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

公元960年建立宋朝時，未靠武力，而是和平禪讓，將五代時後周的柴氏王朝，和平過渡為趙氏的宋朝。宋太祖接受唐朝武將節度使操縱國運的教訓，以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將參與朝政的機會，實行文官統治。對外也少用武力，而以錢物捐助北方遊牧民族，換得珍貴的百年和平。

宋太祖採取抑武揚文、君臣共治，提高知識分子地位與責任感。因此，給後人印象似是國運不濟，國力孱弱。先忍讓於遼、金，後又退守江南稱南宋，再100多年後又亡於蒙古族的元朝。

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指出：“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 ^[1] 

歷史教授楊渭生先生也認為：“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峯，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也認為：“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地區。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1]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曾説：“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日本宋史學家宮崎市定認定:“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然而由於宋代文明的刺激，歐洲文明向前發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響了世界。 ^[2]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寫道：“早在公元10世紀時，中國人均收入上就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國家，而且這個地位一直持續到15世紀。在技術水平上，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以及在遼闊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國都超過了歐洲。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當世界經濟明顯加速增長之際，中國卻衰退了。”

根據他的測算，按1990年美元為基準，在公元960年後(趙匡胤建立宋朝)，中國人均GDP為450美元，至宋末達600美元。而處於中世紀黑暗中的歐洲，僅為422美元。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經濟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於內戰，到1950年，中國人均GDP僅為439美元，還趕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1952年達537美元，但仍低於宋末的600美元，而歐洲卻達4963美元了。

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 ^[3] 

當時，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同時，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3]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製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係，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3] 

宋金並立時期，南方的水利事業大大超過北方。史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宋史·食貨志》) 除了修復久被堙廢的水利之外，還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4] 

南宋的圩田面積又有擴大。如太平州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圩田面積佔全縣農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縣有圩田179所。另外，塗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開墾，農田面積不斷增加。 ^[4] 

農業生產技術也以江浙一帶最進步，四川次之。江浙農民深耕熟耨，使土細如面。大暑時節，決放田水，讓太陽曝曬，使苗根堅固，稱為“靠田”；苗根堅固後，再車水入田，稱為“還水”。此後，遇旱不枯，可保豐收。當時，上等田畝收五六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由此產生。 ^[4] 

南宋時，植棉區已不限於兩廣和福建，逐漸推廣到長江和淮河流域。由於經濟作物的逐步推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宋代特別是南宋，無論在官田上或私田上，採用貨幣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4]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澱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5]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裏，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5] 

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5] 

隨着北宋的統一，南北農作物品種得到交流。水稻的優良品種在北宋時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點是穗長、無芒、抗旱、早熟。它“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栽種。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從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在江淮、兩浙種植，後來又推廣到北方。 ^[5] 

經濟作物的種植，在北宋也有發展。 ^[6] 

從越南引進佔城稻；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成為重要糧倉，民間流傳着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 ^[7]  。

茶樹的栽培地區越來越廣，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茶園十分普遍。僅在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地區輸送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每年就達一千四五百萬斤。茶葉已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同時也是國內外市場上的重要商品。 ^[6] 

棉花的種植，在福建、廣東一帶逐漸盛行。養蠶和種桑、麻的地區比以前也有擴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廣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區種植，那裏有許多“糖霜户”，專門種蔗製糖。 ^[6] 

南宋後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長江流域推廣成為農業中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物 ^[7] 

北宋農民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用各種辦法擴大耕地面積。 ^[7] 

他們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邊開墾農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開墾，使墾田面積大為增加。 ^[7] 

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農具的改進和水利灌溉事業的發達，北宋時期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畝產米一石，江南地區畝產米可達二至三石，甚至還出現了畝產米達四石的記錄，明顯超過唐代水平。 ^[7] 

北宋的租佃制有兩種形式：分成和定額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種地主的土地，秋收後除留農業税和種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產量對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對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這種分成地租的方式。為了榨取更多的產量，地主往往監督佃客勞動。定額制則是佃客向地主租種土地，一般交納定額地租，數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生產干預較少。 ^[8] 

北宋時期，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強弱，在各地區間有較大差別，但總的趨勢是緩慢地向着減弱的方向發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離開原地主而佃種別的地主的土地。同時，客户購買少量土地之後，就可以自立户名，成為封建國家的税户。 ^[8] 

佃客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和廣大農民長期鬥爭的結果。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現象相當普遍。由於土地所有權的轉換加速，農民不再世代依附於某一地主，於是封建隸屬關係也就比較鬆弛了。 ^[8] 

南宋時土地兼併極其激烈。宋室南渡後，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將紛紛在南方掠奪土地，建置家業。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戰亂兼併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賈採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辦法，大量購買土地。從而掀起了兼併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嚴重程度大大超過北宋。 ^[9] 

南宋土地兼併最明顯的特點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將張俊，每年收租米60萬斛，淮東土豪張拐腿，每年收谷70萬斛，以每畝收租一石計算，他們的田地都有六七十萬畝。由於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農民失去土地成為佃農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過北宋。 ^[9] 

南宋時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但佃户所受地租剝削及額外負擔，比北宋更苛重。特別是許多地區佃户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比北宋嚴重，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9]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 ^[10]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户，遍佈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10] 

景德鎮，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峯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宋代瓷器，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10] 

南宋制瓷業的規模宏大，有的窯址堆積面達二十畝，高二十米。臨安鳳凰山下的修內司官窯，所燒瓷器，“極其精製，釉色亦瑩澈，為當時所珍”。景德鎮是著名制瓷中心，產品遠銷各地。浙江龍泉所產傳統青瓷，仍為當時上品。 ^[11] 

其他如造紙、印刷、製茶以及火器製造等業，也都相當發達。 ^[11]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10] 

礦冶業在北宋手工業中佔有要地位。礦冶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開採冶煉規模的擴大以及產量的增加上。 ^[12]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饒）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採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税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12] 

宋朝的造船業居世界首位。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13]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13] 

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應用於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13] 

南宋時期，造船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明州、泉州、廣州等造船業中心，仍然製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發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據其長、寬、深計算，載重量當在二百噸以上。這艘船的造型和結構都與宋代文獻記載相吻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艙竟多達十三個。 ^[11] 

南宋時還普遍製造車船。車船裝有輪子，用腳踏輪，激水而行。 ^[11] 

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14] 

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 ^[14]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慄紙，浙江的藤紙，温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14] 

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佔主要地位。 ^[15] 

北宋時，絲織業逐漸形成江浙和四川兩個中心。蜀地絲織品號為冠天下。

宋滅後蜀得織錦工200人，擄掠回京，安置在綾錦院工作。後來，宋太祖不斷吸收江浙、川蜀、湖州織錦工匠，隊伍日漸壯大，形成了汴繡，又稱為官繡、宮廷繡。汴繡融會各派之長，水平登峯造極。崇寧四年（1105年），在宋徽宗的大力倡導下，文繡院正式成立，為刺繡專業的高等學院，類似今日職業技術學院。宋滅亡後，這種刺繡又被稱為宋繡。時至今日，中國四大名繡，蘇繡、湘繡、蜀繡、粵繡，唯獨沒有汴繡。

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四兩）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紵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 ^[15] 

南宋時，絲織技術有新的提高。蘇州、杭州、成都三個著名的官營織錦院，各有織機數百台，工匠數千人，規模宏大，分工細緻，絲織品種類繁多，產品精緻美觀。 ^[16] 

南宋紡織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隨着棉花種植的推廣，棉紡織業逐漸普遍起來。宋人《木棉》詩中有“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機杼終年積婦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彈花、紡紗、織布的勞動過程，以及所用鐵鋌、彈弓、紡車、織機等各種棉紡織工具。 ^[16] 

由於新的紡織工具的出現，已能織出帶有細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蘭溪縣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條隨葬棉毯，説明江南地區不僅能織布，而且還能織毯，反映了棉紡織業的新發展。 ^[16]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17] 

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僱值，僱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僱募來的和僱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僱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僱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隨着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餘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税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兑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兑換貨幣。國家税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　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佔重要地位。 ^[18]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藉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18]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於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交子產生於四川，流通地區也主要是四川。四川當時使用鐵錢。鐵錢分量重、價值低。不便於流通和隨身攜帶，特別是給大宗貿易造成巨大困難。當時一匹羅賣錢兩萬，據李攸《宋朝事實》記載，鐵錢兩萬重130斤，大宗貿易的困難可想而知。於是，紙幣交子應運而生，民間設立交子鋪。後來，由16家富户集資36萬緡，統一發行交子。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富商衰敗，交子不能兑現，改由政府接辦。天聖元年（1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設置交子務的命令傳達到成都府，次年開始發行官交子。當時規定：每期交子的最高發行額為1256430緡；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流通期限為三年，三年後另行換界。商民向官府以舊換新每貫需交30吻2紙墨費。官交子最初幣面金額為一貫到十貫；寶元二年（1039年）改為五貫和十貫，五貫的交子佔兩成，十貫的交子佔八成；熙寧元年（1068年）又改為五百文和一貫兩種，五百文的交子佔四成，一貫的交子佔六成。交子總共發行了“四十三界”。 ^[19] 

紙幣給貿易帶來方便。崇寧四年（1105年），四川以外的各路也印製紙幣，稱為“錢引”。錢引的樣式比交子要美觀。錢引最初的發行額為25萬貫，到淳熙五年（1178年）增至5400萬貫，增加了一百七八十倍，引起通貨嚴重膨脹。大觀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務也改為錢引務。 ^[19] 

崇寧五年（1106年），北宋朝廷發行過一種流通地區很廣的紙幣，名曰“小鈔”。但是，小鈔使用時間甚短，大觀元年（1107年）就廢止了。 ^[19] 

紙幣方便貿易，但是小鈔後來就了。崇寧元年（1102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為相。蔡京與宦官重貫相勾結，把持朝政。當時，市場上小平錢不夠用，朝廷為節銅省工。就鑄造以一當十的大錢。結果，民間將小平錢銷鑄當十大錢，這樣小平錢更不夠用了。崇寧五年二月，蔡京罷相。蔡京的政敵趙挺之為相。趙挺之罷行錢引，創制“小鈔”，以補救小平線的不足，並用小鈔收回當十大錢。《文獻通考》卷九記載：“詔當十錢惟京師及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如川鈔引法。”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再度為相，廢止小鈔，恢復使用當十大錢。小鈔從實行到廢止，不足一年。 ^[19] 

原來，這與當時朝廷的黨派鬥爭有關係。 ^[19] 

北宋發行過大量紙幣，包括交子、錢引一和小鈔，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紙幣一張也沒有留傳下來，其原因大概是紙質易爛。 ^[19]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税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徵税。 ^[20] 

宋朝商税分為兩種：過税，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税之外，還有雜税。隨着商業的繁榮，商税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税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20]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20] 

宋熙寧10年（1077）北宋税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税2162萬貫，佔30%，工商税4911萬貫，佔70%（可以比較一下，明神宗（萬曆）以“礦税”的名目，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這個數字説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

南宋紹興末年（1162），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税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税，也就是説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税貨物即達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年均進出口額當在1億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億貫或更多。 ^[21] 

宋代商業高度發達，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頭或雛形，如商業一條街、連鎖店、24小時營業店等。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潘樓東街，服裝一條街，24小時營業，宋時稱之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從食、史家瓠羹店、萬家饅頭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鄭家油餅店、海州張家胡餅店、馬鐺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連鎖經營。

宋代商業税首次超過農業税。首都開封有商業行300餘個，行業眾多，分工細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買賣，譬如剝蓮子（錘石蓮），即是把剝好的蓮子賣給水果行和藥鋪。這麼個小業務，也能成為一種行業，養活一羣業內人士。其時，從事該行業的有數十家之多。

商業發達，佛門也不例外。相國寺原是戰國時魏無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時不僅是全國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國際佛教活動交流中心（《水滸傳》中魯智深落腳的地方）。相國寺除了搞講座培訓之外，也搞大型商業活動，向社會開放做展銷會使用。每月五次，名曰“萬姓交易大會”。展銷區規劃非常明確，大三門上賣珍禽奇獸；第二、三門皆傢俱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後資聖門前，這兩塊地方賣書畫文教用品，如趙文秀筆、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員也不閒着，尼姑兜售繡作、領抹、帽子等純手工製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鍊、護身符等。

唐朝時期，對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陸路。到兩宋，因戰爭關係，西北陸路交通時斷時續，於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依賴東南海路交通。 ^[22] 

宋朝首次開闢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譽滿全球。而其商船的噸位之大，數量之多，皆為世界之首。當時，大海船達300噸，而幾百年後的哥倫布航船才120噸。採用指南針導航的300噸海船，穿過印度洋遠達阿拉伯與非洲東岸。進出口商品達300多種，成為當時最發達的海洋國家，不僅推動世界貿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藥、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傳入歐洲。

北宋時，海外貿易之盛，遠遠超過前代。宋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及收購進口物資來滿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早在971年（開寶四年），就設置市舶司於廣州。以後，北宋政府又陸續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上海市松江一帶）設置市舶司或市舶務。 ^[22] 

宋金並立，雙方貿易往來仍然頻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稱為榷場。除榷場外，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發現南宋湖州製造的銅鏡。在內蒙古西部黑水城遺址中，也曾發現福州刻印的書籍。至於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國。 ^[23] 

南宋的海外貿易也超過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歲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3萬貫的兩倍多。由於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貨幣鑄造供不應求。在對外貿易中，銅錢又大量外流。紙幣日益代替銅錢，成為主要的交換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區使用稱為川引外，還發行了會子。南宋政府發行紙幣，主要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大量紙幣投入流通領域，造成幣值下跌，通貸膨脹。 ^[23] 

南宋時，除密州歸入金朝版圖外，其他五處市舶機構仍繼續存在，又增設温州、江陰軍兩處市舶務。 ^[22] 

宋代的市舶機構類似近代的海關，但權力更大。 ^[24] 

商船出海，必須向它申請、具保才能通行。否則貨物將遭沒收，人員被懲處。外國商船到達中國港口後，必須立即向市舶機構報告，由它派員上船檢查。一般徵收其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為入口税，叫做“抽解”。並規定某些貨物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機構收購，其他貨物也收買一部分，總稱為“博買”。抽解和博買來的貨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創辦外商招待場所，如杭州有懷遠驛，明州、温州有來遠驛等，對外國商人和商船採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24] 

由於兩宋政府大力獎勵海外貿易，在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上當時造船業的進步，指南針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極為便利。當時，亞非各國與中國通商的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占城、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齊（蘇門答臘東南部）及大食等。 ^[24]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較為突出的一個朝代，經濟上卻有較大發展，南方生產繁盛，農業、手工業以及科學技術都居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宋代普遍實行了淤田的耕種方式，既用渾濁的河水灌溉河邊的田土，完成了南方的水稻土的開發，使畝產增加，糧食生產的發達，就成為了大量人口出現的物質基礎。全國記錄在籍人口達一億以上，其增長速度在當時國際上亦屬少見。

北宋至徽宗年間，人口達到8100萬，已經大大超過了盛唐時期的人口。當時與宋並存於中國境內的還有遼、金、西夏等政權，合計人口，估計達到1億。

宋朝時期開封人口超過100萬，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陽、杭州、揚州、成都、廣州、福州、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時，歐洲最大城市也不過十幾萬人口。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採取集中的方式。 ^[25] 

東京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北宋都城開封是最繁華的城市，戰國魏、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宋、金，七朝古都。北宋時期，定為都城，發展達到了頂峯，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內城、外城組成，外城周長50裏165步（宋代三百步一里，1步=1.536米），約為46.586華里。人口150餘萬，相當於今日開封市的三分之一人口。

汴梁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規模很大。市內還出現了“瓦舍”（或稱“瓦肆”），裏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和茶樓，還有説書、演戲的，成為娛樂的中心。宋人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 ^[25] 

北宋時期，由於舊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組織更加嚴密。唐朝時，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時更加發展。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趕場。在草市或集、墟的貿易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佔大宗，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換髮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樑，它的發展，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繁榮。 ^[25] 

南宋都城臨安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從浙江及其他州郡前來的貨船，絡繹不絕。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墟市則比北宋更加普遍，僅廣東一路就有墟市八百個，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業的繁榮。 ^[23] 

北宋時，杭州就已經是全國著名的大城市，大詞人柳永在《望海潮》説，“錢塘自古繁華，參差十萬人家”。到了南宋，作為一國之都，臨安城人口迅速積聚。臨安府九縣上户口的人就有124萬，而同一時期（公元13世紀），倫敦只有2萬人，巴黎有4萬人，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也不過10萬人口。

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年），臨安人口為“户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五百零七”；到南宋末年鹹淳年間（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萬七百六十”，這是臨安府九縣的户口總數。這還不包括不下十萬人的軍隊人數，以及為數眾多難以統計的流動人口。

龐大的城市人口，可以從當時臨安城的糧食消費量上得到佐證。《夢粱錄》雲：“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武林舊事》統計：“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臨安城裏最大的綜合性中心商業區，當屬御街。全國各地名產皆集散於此，商賈穿梭往來，一派繁盛。從皇宮北門和寧門外（今萬松嶺南側的鳳凰山腳路口）出來，沿着御街，兩側商肆林立。除了御街外，專業性的集市和商行遍佈於城內外。竹竿巷，南宋時杭城編籬插花之細竹在此集市而得名；馬市街賣馬、皮市巷賣毛皮、菜市橋是蔬菜集散中心……而與清河坊毗連的高銀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寶市場，買賣動輒以萬貫計，故得名。

唐朝實行裏坊制，把城市分割為若干封閉的“裏”作為居住區，商業與手工業則限制在一些定時開閉的“市”中，全城實行宵禁。唐《宮衞令》規定：每天晚上擂響六百下“閉門鼓”，早上五更三點後擂響四百下“開門鼓”。凡是在“閉門鼓”後、“開門鼓”前在城裏大街上流竄的，觸犯“犯夜”罪，笞打二十。到了宋代，隨着商業的發展，裏坊制被打破，宵禁取消，出現了夜生活，具備了現代社會的特點。比如州橋夜市（出朱雀門至龍津橋），主要是各種小吃，三更閉市（午夜12點左右）。在北方城市裏這是非常難得的，如郎所在的冰城哈爾濱，夜市過了10點就沒人了。

消防機制健全，主要由開封府負責。宋初城市管理依舊沿用裏坊制（後被街巷製取代），每坊巷460米左右設一巡捕屋，有巡捕五人，負責夜間治安和消防工作，並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值班。各種消防器具齊全，一旦有民宅失火，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級全部出動，不勞百姓。

中國古代的人們,根據每年氣候節序的變化及生產、生活、文化娛樂的需要,形成了許多傳統的民俗節日。在這些節日裏,舉國上下,人們都要舉行各種紀念活動,或遊戲娛樂、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靈,內容相當豐富多彩。 ^[26] 

到了北宋,隨着當時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商業貿易的日益繁榮,各節日活動的內容也愈來愈多,而作為當時全國玫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節日自然過得更加隆重、歡快,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時東京人每年要過的節日很多,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等,在以上眾多的節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春節）、寒食為三大節’,宋廷規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務五天。另外，聖節、上元、中元各三天，休務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陽、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臘日，各放假三天。諸大祀，皆假一日。節日過得格外隆重。 ^[26] 

宋朝時期娛樂業極為普遍，十分發達。

娛樂場所稱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藝演出的場所，多位於人流量大，繁華熱鬧的地方，利於宣傳和盈利。瓦舍又分為許多勾欄（用欄杆圍成圈，以幕布圍起來），一個大型瓦舍裏多達五十餘座勾欄，可容納數千人之眾。每個勾欄裏演繹的節目也不同，諸如有説唱（話本）、曲藝、雜技（踏索、吞鐵劍）、傀儡戲、口技、相撲、耍猴等等。娛樂業遍地開花，從官方到地方，從民間到軍營，無處不在。時殿前都指揮使（首都戍衞部隊司令）楊和王，他在軍營裏面弄了個瓦舍，招攬一大批民間藝人和歌舞演員，沒事就搞文藝演出，慰問軍隊。

據各種史籍記載，南宋臨安城有瓦市二十多處，積善坊巷、後市街、烏龍巷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娛樂場所，其中位於今眾安橋南的北瓦規模最大，《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分別演出雜劇、雜技、相撲、傀儡戲、説書、講史等，晝夜不輟。

瓦子的初夏，是經濟繁榮的表現，瓦子的存在，增添了城市的生氣。

娛樂業中，大眾娛樂極為發達，突出表現在詞上。宋時，詩才是純文學。詞屬於市井俚曲，靡靡之音，乃低俗藝術，跟今天的流行口水歌是一個性質。當時最著名的詞作家不是蘇東坡，而是柳三變。他“奉旨填詞”，但凡有井水的地方必有柳永歌詞。詞亦有職業演唱者，就是歌妓，她們是最早的流行音樂人。

耐得翁《都城紀勝》雲：“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 這種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執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簡單樂器如篳篥、琵琶、簫、笙、方響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為本色。 ^[26]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從市井勾欄瓦合的商業表演到皇家宮廷宴會、官府宴會、士大夫雅集宴會，以至於士人家宴，無不採用。《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載京瓦伎藝有“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這都是擅長“小唱”的著名歌妓。 ^[26] 

“小唱”這種唱詞形式大受聽眾歡迎，在勾欄伎藝表演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商業性質也非常鮮明。 ^[26]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載北宋徽宗崇寧（1102—1106）、大觀（1107—1110）時，有“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動。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經與雜劇、説話等伎藝一起，成為瓦肆勾欄和上流社會中一門很重要的羣眾性娛樂活動了。 ^[26] 

所謂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説:凡今世歌曲，比歌鄭、衞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灩者名曰嘌唱。對於“嘌唱”的這種演唱特徵，耐得翁在《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中也曾經記載説: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樂器伴奏，顯得很熱鬧，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即添加“泛豔”），顯得縱情恣肆，聲樂結合起來，自然給人一種急管繁弦、活潑恣縱的“淫靡”之感，但它貼近市民的現實生活，以至於“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即為一類），成為在瓦肆勾欄和街頭巷尾廣泛流行的一種歌唱藝術。 ^[26] 

雜劇，是在宋金時期諸宮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樣式，是一種把歌曲、賓白、舞蹈結合起來的藝術形式。 ^[26] 

宋代“雜劇”逐漸成為一種新表演形式的專稱；這一新形式也確實稱得上“雜”的，包括有歌舞、音樂、調笑、雜技，它分為三段：第一段稱為“豔段”，表演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説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雜扮、雜旺、技和，表演滑稽、調笑，或間有雜技。代表人物有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等。 ^[26] 

用木偶來表演故事的戲劇。表演時，演員在幕後一邊操縱木偶，一邊演唱，並配以音樂。根據木偶形體和操縱技術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線木偶、杖頭木偶、鐵線木偶等。 木偶戲是由演員在幕後操縱木製玩偶進行表演的戲劇形式。在中國古代又稱傀儡戲。中國木偶戲歷史悠久，三國時已有偶人可進行雜技表演，隋代則開始用偶人表演故事。 ^[26] 

《東京夢華錄》中已載有『杖頭傀儡、懸絲傀儡、藥發傀儡』等名目。《夢粱錄》：”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線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兼之走線者尤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僕射家數果奇，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吉、金時好等，弄得百伶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真，功藝如神。“ ^[26] 

影戲，亦稱“ 影燈戲 ”。用紙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燈光映於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戲劇，是東方一種優美的民間戲曲藝術，中國被譽為“影戲的故鄉”，起源於唐、五代，繁榮於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

宋高承 《紀原·博弈嬉戲·影戲》：“ 少翁 夜方帷，張燈燭。帝坐他帳，自帷中望見之，彷佛夫人像也，蓋不得就視之。由是世間有影戲。”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紀勝·瓦舍眾伎》：“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為之。” 清 富察敦崇 《燕京歲時記·封台》：“影戲借燈取影，哀怨異常，老嫗聽之，多能下淚。” 魯迅 《集拾遺補編·書苑折枝》：“我嘗疑現在的戲文，動作態度和畫臉都與古代影燈戲有關。” ^[26] 

《朝京里程圖》，驛路商店有售，價格便宜，童叟無欺。這是南宋時期出現的，與今日導遊圖類似。圖上標註了風景區的客棧、餐飲店、廁所等，大大方便了人們出遊。宋代旅遊業也有一定規模，各大城市經常舉辦“旅遊節”，招攬遊客，譬如開封的菊花節、洛陽的牡丹花節。洛陽牡丹花節時，比過年還熱鬧，城中所有居民，上到達官貴人，下到販夫走卒，皆插花。此節日一直持續到花謝為止。

北朝的肉食以羊肉為主。

饅頭、包子、餅是北方人的主食，雖然南食及川飯在汴京流行，但並沒有影響北食的主導地位。汴京有許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馬家羹店、史家、橋頭賈家瓠羹店，都是以賣羹為主的食店，《東京夢華錄》記載，頭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饅頭有“在京第一”的萬家饅頭、孫好手饅頭，包子有王樓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饅頭店，吃食有筍蕨餛飩、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肉油餅、糖肉饅頭、太學饅頭等名目。另外還有油餅、胡餅店，這些餅店的規模很大，而製作也非常專業化。《東京夢華錄》卷四《餅店》雲：凡餅店，有油餅店、胡餅店。若油餅店，則賣蒸餅、糖餅、裝合、引盤之類。胡餅店則賣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髓餅、新樣滿麻。……唯武成王廟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餘爐。 ^[26] 

南方人吃魚多，臨安城內外的魚店，不下一兩百家。

南食店所售，則有魚兜子、桐皮熟膾面、煎魚飯等等，這些飲食店，“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稱呼坐次，菜蔬精細，謂之造齋，每碗十文，面與肉相亭，謂之合羹，又有單羹，乃半個也。舊只用匙，今皆用箸。”這些南食店以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而相國寺之北甜水巷內的“南食最盛”。 ^[26] 

至於川飯店所售，則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雜煎事件、生熟燒飯等等。 ^[26] 

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花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魚羹、李七兒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這些是純粹的老字號，非北京全聚德、六必居可比。

開肆三萬家，店鋪櫛比鱗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飯店裏，均配有“茶飯量酒博士”，類似迎賓服務點菜員。開封餐飲業最為發達，酒樓林立，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腳店（或角店）。時開封有正店七十二家，腳店上萬家。坐落於東華門外的樊樓為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樓共五座樓，每座樓三層結構，裝修絕對是開封最豪華的，可容納酒客上千人。規模宏大，直逼皇宮，相當於現在的星級酒店。

宋代禁止私人釀酒，官方專賣。正店有釀酒權，腳店沒有這個權利，必須到官方去買酒麴，然後自己釀造，京都開封官方就是這麼幹的。北宋末，全國有203種酒，開封王公貴族佔27種，開封府佔28種，最好的酒是內庫法酒，天下第一，僅存皇宮。酒不是燒酒，也不是蒸餾酒，與啤酒酒精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大碗喝酒。如《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前後喝了十八碗酒，你讓他喝65°的燒刀子，三碗準趴下耍猴拳。

大相國的和尚賣肉一點兒不新鮮，有些沒啥手藝的和尚，乾脆聯合起來經營豬肉生意，美其名曰“燒豬院”。帶頭的是慧明和尚，這貨不好好唸經專門研究烹飪做菜，尤其以做肉菜，色香味俱全，名動京城，一時間成了開封婦孺皆知的美食大師。

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業，諸如詩詞、賣字、賣酸文，尤以“賣酸文”最具特點。此乃要求甚高的文章，應情應景，即興創作，並且用詞通俗易懂，雅俗共賞，能來點幽默調侃就更好了，文章內容通常由消費者指定。譬如幾個殺豬的暴發户聚在一起喝酒，想把此次“羣賢畢至”的盛況書寫成卷，讓後世追憶敬仰。直接找賣酸文的，30文錢一篇。附庸風雅，聊以自慰。

其實宋代的房價很高。以開封為例，宋朝鼎盛時期，開封市區人口當有百萬(不含鄉村及屬縣人口)，導致住宅緊缺，一房難求。翰林學士王禹偁在《李氏園亭記》裏提到開封地價：“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一尺地一寸土，價比黃金。 ^[27] 

據河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胡建華先生的研究：紹興二十八年，平江府造瓦房12000餘間，平均造價每間10貫；乾道六年，臨安府(南宋都城地區)造禁軍營房2000間，平均造價每間18貫。 ^[27] 

這樣的造價，再加上適當利潤，最終賣價不難想象。 ^[27] 

為緩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穩定社會，大宋政府曾特意推行“廉租房”制度：由工部負責，用國庫撥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價向臣民出租，而管理工作(招賃、收租和維修等)則由“店宅務”專司負責。這種做法起始於東京，之後陸續推廣到各州縣，並一直延續到南宋。 ^[27] 

大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僅在正常年景下價格相對便宜，而且在災荒時節還減免房租。宋英宗治平年間下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著為令。” ^[27] 

也就是説，若遇風寒雨雪之災，官房月租可免去3天，最長可達9天。熙寧二年，開封遭遇雪災，宋神宗下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這乾脆就是白住了。 ^[27] 

由唐入宋，中國社會發生了大變革，拉開中古與近世的歷史分期。經過五代，門閥世族土崩瓦解，原來的部曲也得以擺脱人身依附狀態，獲得良民的身份，納入國家的編户齊民。即從前的賤民，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成為自由民了。 ^[28]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將國民區分為“良民”與“賤民”，而是根據居城或居鄉，劃為“坊郭户”與“鄉村户”，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擴張，市民階層已然形成。又根據居民有無不動產，劃分“主户”與“客户”，再以家庭財產之多寡，將主户劃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檔案叫做“五等丁產簿”，每隔三年編造一次，雖然帶着“丁”字，但實際上五等户的劃分跟各户人丁數目毫無關係，而是以各户財產多少為標準。這裏有個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後，均田制已經解體，宋朝立國，即承認土地徹底私有的現實，允許產權自由流動，不抑兼併，於是貧富分化並經常互相轉換。漢朝的那位徐宗，家產只有“一萬三千錢”，按宋代的標準，最多隻能混個下等户。當然，如果他辛勤勞作，積累財富，購買田地，以後上升為上等户也並非不可能。要知道，“貧富無定勢”，乃是宋代社會的一個特點。 ^[28] 

按財產劃分户等，是出於徵税、徵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從以人頭税為主到以財產税為主的轉變——建立在“均產”理想上的“租庸調”此時已退出歷史舞台，代之“以貧富為差”的“兩税法”，上等户納税多，下等户納税少，客户由於沒有田產，則不用繳税。因宋朝實行募兵制（僱傭兵），國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從前的徭役是按人頭攤派的，宋朝則出現了以錢代役的趨勢，並且跟户等掛鈎，即富户要承擔更重的服役義務。從人頭税到財產税，正是社會從中古進入近世的特徵。 ^[28] 

户籍對於老百姓的人身束縛，也正在減弱中。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來自商業的税收與徵榷收入超過了農業税，這是史無前例的），寧靜而安定的小農社會秩序已被打破，農民棄耕從商的事很常見，如南宋初，嶽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沒有田產，更不會被束縛在土地上，“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離開，地主是不可以阻撓的。客户因其飄浮不定，又被稱為“浮客”。一些地方，由於“主户少而客户多，往來不定，口尤難記”，連户口登記都出現困難。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傭工、流民，如建康府曾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於此，皆無作業”。

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一個人移居到一個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獲得當地户口。 ^[28] 

宋代社會因其顯著的開放屬性與商業屬性，而呈現出遠遠強於前代的流動性與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嘆説：“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 ^[28] 

災荒過後，有的家庭想贖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鑑於此，政府代為贖回。 ^[29] 

宋代除濟助孕婦和新生兒外，還採取各種辦法救助那些因種種原因被遺棄的小兒。

首先，官為贖還鬻子。宋代當凶年發生後，饑民流移，人口販賣極為普遍。作為父母不忍心看到子女被活活餓死，往往將其賣到富裕之家，以求一時活命。饑荒年景人口身價低廉，往往“鬥米博一婦女，半鬥易一小兒。”災荒過後，有的家庭想贖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鑑於此，政府代為贖回。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詔曰：“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亦詔曰：“前歲陝西民飢，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瀛、莫、恩、冀等州歲飢，民多鬻子，仁宗“賜瀛、莫、恩、冀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29] 

其次，制定養子法令，鼓勵民間收養義子。災荒年間，人民生活艱辛，四處逃散，有的把子女賣給富裕之家，有的則把幼兒遺棄於道路。對這些被遺棄的幼兒，政府鼓勵民間收養，並制定養子法令。為鼓勵民間收養棄嬰，朝廷一再強調收養之後，“將來不許認識”。對收養棄兒成績突出者，政府給以獎勵。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規定：“如上户士大夫家能收養五十口，具名以聞，乞行旌賞。州縣官措置支給錢米收養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聞。”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詔撫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萬載縣主簿段子雍，以歲旱收養遺棄童幼二百二口，後至食新，並責還父母親屬，可特循從政郎。” ^[29] 

此外，宋朝政府還措置收養棄嬰。饑荒年景及隆冬時節，棄嬰較多，僅靠民間力量，棄嬰很難較好得到收養。因此，宋朝政府也積極參與救助。乾道年間，湖南、江東大旱，孝宗詔曰：“本路旱傷，民多艱食，有棄擲童幼於道路者，深為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於穩便處收養，無使凍餒。候至來歲食新以歸父母，自十月始。” ^[29] 

朝廷對地方政府的收養，經濟上給以支持。因此地方在收養棄嬰時也採取了積極實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設法積極收養棄嬰。如蘇軾守密州時，“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鬥，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再如江東安撫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陳述其收養棄嬰的措施：第一，收養童幼，各縣有知縣和巡尉負責；第二，棄嬰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觀收養，政府提供錢米，寺觀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彙報收養棄嬰的人數及身體健康情況，如有疾患，官府給藥，若有死亡，官給棺木埋瘞；第三，對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兒，官府交給有乳之家收養，官給錢米，並定期查看幼兒身體狀況，有病者，官府給藥，死亡者，官給材木安葬。對偏遠鄉村遺棄小兒，則責成保正負責。 ^[29] 

在宋代，從穿戴上，可辨認出士，農，工，商從事的特點。 ^[30] 

北宋初年，曾對各級官員的服飾做成嚴格的規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硃色，七品以上穿綠色，九品以上穿青色。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