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平之治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駕崩。後趙恆遭遇了由太監王繼恩和李皇后（明德皇后）共同謀劃的宮廷政變，在宰相呂端的支持下，趙恆才於同月繼位，是為宋真宗。次年改年號為“鹹平”。 ^[4] 

此期間北宋基本上是風調雨順，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唯有一次汴水漲溢出岸，浸沒了從京師到鄭州的道路。宋廷詔選善於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勢，一時受阻的漕運也得以恢復通航。 ^[5] 

這一年正處於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時期，北宋經濟復甦，國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數量亦成倍增長。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稱。而且是在開國不到40年、國家千瘡百孔，每年不停地與黨項、契丹作戰，甚至還有四川叛亂的情況下開創的。 ^[5] 

宋真宗在位得益於他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舉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個傳諸後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頒佈了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

1.清心，要平心待物，不為自己的喜怒愛憎而左右政事；

2.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潔；

3.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

4.務實，不要貪圖虛名；

5.明察，要勤於體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罰不公正；

6.勤課，要勤於政事和農桑之務；

7.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種弊端。

這《文武七條》均是廉政之舉，是宋真宗苦心孤詣的安排，也是百姓們的熱切期望。在宋真宗看來，“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頭，就能實現“德治”。 ^[6]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啓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軌，但它必須與“法治”相結合：以法律約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貪污。為達到《文武七條》之“奉公”（廉潔奉公）宗旨，宋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點是加強監察官員自身的廉政建設。 ^{[2]  [5]  [7-8]} 

宋朝有一整套嚴謹有效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宋代嚴明賞罰，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污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升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一個官員若犯貪污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污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樣，只有才德兼備者才能被選拔進入官員隊伍，自然而然，官員的貪污行為也就相應減少。 ^[7] 

同時，宋代吏部還建立了官員檔案，凡犯貪污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污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這樣的規定，動員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監督力量，杜絕了貪污腐敗者上升的空間，並將他們置於嚴密的監管體系中，避免了他們再次搞腐敗的可能。 ^[7] 

宋朝建立了一套監察官員的瀆職懲處制度、選拔的標準和職務迴避制度。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着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對於失察的監察官，宋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 ^[7]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宋真宗“詔諸路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舉察者坐之” ^[9]  。史載王曙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 ^[10]  ；張觀任解州通判，因“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税” ^[11]  ；河北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12]  。

據有關史籍的記載，宋朝監察官員台官（御史）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首先要“鯁亮敢言”，廉潔無私，糾彈不避權貴；其次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從政的實踐經驗。宋朝規定，台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 ^[13]  。強調薦舉具有基層實踐經驗的官員充當御史；三是實行官親迴避制度。凡宰執所薦之人，以及宰執子弟，親戚和屬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執不得薦舉御史，宰執所薦之人不得為御史，以及與宰執有親嫌、同鄉關係或為其屬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為宰相奏舉御史，御史必然與宰相結黨營私，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準宰執奏舉御史的原因所在。 ^[7] 

因為這些廉政舉措，所以宋真宗和他的後來者們創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豐收的宋王朝。 ^[7] 

宋真宗即位後，提拔了李沆、呂蒙正、夏侯嶠、楊礪等人擔任宰相和執政大臣，保留了張齊賢、呂端等。這些人大多能夠做到忠於職守，使得此時期政治較為清明。

宋真宗能較能聽取各方意見。他在即位後就通過御史台向轉達他的意思，要京師內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誤、看到利病、對軍事有好的建議，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遞奏摺。如張齊賢在鹹平元年（998年）完成了“編敕”的編撰工作，成為正式法律《刑統》之外的重要補充。提出了職田，廢除了江南前面幾朝苛捐雜税的建議。重用寇準，使其在澶淵之盟時能夠力挽狂瀾。

在鹹平元年鹹平元年（998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轉運使輪流到京師向他述職，講述所在地情況。鹹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極諫”，他會給予提出好意見的人賞賜。也是這一年，他對身邊大臣説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穫，他要大臣們也要看，並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來。此後，他也多次下詔徵求“直言”，所以這段時間上書言事特別多。

宋真宗本人很厭惡嚴刑峻法，主講謹慎用刑。又下詔廢除了斷截手足、鈎背烙身等刑罰，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嚴厲批評軍中對逃兵施以的烙傷手腕、敲碎脛骨等做法。同時對私鑄銅錢、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減輕處罰。對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許使用酷刑、搞刑訊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個叫潘義方縣尉對嫌疑犯朱凝嚴刑拷打，並用牛皮套頭，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證，後來經查明，宋真宗撤了潘義方的職，並向全國通報此事，嚴令不許嚴刑逼供。

同時在京設立糾察刑獄司，地方設立提點刑獄司，負責對各種刑事審判、刑罰、監獄進行監察。凡是判處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須要向此機構通報，這個機構有查詢複審的權利。如果初審官員處理不當，此機構有權向朝廷提出，並對該官員提出彈劾。如電視劇《包青天》那種審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宋真宗經常跑去主持各種審決在押囚犯，特別是幾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慮囚”，處理一些長期關押的囚犯，免得他們在監獄待時間過長受苦。另外他的親自下問審理一些重大貪腐案件，如齊化基案、孫樸案等。 ^[9] 

宋真宗時所制定的專門用於專核監督官吏的《州縣三課》，也是將“公勤廉幹”列為首條。，“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身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14]  宋初，內外官任滿一年，為一考，三考為一任。特別對法司之官，既有明確的轉官年限，也有嚴格的考課與迴避制度。

宋代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污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定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 ^[5] 

一個官員犯貪污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污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就使官員貪污受到牽制。宋代吏部設有官員檔案，凡犯貪污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污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 ^[8] 

歲末年節時，皇帝賜臣僚宴飲，既是增進君臣關係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時機。歷朝皇帝都有此舉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 ^[15]  另外，有資格參加節序賜宴官員的範圍較前期大為擴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舊制，節序賜宴，惟皇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詔自今上巳、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職事官並別置會。其後，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亦預焉” ^[16]  。即從原來的內朝高官擴大到外朝一般官員。同時，節日時還饋送朝臣節物，並客省齎籤賜羊、酒、米、面；立春賜春盤。寒食神（食炎）、餳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陽糕，並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賜冰。享受饋送節物的官職之廣，幾乎包括文武百官；節日之多，幾乎全部囊括。 ^[8] 

宋真宗“詔自今伏日並休務” ^[17]  ，增加了官員伏日的休務假，對官員節日之外的事假也較以前靈活，將祭奠亡親的私忌假的範圍擴大到所有官員，私忌日給假一天，並新創了餞行假。一些節假，不僅只施行於官員，那些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給在福建險惡山路上運送官物的軍士以旬假和節假。 ^[8] 

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宋真宗時期官員約一萬餘人。此外，還有數十萬在各級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級武職人員及其家屬。其中，文武官員每年可休傳統節假，還有新設假日。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準最高、官吏的俸祿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階層最強大、最富裕的時期。 ^[18] 

宋朝與北方的遼朝之間已有多次較量，雙方大體旗鼓相當，互有勝負。不過，從總體看來，大宋有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的趨勢。不同於歷史上同樣那些大一統的王朝，北宋的北邊沒有那道萬里長城可以依賴，也沒有產馬地建立大規模騎兵部隊，而且由於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帶）沒能收復，戰略要地盡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遼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

宋真宗對於邊事十分謹慎，史稱“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 ^[19] 

儘管北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經濟繁榮，邊貿紅火，尤善商賈，貢賦通達，税收富足，這些是唐朝無法比擬的。遇到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收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時，宋朝富甲天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80%，其一年的鑄錢量最高可達五百萬貫。 ^[7] 

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 ^[2] 

鹹平元年（998年），時任度支判官毋賓古向王欽若提到：“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税數量很多，百姓無力繳納，但是官員經常去催收，可是因為賬上掛着，基層當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並且藉機勒索，這都成了一大社會問題。我上奏聖上免去這些賦税”。 ^[20]  王欽若聽了後，立即安排手下人，將這一方面的有關數字統計清楚，並且搶先一步，向宋真宗遞上了毋賓古打算遞的這麼一份報告。宋真宗看了報告説：“先帝怎麼沒想到這麼做呢?”王欽若回答：“先帝當然知道這麼做，只是留給陛下用來收天下人之心罷了”。宋真宗聽後覺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實施。 ^[21] 

鹹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宋真宗下令，凡是遠年拖欠的田賦一律免掉，因為欠錢被抓進監獄的一律釋放。三年後，讓各地認真核查落實，最後統計結果，共免除各處各地賦税一千餘萬貫石匹兩等，宋真宗還親自審問因欠錢入獄的人，一連審了七天，又釋放了2600多人。免除債務達260萬。 並讓有關部門重新審問有關拖欠政府錢物檔案，凡有冤屈的重新處理。老百姓紛紛稱讚宋真宗，這一來，他對王欽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21]  後宋真宗多次下詔要求免除或減免各地賦税，用以賑災和其他用途。如鹹平四年（1001年）閏月十八日，河北發生饑荒，減免賦役，併發糧食以賑災。另外下令減少服徭役的人數，根據鹹平四年統計，此次共減少195,802人。恢復死刑複核，釋放大批宮女等。 ^[21] 

除此之外，宋真宗還辦了不少實事。如四川地區貼錢貶值，他得知後，立即下令調高折算比率。同時減少了大量服雜役的人，連他自己家族裏所用的絲織品也進行了削減。 ^[22] 

宋真宗本人對農業十分重視。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詔要求各級地方長官官銜上一律加上“勸農使”或者“勸農”等字，鼓勵農民努力務農。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農田敕》這部農業法規，以此規範農業生產和流通中的各種事項，並在後面很長時間內一直沿用。同時，大量印刷各種農業書籍分發給各地方官，讓他們認識農事，並大力在推廣高產作物占城稻。畝產量從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達5、6石（379800克-455760克）。墾田數目提升到524，758，432宋畝，突破唐代5億畝的最高值。 ^[23]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詔廢除農具税。並且在東封西祀時，宋真宗也堅持不徵調農民服徭役而用軍兵，也要求隨行人員不得踐踏莊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討厭浪費糧食，多次下詔禁止丟棄糧食，並威脅“違者治罪”。

宋真宗下令在全國推廣“常平倉”制度，常平倉起源戰國李悝平糴法，有儲量備荒和穩定物價的功能，宋真宗時政府規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墊資購糧，以每户一石計，設倉儲存，一旦遇到糧食價格上漲就減價賣給平民，達到平抑糧價的效果。另外設有專人管理，出陳如新，防止糧食腐爛。 ^[23] 

常平倉制度對於災年幫助平民渡過難關，穩定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宋真宗政府對所徵收各種禁榷和商税作了嚴密的規定，每個商業税徵收點（税場）都立了一個原始的定額稱為“祖額”，一個按實收數確立的定額稱為“近期”。每屆和每年都會對比，以此來獎懲官員。宋真宗時期規定所帶的是商業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類税在至道三年（997年）僅有121萬貫，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漲至901萬貫，增加6培有餘。同時政府規定各地應向中央繳納那種物資的數額，使中央財政有了保障。 ^[23] 

但遇到災變時規定執行不是很嚴格並會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時候遇到蝗災。真宗下令成立詳定茶法所，修訂税法，否決三説、四説法，並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決策。

在宋朝的北邊有一個比宋建國還早的遼朝。在宋真宗上任前，兩國之間已有多次較量。給人的感覺是雙方大體旗鼓相當，互有勝負。不過，總體看來，宋朝逐漸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 ^[24]  與歷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統王朝不同，北宋的北邊沒有萬里長城作為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屏障，由於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陝西、河北北部一帶）自五代石敬瑭割讓契丹以來經後漢、後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復，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遼朝的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 ^[24] 

唐末五代時中原就已經喪失產馬地，無法建立大規模騎兵部隊，為了抵禦遼國騎兵，宋真宗大量地採用了宋太宗時的辦法：多開溝渠，多種水田，稱為“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淺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網、溝壕、水田、澱泊組成的“水長城”。

鹹平四年（1001年），還在今徐水周邊，引鮑河水以“隔限敵騎” ^[25]  。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為中心，開挖連接唐河、沙河、界河的運河，有效地限制了敵方騎兵。除了開河渠外，還大力推廣一種“方田”，就是在田地內開挖方格式的水渠網。有的水渠達五尺寬，七尺深。趙恆在開挖河渠的同時，還大置屯田，積糧備戰，並啓用老將曹彬威懾武將。他還親自選拔精兵強將，對火兵器也給予了重視。宋軍人數從太祖末期的66萬人（作戰部隊35萬人），增加到宋真宗在位末年的91萬人（作戰部隊43萬人），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增加的。 ^[26] 

鹹平四年（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觀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儀仗後，竟自發地歡呼“萬歲”。宋真宗在統治前期就這樣樹立了自己的“仁義天子”形象。總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廣開言路，勤政治國，較清明的政治和日趨繁榮的經濟，使北宋社會出現了“鹹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詔規定以正月初三（天書初降日）為天慶節，休假五日，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與歲朝相同。這一天建醮集會，真宗賜宴並饋送朝臣節物； ^[2]  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詔全國各地設置天慶觀，以便於天慶節的建醮集會，還令人修《天慶道場齋醮儀式》一書，頒發全國各地。 ^[8]  於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員幸福地過上了“天慶節”，而這種幸福竟紛至沓來：1009年五月，“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為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天貺節的慶祝活動已開，隨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規定“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為天貺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又新設了兩個節日—先天節和降聖節。

皇帝新創節日，並不始於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後。但就皇帝新創節日之多、調動參與節日活動的官員範圍之廣、並使之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則起於宋真宗時期。 ^[8]  宋真宗新設的五節中，均規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確規定了節日禁行死刑的天數：天慶節七日，天貺節一日。後又對大辟罪在節日期間的行刑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礎上延長為：天慶節、先天節、降聖節、承天節，前七日後三日，天貺節、天祺節仍一日。這對宋代死刑執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老百姓來説，是件大好事。 ^[8] 

真宗把國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設為節日，並制定詳細的活動內容，還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劃撥大量經費以保證節日活動的開展，這對官員休假制度等都起過重要的作用，而且對後世乃至當代官方節日的建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的休假還是拜真宗之所賜）。 ^[8]  宋真宗封禪及增設節日，以及他對傳統節日的重視，不能一以個“愚民政策”或“勞民傷財”就否定了，它在有着文化和政治意義的同時，客觀地推動了消費，增加了社會消費時間，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

1009年十一月，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膾炙人口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勵學篇》。 ^[2] 

河南虞城富人曹誠在商丘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博延眾生，講習甚盛”，宋真宗賜名“應天府書院”，為中國四大書院之一。 ^[5] 

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等十人公爵，曾參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5] 

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資，仿照敍利亞大馬士革伊斯蘭教禮拜堂的建築形式建造了泉州清淨寺，佔地2500平方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處伊斯蘭教寺。 ^[5]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中國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還有遼、夏，雲南的大理國，青藏為吐蕃諸部及黃頭回紇，西域為西州回鶻及於闐國（此時已皈依伊斯蘭教，屬於哈拉汗朝）。 遼之北則為斡朗改和轄戛斯等多個政權並立。而景德元年（1004年）前，北宋的周邊形勢要嚴峻得多，尤其是宋遼關係。 ^[5]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遼蕭太后與遼聖宗率大軍侵入宋境，十一月，進抵澶州（今河南濮陽）。 此前，遼曾提出和約，宋真宗選擇了戰爭。在同平章事寇準等人的堅持下，宋真宗親至澶州督戰，登臨北城門樓，“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遼軍一面屯兵澶州城下，與真宗所統宋軍主力對峙，一面展開和談。 ^[5] 

十二月，宋遼講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承認邊界現實，宋每年給予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是歷史上的“澶淵之盟”。關於“澶淵之盟”，歷來頗多非議，否定者認為這是勝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雖然遼軍腹背受敵，但已擊敗宋軍第一線主力，長驅直入，折損大量宋軍。同時宋人也因爭戰多年卻無法擊敗遼軍取得最後的勝利而傾向議和，因而澶淵之盟是宋遼地緣政治平衡的產物。 ^[2] 

雖然“澶淵之盟”後宋朝納歲幣換取了和平，從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真宗之父趙光義北征開始，宋遼之戰已經打了25年了，其間北宋損兵折將，人民生靈塗炭。當時宋年收入一億，而一場中等規模的戰事所耗費的軍費就高達3000萬。相比之下，這30萬兩歲貢的確是九牛之一毛。於是，遼朝上下因此而與宋朝百年交好，遼朝鐵騎不再南下。

鹹平二年（999年）三月，西域于闐國王遣回鶻羅斯温等來宋朝貢。羅斯温跪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宋真宗問詢路上情況，羅廝温説：“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裏數。昔時道路嘗有剽掠，今……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羅廝温稱于闐到敦煌的道路通暢，行旅如流。此次於闐使節帶來的貢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織物、琉璃、胡錦等。于闐使團間有商隊，從內地帶去了絲織物、金銀器、茶葉等物品。 ^[5]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北宋繁華似錦。在這年的九月體現得尤為明顯。“（西夏）夏州進奉外，有以私物貿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為收市。” ^[27]  這就是説，西夏使節所帶之物，如果賣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買下來，充分照顧朝貢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財大氣粗可見一斑。 ^[5] 

由於宋朝強力推進對外開放政策，來華的外國人無論是國別還是數量都超過唐朝，開封成為全球擁有外國僑民最多的國都。這些外來新移民有來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鮮、日本等國，還有的從非洲、歐洲等地遠道而來，他們的身份包括駐華使臣、武士、僧侶、教徒、商賈、獵手、藝人、奴婢和留學生各色人等，生動展示了文化交流與中外融合促成的文明進程。也有不少宋朝官員和商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當時宋代的船隻已經航行於印度洋各地，包括錫蘭（斯里蘭卡）、印度次大陸、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甚至達到非洲的索馬里。 ^[28] 

宋朝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穆斯林，他們在東京一住就是幾年、幾十年，甚至在此傳宗接代繁衍生息，於是就有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之説，開封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還紛紛設立了蕃客的子弟學校“蕃學”。開放的大宋不搞種族歧視，允許穆斯林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成績優秀者照樣可以與漢人一樣獲取功名，封官進爵。連一些講究誠信的穆斯林商人由於經商有道，對發展宋朝的國際貿易做出貢獻，也被朝廷破格錄用，授予官職。為此，當時開封城還興建了很多規模不小和穆斯林公共墓地。 ^[29] 

當時東京還生活著一支龐大的猶太人羣體，東京老百姓因為對猶太人不甚瞭解，鑑於他們在宰殺牛羊時有剔除腳筋的習俗，就稱其為“挑筋教”，也有人叫他們藍帽回回、天竺人。在民族大融合的宋代，開封的猶太人享受到與漢人一樣的自由，不少人還通過科舉考試升為官員。猶太人很樂於在開封世代繁衍，以至到19世紀後期開封還保留著猶太會堂。猶太人能在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宋朝繁衍生息，是猶太文明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也從側面證明了當時中國對外開放程度之高。宋時寧波一躍成為全國三大口岸之一，開封的不少猶太人也常常奔波於汴甬之間，甚至選擇在風光秀麗的寧波落户。所以甬城也有猶太人的後裔，一千年後，甬汴兩地的淵源仍很密切。 ^[30] 

由於國勢強盛，每年有大量的洋人湧入宋朝，到中原朝拜、經商或定居，宋人在世界各地也受到熱烈歡迎。《清波雜誌》有如下一段記載：“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曰度種”。此文敍述了日本婦女乘船來中國，在國都汴梁，日本女子向宋朝度種的事也屢見不鮮，雖然官方文件語焉不詳，但一些野史和宋人筆記對此均有描述。

鹹平四年，回鶻可汗王祿勝遣使向北宋進貢，北宋回賜了祿勝器服。 ^{[31]  [35]} 

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帶動了人口的增加。人口上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是400萬户，到了鹹平六年（1003年）是686萬户，增長了46%。

趙恆時期的國都東京（又稱汴京，即現今開封）更成為當時全球最繁華最著名的國際化大都會。

當時的東京城常住人口150萬，比唐朝首都長安更加繁華，《東京夢華錄》描述東京：“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舉凡南北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服飾，無非天下之奇。”真乃一幅繁榮景象。

救濟上，建立常平倉。和後來的義倉成為政府災年救濟的重要手段之一。

鹹平之治是在吸取了五代更迭迅速的教訓的基礎上，對新政權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不僅成功地避免了短命王朝的命運，而且在軍事、 政治和經濟等諸方面開創了歷史新局面。不過鹹平之治的主要措施主要針對的是當時宋朝出現的具體問題上，但到真宗朝後期，並未適應時代變化對宋朝初期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改革，“ 謹守成憲 , 不思更革”，反而導致在宋太祖、宋太宗時期已經顯現的問題愈演愈烈，成為北宋王朝日漸衰敗的主要原因。

權力過分集中，結果只中央有權而地方無權，皇帝有權而百官無權，這便嚴重地影響了地方和官員的積極性，使“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 ”出現了大量的新機構和新官員，形成了機構重疊、系統紊亂、名實不符的官制結構，結果遇事推諉，行政效率低，嚴重影響國家機器有效運轉。痴迷道教，東封西祀。黃老思想強調清靜無為，少思寡慾，反映到政治上表現為墨守成規，因循持重，反對生事，力求“苛守祖宗成法”。因而當面對內政不肅、社會矛盾激化、外敵擾邊的嚴重局面時，黃老思想只能是統治者作為逃避現實，不思革新的藉口。起掩蓋統治者因循苟且行為的作用。北宋社會也因此產生一種頹廢的社會風氣：“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人人因循，不復奮勵”。

而宋真宗東封西祀的直接後果是使北宋付出了國庫耗費過半的沉重代價，將北宋建國以來，太祖、太宗以及真宗前期十多年來的積蓄消耗殆盡，遂至“海內虛竭”。

為防止地方將領擁兵自重，實行“更戍法”，使“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帶來了將帥無權，指揮失靈，戰鬥力越來越弱的後果。尤其是養兵之策帶來的後患更為明顯，將大批饑民拉入軍隊，不僅破壞了農業生產，還造成了冗兵冗費的惡果。

鹹平年間從戰爭到和平，創造了財富；從廉政建設到政治清明，發展了經濟；從拉動消費到促進繁榮，千年前的那個朝代，成為了中國經濟規模最大的朝代，經濟總量佔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國封建王朝生活水準最高、最繁榮的時代。 ^[8] 

趙恆在位的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堅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北宋比較強盛，這個時代將北宋王朝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峯。後期致力於封祀之事，粉飾太平，廣建宮觀，勞民傷財，使得宋王朝的“內憂外患”日趨嚴重。 ^[32] 

宋仁宗慶曆初年，樞密副使富弼對真宗朝鹹平之治的問題進行了如下描述：“宋有天下九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剛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安然奉行，不思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乏匱，吏員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 ^[33] 

王稱：宋興，承五季之餘，天下得離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鹹平以來，君明臣良，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請和，示以休息，德明納款，撫以恩信，於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謁亳社，絕代曠典莫不具舉，禮樂明備，頌聲洋溢，崇本報功以告神明，千載一時，豈不休哉。噫! 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成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