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規

宋神宗（1067～1085在位）以前，宋代法規的四種主要形式為律、令、格、式。宋神宗認為“律不足以周事情”，規定“凡律所不載者，不斷以”，並把“律、令、格、式”的名目改為“敕、令、格、式”。為了便於區分，宋神宗曾下過這樣的定義：“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據《宋史·刑法志》的解釋：凡屬有關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叫做，有關約束禁止方面的規定叫做令，有關吏民等級及論等行賞方面的規定叫做格，有關體制楷模方面的規定叫做式。四種形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敕是皇帝發佈的指示或決定。令日多，為了便於保存和官吏檢引,需要彙編成冊,這就是編。宋代編很多，大抵每一改元，就有一次或數次編活動。據南宋王應麟所輯《玉海》卷六六和《宋史·刑法志》等書記載,宋代編主要有：《建隆編敕》4卷；《太平興國編敕》15卷；《淳化編敕》25卷，後來因“其間賞罰條目頗有重者，難於久行,宜重加裁定”,由許驤等刊定為30卷；《鹹平編敕》12卷;《景德編敕》15卷;《大中祥符編敕》20卷；《天聖編敕》12卷；《景編敕》44卷；《慶曆編敕》（卷數不詳）；《嘉編敕》18卷。上述編都早已散失。元豐(1078～1085)以後，單獨的編敕幾乎不見，往往與令、格、式編纂在一起。

《宋史·刑法志》記載：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初，因、令、格、式合編在一起，內容龐雜,不便於官吏檢引,令“令所分門編類為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共420卷，總門33，別門420。宋寧宗（1194～1224在位）時，又編成《慶元條法事類》一書,據《玉海》卷六六記載,共437卷。此書現存,但有殘缺。宋理宗（1224～1264在位）時又編有《淳祐條法事類》。按《宋史·刑法志》，淳祐十一年(1251)又根據慶元法與淳熙法對新書進行修訂，修改了140條，創入400條，增加50條，刪去17條,共430卷。這是宋代最後一次規模較大的法規編纂活動。宋度宗(1264～1274在位)以後無所更動。

即判案的成例。宋代規定，“法所不載，然後用例”(《宋史·刑法志》)。例本是補法之不足，但在實際審判中，例起的作用很大，甚至超過法令。《宋史·刑法志》説，“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據宋朱熹輯《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1《韓忠獻王行狀》説,當時官吏多引例斷獄，為了貪圖財賄，“唯意所去取”。宋王朝為了杜絕弊端，崇寧元年(1102)曾對斷例進行編纂。將與法令牴觸的內容刪去。南宋乾道元年(1165)，根據刑部侍郎方滋的建議，將紹興(1131～1162)以來的斷例分類彙集成書，名曰《乾道新編特旨斷例》。該書收例547件，共64卷，其中名例3卷，衞禁1卷，職制3卷，户婚1卷，廄庫2卷，擅興1卷，賊盜10卷，鬥訟19卷,詐偽4卷,雜例4卷，捕亡10卷，斷獄6卷（《宋會要輯稿·刑法一》）。宋代斷例現在都已亡失。

原是中央官署對某事臨時所作的指示或決定。一經有過指揮，此後對同類事件就具有約束力，往往與、令並行。《宋史·刑法志》記載，紹興十年(1140)秦檜專權，“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至與成法並立”。後來雖然申明“一時指揮，不可為永法”，實際上往往仍為處理同類事件的標準。

中央主管官署就某項法令所作的解釋。解釋刑統的,稱“申明刑統”;解釋的,稱“申明”“申明”也具有法的效力。《文淵閣書目》卷14有《宋申明刑統》一部。

中央和上級主管官署，根據過去的令或其他案卷所作的批示或決定。據《宋會要輯稿·刑法一》記載，《申明刑統》曾解釋：僧道在父母喪內犯，要加凡人四等,後經“大理寺再看詳,只合加二等”。主管部門所作的看詳，也可以作為以後處理同類事件的依據。《宋會要輯稿·刑法一》記載，哲宗元元年(1086)八月十二日，曾“修成六曹條貫及看詳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