇弟遵旨而來，開始轉怒為喜。朝會之後，蒙哥兩次親自為忽必烈斟酒，忽必烈則拜退如禮，兄弟二人相對泫然而涕下。蒙哥汗竟不讓忽必烈稟白情況，就下令停止鈎考，但仍盡罷其所設置的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迫使他交出了邢州、河南、陝西三地區的權力。 ^{[74]  [97]  [110]} 

元憲宗八年（1258年），蒙哥興師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養，後因負責東路的諸王塔察兒進攻襄、郢地區無功受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總東路軍。忽必烈在開平東北行祭旗禮，正式出兵南下攻宋。元憲宗九年（1259年）初，蒙哥汗在合州釣魚城下攻勢受阻。 ^[10]  而忽必烈率軍抵達汝南，繼續向南宋進發，並派命楊惟中、郝經宣撫江淮。之後，他統領中路軍渡過淮河，攻入南宋境內。 ^[74] 

元憲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在久攻釣魚山不下，轉而南攻重慶的過程中死於金劍山温湯峽（今重慶北温泉） ^[98]  。九月，忽必烈從使者處得知了兄長死訊，使者促請忽必烈北歸。忽必烈認為：“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仍繼續南征，圍攻長江中游的鄂州（今湖北武漢），並以軍接應從雲南北上的兀良合台軍。 ^[74] 

後來，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報，和林眾臣謀立忽必烈之幼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經派阿藍答兒在開平附近調兵，並以脱裏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事於燕京，有奪取汗位的企圖，請忽必烈速返。年底，郝經上《班師議》，陳述必須立即退兵的理由，堅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決心。忽必烈聲稱要進攻南宋都城臨安，留大將繼續對鄂州的圍攻，增加對南宋的軍事壓力。不久後，南宋鄂州守臣賈似道遣使請和，約定南宋割地，並且送歲幣。 ^[74]  忽必烈在當日撤兵，輕騎北返燕京。 ^[110] 

中統元年（1260年）初，忽必烈率軍抵達燕京，在燕京近郊駐紮，解散了脱裏赤徵集的民兵，“民心大悦”。早在事態還相當微妙時，他就派廉希憲到軍前結歡於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孫子、在東道諸侯中居長的塔察兒，相約“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為他人所先”。而阿里不哥竭力誘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範，再名正言順地登上大汗寶座。忽必烈則清楚地意識到，在阿里不哥鞭長莫及的情況下，自己在控制和調動進入漢地的蒙古軍及漢軍方面擁有莫大的優勢與便利。因此他不肯輕易離開經營有年的中原而貿然北上。雙方間使臣往返，交涉不斷，矛盾日趨激化。 ^[110] 

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在開平召開忽裏勒台。塔察兒“率先”勸進，移相哥（合撒兒子）、忽剌忽兒（合赤温孫）、合丹（窩闊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孫）等合辭推戴，於是忽必烈登基，成為大蒙古國皇帝即蒙古帝國大汗。 ^[110]  忽必烈在踐祚次月發佈的《皇帝登寶位詔》中，自稱為“朕”，稱蒙哥為“先皇”，並且明確提出了“祖述變通”，“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提倡“文治”的政治綱領。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舊制，採行漢法，建立與中原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中央集權制封建政權。五月十九日，忽必烈發佈《中統建元詔》，正式建立大蒙古國的第一個年號“中統”。改元“中統”，明確地強調新政權之為中朝正統、“天下一家”的地位”。 ^{[11]  [110]} 

在登基後，忽必烈在中央設中書省，以王文統、趙壁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設十路宣撫司，任漢人儒士（或祖居中原的契丹人、漢化程度較高的色目人）為使。 ^[74]  到七月，升燕京宣慰司為燕京行中書省，王文統、趙璧並以中書省平章領行省事，它實際上承擔了當時朝廷臨時行政中樞的職能。與此同時，忽必烈又毫不遲疑地着手徵調和組編忠於他個人的精鋭部隊，用以保衞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開平一線心腹地區。由於蒙哥的怯薛大軍在扶柩北歸後大都滯留於漠北，忽必烈便在潛邸宿衞的基礎上迅速擴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隊。此外他還多次徵集各地兵員，以親信董文炳等統領新組建的侍衞親軍。為防範阿里不哥，朝廷還將馬匹、糧食大量運至漠南沿線，完成扼守大漠南緣、伺機渡漠遠征的戰前部署。同時對南宋保持克制態度，以集中力量解決阿里不哥。 ^[110] 

在得知忽必烈於漠南搶先召開忽裏勒台後，阿里不哥只得匆忙於中統元年（1260年）五月，在駐夏據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諸王宗戚，舉行大會，並在會上被擁立為大汗。這樣，蒙古帝國就出現了兩大汗相抗衡的局面。 ^[110] 

百科x混知：圖解忽必烈與阿里不哥(2張)

忽必烈在緩和了與支持阿里不哥的西道諸王關係的同時，以漢地豐富的人力、物力為依託，與阿里不哥展開了數年的內戰。他首先成功抵禦了分兵兩路南下的阿里不哥部，迫使阿里不哥撤出和林，退到由他繼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在短暫佔領和林後，忽必烈以宗王移相哥（一譯也松格）留守和林，自己退回漠南，並派軍援助宣撫京兆的廉希憲，擊殺了在陝甘一帶握有重兵的、阿里不哥支持者渾都海、阿藍答兒等，穩定關隴局勢。 ^[110] 

中統二年（1261年）初，忽必烈在開平集會，會議軍國大政，調整行政中樞。同年秋，阿里不哥又舉兵東來，用計誆騙移相哥，擊潰其部，佔領和林。十月，忽必烈率諸路漢軍與蒙古諸王所部再度北征，與阿里不哥大戰於“昔木土腦兒之西”，雖在局部取得戰果，但難分勝負。自是雙方引軍後退，相峙於大磧南緣。是年冬末，忽必烈師還，“詔撤所在戍兵，放民間新籤軍” ^[111]  。形勢有緩和的跡象。次年（1262年），漠北發生饑荒，忽必烈又禁絕通往和林的糧道。阿里不哥因糧餉不繼，西遷攻擊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魯思的阿魯忽（阿魯忽截留他徵集的貨物），於是忽必烈所部不戰而收復和林。中統五年（1264年），阿里不哥因駐地阿力麻裏出現饑荒，軍心渙散，只得向忽必烈輸誠。自此，長達五年的汗位糾紛由此結束。阿里不哥的失敗意味着草原諸王保守勢力受到挫折，客觀上為蒙古軍事貴族中主張“祖述變通”以“補偏救弊”的一派把統治中心從磧北移至漠南，從而更加便利於他們採納漢法，加強對中原的統治，提供了一個適逢其時的契機。 ^{[110]  [74]  [128]} 

在與阿里不哥鏖戰的同時，中統三年（1262年）春，管理益都行省的李璮乘機叛亂，被忽必烈派兵迅速鎮壓。李璮叛亂強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對手下部分漢臣與漢人世侯的猜忌，李璮的岳父、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與李璮“同謀”的罪名被誅殺，廉希憲、商挺、趙良弼、遊顯等藩邸舊臣也受到牽連、追究 ^[113]  。同時，忽必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廢除漢人的世襲制度，削弱這些世家的軍權，在地方上實行軍民分治，立樞密院統一調度侍衞親軍和各地的蒙古、漢軍萬户等 ^[110]  ，一方面以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則可嚴密對漢人的防範。此外，又在各級政權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權，使與漢人官僚相互牽制。在這樣的政治背景與政治意圖下興建的新王朝，其創制立法，始終着眼於在保持蒙古貴族統治特權的前提下，對舊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權機構能在大體上符合漢地的統治需要，又足以確保蒙古貴族的既得利益。 ^[74] 

中統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開平為上都 ^[110]  ，作為駐夏的納缽。

中統五年（1264年）八月，又下詔燕京（金中都，金亡後稱燕京，今北京市）仍改名為中都，作建都的準備。十六日，忽必烈發佈《至元改元詔》，取《易經》“至哉坤元”之義，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他還相繼下詔進行官員俸祿、考核、品級及地方行政區劃的裁汰等方面的改變。經過從中統元年（1260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損益，新王朝的各種制度大體上確立下來。 ^{[74]  [110]} 

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從大蒙古國皇帝變為大元皇帝，“大元”國號正式出現 ^[76]  ，忽必烈成為元朝首任皇帝。

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為大都，宣佈在此建都，標誌着新王朝的政權建設已全部完成。 ^[76]  至元十年（1273年），大都宮殿建成。次年（1274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賀。元朝從此即定都在大都。從此，中書省、御史台、樞密院均置於大都，省台大員隨皇帝巡幸上都時，則置分省、分台於該處。在地方上，忽必烈建立行省，開創中國當代省制之端。兩都畿輔，成為元朝的“腹裏”之地。 ^[110]  為加強對邊疆地區管理，開闢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驛站，鞏固了對全國各地的統治。

元朝政權在總體上是取法於中原前代王朝的體制，與中原的封建經濟基礎基本上是相適應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後舊制。總的來説，中央集權政治的重新確立，恢復了正常的統治秩序，對人民的賦役剝削限制在一定的數額之內，較之前此的混亂是一大進步。忽必烈很重視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採取了一些有利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措施，立司農司，墾荒屯田，興修水利，限制抑良為奴等。在他統治期間，社會經濟逐步恢復，有些地區有所發展，邊疆地區得到開發，出現了“户口增，田野闢”的景象。這些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74] 

但是，元朝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後舊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絲制）；遍及於各生產領域的驅奴制；手工業中的官工匠制度；商業中的斡脱制；貴族世襲的選舉制度以及民族壓迫政策等。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終保留下來，嚴重地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使元朝的社會矛盾愈益激化。 ^[74] 

忽必烈即位之初，為了集中力量對付阿里不哥反叛，對蒙宋邊境實施以防為主的策略，力求使雙方大體保持和平或休戰狀態。中統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作為國信使，出使南宋，全圖與宋談判。但專制南宋國事的賈似道為隱瞞自己在鄂州之戰媾和的行為，竟將郝經秘密拘留於真州（今江蘇儀徵）長達十六年。由此，蒙（元）宋議和的可能不再。 ^[114] 

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而奪得汗位後，積極謀劃新一輪的對宋戰爭。至元五年（1268年），他用宋降將劉整之策，改變主攻四川的方略，命阿術、劉整等率大軍圍困南宋重鎮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至元七年（1270年），劉整奉命在襄樊前線造戰艦，練水軍，並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攻城。宋廷數次派重兵破圍，均未成功。至元十年（1273年），樊城先被攻破，繼而襄陽守將呂文煥舉城投降。 ^[100] 

攻克襄樊之後，阿術奉命移軍略淮東，遊弋揚州城下。直到這時候，忽必烈仍未最後下定一舉滅宋的決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月，阿術入覲，堅請出兵平江南。忽必烈詔令相臣會議，史天澤也力主平宋。在幾經猶豫以後，忽必烈終於接納了阿術、劉整等人的建言。三月，他調兵數十萬，分三路攻宋：

七月，伯顏等將領陛辭，忽必烈要求伯顏以宋朝大將曹彬為榜樣，不嗜殺掠，“為吾曹彬可也” ^[104]  。伯顏與阿術統中路取鄂州、漢陽等地，沿長江東下，取黃州、蘄州、江州、安慶、池州等地，於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大敗宋宰相賈似道軍於丁家洲，收降太平州、滁州，下建康，不戰而降鎮江。入秋後，阿術又在鎮江水面擊破宋將張世傑等所部舟師。自此，宋軍失去與元軍正面作戰的能力。 ^[110] 

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元軍至皋亭山（今杭州東北），宋廷奉表投降。隨後，南宋太皇太后謝道清帶宋恭帝出降，奉上傳國玉璽和降表，南宋都城臨安陷落。此後，元軍開始着手消滅宋的殘餘勢力，迫使南宋益王、衞王朝廷一路南奔。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元雙方在崖山（今廣東新會）外海進行了大海戰，史稱“崖山之戰”，宋軍戰敗，南宋至此滅亡。 ^[74]  臨安降元后，淮東、四川等地也漸次被攻克，於是南宋版圖至此全為元有。 ^[110]  元朝正式實現了自唐朝以來的又一次大一統。

元朝對於江南的征服，伴隨着一定的殺戮與破壞行為，但在忽必烈不嗜殺人和盡力諭降安撫政策的指導下，這種行為受到了相當程度的節制 ^[110]  。伯顏入臨安後，執行忽必烈的“奉揚寬大，撫戢吏民”政策，忽必烈也委付南人官僚就便管理，以“安業力農”，這對於恢復南方的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4]  。

全國統一以後，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黷武等消極因素都有了發展。他採行漢法、改革落後舊制的工作陷於停頓。這時，早年追隨忽必烈，並在元王朝的創制中起過重要作用，對忽必烈具有影響的漢人官僚或逐漸被疏遠，或相繼謝世。自王文統被殺後，忽必烈所依任的理財大臣是察必皇后及忽必烈的家奴、回回人阿合馬。阿合馬長期主管中央財政。他的理財措施主要是整頓和增加鹽、茶、商、酒醋等課税收入；經營鼓鑄，官為局賣；對各地帳籍進行“理算”，追徵欺隱、逋欠財賦。他在國家多事、急需用錢的情況下，在社會經濟能承受的範圍內保證了國家的必要收入 ^[110]  。憑藉着理財聚斂的本事，阿合馬權勢日重，一度官至中書省左丞相兼領制國用使司，並常主持朝廷庶政。他在為官方搜刮的同時，也積極為自己牟取私利。而忽必烈因阿合馬的聚斂政策滿足了應付國家浩繁費用支出的需要，且其人“狡黠詼諧和善於向主人表白的奴才習性”頗招自己喜愛，所以始終偏袒阿合馬，逐漸疏遠不滿於阿合馬所為的漢族儒臣，這促使朝政進一步向黷武嗜利的方向發展。 ^{[74]  [105]  [113]} 

此時，漢人儒臣許衡、廉希憲、張文謙等在受到儒學影響的蒙古勳貴安童、太子真金的支持下，與阿合馬展開激烈鬥爭，使朝廷中義與利之爭，漢法與蒙古法、回回法的鬥爭愈演愈烈。忽必烈本人也有意利用漢人、色目人之間的矛盾。由此使得局勢日益複雜。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因徵調財賦的現實要求，將安童調離相位，阿合馬得以獨當國柄，更加專橫跋扈，打擊、殘害政敵，在朝中佈置黨羽，在府中聚斂了鉅額財富。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發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殺阿合馬事件，成為當時社會矛盾加劇的體現。此事發生之後，忽必烈更加不信任漢人臣僚，且對在大都的前南宋宗室採取防範和遷徙政策，還支持和縱容江淮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挖掘毀壞南宋諸帝陵墓 ^[113]  。阿合馬死後，中書省右丞相和禮霍孫在真金的支持下清除阿合馬黨羽，改革吏治，汰廢冗官，但未能解決理財問題，其當政不過兩年，元朝財政已陷入崩潰，政府不得不靠多印鈔票來平衡收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又先後任漢人盧世榮、吐蕃人（一説畏兀兒人）桑哥專理財政，試圖解決愈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百物愈貴”的問題，但都以失敗而告終 ^{[74]  [105]}  。而“漢法派”在至元二十二年底（1286年1月）真金去世後也徹底失勢 ^[110]  。

同時期，忽必烈接連派遣軍隊對外征伐，其結果多以失敗告終：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歸順元朝的高麗為基地，派蒙古及高麗聯軍2.5萬人、船900只攻擊日本鎌倉幕府，登陸後方與日軍接戰，因夜中台風來襲而撤退，結果半數以上士兵淹沒海中。至元十八年（1281年），再分兵兩路渡海攻日本，兵力達14萬。因日本已有防備，元軍作戰未曾得利，又遭颱風襲擊，毀船無數，將領乘鉅艦逃歸，被遺棄的士兵則被剿殺或發配為奴。至元十九年（1282年），發兵遠攻占城（今越南南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發兵攻越南（時稱安南）陳朝，次年（1285年）因疫疾而撤退，遭安南軍隊追擊，損失慘重。以後再攻安南，雖一度攻入安南都城升龍，逼陳聖宗、陳仁宗入海，但回師時遭追擊，重演初攻安南的故事 ^[100]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派兵攻爪哇信訶沙裏王國，次年（1293年）損兵折將而歸。外侵戰爭對鄰國造成破壞，而為滿足頻繁征戰需要而轉嫁於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賦役也引發了社會動盪 ^[74]  。如元朝為東征日本而要求江南人民服役造船，導致不少人發動了反元起義，規模最大的是福建黃華起義，小規模的“盜賊”不下二百處 ^[101]  ，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盜賊”更是達到四百多處 ^[102]  。不過這時期的起義往往未成規模，故而被政府一一鎮壓 ^[110]  。

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時，多數西道諸王均支持阿里不哥。為了爭取宗王勢力的支持，忽必烈默認了朮赤兀魯思后王別兒哥、察合台兀魯思后王阿魯忽、八剌以及統治後來被稱為伊利汗國（旭烈兀兀魯思）的六弟旭烈兀對各自封地的合法統治權。忽必烈建立元朝後，繼承了原蒙古帝國的法統（忽必烈號“薛禪汗”）。但窩闊台兀魯思的海都聯合朮赤系諸王展開了反對忽必烈的鬥爭。欽察汗國的忙哥帖木兒本為忽必烈提名，但很快轉為支持海都反對忽必烈。忽必烈命察合台的八剌進攻海都，先勝後敗。結果，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系諸王在至元六年（1269年）的塔刺思會議上決定聯合反對忽必烈。 ^[42] 

為遏制日益強大的海都勢力，忽必烈於至元八年（1271年）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於阿力麻裏。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又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安童增援阿力麻裏，助那木罕鎮邊。至元十三年（1276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兒（拖雷孫）先叛，繼而誘引昔裏吉（蒙哥子）、藥木忽兒（阿里不哥子）等實行兵變，企圖與海都等結盟，對抗元廷，還在回到拖雷系諸王份地所在的嶺北地區的途中，與另一支叛王撒裏蠻（蒙哥孫）的部眾合併。為鎮壓這一連串的叛亂，忽必烈派出伯顏統領嶺北諸軍平叛，連破叛軍，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結束昔裏吉之亂。嶺北局勢逐漸平息。而在嶺西地區，元廷為收復天山南路諸城，與海都展開激戰，重新奪回畏兀兒之地。 ^[110]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東道的斡赤斤后王乃顏發動叛亂（參見詞條乃顏之亂），忽必烈親征。六月，雙方在遼河附近會戰，漢軍力戰擊潰叛軍。後在玉昔帖木兒等的指揮下，乃顏被擒殺。乃顏敗死後，哈丹和其他東道叛王仍不斷起兵作亂，並兩次進入高麗騷擾。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顏餘部的叛亂，中央政府對遼東地區的統治由此獲得鞏固。 ^[110]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海都方面重新拉開戰幕，兵鋒直逼嶺北。次年（1289年），元朝嶺北駐軍在皇孫甘麻剌統率下，與海都、都哇會戰於杭海山，元軍戰敗東撤。海都軍跟蹤追擊，佔領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歲高齡親征，海都聞風西走，元軍收復和林。此後，忽必烈派伯顏、玉昔帖木兒等主持軍事，展開時斷時續的嶺北爭奪戰，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將土土哈逐敵直至阿勒台山。嶺北局勢基本穩定。 ^[110] 

元朝在西北的軍事行動，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屢屢引發海都為維護西北宗王的勢力範圍而起兵稱亂。忽必烈為保持號令諸藩兀魯思的大汗地位，必須確保“祖宗根本之地”嶺北的穩定。但他難以同時保持對西域的絕對控制力，遂被迫收縮在西北方向的戰線，以別失八里作為元朝在西北前沿的邊城。 ^[110] 

按照蒙古習俗，忽必烈置四斡耳朵，分處四皇后。大斡耳朵屬於最受忽必烈寵愛且稟性聰明的長妻察必皇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去世，繼娶其妹南必皇后。 ^[155]  數年後，太子真金因所謂的“禪位風波”憂懼不已，英年早逝 ^[74]  。真金死後，忽必烈於至元三十年（1293年）將”皇太子寶”授予真金第三子鐵穆耳 ^[117]  。

忽必烈中年以後因患足疾，經常卧榻辦公，對朝政逐漸力不從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進取的意志，遇事往往遲疑反覆。晚年的他主要憑藉政治經驗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漢、南人朝臣之間互為制約，保持平衡，以此維持朝政 ^[110]  。由於忽必烈體弱多病，相臣常不得入見，往往通過南必奏事，南必因此得以干預國政 ^[74]  。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初，忽必烈病重，託付皇孫鐵穆耳於知樞密院事伯顏。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病逝。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歲（虛歲）。五月，元成宗鐵穆耳為忽必烈上諡號為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尊號為“薛禪汗[或薛禪合罕]”（清朝譯為徹辰汗，拉丁蒙古文：Secěn qahan ^[74]  ，大意為“大賢之君” ^[75]  ）。與此前的蒙古諸大汗一樣，他被安葬於起輦谷。 ^[30] 

忽必烈即位後，基本上採納了劉秉忠、許衡等人的建議，逐步實行了“漢法”，基本上沿襲了金、宋的舊制，但同時也對蒙古“舊俗”進行改造。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建造太廟並且製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選定了國家的歷法，這是農業社會統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忽必烈鑑於本朝“輿圖之廣，歷古所無”，像漢唐那樣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為名，都不足以顯示其盛大，於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發佈《建國號詔》，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以“大元”為國號。 ^[76]  在建元表歲、建立國號的同時，忽必烈又採納劉秉忠等人的建議，適應統治地區南移的特點，將金朝的中都改名為大都，於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式遷都於此地。 ^[130] 

忽必烈根據漢族謀臣的建議，採用了唐、宋以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並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和發展。元朝中央的統治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事務，由太子任中書令，下設右、左丞相，平章政事等，下轄六部。這是對金朝尚書省的沿續和改造。元初的中書省、尚書省曾一度並存，尚書省專管財賦，不久併入中書省。中統四年（1263年），忽必烈沿宋、金舊制，設樞密院，負責全國軍務。自成吉思汗建國以來，一直沒有專門設置總領全軍的機構，蒙古的軍隊由大汗和宗王各自統領，由怯薛協助處理軍務。樞密院的設置，標誌着元朝軍事制度的逐步完善。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為糾正“任職者多非其材，政事廢弛”的現狀，根據漢臣張雄飛、西夏儒臣高智耀的建議，在中央設立御史台，“為天子耳目”，負責“糾察百官善惡”，諫言“政治得失”。 ^[130] 

此外，忽必烈贊同用傳統的中原傳統方式記載元朝歷史的建議，將前代的翰林院、國史院合併為翰林兼國史院，提高級別、擴大規模，給翰林兼國史院賦予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的職能。而另立蒙古翰林院，專門典理蒙古文書製造，間亦協助翰林兼國史院的工作。 ^[119] 

經忽必烈的以上舉措，元朝的國家政治制度在他在位時期基本得以確定。 ^[130] 

元朝的地方行政機構繼承金制，並加以改造。金朝尚書省臣前往地方統領軍政，稱“行尚書省事”。元朝建立後，忽必烈派遣中書省臣赴地方執政，作為朝廷中書省的臨時派出機構，稱“行中書省事” 。以後“行中書省”就變成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名稱，又成為地方行政區劃的名稱，簡稱行省或省。忽必烈所設置的行省主要有：江淮（江浙）、江西、湖廣、雲南、四川、陝西、甘肅、遼陽、河南九行省。行省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奠定了明清以來直到現當代省制的規模。 ^{[115]  [130]} 

元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設有宣撫使司、宣慰使司、安撫使司，或都元帥府，其下設萬户府、千户府等。烏斯藏地區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管理（宣政院還掌管全國的佛教事務）。同時設立了澎湖巡檢司，負責管轄澎湖和台灣。但在北方和東北地區，忽必烈仍承認蒙古諸王的權利，中原各地的貴族食邑也可以照樣世襲。蒙古原來的斡耳朵制、怯薛制和投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來。由此出現了諸王、封君和行省並立的局面。 ^[130] 

出於統治的需要，忽必烈對各級官吏的任用和調整尤為留心。他極為注意任用賢能，懲治貪污。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詔，但凡有不勤於工作的官員，無論漢人、回人，一律誅殺，籍沒其家。另有大量以貪污、盜竊罪名被處死的。忽必烈的為政宗旨是：“順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罷之。”他還規定，如果官吏受賄或倉庫官進行侵盜行為，台官“知而不糾者”，那將按程度輕重論罪；各級官吏犯贓罪的，“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如不及時揭舉，則與受贓者一同論罪 ^[49]  。有研究者認為，忽必烈時期是“元代政治最清明的時期” ^[118]  。

蒙古人南下後，草原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衝擊了先進的生產區域，社會經濟出現暫時的破壞和衰退。忽必烈即位後，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 ^[129]  ，因此開始實行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設立司農司、勸農司和營田司等專管農業的機構，以勸農成績作為考核官吏的主要標準，並令人編輯《農桑輯要》頒行全國，以指導全國的農業生產。忽必烈不僅在中央和各路設立了專門負責農業生產的機關，而且專門派出了督促農業生產的官員，還責成各級官吏、各有關部門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過問農業，並把農業生產好壞作為官吏升降的主要標準。為了達到開發土地、增加户口的目的 ，忽必烈還發布了一系列命令，大力禁止蒙古軍隊的掠奪、屠殺及其它破壞農業生產的行為 ^[130]  。以上這些措施使全國的農業生產、社會經濟得到緩慢的發展，即使因戰爭嚴重破壞的中原地區的農業也有了逐步恢復，户口得到增長。王磐在《農桑輯要·原序》中讚道：“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 ^[49]  《元史·食貨志》則稱：“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 ^[129] 

對於屢經戰火塗炭的襄、郢、東西淮之地，忽必烈以免税優惠吸引鼓勵百姓到那裏耕植，同時在兩淮地區經營屯田。時人稱“屯田之利，無過兩淮”，使農業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江南經濟則基本維持了南宋時期的水平。忽必烈時，政府在江南推廣棉花種植，收效甚大。與此同時，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在漠南支援的情況下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116]  ，雲南的農業、水利和蠶桑，這一時期都有很大的發展；南詔以來流行於該地的“儒釋文化”逐漸向內地的封建漢文化靠攏。漠北地區的富實繁榮，也遠較其他時代為甚。 ^[110] 

為了備荒救濟，在豐年，國家收購餘糧，貯藏於國倉。當荒年穀價上漲時，開倉免費分發穀物。他還組織了公眾救濟，將稻米和玉米定期分發給急需的家庭。中統元年（1260年）的詔令要求地方長官對老學者、孤兒、病弱者提供救濟。至元八年（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曾號召建醫院。 ^[120] 

在戎馬倥傯之際，忽必烈還不忘水利建設。中統三年（1262年），他命郭守敬開玉泉水通漕運；王允中開漳、澄、洋等河，灌溉農田，改造水利。之後又命郭守敬巡視原西夏地區的河渠，準備對河西水利進行整治。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實考察黃河源頭，並發動肅州等地軍民鑿渠灌田。至元二十年（1283年），開鑿海道運糧。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下詔開鑿會通河。 ^[49]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經郭守敬建議，忽必烈又開鑿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自此，南北大運河全線開通，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加強了大都與富庶的江南地區的聯繫。

元初農業的發展，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國內外商業貿易的發達。忽必烈雖繼承了歷代封建統治者“以農桑為本”的重農政策，但卻實行了保護、發展商業的方法。 ^[130] 

忽必烈掌權時，明確規定不準進行掠奪和屠殺，面對着接連不斷的戰爭以及迫切需要恢復的各項事業，龐大的軍費和財政開支只靠農業税收難於支持，因此發展商業、信用商人成為忽必烈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元朝政府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級政府的官吏。如花剌子模商人阿合馬、畏兀兒商人桑哥以及漢人盧世榮，先後以理財之能爬上高位。在忽必烈在位三十餘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利用這些人理財經商，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為元朝積聚財富，支持了忽必烈的征服戰爭，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困難，同時卻得罪了其他官僚和漢族地主階級。忽必烈為了解決實際困難，信用商人，又屈服於漢人地主階級和漢化較深的蒙古貴族的壓力，處罰商人。

同時，元廷直接派人經營多種官營商業，實行政府專賣，壟斷專利，而且蒙古貴族也多與商人相結合從事各種商業活動或進行高利貸剝削。因此元朝的商業、交通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都比較發達。 ^[130] 

忽必烈在位時，大力推廣“鈔”（即紙幣），並將之引入流通領域，使它成為財政的基礎。早在中統元年（1260年），他便發行中統元寶交鈔，史稱中統鈔，各地通用，可用於交納賦税。同時在各地設置平準行用庫，撥付白銀作錢本，即發行準備，用以調劑物價，推行鈔法。中統鈔雖以文、貫為單位，但其發行準備是白銀，1貫中統鈔值白銀1兩。這就意味着貨幣向銀本位方向過渡。中統鈔有白銀作十足保證，發行量又不大（至元十年，即1273年以前，每年不超過十萬錠），政府又隨時用銀收回舊鈔，所以在頒行之初，鈔值穩定，行用十七八年，也沒有發生貨幣貶值的現象。 ^{[112]  [130]} 

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收兑江南流通的關子、會子，禁用銅錢，中統鈔也由木版印刷改為銅版印刷，以統一全國紙幣。但隨着發行的額大增，其購買力則開始不穩定，此後即一再貶值。統一後的元朝繼續使用紙幣，並整頓鈔法，規定了金銀的收兑價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發行至元寶鈔。 ^[112] 

總的來説，元朝初年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紙幣管理制度，對紙幣的發行與流通都作了相應的規定。它比宋朝的“稱提之術”要明確細緻得多，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紙幣條例。 ^[112]  元代大規模地長期實行鈔法，在商業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130] 

元朝都城大都“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衞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各級政府機關、軍隊以及“編民”的物資供應，全國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陸交通。正是由於這種社會需要，使元朝形成了發達的水陸交通網絡。 ^[130] 

蒙古的驛站（即“站赤”）在成吉思汗西征時就開始建立，當時是為了解決使節往來、消息傳遞和物資交流問題。元朝建立後，為有效管轄遼闊的疆域，並加強與四大汗國（兀魯思）的聯繫，繼承並進一步確立了驛站制度。元朝的水陸驛站規模宏大、十分發達。在蒙古人統治的範圍內，以大都為中心，東連高麗，東北至奴兒干，北至吉利吉思，西達伊利汗國和欽察汗國，南接安南、緬甸，烏斯藏均設有驛站，呈現“星羅棋佈，脈絡相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的形勢。驛站是元朝國民經濟的命脈，對鞏固元朝的統治，加強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重大作用。 ^[47] 

元代南北之間有運河和海道，東西之間有各條自然河流。運河的開鑿雖然沒能徹底解決南糧北運問題，但卻為南北之間的商業運輸提供了不少方便。而元代的海運卻是十分突出的。伯顏攻下臨安後，因兩淮地區仍為宋軍控制，變派人由海路將南宋的圖籍、儀仗、樂器等物運往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因河運糧食北上不便，伯顏建議由海道運輸，從此海道成為元朝南糧北運的主要通道。 ^[130]  元政府開闢了劉家港（今江蘇太倉）到渤海直沽（今天津）的海運，隨時將南方的糧食和海外的物資運往北方。 ^[49]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暫停東南沿海的貿易，施行海禁政策。兩年後弛禁。

忽必烈通過賜予和朝貢關係，與四大汗國保持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互相之間不斷有使節往來。使者及其隨從則乘機販運貨物，每一批使者實際上是一支龐大的商隊。與此同時，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來到元朝，斡羅思、欽察草原和伊斯蘭教各族人民通過被掠奪、移居的方式抵達內地，被稱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從事商業活動，也有不少人組成了元朝軍隊，如阿速衞、欽察衞、斡羅思衞等。內地的手工業者、醫生和其他學者也有人移居到各汗國。元朝和各汗國在政治 經濟制度和文化學術各方面都互相影響。中亞城邦中所習用的理算、撲買與商業斡脱組織等制度，都在內地推行。元朝的鈔法和驛站制度也傳到伊兒汗國。伊兒汗國丞相拉施德丁在編寫《史集》時，有中國學者參加編纂。《史集》中關於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實，主要得自出使伊兒汗國並留在該處的元朝丞相孛羅的口授。 ^[130] 

忽必烈在位期間，對其他國家和政權的戰爭頻繁。他的戰略目標，是欲令這些國家臣服於元，重振蒙古三次西征的雄風，但結果大都是損兵折將，遭到失敗。 ^[100]  今展示其統治期間的相關戰爭如下：

在奪取政權以後，忽必烈確立了“內立諸衞，屯田閲武，居重御輕”的方針，對蒙古汗國時期在中原推行的遊牧分封領地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即位之後，改變蒙古軍分為兩翼、由萬户長而下一統到底的制度，改變由都元帥節制探馬赤軍和漢軍的制度，設樞密院掌管全國軍政，加強了中央集權。其次，他花費三十多年時間，一邊建立以漢人為主的侍衞親軍，同時以蒙古軍“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虜掠之患” ^[108]  ，“遇征伐則遣之” ^[109]  ，逐步確立了中央宿衞軍（侍衞親軍）和地方鎮戍軍兩大系統，作為保衞元朝中央統治政權的重要核心武裝力量。第三，為了防止漢軍世侯擁兵自重，他改變漢軍由私家掌握的狀況，或令漢軍世侯易軍為將，或令漢軍世侯改任民官。對蒙古軍的軍官世襲制（怯薛軍）也進行了改革，核心職位仍可世襲，但軍隊因調動分合而不再始終為某一家族所掌。第四，他為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提倡使用鐵火炮等新式武器，發展進攻型的、獨立的水軍和炮軍，實施多兵種協同作戰。他還注意用南宋降將訓練軍隊，學習南宋在軍訓方面的長處。第五，他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軍屯制度，以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推動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保證軍隊資糧的供應。 ^{[100]  [106-107]} 

忽必烈的軍事思想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對於元代軍事思想的變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他對外黷武，在軍隊中推行民族等級措施，在歷史上留下不良影響。 ^[156] 

忽必烈重視蒙古語言，命國師八思巴創建蒙古人自己的文字。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礎上，結合蒙、漢等多種文字，於至元六年（1269年）創制出一套方形豎寫的拼音字母，即後來所稱的八思巴字（又稱蒙古新字）。同年，忽必烈下詔將蒙古新字頒行全國，使之成為元代的官用文字。 ^[91] 

八思巴字可以用於拼寫蒙古語和譯寫國內各個有文字的民族語言，如漢語、藏語、維吾爾語等，此外，還包括用以轉寫梵文。八思巴字是元朝頒行的國字，用於拼寫蒙古語和“譯寫一切文字”。語言學家楊耐思稱這種文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漢語拼音方案。 ^[92] 

忽必烈還在潛邸時，效法唐太宗禮招儒士的遺風，廣泛結識中原儒士。元定宗二年（1247年），張德輝、元好問請奉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悦而受之”。 ^[126]  到即位後，又下詔興修孔廟，支持印刷儒家經籍的註釋本。中統三年（1262年），特差楊庸為孔子廟學教授。 ^[52] 

儘管忽必烈接觸儒學較早，建元后又把政治重心遷至中原，但是他自始即強調“祖述”與“變通”並行，既採行漢法，也保留蒙古舊制。他採取漢制，更多是出於漢地形勢和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需要，為蒙古在中原的少數統治服務，儒家思想在忽必烈統治時期並未得到真正的尊崇。如他自蒙哥汗時期總管漢地起，直至即位、建立元朝，在對待衍聖公和孔氏子孫方面，儘管曾於至元十九年（1282年）為穩定江南局勢，召孔子第五十二世嫡孫、宋末衍聖公孔洙赴闕朝見，多有獎諭、授予官職 ^[52]  ，但始終沒有表現出額外的眷顧和優待。有學者認為，“（孔氏子孫）在世祖一朝的政治地位和特權待遇跌入了歷史最低谷”。 ^[126] 

忽必烈畫像(2張)

忽必烈允許宗教自由。允許回回人組成實際上自治的社團以回回宗師作為領導，由哈的為他們解釋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區有他們自己的集市、醫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也不禁止他們遵循伊斯蘭教意旨。事實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財政機構擔任重要職位並給予他們特權。他豁免他們常規的賦税，並且招募他們擔任漢人極少能夠擔任的達魯花赤。 ^[124]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建立總制院，以管理吐蕃（烏斯藏）並監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關係，八思巴成為總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長官。在敵對的佛教派別必裏公派領導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權威受到挑戰，但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調兵幫助八思巴恢復了權力。忽必烈為道教馳名的法術所吸引，並承認他們對較低階層羣眾有吸引力。因此朝廷為建設道觀提供資金，並向他們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權。一些道教領袖意識到需要與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處，並且首先尋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 ^[124] 

忽必烈甚至還尋求獲得中國數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國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協助。他在宮廷裏任用聶思脱裏教教徒，不限制聶思脱裏教的習俗，還豁免教士的賦税和兵役。最後，他建立了崇福司，以監督元朝境內的聶思脱裏教牧師。 ^[124] 

忽必烈在位時期，被後世稱作“四等人制”的民族分化政策已經基本形成。一些研究者認為，蒙古統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的作法，分全國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這一政策構成了元朝統治秩序的重要特點。 ^[110] 

早在成吉思汗時，蒙古協助高麗平定轉進高麗的反蒙契丹遺民，並與高麗結成“兄弟之國”的關係。此後蒙古連年遣使向高麗索取歲貢，兩國關係中斷，並且展開了六次戰爭。元憲宗九年（1259年），高麗世子王倎（即後來的高麗元宗王禃）在汴梁等候北歸爭奪汗位的忽必烈，深為忽必烈所讚許。此時忽必烈採納了謀臣趙良弼、廉希憲的意見，禮遇王倎，並將其遣回高麗繼承王位。他藉機改變了之前蒙古（元）對高麗的政策，在高麗同意“永為東藩”、履行國王親朝、子弟為人質等藩屬國“六事”的前提下采取懷柔政策。而王禃即位並接受國王封冊後，次年（1261年）即親身入朝，其後又兩次親朝，成為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位以君主身份朝覲外國的國王；其世子王諶（即後來的高麗忠烈王王昛）也多次入朝。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應高麗請婚，將自己的女兒忽都魯揭裏迷失下嫁給世子王諶，結成更密切的“甥舅之好”關係，實現了“元麗聯姻”。 ^[40] 

不過，忽必烈對高麗內政也時常進行干涉，督責其履行藩屬義務，向高麗派監督官，出現動亂或有離心跡象時甚至派軍隊入境處置。如林衍之亂時忽必烈便派兵準備彈壓；在結束蒙麗戰爭的同時還長時間佔領高麗的西北面與耽羅。不過，忽必烈對高麗政策的基本點還是通過懷柔安撫使其成為恭順藩屬，對高麗不能履行的置驛、籍户、出軍、輸糧等事雖然嚴詞督責，但能顧及實際困難，不予強迫。在處理相關問題時，特別是事關高麗內政的大事時，能採納高麗人意見和尊重高麗國王的自主權。忽必烈雖要求高麗聯絡日本，並配合元軍兩次攻日。但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設置徵東行省時，還是以高麗國王兼任徵東行省丞相，給予其充分的尊重。因而元人常稱忽必烈對高麗有“再造之恩”。 ^{[40]  [32]  [53]} 

高麗成為元朝的藩屬國後，程朱理學傳入高麗。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高麗人安珦在大都獲得 《朱子全書》新版，回國後在太學講授“朱子學”。以後高麗人又刊行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理學在高麗得到廣泛傳播，並誕生了一些重要的理學學者。 ^[130] 

除高麗外，忽必烈還很重視與日本建立海上交通。他欲通過高麗與日本建立互通關係，多次派使臣詔諭日本。但由於日本鎌倉幕府拒絕與蒙元交往，使其計劃落空。元麗聯軍兩次出征日本，因各種因素而遭失敗。在尊崇佛教政策影響下，元朝與高麗、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愈加密切。忽必烈兩次徵日失敗後，派禪僧詔諭日本，但因遭遇颱風或使臣被殺導致忽必烈的文書未能送達日本，元日邦交中斷。忽必烈決定第三次徵日本，因其去世而中止。總之，忽必烈試圖以禪僧詔諭的方法雖遭遇失敗，但還是為中日之間的禪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 ^[41] 

忽必烈曾屢次出兵安南（交趾）、占城、緬甸等地，但彼此之間的居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斷。13世紀中葉，交趾出現了雕版印造的户口帖子，成為越南歷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元滅南宋後，忽必烈曾派唆都等奉璽書十通，詔諭南海諸國，占城、馬八兒（位於今印度東海岸）等俱奉表入貢 。忽必烈重用南宋降臣蒲壽庚，利用僑居福建的外商與南海諸國的聯繫，招致諸蕃國，發展海外貿易。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派楊庭壁出使俱蘭（位於今印度西海岸）、南海十國，馬八兒、須門那等皆遣使入貢。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忽必烈又派使臣前往錫蘭，求得佛牙兩枚，佛遺發與供食之缽等物。緬甸降附元朝後，“定官貢方物”。元朝時還有許多人僑居真臘（今柬埔寨），在當地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經過和平交往，中國的文化典籍、科學技術及許多經濟產品不斷傳入這些國家，這些國家的許多土特產品也不斷傳入中國。 ^[130] 

忽必烈會見馬可·波羅(2張)

忽必烈在位時，歐洲傳教士、商人大批東來，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據説他留居中國十七年，曾在元朝做官，遍遊中國各大城市，並在他的《東方見聞錄》（即《馬可波羅遊記》）中作了生動具體的描寫，激起了西歐人對中國文明的嚮往與追求，使元朝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往出現新局面。 ^[49] 

當時，中國人也有到達歐洲的。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生長於大都的景教徒騷馬（一譯掃馬）前往耶路撒冷朝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受伊兒汗之命出使羅馬，船經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陸。後又前往法國，受到國王腓力四世的接見，並參觀了巴黎大學；還會見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 ^[130] 

郝經：“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13]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馬可·波羅將忽必烈尊為“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稱讚忽必烈是“人類遠祖阿丹（Adam）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並認為這是“彼實有權被此名”。 ^[90] 

王惲：“洪惟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幹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大都，革弊政以維新，擴同仁而一視。規模宏遠，朝野清明。內則肇建宗祧，創設台省，修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柔服蠻荒。加以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樸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攬權綱，綜核名實，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匯連茹，羣雄入彀，削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向風，聲教實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酬戰功，不待計而救民乏。聽言擇善，明德緩刑。欽福錫民，遇災知懼。得《洪範》惟皇之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 ^[14]  （《進呈世祖皇帝實錄表》）

高麗人李齊賢：“世祖既一四海，登用儒雅，憲章文物，皆復中華之舊。” ^[138] 

宋濂（主編）：

朱元璋出於種種原因，對忽必烈多有誇讚：

朱棣：“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 ^[140]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引）

朱瞻基：“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141]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引）

孫承恩：“雄武以斷，聰明而仁。扶輿間氣，篤生此人。驅策賢豪，振揚武烈。繼統中華，式欽大業。” ^[43] 

姚淶：蒙韃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虐浮於犬戎，狡深於劉（聰）、石（勒），貪劇於契丹，暴過於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國始盡胥而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歸款矣，而使為僧尼於吐蕃；諸帝后之陵寢既丘墟矣，而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其為中國之大仇恥，豈直如前代而已乎？……彼元世祖者，於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國何賴焉？而顧躋之帝王之列乎？ ^[142]  （禮部對此的意見是“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太祖神謀睿斷，必有見於此，故載在祀典，百餘年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明世宗聽從禮部意見 ^[143]  ，但十四年後將忽必烈從歷代帝王廟黜祀。參見“後世紀念-祠廟”）

張溥：

愛新覺羅·弘曆：“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才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才得三（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其二則予所鄙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 ^[14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引）

薩岡徹辰：（忽必烈）施行十善法政，平定天下，為廣袤世界帶來了和平幸福。因此，“轉千金輪斫迦羅伐刺底·薛禪皇帝”之名遠揚四方（“斫迦羅伐刺底”或含“世界共主”之義；“薛禪”義為賢明；“轉千金法輪”即佛教教義中所説的最有勢力的帝王在世時便有瑞輪出現，憑藉瑞輪的旋轉威服一切，故稱“轉輪王”）。 ^[93]  （《蒙古源流》）

邵遠平：“遂闢雄圖，混一中外；德威所指，無遠弗屆；建號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敗；英明克斷，用無祗悔。” ^[18]  （《元史類編》）

畢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區宇，擴前古所未有。惟以亟於財用，中間為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綱陳紀，殷然欲被以文德，規模亦已弘遠矣。” ^[19]  （《續資治通鑑》）

魏源：“元之初入中國，震盪飄突，惟以殺伐攻虜為事，不知法度紀綱為何物，其去突厥、回紇者無幾。及世祖興，始延攬姚樞、竇默、劉秉忠、許衡之徒，以漢法治中夏，變夷為華，立綱陳紀，遂乃併吞東南，中外一統。加以享國長久，垂統創業，軼遼、金而媲漢、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寬宏，包帡無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篤哇諸王，皆親犯乘輿。對壘血戰，力屈勢窮，一朝歸命，則皆以太祖子孫，大朝會於上都，恩禮宴賚如初。當南北鋒焰血戰之餘，或離間以侍郎張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賣為奴者，官贖為民。所獲宋商、宋諜私入境者，皆縱遣之而不誅。置榷場於樊城，通宋互市，弛沿邊軍器之禁。其長駕遠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別詳《皇后傳》外，其母子在江南莊田，聽為世業。其後文宗時市故全太后田為大承天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為大翔龍寺永業，直至順帝末，始奪和尚趙完普之田歸官，直與元相終始。宋之宗室如福王與芮等，隨宋主來歸，授平原郡公，其家貲在江南者，取至京賜之。此外宗室多類此。即奸民冒稱趙氏作亂者，從不以累及宋後，其優禮亡國也如是。思創業艱難，移漠北和林青草叢植殿隅，俾後世無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帶於大安閣以示子孫。武宗至大中嘗詣閣中發故篋閲之，則皆大練之服。西域賈胡屢獻牙忽大珠，價值數萬而不受。宮闈肅穆，無豔寵奇聞。至元八年，平灤路昌黎縣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請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養。伯顏伐宋，諄諄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為法。其儉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縱而何？惟功利之習不能自勝於中，故日本、爪哇之師遠覆於海島，王、阿、桑、盧掊克之臣相仍於覆轍，蓋質有餘而學不足歟。” ^[20]  （《元史新編》）

曾國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耀簡編。” ^[21]  （《國朝先正事略·序》）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進言利之臣，三進三亂而訖不悟，豈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剝民亦審矣。殆以為自我作則，將上下均足，堪為後世經制也。嗚呼！以世祖之仁，乘開國之運，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則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書樞密而重台綱，法紀立矣。國治民安是在知人哉。” ^[123]  （《元書》）

屠寄：“汗目有威稜，而度量弘廣，知人善任，羣下畏而懷之，雖生長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漢地，知非漢法不足治漢民。故即位後，引用儒臣，參決大政，諸所設施，一變祖父諸兄武斷之風，漸開文明之治。惟志勤遠略，平宋之後，不知息民，東興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緬甸、爪哇之師，北御海都、昔裏吉、乃顏之亂。而又盛作宮室，造寺觀，干戈土木，歲月不休。國用既匱，乃亟於理財，中間頗為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之徒所蔽，雖知其罪而正之，閭閻受患已深矣。” ^[23]  （《蒙兀兒史記》）

孫中山：“秦皇、漢武、元世祖、拿破崙，或數百年，數十年而斬，亦可謂有志之士矣。” ^[22]  （《與劉成禺的談話》）

柯劭忞：

蔡東藩：

黃仁宇：“只是如果他們（蒙古人）真能以‘無本身利害’及‘不無端干預’的立場，掃除遼金南宋以來的積弊與苛政，卻也不失為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貢獻。我們仔細讀忽必烈的傳記。無法斷言他沒有這樣的心腸。……（忽必烈的諸多措施）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風。” ^[48]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蕭啓慶：“他（忽必烈）把蒙古遊牧帝國改建成一個以中原農業地區為主幹的中國式的王朝。這一轉變在中國歷史上是極重要的一頁。” ^[71]  （《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

張帆認為，忽必烈的“歷史功績”在於他接受了漢文化。 ^[12] 

任崇嶽：“元朝是短命王朝，享國不足百年，政治腐敗是主要原因。但在忽必烈當政時期，政治是清明的，原因應在於他大力整頓吏治，清除貪腐，是元朝最有作為的天子。” ^[118] 

忽必烈，在拉丁化蒙古文中為Oubilai。在蒙古語中，qubi意為“份子”，qubila為動詞“分配”。蒙古習俗，常以新生兒所遇重要的人、物、事件取名，而忽必烈出生時（元太祖十年，1215年），正逢成吉思汗攻取金中都之際。成吉思汗命汪古兒等盡取金都府庫財物，“每留一份為成吉思皇帝獻，餘則敷俵有差”。此次收穫，自成吉思汗建國以來是最豐盛的一次，其“俵分”自是一大盛事，忽必烈適生其時，故而由此取名。 ^[54] 

元憲宗三年（1253年）四月到八月之間，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到達六盤山一帶，邀請八思巴前來會面。 ^[125]  忽必烈先是詢問了藏族歷史和薩迦班智達的情況，隨後話鋒一轉，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攤派兵差、收取珍寶。八思巴聽後連忙説：“吐蕃不過是邊遠小地方，地狹民困，請不要攤派兵差。”他再三陳請，忽必烈充耳不聞，八思巴説：“如此，吐蕃的僧人實無必要來此住坐，請放我們回家吧。”正當兩人僵持不下時，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對忽必烈説，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識功德方面強許多倍，應該將他留下。於是，忽必烈與八思巴再次會談，問他：“你的祖先有何功業？”八思巴説：“我的先輩曾被漢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為上師，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瞭解吐蕃的歷史，就問：“吐蕃何時有王？這與佛書所説不合，必是虛妄之言。”八思巴就將吐蕃之王曾與漢地交戰，吐蕃獲勝，後又與漢地聯姻，迎來公主與本尊神像的經過敍述一番（即唐蕃交戰及文成公主入藏事），説佛書雖然不載，但有文書記載，查閲便知。忽必烈翻看漢地史籍，發現這些在《唐書》裏都有記載。此後八思巴又説了些典故，經驗證都是真的，於是忽必烈對八思巴佩服有加，請求他傳授喜金剛灌頂（藏傳佛教重要儀軌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個條件：“受灌頂之後，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禮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忽必烈難以接受，這時察必又出來圓場：“人少的時候，上師可以坐上座。但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汗王坐上座。”就這樣，忽必烈以八思巴為上師，奠定了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基礎。八思巴應召謁見忽必烈，當時忽必烈夫婦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見上師的禮節會面八思巴，他們共二十五人先後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頂。 ^[131]  二人的關係自此愈發緊密。

據説，忽必烈制定刑律時，有笞、杖、徒、流、絞五個等級。笞、杖罪定下來後，忽必烈解釋説：“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下的，他也只打九十七；杖刑也一樣。有人評價説：“此雖仁心，亦近於戲。” ^[73] 

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時逐漸熟悉了大象的生活習性，並將其帶回宮廷。他對於大象的喜愛遠超過以往歷史上的其他皇帝。其時不僅有“貢象”制度，甚至出現御用“象輿”這樣獨特的宮廷景觀。元人黃文仲《大都賦》稱：“惟我聖皇，五輅不乘，八鸞不駕，雨則獨乘象輿，霽則獨御龍馬，何其然也。” ^[122]  馬可·波羅曾見忽必烈出宮時坐在用四頭大象揹負的木樓上，左右隨從上萬，馬可·波羅因而稱忽必烈出獵，其“娛樂之甚”世所罕有。 ^[132] 

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乃顏之亂的遼河會戰中，忽必烈一度乘象輿臨陣，企圖威懾叛軍，但反而使自己成為了叛軍集中攻擊的對象，被迫下輿乘馬 ^[103]  。後賴漢軍李庭等作戰用力，才將叛軍擊退 ^[110]  。忽必烈將“象輿”作為皇帝專用的交通工具，建立了完整的 “象輿”制度，使之成為元朝皇帝巡幸兩都的車輿形式，還影響了明清的“鹵簿”制度 ^[121]  。

參見“孛兒只斤·拖雷”與“克烈·唆魯禾帖尼”詞條

《新元史》載，忽必烈有子十一人。 ^[60]  《史集·忽必烈合罕紀》則另載有一子。 ^[54]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在各地分祀歷代帝王三十五人，不久後又增祀忽必烈於順天府。洪武六年（1373年），明廷興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在正殿五室中各祀歷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忽必烈與漢高祖劉邦、隋文帝楊堅、宋太祖趙匡胤一同被供奉於西一室。至嘉靖二十四年（1541年），因蒙古入侵、邊患日深 ^[127]  ，明世宗採納禮官陳棐建議，罷祀忽必烈。 ^[45]  清朝建立後，恢復歷代帝王廟中對忽必烈的祀典。 ^[46] 

1986年，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興濛濛古族鄉白閣村村民修復關聖宮，將其改為三聖宮，供奉成吉思汗、蒙哥與忽必烈。 ^[61] 

2015年9月23日，位於內蒙古正藍旗上都鎮的元世祖祭祀宮正式開館。 ^[134] 

2004年，為表對忽必烈的紀念，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上都鎮開建“忽必烈廣場”。2007年竣工。 ^[50] 

1989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中國傑出歷史人物紀念幣（第六組）”，其中一枚銀幣即是紀念忽必烈的。 ^[44] 

蒙古國曾多次發行以忽必烈為主題的紀念郵票。

中國的北京市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及內蒙古正藍旗等處等均有忽必烈塑像。 ^{[134]  [144]} 

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蘇赫巴託廣場上也有忽必烈的塑像。

蒙古國科學院授予具有突出貢獻的各國科學研究工作者的最高獎項被命名為“忽必烈汗”金質獎章。 ^[145] 

內蒙古正藍旗上都鎮有元世祖祭祀宮。2015年9月，該地曾舉辦“元世祖忽必烈汗誕辰800週年暨帝師八思巴780週年誕辰”紀念活動。 ^[134] 

2015年9月15日，“忽必烈可汗誕生800週年”儀式按蒙古國傳統風俗午時在烏蘭巴托市成吉思汗廣場舉行。 ^[146] 

《元史》卷4 ^[28]  ~卷17 ^[25] 

《元史紀事本末》卷1~卷3 ^[34] 

《多桑蒙古史》

《元書》卷5

《元史新編》卷5~6

《蒙兀兒史記》卷8《忽必烈汗本紀下》

《新元史》卷7 ^[29]  至卷12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