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國

在段思平建立大理國之前，“大理”一詞還沒有見諸有關洱海區域的史籍記載。在南詔統治時期，這個區域也一直無“大理”之稱。這種文獻記載上的缺乏導致長期以來人們對“大理”釋名的諸多推測和臆斷。

《南詔野史》裏傳説，“大理”這個國名的來歷是因為段思平在進攻楊幹貞的軍隊時，找不到渡口過河，一個似乎是神的“披纓浣紗婦”（民間暗指觀世音菩薩）指給段思平率軍過河的道路，並且叫段思平把新國家命名為“大理”。

拋開神話的成分，學者們多傾向於認為“大理”與南詔後期曾用過的“大禮”有承襲關係。據《新唐書·南詔傳》載：酋龍（又稱世隆，南詔第八代國王）立，“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

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雲：“大理國與唐史禮、理字異。”據《元史·地理志》記載：“至異牟尋又迂於喜郡史城，又徙居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於是，該種説法認為大理的得名可能與此有關。

也有學者認為，“大理國”的“大”字是限制詞，和“大長和國”“大天興國”“大義寧國”的“大”字同義。其着眼點在於政治改革，有積極推行“禮治”，大治大理，達到強國安民目的之含義。所謂“大理”就是要採取措施，重新調理各方面關係的意思。

段思平建立政權之後，“更易制度，損除苛令”，實踐了自己的諾言：“赦國中凡有罪無子孫者”“免東方三十七部蠻徭役”。由此可以瞭解段思平的政治抱負，也可見他改國號曰“大理”，就是要大大調理各方面的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理”與“治”同義，“大理”即是“大治”的意思。 ^[8] 

唐朝天寶戰爭中，大將軍段儉魏大敗唐軍，為南詔國立下赫赫戰功，被南詔國王蒙閣羅鳳擢授為清平官，傳六世至段思平。段思平初為幕覽（小府副將），由於武藝超羣，才幹出眾被提拔為通海節度使，成為統轄一方的大將。

南詔尊聖二年（929年），楊幹貞奪趙善政之位，建大義寧國，改元興聖。其弟楊詔指段思平有帝王之相，疑懼之下楊幹貞下令追殺段思平，段思平因到秀山神祠占卜得到啓示，藏匿在自己舅父部族中。會善政臣守高方和段思平關係密切，派段思平之弟段思良和軍師董迦羅前來加以保護。

南詔興聖元年（930年），楊幹貞的位置被其弟楊詔所篡，楊詔得位後，改元“大明”。段思平隨即向東方的黑爨三十七蠻部借兵，會於石城，以董迦羅為軍師進攻南詔，所向皆克，遂進攻大理。楊詔兵敗自殺，楊幹貞知道兵敗消息後棄城而逃，為段思平軍所擒，大義寧國滅亡。

南詔大明七年（937年），段思平即位，改國號“大理”，建元文德，仍定都羊苴咩城。段思平建立大理國後，厲行改革、勵精圖治、發展生產，着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大理國的生產、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944年，段思平在鄧川視察農業的時候去世，其子段思英繼位，改元文經。

文經二年（946年），段思平之弟段思良聯合相國董迦羅發動政變，逼段思英退位出家，並自立為帝，改元至治。從此大理皇位的繼承由段思平一系轉到了段思良一系。段思良在大理政權建立過程中出過不少力，頗有功勞，在段思平在位期間他也頗受信任，是王族中的實力人物。他逼侄遜位後，成為大理第三代皇帝，在位6年。

951年，段思良去世，諡號聖慈文武皇帝。段思良死後，子段思聰立。段思聰時期，迅速膨脹起來的高氏已經取代董氏，成為朝政大權的實際控制者。段思聰在位17年，用過三個年號，明德（952—？）、廣德（？—967）、順德（968）。

960年，宋朝建立，開寶元年（968年），大理致書宋朝廷，要求通好。

開寶二年（969年），段思聰卒，子段素順立。同年，大理東部發生邊亂，延眾鎮長宗奇、求州首領代連弄兔，攻陷糜乃等三邑，段素順派都統、長皇叔、布燮段子標，都監三軍、禮樂爽、長駙馬、布燮段彥貞等統軍平定邊寨，誅代連弄兔等，同時討伐了郎羽、阿房、田洞，會集三十七部首領在石城（曲靖）會盟、頒賞。

段素順碰上趙匡胤南征，趙匡胤鑑於唐朝的失敗，以玉斧劃大渡河為界，説“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國得以保全。後繼者段素英篤信佛教，刺文著述《傳燈錄》舉行開科取士，以和尚讀儒書者應考，這些人稱“釋儒”，官吏多從釋儒中選任。在位24年。其子段素廉在位13年，無所為。用過一個年號，明啓（1010—1022）。

段素廉死後，侄兒段素隆繼位。段素隆不樂為帝，禪位為僧，開了大理皇帝禪位為僧的先河。侄兒段素真繼位。後來段素真禪位為僧，孫子段素興繼位。諡號聖德皇帝，故史稱大理聖德帝。

段素興“性好遊狎”，又好大喜功，“廣營宮室於東京（昆明），多植花草，於春登堤上植黃花，名繞道金稜，雲津橋上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每春月，挾妓載酒，自玉案三泉，溯為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鬥草簪花，晝夜行樂。”“又有花遇歌則開，有草遇舞則動”，於是段素興“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素興在位，荒淫日甚”。

天明元年（1044年），相國高氏廢掉日益荒淫的段素興，擁立段思平玄孫段思廉為帝，皇位才回到段思平一系。

段思廉繼位，高氏如昔日之董氏，以此擁立之功，一舉凌駕於諸姓之上。楊氏勢衰，遂鋌而走險。1063年，楊允賢公開叛亂，段思廉已經無力平亂，只好請嶽侯高智升出兵滅之。至是高氏益盛，高智升佔據了整個鄯闡府轄境，段思廉只好晉封高智升為鄯闡侯，賜給王室直轄領地白崖、茹甸兩地，王室實力更加削弱，進一步促成了段氏統治的危機。

段思廉時，曾將兵敗逃入大理的兩廣蠻酋儂智高，斬首以獻北宋。段思廉在位31年，用過5個年號，保安（1045—1052）、正安（1053—？）、正德（？）、保德（？—1074）、明侯（？）。

段思廉後禪位為僧，廟號興宗。其子段廉義繼位，高智升漸漸攫取了全部權柄。段廉義在熙寧九年（1076年），曾派使者入貢宋廷。楊允賢雖敗，但是楊氏實力仍存，1080年，楊義貞再度發動政變，殺國君段廉義而自立，改元德安，號“廣安皇帝”。時為清平官（即宰相）的高升泰受其父高智升之命率東方兵馬攻滅楊義貞，擁立段壽輝為大理皇帝，高智升自任布燮，以兒子高升泰為鄯闡侯。自此高氏父子在大理國權傾朝野。

段壽輝即位後，因疑懼高氏，常心神恍惚、忐忑不安。該年，“日月交晦，星辰晝見”，段壽輝更以為“天變”。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時，高智升與高升泰父子逼迫段壽輝退位出家，接着便擁立段正明繼位，即保定帝。

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一直以來都在專權的高升泰廢段正明，自立為帝。

天授元年（1096年），高升泰病逝。由於雲南諸部的反對，高升泰臨終囑咐其子高泰明還政段氏，於是高泰明擁立段正明的弟弟段正淳為大理皇帝。

由於段氏政權中斷過，故從段正淳起的大理國史稱“後理國”。段正淳雖然是大理國的皇帝，接受高氏歸還的政權，然而高氏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勢力，宰相皆出自高氏之門，世稱高國主。1108年，段正淳讓位給其子段和譽（段正嚴），出家為僧。死後諡號為文安帝，廟號中宗。

段和譽是在宋徽宗大觀二年（1107年），接替其父段正淳為大理國第16代國王，直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年）禪位為僧，在位長達39年，是後理國諸王中在位時間最長的，死後諡號宣仁皇帝。段和譽是個有所作為的君主，他明白與宋朝建立友好關係是立國之本，特別重視加強與宋朝的聯繫，入貢大理馬、麝香、牛黃、細氈等土特產，還派幻戲樂人（魔術師）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禮遇，冊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等。

段正興，又名段易長，段正嚴之子。當時大權都由高氏相國把持，先後有高量成、高壽貞、高壽昌等。段正興由於得到相國高量成的支持，在皇位之爭中最終勝出。段正興在位24年，禪位為僧，其子段智興嗣位。

段智興極其崇佛，“智興奉佛，建興寶寺，君相皆篤信佛教，延僧入內，朝夕焚咒，不理國事”。大修佛寺，建了60寺院，大理是小國，消耗不起，國力有所衰落。段智興在位時，加修龍首關、龍尾關，加強羊苴咩都城的防禦。此間，大理國內高氏子弟多次混戰。段智興死，子段智廉立。段智廉對佛教也感興趣，派人到宋朝求得大藏經1465部，放置在都城內五華樓。在位僅4年就去世，其弟段智祥繼位。

段智祥在位期間廣納賢才，發展農業，治國有方。《南詔野史》稱：“舉賢育才，時和年豐，稱治國焉。”他篤信佛法，後也禪位為僧，位傳其子段祥興。

宋淳佑四年（1244年），大蒙古國出兵臨關，遠征大理，段祥興派大將高禾出戰，戰死於九河。不幸中的萬幸是，大理沒有因為失敗而立即滅亡，蒙古軍因大汗窩闊台的死而退兵。

段興智繼位後，大理終於抵擋不住蒙古兵的又一輪進攻，段興智成了大理國的末代帝王。次年9月，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台統軍，發動了對大理國的大規模征伐，兵分東、西、中三路。忽必烈親率中路軍，於1253年10月過大渡河，抵金沙江，多位酋長歸附，獻計用革囊渡江，蒙古軍遂用皮筏渡江，到達麗江，即歷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先派使者到大理勸降，大理相國高泰祥主張堅決抵抗，殺了使者。12月，忽必烈大軍一路長驅直入，進軍龍首關，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抵抗地直逼大理城。隨後，兀良合台率領的蒙古西路軍也渡江到麗江縣塔城、巨甸、石鼓。東路軍過金沙江到達楚雄、姚安。這樣，三路大軍對大理城形成包圍之勢。大理國內各族的貴族分子紛紛降蒙。當時的大理國，軍事力量並不薄弱，但為了削弱段氏勢力，控制國政，高氏有意一方面把大理國軍隊的精鋭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一方面則着力發展自己的地方武裝，王畿之地的力量反而相當薄弱。段興智與高泰祥，引兵背城出戰，慘遭大敗，棄城而逃，各奔一方，蒙古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地攻佔了大理都城。忽必烈命令姚樞裂帛為旗，上寫止殺，分頭號令各街巷，於是軍民安定。姚樞還蒐集了大理的圖書檔冊。蒙古兵在姚州抓獲高泰祥。

天定三年（1254年），忽必烈北歸，留兀良合台繼續進攻。兀良合台先後平定了大理國的五城、八府、四郡及烏、白蠻三十七部。同年秋，在昆澤（今宜良）俘獲大理王段興智，大理國亡。 ^[14]  段興智被擒後，被送到北方蒙古汗廷，去見蒙哥汗，蒙哥汗施以懷柔，賜金符，令其歸國，繼續管理原屬各部。

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在大理原境置雲南行省，加強了中國對西南邊陲的統治。

大理國定都羊苴咩城，其政治中心在洱海一帶。疆域大概是今天的雲南省，貴州省西南部，緬甸北部地區，以及老撾與越南的少數地區。

大理國政權基本繼承了南詔的疆界，所統治的區域包括今雲南全省、貴州東部、廣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越南、緬甸、泰國、老撾的一些地方。《元史》載雲：東至普安路之橫山（今貴州普安），西至緬甸之江頭城（今緬甸傑沙），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今越南萊州省的黑河），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 ^[4] 

大理國後期廢除了節度和都督的軍事轄區，對其他建制略作了調整，設置八府、四郡、四鎮。

大理國前期的行政區劃承襲南詔後期，帶有相當濃厚的軍事色彩。大理國後期，行政區劃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廢除了南詔以降以軍事統治為主的節度、都督制，而代之以政治統治為主的府、郡制——在經濟較為發達開化的地區設府，在主要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設郡，而在強鄰壓境的邊夷地區則設鎮，其下再各領（縣級）州郡部甸。 ^[3] 

關於大理國時期的貨幣流通，目前尚缺乏文獻記錄，難以準確描述。學界只能依據元初資料，並以之與唐代記載相對比，勾勒貨幣流通的大致輪廓。 ^[10] 

（一）貝幣。五代時期，李珣的《海藥本草》曾記述了雲南貝幣流通的情況。該書説“貝子，雲南極多，用為錢貨交易。”對此，北宋末年編修的《政和經史證類本草》一書作了引錄。這是目前所知的關於大理國貝幣流通情況的唯一的一條史料。史料中“極多”一詞無疑反映了大理國時期貝幣流通的廣泛性。

大理國時期，貝幣的流通地位得到了鞏固，已取了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從雲南貝幣發展史的角度來講，大理國時期是貝幣確立流通主導地位的時期。貝幣流通主導地位的確立，開啓了它自身流通使用的新局面。李京《雲南志略》説“交易用貝幣，俗呼為巴（貝巴），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貝幣出現了莊、手、苗、索等換算單位，這比之南詔時期“十六枚為一覓”的單一狀況顯然是要進步得多，更能適應商品交換髮展的需要。隨着貝幣流通主導地位的確立，貝幣的財富意義增強，被廣泛地作為財富的象徵加以貯藏。 ^[10] 

（二）鹽幣。大理國時期的鹽幣，沒有任何資料加以記載。由唐代以後的元、明、清乃至近代都流通鹽幣這一情況可以推定它的存在。

大理國鹽幣流通的區域當與元、明兩代相差無幾。據《馬可波羅行記》和明景泰圖經志書》的記載，元明兩代雲南使用鹽幣的地區主要有楚雄、鎮源、武定和今紅河州一帶。顯然，鹽幣主要流通於雲南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承襲了南詔時期的流通格局。 ^[10] 

（三）金銀幣。南詔時期，金已從商品交換中分離出來，在一些地區成為了貨幣。大理國時期，雲南的金銀開採發展最為迅速，以致元初雲南的金課、銀課居全國之首。金銀開採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金銀貨幣的流通使用。據樊綽《雲南志》記載，南詔時期，用作貨幣的黃金是片塊狀的生金。經大理國時期至元初，用作貨幣的金銀，已經過加工，提煉成“精金”“純銀”，製成“金條”，“按量計值”，更為規範，更為高級。 ^[10] 

（四）宋錢。宋代，中原內地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時，邊疆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隨之而來，中原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市場聯繫日益緊密，經濟交往繁榮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宋朝錢幣作為雙方市場擴展和聯繫的載體大量向周圍民族地區外流。在宋朝錢幣向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流動的過程中，大理國作為西南地區經濟最為發達的少數民族政權，流入了一定數量的宋朝錢幣。對於大理國時期流入雲南的宋朝錢幣，有部分學者以為並沒有作為通貨流通。但是，大理國流入的宋朝錢幣主要是通過商業貿易途徑進入境內的。既然大理國的商隊和邊民在貿易中能接受宋王朝的錢幣，那麼，宋王朝的錢幣就要能作為通貨在大理國境內流通。否則，宋王朝錢幣就難以被接受。從這一點推測，流入大理國的宋朝錢幣應該是作為貨幣使用的。 ^[10] 

大理社會經濟較南詔時有較大發展。畜牧業亦頗為發達，大理產馬，每年有數千匹馬經貴州轉販到廣西。手工業很興盛，用象皮製作的甲冑，形式精巧，質堅如鐵；披氈、彩漆器皿、馬鞭鞍轡等頗有名。冶鐵業水平甚高，雲南刀為南方各族人民所珍視。冶銅技術純熟，工藝精巧。

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達和繁榮。大理對外貿易相當發達。交通四通八達，與中原貿易有四川、邕州（今廣西南寧）兩條道路。以邕州橫山寨（今廣西田東）的互市榷場最為繁榮。當時大理商人輸往內地的商品有馬、羊、雞等畜禽，刀、氈、甲冑、鞍轡、漆器等手工業品，以及麝香、牛黃等藥物。從內地輸入的則有漢文書籍、繒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藥材和手工業品。內地先進的科學文化傳入雲南，對各族人民起了促進作用。大理與緬甸、越南、馬來亞、印度、波斯等國家都有貿易往來。隨着商業的發展，出現了大理、善闡、威楚、永昌等城市。善闡成為與中原內外密切聯繫的樞紐。元代統一雲南並建為行省後，即以之為省會。 ^[5] 

大理和中原一樣，尊奉孔子，誦經拜佛，故索求儒家經典、史書、韻書、總集、佛典等文集，傳統相仿，觀念相同。大理王室自認為是漢人後裔，所以漢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比南詔時期更進了一步。在南詔後期，烏蠻的蒙氏王朝為了藉助白蠻力量，與白蠻通婚，所以，到了末期王族基本上已白蠻化，語言上逐漸接近白蠻。大理國時期，白蠻當國，保留較多漢語成分的白蠻語取得了絕對優勢。

大理國的文學作品文字優美，反映了高超的漢語駕馭能力。現存的《興寶寺德化銘》《嵇肅靈峯明帝記》《高生福墓誌銘》《昆明經幢造幢記》用語工麗，用典若化，與中原毫無差別。大理國的文字資料在考古發掘中屢有出土，其作品形式、語言和中原完全相同。在《三十七部會盟碑》及《段政興資發願文》中還保留一些白蠻詞語，其中一部分是從南詔一直沿用下來的。 ^[6] 

大理王族大力推行漢地文化，在漢文化的影響下，產生了僰文（方塊白文，已失傳）。方塊白文是用漢字書寫。今昆明古幢公園內的石幢，是大理時石雕的僅存碩果。此外，壁畫和木刻藝術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佛教在南詔時傳入雲南，至大理時盛行。儒家的教條與佛教的道義幾乎融而為一。儒生無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師僧也都誦讀儒書，有所謂“釋儒”（又稱“儒釋”），而且任用師僧為官。師僧也通過科舉考試取得政治地位。可説大理國是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多位國王都曾先後禪位為僧。

當地民俗講究“家無貧富皆有佛堂，少長手不釋念珠。”大理國與南詔被稱為“妙香古國”，不僅是因為這時期佛教僧徒眾多，更重要的是佛教的三大體系在這裏都存在，這裏還是雲南境內的佛教支系阿吒力教主要流傳地。

大理國境內的民族羣體和南詔時期相比變化不大，主要民族有白蠻、烏蠻、和蠻、施蠻、順蠻、磨些蠻、鍋銼蠻、尋傳蠻、裸形蠻、望蠻、撲子蠻以及芒蠻、白衣等。 ^[12]  其中，由氐羌民族直接發展來的烏蠻是大理國的主體民族。 ^[13] 

整個大理國時期，對內對外戰爭不如南詔頻繁，規模也不如南詔龐大。

第一，無論是在兵種還是數量上，大理國軍隊都與南詔相與領頑，基本上不存在弱於南詔的狀況。

第二，説大理國沒有軍力向別的地方攻掠，這不是事實。

從國內、國外有關的史籍記載可知，大理國軍隊曾經先後遠涉今貴州西部、越南北部以及緬甸北部諸地，説明大理是有力量進行域外作戰的。而且，從元初鬢貧軍被蒙古倚重東征西討、所向克捷來看，大理國常備軍的戰鬥力絕對不弱。

外交上，大理與宋朝、緬甸、越南、馬來亞、印度、波斯等國家都有貿易往來。十一世紀，緬甸蒲甘王朝一世王阿奴律陀率領使團到大理朝拜佛牙，受到大理國的熱情接待。大理國描工張勝温的《張勝温畫卷》畫了大理國國王利貞皇帝率文武羣臣官員虔誠禮佛的景象；畫了大理國佛教的諸佛、菩薩等；還畫了“十六大國王眾”參加禮佛的盛況。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