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揮玉斧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宋朝，爾後進行統一戰爭。965年，宋王朝派遣王全斌進入四川，滅掉了後蜀國，統一了四川。對此，大理國立即派使臣送公文祝賀。982年，宋太宗令黎州（今天四川漢源）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利大理國使者入貢。此後，歷史記載大理國曾多次派遣使者入貢宋朝。但是，大理國並不滿足於一般的向宋朝入貢和邊境貿易，而是希望與宋朝建立藩屬關係，所以多次向宋朝要求對其進行加封。然而，鑑於南詔反唐的教訓，對大理心存戒備，因此對大理國的請求一直未於滿足。直到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宋朝終於同意了大理國的請求，正式建立了藩屬關係。1115年金國興起東北，不斷南下侵宋，宋朝面臨威脅。而後，有人要求在大渡河以外的地區設置城池，以便更好地開展互市，朝廷命宇文常調查並提出意見。宇文常復奏朝廷：後蜀滅亡時，太祖趙匡胤曾用玉斧指着地圖上的大渡河説‘此外非吾所有也’，所以150年來邊疆雲南無邊患。當時如果要在大渡河外建立城池，非中國之福也，這就是昆明大觀樓長聯裏“宋揮玉斧“的出處。

“宋揮玉斧”的發生，源於南詔與李唐王朝的關係。唐朝後期，南詔屢犯西川，唐王朝對南詔，沿大渡河設防，依河為界，阻擊南詔攻掠各地。因此，大渡河成為唐與南詔之間事實上的邊界。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五年之後（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後蜀孟昶降宋，今四川、重慶一帶統一於宋王朝，宋地與大理國轄境直接相連。大理國旋派建昌城的守將到成都祝賀，主動表達了與趙宋王朝通好的願望。此時，宋將王全斌也向宋太祖趙匡胤進獻地圖，力主乘勢進兵，攻取雲南。但宋太祖趙匡胤鑑於南詔烏蠻白蠻的兇殘，因而不想再與大理國發生關係，便用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劃了一條線，説：“此外非吾所有也。”與大理國劃江而治。

“宋揮玉斧”的典故反映了趙宋王朝對大理國的基本策略。當時就有人對這件事評價説，以大渡河為界，使大理國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

大觀樓長聯中有關雲南歷史的典故有“宋揮玉斧”一説，是否是傳説還是真有其事？

實際上，趙匡胤“宋揮玉斧”劃大渡河為界之説，並不見於北宋人的記載，《宋史》中也無此一説法。直到南宋時方有以大渡河為界之説，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載：“翰林學士朱震言：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鹹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鑑於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為御戒上策。”後來的《滇載記》及《南詔野史》、《僰古通紀》等書則清晰明確地描述了玉斧劃界的事由，比如：《僰古通紀淺述校注》中説“時宋以大理內附，或請於大渡河外置城市，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患。今於河外置城邑，邊釁開，非中國之福。’乃止治黎州。”《滇載記》：“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鑑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僰爨，以長世焉。”《南詔野史》説：“王全斌平蜀還京師，請取雲南，負地圖進。太祖鑑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為界。曰：‘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據南詔相安無事。”

“宋揮玉斧”的典故傳説流傳甚久，興許只是一種臆斷，但被後人渲染得神乎其神。究其緣由，它有一定的歷史背景，並非是一些捕風捉影之談。宋朝軍隊平蜀以後沒有繼續南下大理，不外兩個方面：一是吸取了唐朝與南詔相爭導致國力衰竭而亡國的歷史教訓。二是鑑於當時立國未穩的客觀環境，宋軍不敢隻身冒險，避免四面樹敵。宋朝平蜀以後，統一大業並未完成，北有強敵契丹，南有南漢、南唐、吳越諸政權，不容許它把有限的兵力財力用於降服（也許永無結果）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這也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區採取收縮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北方。所以，平蜀以後乃至整個兩宋都沒有對大理國採取軍事行動。 “宋揮玉斧”的典故一再被宋朝地方官員引為託詞，藉以掩飾自己的無能與不作為，藉以達到因循苟安、割地自守的目的。

那麼 大宋王朝無意騷擾進犯，大理國是否有心侵犯呢？大家知道：大理國國力較弱（937年），一直走和平發展之路，君臣與國民都崇信佛教，“以佛立國”，用“儒釋”治國，不好殺戮，對外無掠地稱霸的野心，與外界交往多以和平友好互利的方式進行。雖在段思聰時，曾想進攻過四川，後為高氏家族反對制止。總而言之，大理國自其建立就基本上採取內守政策，不存在明顯的擴張野心。

正是由於宋朝和大理國雙方不謀而合地都採取了“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雙方均無意擴張疆域，所以“宋揮玉斧”，以大渡河為界的和睦共處才有機會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