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

慶曆八年四月戊寅日（1048年5月25日），趙頊在濮安懿王宮邸睦親宅出生。是宋英宗趙曙和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所生長子。八月，宋仁宗賜名為趙仲針，不久被授為率府副率，後三次升遷至右千牛衞將軍。 ^[3]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趙頊與其父趙曙一起入居慶寧宮，當時他曾經夢到有一位神人捧着他登天。農曆三月，宋仁宗逝世，趙頊父趙曙即位，授趙頊為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是年五月，趙頊受經於東宮。據記載，趙頊相貌不凡，舉止皆與常人不一。而且天性好學，每次請教學問都一直到日落而忘記了進膳，宋英宗趙曙見了他如此好學常常派遣內侍去阻止他。趙頊每次正衣冠與行禮都非常注意，即使是最炎熱的時節，也未嘗用扇。侍講王陶進入宮內，趙頊率弟弟趙顥向他參拜，可見對師傅的尊重。九月，又加封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名為趙頊。 ^[4] 

宋神宗幼時，便“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立志“雪數世之恥” ^[2]  ，到十多歲時，神宗就“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 。父親英宗即位時，神宗十六歲，這期間王安石的改革理論在社會上有了更廣泛的影響。加之在潁邸任職的韓維、孫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其日常講論之間，神宗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而對王安石更加關注。

治平元年（1064年），趙頊進封潁王。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納故相向敏中的孫女為夫人。十月，宋英宗病重，趙頊按照宋仁宗時期的舊制，請求兩日一到邇英閣講讀，以安朝廷百官之心。十二月，趙頊被立為皇太子。 ^[5]  宋神宗在東宮讀書時，就十分崇尚法家學説。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歡韓非子， ^[6]  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 ^[7]  法家學説對神宗確有很大的影響。在後來談論治國之道時，宋神宗常常提起一些古代鋭意變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皆使政令必行”。法家學説中改革進取的精神與“法”、“術”、“勢”相結合的加強君主專制的思想，對宋神宗的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次年改元熙寧，宣告大赦天下。並派遣馮行己向遼朝告哀。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為皇太后，命宰相韓琦為山陵使。 ^[8]  同月，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曾公亮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文彥博為尚書左僕射、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富弼改授為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鄭國公，曹佾改授為昭慶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張昪改授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宗諤授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授為集慶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歐陽修、趙概並加尚書左丞，仍為參知政事之職，陳昇之為户部侍郎，呂公弼為刑部侍郎，允弼、允良並加守太保，冊封其弟東陽郡王趙顥為昌王，鄠國公趙頵進封樂安郡王。 ^[9] 

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1065年）的時候，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 ^[10]  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税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睏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關係。 ^[7]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趙頊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政班子。變法措施大概分為三個部分：即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和取士之法。 ^[11]  隨後新法逐漸出台。

新法剛一出台，便招來朝野間一片指責和謾罵，不僅從內容和效益上對新法進行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責，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王安石不為所動，喊出了“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號， ^[12]  趙頊對王安石表示支持，説：“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主張道德與功名並重，反對守舊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做法。在兩派爭議當中，趙頊先後罷退了一批對變法持否定意見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鑼、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温、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

熙寧三年（1070年），擢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讓其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趙頊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趙頊聽從王安石的舉薦，起用了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13] 

熙寧新法雖得到趙頊的鼎力支持，但實行起來舉步維艱，由於新法在多方面觸犯了享有特權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這次改革從一開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對。這股反對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時由於新法本身也存在許多缺點，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對，蘇轍、韓琦、司馬光都在反對之列。神宗的思想也開始猶疑起來。保守大臣們反對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準備，但是改革派內部分裂，給王安石的打擊是格外沉重的。而這時的神宗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不重視他的意見。王安石對神宗慨嘆道： “天下事像煮湯，下一把火，接着又潑一勺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

熙寧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體有病，屢次要求辭職。到六月間，王安石的兒子壯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絕，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已無法集中精力過問政事。神宗只好讓王安石辭去相位，出判江寧府。第二年王安石連江寧府的官銜也辭去了，此後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沒有回朝。 ^[14]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趙頊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趙頊的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獲得大臣和後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並沒有變。他一邊安撫守舊派的大臣，啓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一邊堅持改革，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第二年，趙頊改年號為“元豐”，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主持變法。然而，變法依舊伴隨着反對的聲音。失去了王安石，趙頊本就很傷心，又要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免有些惱火。他決定實行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嚴懲反對變法的官員。趙頊沒有停止改革的進程，經過他的不斷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於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實行到宋朝末年未再進行大的變動。 ^[15] 

北宋中期冗官成災，不但官僚機構十分龐大，官員急增，而且造成官職不符，大批官僚無所事事卻身居要職；辦事效率低下，得過且過之風盛行。這種官僚體制，當然既無益於朝政，更不能適應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經過深思熟慮，下決心對官僚體制進行改革。

首先對中央機構進行整改，使“台、省、守、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適當合併機構，裁減官員，使官員名實相符，有職有權。設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統管中央行政。中書省主管宣佈皇帝命令，批覆臣僚奏議，決定重要官員的任免，下設吏房等八房辦事機構。門下省主管審議中書省所定事宜。尚書省是執行機關，設宰相，分六部，行使實際權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實際兵權仍為皇帝和樞密院掌管。這樣，宋初以來中央機構虛職多而實職少的弊端，得以扭轉，原來“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的怪現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統一了全國官員的薪金，原來只領薪金的虛官，改為相應的階，以階級領薪金，以便於對官員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職，知使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發揮官員的積極性。

宋神宗的元豐改制，雖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沒有也不可能進行徹底的機構體制改革，精簡官員，因而他徒有良好的願望，卻不可能達到鞏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16] 

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趙頊由於對西夏戰事的慘敗，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病情惡化。大臣們亂成一團，王珪等人開始勸趙頊早日立儲。趙頊此時已經有不祥的預感，無奈地點頭同意了。神宗六子趙傭，改名為“煦”，被立為太子，國家大事由皇太后暫為處理。趙頊一生都在追尋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強盛的國家，再造漢唐盛世。當這些夢想破滅之時，趙頊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同年三月戊戌日 ^[1]  （4月1日 ^[1]  ），年僅38歲的神宗趙頊帶着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1]  。他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他耗盡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後不久，就被他的母親高太后暫時廢除，不過，哲宗親政後又陸續恢復，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繼續執行。 ^[17]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説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熙寧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元豐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元豐三年（1080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元豐元年（1078年），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

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啓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

元豐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侷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18] 

熙寧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 ^[7] 

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編纂《通鑑》提供客觀的條件。趙宋王朝建立後，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伴隨着經濟發展的是文化事業的發達，加之宋王朝實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術的普及，造紙術的進一步改進，對文化的發展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後編成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結出的碩果，又是宋代文化發展的標誌。龍圖閣和天章閣分別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僅崇文院藏書，據仁宗時修成的《崇文總目》記載，就有書籍30669卷，可謂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這就從資料上為書局編書提供了保證。書局遷到洛陽後，神宗又以潁邸舊書2400卷賜予司馬光，併為《通鑑》作序。 ^[19] 

今湖南西部及其邊臨地區為宋代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原設羈縻州數十，北部稱北江，南部稱南江，合稱兩江，由荊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轄。

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將章惇以察訪荊湖北路常平等事為名開發兩江地區。同年十一月首先開發荊湖南路的梅山地區（今新化、安化、武岡地區），設新化縣，次年又於臨近地區設安化縣（今安化東南）。熙寧七年開發南江，設沅州（今芷江）及盧陽縣（州治，今芷江），後又設黔陽縣（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寧九年，北江也得到開發，以後又在湘西陸續設置縣、鎮、寨，湘西地區逐漸得到開發。

王韶曾上書稱：“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 ^[20]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設洮河安撫司，以王韶為長官。次年五月又設通遠軍（今甘肅隴西），王韶兼任知軍，經略河湟地區，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佔領武勝軍，改名鎮洮軍。十月，升為熙州（今臨洮），並設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司，王韶為長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轄州、軍，其時河、岷、洮三州尚未佔有。次年三月佔河州（今臨夏市），軍行近兩月，千八百里，又佔宕（今宕昌）、岷（今岷縣）、疊（今迭部）、洮（今臨潭）等州，宋復設河、岷、洮州，其餘改為城、寨。熙河路轄區終於全部佔有，對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交趾位於今越南北方地區，自仁宗末期以來，就時時侵擾宋朝邊境。

熙寧八年（越南大寧四年，1075年）九月，交趾軍攻佔宋古萬寨（今廣西扶綏西北），十一月又大舉進攻，水路渡海攻佔廉州（今合浦）、欽州；陸路於次年正月攻佔邕州（今南寧）。

熙寧九年（越南大寧五年，1076年）二月，宋任命郭逵、燕達統兵5萬號稱10萬進行反擊，失地相繼收復。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軍攻入交趾境內，擊敗交趾的象陣，交趾軍潰逃，宋軍攻佔門州（今越南同登）。宋軍從山間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紅河），離交州（今河內）30裏，交趾將艦船全部聚集南岸，宋軍無法渡河，設伏誘敵，交趾中計渡河出擊，宋軍伏兵齊發，交趾大敗，洪真太子戰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月18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軍統帥郭逵接受降書後班師北返。

元豐四年（西夏大安七年，1081年），西夏惠宗秉常擬割地與宋議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機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將劉昌祚攻至靈州（今寧夏吳忠西南）城下，即將攻入城內，為主帥高遵裕嫉功馳使制止，以致貽誤戰機，久攻不下，反被西夏決河水所淹，宋軍被迫退回。李憲率熙河路宋軍於九月初二攻佔蘭州，隨即築城。神宗採納李憲建議，於次年正月改熙河路為熙河蘭會路。七月，宋神宗採納徐禧建議，築永樂城（今陝西米脂西北）。

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神宗在銀、夏交界修築永樂城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了30多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將校傷亡200多人，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神宗臨朝慟哭。他從此也失去了鬥志，繼續維持着原來對西夏的納貢和議。 ^[17] 

宋神宗在一系列變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異議較少，州縣建立小學，朝廷直接領導太學，分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試選拔。外舍生兩千人，考試優秀的升內捨生；內捨生三百人，考試好的升上捨生；上舍生一百人，優秀者可以直接選拔為官。 ^[21] 

蘇東坡曾寫過一首《吟檜（樹）》的詩，其中有這樣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就這樣兩句詩，卻惹起一場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蘇軾對聖上有不臣之意，應從重量刑，給以處罰”神宗説：“朕一直待蘇軾不薄，所以，儘管蘇軾有錯，但還不至於達到謀反的地步。不知愛卿是如何知道蘇軾要謀反的？”王珪説：“他作詠檜詩，內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一句。陛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是他的知己，卻把地下蟄龍作為自己的知音，這不充分説明他確有不臣之意嗎？非嚴遣不足示懲。”神宗聽後説道：“詩人作詩，本為詠檜，與朕有什麼相干？請你們不要再妄加牽強附會了。後來，又有人誣告司馬光、張方平、範縝、陳襄、劉摯等人，都與蘇軾有相類似的舉動，並且經常私下聯絡，都應該受到嚴厲懲罰！對此，宋神宗堅決不允許，最後，只將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免於追究刑事責任。 ^[28] 

趙頊即位後的時候，有一天，御史蔣之奇上書彈劾尚書左丞歐陽修，説其作風不正，與外甥女有亂倫之醜聞。神宗看後，轉問故宮臣孫思恭。孫思恭答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並指出此事關係到大臣名節，應謹慎從事。神宗下詔蔣之奇，讓他拿出證據，蔣之奇的上諫本來就是道聽途説，哪來的證據，見神宗令他出證，一時便慌了手腳，只好説出此事是從中丞彭思永處聽來的。神宗又問彭思永，結果，彭思永又説他是聽來的，並無證據。這彭思永又如何聽來的？經進一步查證，神宗終於弄清了説歐陽修亂倫之事純屬誣告。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歐陽修的內弟薛宗孺，平時因與歐陽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語，説歐陽修有淫亂行為。這流言蜚語不知怎麼傳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訴了蔣之奇。而蔣之奇未分真偽，竟然以此為由上奏彈劾。宋神宗弄清之後，怒責蔣之奇誣告行為，遂後連同彭思永一併貶職，調出京城。神宗嚴懲誣告，朝廷震動，天下服其明鑑。 ^[29] 

參見：永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