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

蜀學的特點是駁雜不純。《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序錄》評論蘇洵思想時雲：“蘇氏出於縱橫之學亦雜於禪。”蘇軾、蘇轍融儒、釋、道為一爐的思想傾向更為明顯。

哲學上蜀學以道為最高範疇，認為道不可言，不可見，“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東坡易傳》卷七）。陰陽亦不可見，不可言，“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彷彿者也”（同上）。陰陽交然後生物，其始為水。蘇氏以道為萬物本根，但由於他們以虛無為道，道生萬物因而也就是自無至有的過程，“至虛極於無，至實極於有。無為大始，有為成物”（同上）。“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蘇轍：《老子解》）。

在心性問題上，蘇氏亦受佛、老思想影響。蘇軾認為，性亦不可見、不可言。無論是日修其善而消其不善，還是日修其不善而消其善，最後總有“不可得而消者”，這既不能增加又不能減少、恆定不變的東西就是性。蘇轍則直接以佛教禪宗思想詮釋《中庸》的中、和，未發、已發，亦即性、情。他説，“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老子解》）總之，蜀學在天道、人性等儒學根本問題上都“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

蜀學混淆儒、釋、道三家界限還表現在：他們認為，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而老子棄絕仁義禮樂，實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只是治世的方法。孔子是“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因為道太玄妙，示人就道，反而會使人迷惑不解；而老子則“老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東坡易解》）。蘇氏不僅割裂道器，也混淆了孔、老之道。

在政治上，蜀學的代表人物對北宋社會弊端叢生感到不滿，對北宋的積貧、積弱的局面感到憂慮，主張改革。但對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採取抵制態度。蘇軾曾上書宋神宗説：“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他以正人心、淳風俗反對王安石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但對後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盡廢新法的做法也加以反對。

蘇氏父子文學成就高於其學術成就，三人皆從“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蘇軾文學成就尤高，其詩、詞、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其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對有宋一代的文學發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