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

中國金石學的萌芽大約可以上溯到東周時代。但研究者少，無專著問世，沒有形成一門學科。

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對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現熱潮；墨拓術及印刷術的發展，為金石文字流傳提供了條件。金石學逐漸產生。宋仁宗時的劉敞，刻《先秦古器圖碑》（已佚），對研究金石有開創之功。呂大臨撰《考古圖》，在編古器物書的體例方面多有建樹，該書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其後又有《宣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銅器著錄書，《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錄》《隸釋》等石刻著錄書，金石研究已相當興盛。

中國的多數學者將金石學從萌芽到衰落分為四個時期，即春秋末葉到隋唐五代的金石學萌芽期，宋代的金石學肇創演進期，清代的金石學興盛期，清末到1959年前的近代考古學期。根據相關文獻綜合考察，元明時期應為金石學的中衰期。 ^[1] 

金石學的“金”，主要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為求將文字資料保存永久而刻於石上，特別是鑄於青銅器上，是古代中國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在漢代時，存於簡帛上的先秦文獻已相當殘缺，故商周青銅器銘文與東周以後的石刻文字資料已尤為珍貴。

金石學和考古學成為獨立研究的部門，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學、考古學發端於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1000年（鹹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21字，真宗命儒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還是宋仁宗以後的事。但是這一類文獻在北宋以前並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這種情況直到北宋年間金石學的出現才得到較大改觀。研究古代青銅器與石刻能受到學者的重視，一方面是因為金石之學不僅可以證經補史，而且有助於復原古禮，適應了北宋王朝鼓勵經學、鞏固統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學有實證研究色彩，為當時代表進步的史學與文字學發展趨勢的學者所推重。北宋時造紙、印刷與墨拓技術得到空前提高，也為金石學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劉敞《先秦古器記》——宋仁宗時，劉敞和歐陽修大力蒐集古代器物，進行著錄和考訂。1061年，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經常出上古物。劉敞蒐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刻石、繪象，1063年，撰成《先秦古器記》一卷。有圖錄、銘文、説及贊。劉敞書已失傳，從歐陽修《集古錄》所收先秦古器可見大概。

歐陽修《集古錄》——凡一千卷，一〇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內容極為廣泛。隨得隨錄，不依時代編次。一〇六九年，歐陽修子“撮其大要，別為錄目”，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傳世。

呂大臨《考古圖》——共十卷。一〇九二年自撰序。本書對所收錄的每件器物，繪圖摹文，釋文列於其下，並將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點、收藏者一一寫明。另有《考古圖釋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圖》——又稱《古器圖》，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的畫家，好古博學，善畫工詩，多識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後鍾、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認款識。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並解釋其製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有的學者認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於伯時（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圖》——又稱《宣和博古圖錄》，共三十卷。宋徽宗時，士大夫以至宮廷貴族競相訪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動輒值數十貫甚至上千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趙明誠《金石錄》——共三十卷。趙明誠，宋徽宗時人，每得書畫鼎彝，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鐘鼎彝器銘文款識，以及碑銘、墓誌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鑑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後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敍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內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此書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訂訛考異，詳加解釋。在宋代集錄彝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為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

沈括《夢溪筆談》、鄭樵《通志》等書，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內容。沈括不僅記錄這些古物的形狀和款識，而且進一步研究器物的製作方法和原理。如從冶金學理論來解釋古劍，用光學原理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原理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鄭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專列《金石略》，記錄他一生中見到的古代器物，並且作了考訂。其中證明石鼓為秦代遺物，是可信的定論。

洪遵《泉志》十五卷、龍大淵等《古玉圖譜》一百卷、鄭文寶《玉璽記》、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各一卷、嶽河《程史·古冢桴盂記》等專門研究古代某些器物，這些都是宋以前學者不曾注意的學問。 ^[2]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學方面的主要成績是：

第一，辛勤收錄古代文物，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為清代的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

第二，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製圖形的方法。依據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長久。用畫圖描寫每一器物的形狀體制，並説明尺寸、輕重，以及出土地點、收藏者，款識則摹寫文字。

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因以定名的。 ^[2] 

清代在康熙朝後，開始極力提倡儒家經典之學，推崇“樸學”以鞏固其統治秩序。而清初以顧炎武等為代表的學者，強調“通經致用”，重視考據學及小學，遂將與小學密切相關的金石學推到當時學術高端的地位。清代學者在青銅器與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樹，而石刻方面則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趨於系統。但此時期被作為研究對象的青銅器等古器物及相當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數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時，對古器物形制變化的脈絡及其與銘文的關係始終未能理清，對銘文雖有考證，亦由於未有科學的古文字學理論且囿於傳統史觀，故進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徑與結論始終未能擺脱“證經”之套路。

清代受乾嘉學派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乾隆年間曾據清宮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鑑》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其後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齋集古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均為有成就的金石學著作。這一時期研究範圍擴大，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研究，鑑別和考釋水平也顯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範圍又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此時的集大成的學者。馬衡著《中國金石學概要》，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2] 

金石學保存下許多有價值的銘刻資料，考證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稱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紋，未進行斷代的研究，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

金石學作為一門屬於特定歷史階段、有特定內涵的學問，基本止步於20世紀初，但對其研究的主要門類，即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各種古器物）、金文與古代石刻的研究，則繼金石學之後獲得新生。

辛亥革命前後，伴隨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中國的學術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先進的科學思想被引進，特別是“五四運動”強調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理論結合實際的科學方法，促進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1925年王國維發表《古史新證》，倡導“二重證據法”，對中國古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進步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開始，中國青銅器研究即從舊金石學範疇進入了現代考古學的研究領域，考古類型學被應用於青銅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與《考釋》中，借鑑考古學的類型學，提出了“標準器法”。

1935年唐蘭出版了《古文字學導論》，提出了古文字考釋的偏旁分析法與歷史考證法，促使古文字學脱離開傳統金石學與小學的束縛。 ^[2] 

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銅器及紋飾的分類、定名諸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

史學觀念的進步也使金文更好地與傳世歷史文獻相聯繫，使之成為研究古史的重要資料。與此同時，石刻研究亦漸納入現代考古學與史學的研究範疇。20世紀以來，照相技術與印刷水平的提高成為傳統金石學研究門類獲得新發展的重要條件。

從金石學的興衰與金石研究的新生之歷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學術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與時代所給予的政治環境、科學世界觀及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時代的歷史需求密切相關的。中國傳統金石學研究的對象——青銅器（及其他古器物）、金文與古代石刻，負載着中國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是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有關的學問具有重要文化價值與傳承意義。 ^[2] 

近半個世紀以來，這個領域雖已取得遠超出前人的成績，但迄今仍存在着許多薄弱環節，應該在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上有所創新，產生無愧於新時代的高水平成果。

近年來大量經考古發掘新出土的青銅器應結合其共存的文化遺存作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研究，零散傳世的資料，特別是數以萬計的存於海外的青銅器與金文的資料，更應該得到系統的收集與整理。

青銅器與金文領域許多重要的專題性研究亦應該在原有基礎上做更深入的探研。其研究將涉及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古代曆法、古代漢語、冶金史等多門學科。而對於中國古代石刻的研究，數年以前即有學者提出，在石刻日漸損壞、風化的情況下，編輯一部全國石刻目錄，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迫切的任務，但仍無多大進展，亦應當儘快提到日程上。在進行上述研究中，數字化信息技術會在加強研究成果的系統性與資料的完備性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2] 

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商代以後的文化遺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銅器和石刻資料，但由於在各個時代所出土的文物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史前時代的文化遺存以及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各類傳説，使得中國古代的金石學家雖然對其所研究的器物還沒有準確的斷代，但也已經有了朦朧的觀念。 ^[1] 

清代以後的金石學清代受乾嘉學派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乾隆年間曾據清宮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鑑》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其後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齋集古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均為有成就的金石學著作。這一時期研究範圍擴大，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研究，鑑別和考釋水平也顯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範圍又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此時的集大成的學者。朱劍心《金石學》、馬衡著《中國金石學概要》，都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金石學保存下許多有價值的銘刻資料，考證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稱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紋，未進行斷代的研究，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後，仍有學者進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再存在，金石學變成考古學的組成部分。

傳統金石學源於唐宋時代，唐代韋述等史家已經開始收集、着錄金石碑版，並運用於史學著述了。史載：“〔韋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其所著《兩京新記》，記述了興福寺《聖教序碑》、西市《市令載敏碑》、東明觀《馮黃庭碑》、《李榮碑》等碑刻，生動地反映了兩京的歷史。以毌煚《古今書錄》為藍本的《舊唐書·經籍志》，着錄了《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兩書；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輯錄碑誌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張淮深碑》、《常何墓誌》，皆有寫本傳世，這些書籍雖不着編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學者着意集錄碑版文字了。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的著作將金石學推向成熟，形成金石着錄、校勘、鑑別、考訂等系統而專門的方法。清代學者進一步推而廣之，並與經史考證、輿地方誌之學相結合，結出了更為豐碩的果實。中國金石學可謂具有深厚的傳統，其所積累的材料和方法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厚營養。

陳寅恪先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雲：“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粟特人是中古時代亞歐大陸貿易的擔當者，對於粟特研究涉及中國與中亞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語言、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史，隨着新材料不斷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漸顯現，向世人提出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問題。學者有機會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問題，形成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研究中的當代新潮流。然而面對新材料，學者卻不應放棄那些行之有效的舊方法。

關於金石學著作的分類，各家頗有不同。陸和九在其《中國金石學》中將金石家著作分為四類：目錄之學、圖譜之學、考據之學、校勘之學。朱劍心在《金石學》中則依“吉金之著錄”、“石刻之著錄”而分述之。王國維在《<宋代金文著錄表>序》一文中也作了分類：“與叔《考古》之圖、宣和《博古》之錄，既寫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集錄》、薛氏《法帖》，但以錄文為主，不以圖譜為名，此二類也。歐、趙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評，長睿《東觀》之論，彥遠《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此三類也。”

然而，金石著作中有不少兼及金與石者，很難按朱氏之一概；至於校勘之學，陸和九僅舉民國方若《校碑隨筆》為例，此著不屬於宋、清金石學；王氏第三類將目錄與考據混為一談，且僅限於吉金之類。然而金石學著作內容龐雜，或專錄一地，或僅釋一碑，或文集散見，或札記偶及，使之分類更加困難。本文擇其主要著作，從其研究方向與內容入手，略舉四端，而不必強分某一著作為某一類也。

最早的金石錄目著作是歐陽修所編《集古錄》，從其先前蒐集的1000卷彝銘碑刻法帖中選其重要篇目編成，分注其撰人姓名、官位事蹟以及立碑時間等，分為10卷。此後，趙明誠《金石錄》前10卷中，將其收藏的2000卷金石銘刻依時代順序著錄，並於篇目下注其年月及撰人。

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200卷，是一部南宋地理總志，其中《輿地碑記目》4卷，以天下碑刻地誌之目，分郡編輯，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於其下，起臨安，迄乾州，均南渡後疆域。

陳思《寶刻叢編》20卷中收錄古碑，以《元豐九域志》京府州縣為綱，其石刻在地理上可以確定的，分別按各路編輯；不詳的，則附於卷末，並採錄了各家的考證。在南宋偏安的情況下，陳思編此書博採前聞，用功頗多，對於諸道郡邑，綱目分析，沿革情況等介紹比王象之還要詳備。南宋無名氏所撰《寶刻類編》8卷，其收錄碑刻，上自周秦，下至五代。此書分為8類，每類以人名為綱，在人名下著作碑目，並寫明年月地名。關於宋代金石錄目著述，自歐陽修、趙明誠、王象之三家外，當推陳思的《寶刻叢編》比較完備，但傳下來的書多殘缺不全。而《寶刻類編》廣搜博採，敍述詳明，從收錄的數量上看，也比鄭樵《金石略》、王象之《輿地碑記目》為多。

宋代金石錄目著作主要即上述數種，到了清代，此類著作數量已達數十種，且蒐羅範圍之廣，碑石數目之巨，已非昔人可比。更為細緻者，專收一地金石，詳加考索，皆為宋人所未發。

《寰宇訪碑錄》12卷，清孫星衍、邢澍撰。書目所錄諸目，自周起，止於元末，除石刻外，還有各家收藏的古磚古瓦。在各石刻之下，一一註明其書體、撰書人姓名、碑刻的年月、後人題記及刻於碑陰的文字。全書共錄石碑及磚瓦7000餘種，嘉慶以前的碑刻目錄以此書最為詳備。但金石之器，日出不窮，所以，此後趙之謙又“集近六十年中所出及所見碑版文字著之，以補孫氏訪碑之錄”，即《補寰宇訪碑錄》5卷，此書收錄碑刻起自秦漢，迄於元代，仿孫氏《寰》書之體例。而清末葉德炯所撰《夢篆樓訪碑錄》2卷，則是對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和趙之謙《補錄》中訛舛缺漏之處，取家藏金石諸刻加以補正，再加上新出土的碑刻，共1400餘種。儘管屢續屢補，仍不能據此自足，只有不斷續成其志，才可以備石渠之採擇。

在清代金石目錄書中，收錄資料最多的一種還是吳式芬所撰《捃古錄》20卷，此書也是為補孫氏《寰》書之未備，刪其訛復，增商周秦漢以來吉金，編纂而成。全書所收目錄，計金類1781種，石類15230種，磚瓦類1105種，加上木、玉、磁等類，共記18128種。這一數量與宋人金石錄目相比，幾近於10倍。

專錄某一地金石碑目的有一下幾種：專著山左（山東省）金石書目的，始自畢沅、阮元共同著錄的《山左金石志》24卷，後來段松齡又作《山左碑目》4卷，法偉堂又作《山左訪碑錄》13卷，尹彭壽作《山左北朝石存目》1卷，田士懿作《山左漢魏六朝貞石目》4卷，對有關山東境內的碑刻的存佚、名稱等作了註釋或考證。

胡聘之撰《山右石刻叢編》40卷，則著錄了山西石刻及附着的銅器款識，自後魏至元，共計726件。

沈濤《常山貞石志》24卷所收錄浙江常山石刻，自周至元，共250餘種。

清人李調元摘抄王象之《輿地碑記目》，編為《蜀碑記》10卷後，又博採自宋以來金石諸書所載蜀碑之目，分隸於清府縣地名下，為《蜀碑記補》。阮元曾督學兩浙3年，又任巡撫8年，刻意搜訪浙中金石，派工進行摹拓。幕中羅致的名儒宿學如趙魏、何元錫、許宗彥等，幫助搜訪考證，輯成《兩浙金石志》18卷。

翁方綱視學廣東達8年之久，搜訪全省金石文字約500餘種，經編輯考釋，撰成《粵東金石略》11卷。謝啓昆任廣東巡撫時，也效其師，撰《粵西金石略》以配之。而翁方綱晚年所作《海東金石文字記》4卷，著錄新羅、百濟、高麗等海東（今朝鮮半島）諸國所發現的自陳、唐至明以來石刻。《中州金石記》5卷為畢沅任河南巡撫時所著，他任陝西巡撫時又著《關中金石記》8卷，關中為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碣之富，甲於海內，此書著錄，起秦迄元，計797種。

專錄一地金石碑目之著作在宋代尚告闕如，而清代卻蔚為大觀，可見清代金石著作較宋代可謂既深且細。而繼承宋代陳思《寶刻叢編》和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分地錄目的有孫星衍《京畿金石考》2卷，此書著錄金石，取宋人諸金石書，及孫星衍家藏直隸諸府、州、縣所出吉金貞石之文，分隸郡縣。

另外，清代金石目錄著作還有：錢大昕撰《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8卷；繆荃孫撰《藝風堂金石文字目》18卷；李璋煜編《愛吾鼎齋藏器目》1卷；劉喜海《嘉蔭簠藏器目》1卷；丁彥臣《梅花草簠藏器目》；孫汝梅《讀雪齋金文目手稿》1卷；王錫綮《選青閣藏器目》；潘祖蔭《攀古樓藏器目》2卷；鄒安《周金文存》6卷；曹溶《金石表》1卷；凌霞《癖好堂收藏金石書目》等。

以上宋、清兩代金石錄目之著作，或專為錄目而作，或錄目後兼及考證。有些金石器物或散失流落、或風化磨滅，後人已無法得見。歐陽修就曾談到自己的親身體會説：“餘為童兒時，嘗得此碑（指《唐孔子廟堂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他又説：“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這類金石錄目著作為後人保留了大量關於金石存留情況的資料，這既是當時著錄的主要動因之一，也是其重要價值之所在。

陸和九在《中國金石學》中説：“秦刻六石，紀功頌德之濫觴；蔡撰諸碑，銘幽誄善之初桄；地莂地券，開合同契約之先河；題記題名，創贊序詩詞之異制；頌稱之文，勒於鐘鼎；吉祥之語，見於洗鈴。採輯成佚，亦藝苑之別開生面也。”這是談到金石學與文學的關係以及採輯金石銘文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等人早已認識到輯錄碑文對於參稽經史詳略得失的作用。

歐陽棐（歐陽修之子）在《集古錄目記》中説：“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奸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睹。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

趙明誠《金石錄原序》也説：“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蹟著於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兩千卷者，終歸於磨滅。而餘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是書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錄而傳諸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

到了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編序》中説：“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瑋怪麗之文銷沉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略，無以參稽其得失，豈細故哉？於是因吏牘之暇，盡取而甄錄之。”

由此可知，無論宋代或清代，金石著作錄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金石文字年久失傳，金石銘刻因自然風化等侵蝕損壞，急需記錄傳世。而史書記載往往牴牾，也急需用金石文字加以校正，這也正是碑文存錄的重要價值之一。

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用了較大的篇幅對漢代等碑刻的碑文予以收錄，如卷一《後漢西嶽華山廟碑》、卷二《後漢堯母碑》、卷二《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卷二《後漢析裏橋郙閣頌》、卷二《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卷三《後漢衡方碑》、卷四《後魏石門銘》、卷七《唐顏勤禮神道碑》等都輯錄了部分碑文。趙明誠《金石錄》承《集古錄》體例，也收錄了部分石刻的碑文，如卷十四《漢謁者景君表》、卷十四《漢剡令景君闕銘》、卷十四《漢西嶽石闕銘》、卷十五《漢孔子廟置卒史碑》、卷十八《漢巴郡太守樊君碑》等。而專門收錄碑文的著作則始於洪适的《隸釋》，此書將隸體的漢碑碑文用楷書寫出，故稱為《隸釋》。它連同後來成書的《隸續》，共著錄漢碑碑文258種、魏和西晉碑文17種，又收集漢、晉銅、鐵器銘文及磚文20餘種。《四庫全書總目》稱《隸釋》“自有碑刻以來，推是書為最精博。”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不圖器物形制，也只以錄文為主，共收錄夏、商、周、秦、漢器物511種，皆以原器款識，依樣摹寫，有釋文，有考説，對原器的出土地點和收藏人物也多有記載。此書對銘文考釋不乏精當之處，對古代金文的收羅考釋貢獻很大，是南宋金文著錄流傳至今的重要著作。還有呂大臨《考古圖釋文》1卷，將《考古圖》所收鐘鼎上之文字依據《説文》、經史諸書，加以訓釋考證。王俅《嘯堂集古錄》2卷，錄自商迄漢古尊彝器345種，每列一器，必摹其款識，而以楷書加以釋文，全書只有釋文而無考證。王厚之《鐘鼎款識》1卷，收商周器物五、六十種，於各器前皆有題名，記其出土之地、收藏之人，並釋其文字，用行楷書注出。

清代金石著作中錄文較全、收碑刻文字較多的是王昶《金石萃編》（160卷），共收錄從先秦到遼、金石刻文字和銅器銘文1500餘種，漢以前的按原來的篆文或隸書摹寫，漢以後的用楷書寫出。道光、咸豐時，為此書作續編者有好幾家，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4卷、王言《金石萃編補略》2卷等。其中以陸耀遹《金石續編》21卷為最著，共收從漢到宋、遼、金、西夏的石刻文字400餘種，均為《萃編》所未錄。而陸心源的《金石萃編補》200卷，包括《萃編》以後發現的金石2000餘件，也是一部規模宏大的金石通纂，惜未能刊行。陸增祥以畢生精力完成的《八瓊室金石補正》130卷，收石刻和其它器物銘文，多達3500餘種，也較王昶《金石萃編》多出約2000種，但《萃編》中已著錄者均不再錄全文。書中盡力蒐集了《萃編》未及採錄的材料。以西漢及新莽時期為例，《萃編》僅列有《魯孝王石刻》、《雁足鐙款》、《大泉五十笵》、《孔林墳壇石刻》4種，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增收了《羣臣上壽刻石》、《元鳳碑文》、《五鳳磚文》等15種。

此外，清代金石著作中涉及載錄金石銘刻文字內容的著作還有：阮元《山左金石志》24卷、陳奕禧《金石遺文錄》10卷、葉萬《續金石錄》（不分卷）、褚峻、牛運震《金石經眼錄》、謝啓昆《粵西金石略》15卷、宋世犖《古銅爵書屋金石文補遺》1卷、周在浚《天發神讖碑釋文》1卷、王森文《石門碑 》1卷、沈濤《常山貞石志》24卷等。清代不僅有上述專錄一碑之文或一地之碑文者，還有一種專錄某種石刻形制之銘文的著作，即黃本驥的《古志石華》30卷，此書專門著錄墓誌碑全文，道光以前出土的墓誌，見於著錄拓本的，此書已採錄十之七八。

在金石著作中，錄目、錄文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金石學家用大量的精力梳理碑目、詮錄碑文，為的是保存這些銘刻文字資料，以與經史相互印證。所以，考證便成了金石著作的中心環節和核心內容。

歐陽修《集古錄》也是第一部金石考證專著，對於金石銘刻，歐陽修遇與史傳不同者，“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至於世系、子孫、官封、名字，也每據碑以正之。此書在訂正史籍錯誤、補充史傳疏漏、考索典制淵源、品評歷史人物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貢獻。自該書問世，別創一種積聚文化財富的風尚，並將摩挲玩賞古董引向考據史事，導致金石考據學的誕生。趙明誠“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訛謬，有功於後學甚大。”他説：

“餘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也。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跡，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諸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者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至於文辭之好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着重號為引者所加）”

可見，歐、趙等人開創的金石之學，是作為歷史研究的一門輔助學科而出現的，其主要作用和中心內容就是考證，包括對金石的時代、真偽、書寫者、碑刻文字、用字情況、碑文內容等的詳細考證，從而證史傳之闕謬，考經籍之得失。

如《集古錄》卷四《魏受禪表》跋尾曰：

“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而此碑雲‘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説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此碑跋尾根據碑文證明了《後漢書》、《三國志》中關於漢魏禪代時間的記載是錯誤的，並指出錯誤的原因，而對文字書寫的工拙隻字不提。又如，《集古錄》卷四《大代修華岳廟碑》跋尾中指出了《魏書》中記載之失。卷四《東魏造石像記》跋尾中根據碑文推知，《龔穎運歷圖》中記載的年號是正確的，而《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所記是錯誤的。所以，歐陽修接着説：“苟不見斯碑，則《運歷圖》與《通譜》二家得失何以決？”而卷四《宋宗愨母夫人墓誌》跋尾則據志文補充了《宋書》、《南史》中“宗愨本傳”的缺失。類似這樣的考證在《集古錄》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趙明誠《金石錄》沿歐書之體例，也多着意於考證。例如，卷十三《秦泰山刻石》曰：“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皆足以證史氏之誤。”又卷二十三《唐杜如晦碑》曰：“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於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應有誤，皆可以證史氏之失矣。”再如，卷二十三《後周大宗伯唐瑾碑》曰：“史傳雲‘諡曰方’，而碑雲‘諡曰懿’。碑于志寧撰，貞觀中其孫皎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修，距瑾之卒歲月未遠，而顛倒錯謬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孫不應有誤，皆當以碑為據也。”以上三例指出了《史記》、《後周書》、《北史》的訛誤。由是，不難看出金石考證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對金石自身時代、真偽的鑑定也是金石考證的重要內容之一。《集古錄》卷一《古敦銘》跋尾中根據《史記》中武王克商的記載，結合銘文，推知此敦銘“乃武王時器也”。又卷七《唐中興頌》：“此本得自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金石錄》卷十三《齊鍾銘》中指出宋時仿刻古器而失真，趙氏自己所藏“乃就鐘上摹拓者，最得其真也。”

對於文字考釋方面一時無從斷定的，作者採取“闕疑”的態度。如《金石錄》卷十一《簠銘》中一字，《集古錄》釋為“張”字；而呂大臨《考古圖》以偏旁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故釋為“弡”。趙明誠俱錄之，存疑，“以俟博識君子”。對於碑文書寫者，證據不確時也不妄斷，如《集古錄》卷四《魏受禪表》跋尾曰：“右《魏受禪表》，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還有關於碑文文章風格的分析，如《集古錄》卷五《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跋尾曰：“餘屢嘆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政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雲‘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為驚絕，豈非其餘習乎？”這些對於文學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集古錄》與《金石錄》是宋代金石考證的兩部重要著作，限於篇幅，援引了以上一些例子，但管中窺豹，仍可大略看出其時金石考證之大概。

這種考證之法沿續至清代，更向精微廣博方向發展，著作數量也數十倍於從前。如繼承歐陽修以跋尾為考證的有：翁大年《陶齋金石文字跋尾》、方朔《枕經堂金石跋尾》、韓崇《寶鐵齋金石文跋尾》、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專門考證石經的有：顧炎武《石經考》、杭世駿《石經考異》；專考一碑者如張弨《瘞鶴銘辨》、汪士鋐《瘞鶴銘考》、顧沅《宋韓蘄王碑釋文》、翁大年《舊館壇碑考》、潘祖蔭《糾古樓漢石紀存》；專門考證碑中別字的有：羅振 《碑別字》、羅振玉《碑別字補》、趙之謙《六朝別字記》。此外，還有：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吳式芬《捃古錄金文》、陳介祺《簠齋金石文字考釋》、孫汝梅《六朝碑目考》、方浚益《綴遺齋彝器考釋》、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陸增祥《八瓊室金石札記》和《金石祛偽》、朱緒曾《開有益齋金石文字記》、孫星衍《京畿金石考》、林侗《來齋金石考》、鄭葉斆《獨笑齋金石文考》、段松苓《益都金石記》、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等。清代金石學者在考證的規模、範圍以及精深細微方面已遠超宋人之上，但考證之法，多本宋代之成例，在繼承中發展。

宋人呂大臨撰《考古圖》10卷，著錄宮廷及私人所藏古代銅器、玉器200餘件，均附繪圖。趙九成《續考古圖》5卷大體上也依呂書之體例記載百餘種，每物一圖，不以類從，隨見隨錄而已。唯其器物有銘卻不摹其文；從某人某處所得，也不注在器物名下，與《考古圖》稍異。王黼等奉敕撰《宣和博古圖》30卷，所記皆徽宗宣和殿所藏古器839件，全書將54種古器分為20類，每類有總説，每器皆摹繪圖形、款識、記錄大小、容積、重量等，並附器物名稱、用途、時代的考證，其款識之文摹繪尤精。

清人涉及金石圖譜的著述首推梁詩正等11人於乾隆十四年（1749）奉敕編撰的《西清古鑑》40卷，各卷所記古器物皆為當時清王朝內府所藏，共1529件，均按器繪圖，因圖系説，比較詳細地説明各種器物上的方圓圍徑、高廣輕重等，對古器物上的銘文，各為釋文，其體例效仿《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二書，且繪圖精確，不失毫釐，為以上二書之圖所不及。乾隆間另一官撰著述為《寧壽鑑古》16卷，著錄之器，以漢唐以前為斷，共701種，據寧壽宮寫本影印。此外，清代私家金石圖譜著述也很多，如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12卷、陳寶琛《澄秋館吉金圖》2卷、曹奎《懷米山房吉金圖》2卷、吳大澄《愙齋集古錄》26卷（其中收商周器1048件）、馮雲鵬《金石索》12卷、張燕昌《金石契》、張廷濟《張叔未藏金石文字》2卷等。

以上通過宋、清兩代金石著作的介紹，大略可以勾勒出兩代金石研究之概況。兩代金石著述之豐富龐雜不待言矣，有些著述兼錄文、考證之事，有的則圖譜、考證、釋字合成一著。所以，本文中的分類方法對顯示某一著作的完整性方面自有它的不足，且個別著述不能強歸入某類，也難免有疏略。但總體而言，筆者以為，這樣的分類敍述是能大體反映宋、清兩代金石著作研究的內容、著述的目的和方式以及兩代之間金石學的繼承發展情況的。並且，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一、金石學是一門獨立性很強的學科，它有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目的，其學科的體系性和學科自身發展的繼承性在對兩代金石著作的介紹中已基本呈現出來。二、儘管金石研究對認識文字的演變和發展、碑文文體的分析有積極作用，但包括金石形制介紹、時代真偽鑑定，甚至碑中某一年號、某一名字的詳盡考證在內的全部內容，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證經補史。所以，考證始終是金石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三、詮錄金石目錄和銘文、摹繪金石形制圖譜對千載之後人們瞭解古代禮制以及金石存留散佚情況其功甚巨。四、金石學著作中對書法也有關注，比如對金石銘刻文字書法藝術風格的品評賞析、它們之間歷史演進的脈絡以及不同銘刻文字書寫者的風格繼承關係等等，都是研究書法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下面本文將從金石學著作的這一部分入手，分析金石研究與書法發展的關係。

如前所述，金石學研究有其自身的體系與繼承性，考經證史是它研究的主要內容。但作為與書法關係密切的金石研究，在宋、清兩代著作中，透露出對書法不同審美趣尚的認識以及由這種認識引發的書法實踐和取法對象的變化。儘管其篇幅在金石著作中所佔比例是很小的，而且是零散的、不成體系的；但它們是極為重要的，它們對於認識宋、清兩代金石學研究與兩代書法的不同關係提供了一把鑰匙。下面，本文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趙明誠《金石錄》卷十二《谷口銅甬銘》跋曰：“蓋收藏古物實始於原父”，原父即劉敞。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一文中也説：“然宋人收集古器之風，實自私家開之。劉敞知永興軍，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鑑，聞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考古圖》、無名氏《續考古圖》、《王復齋鐘鼎款識》以及《集古》、《金石》二錄跋尾，往往於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數十。雖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數之多，則反過之。觀於周密《雲煙過眼錄》所記南方諸家藏器，知此風至宋末猶存矣。”私家收藏古器的風氣影響到了官方，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圖》，實則用劉敞《先秦古器圖》、李公麟《考古圖》體例，所藏者為大小禮器五百多件。到政和年間，此風更熾，官方所儲至六千餘數百器。當時所看重的，主要是三代之器而已，而秦漢之間，不是特殊的，蓋亦不收。宣和之後，更收集累數至萬餘，可見徽宗一朝收集古器之盛況。從《宣和博古圖》所收與著述來看，重點在青銅禮器，不管器上是否有銘文，概收無遺，這反映了官方對古代禮制文化的重視。歐陽修《集古錄》中記載了大量他與當時許多上層文人如劉原父、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章友直、蘇東坡、文與可、陸經等每得一古器，互相切磋探討，考證其時代、文字等的情況。

宋人對青銅器的關注超過對石刻的關注。又因銅器銘文屬大篆，其時識者已少，所以，他們要做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對文字的考釋。他們認識到並很注意銅器銘文文字的象形特點：“尊銘全作象形，頭目尾足，皆象形篆也”；“銘上一字，象虎皮之形，乃‘虎’字也”；“銘五字，‘彝’字純作畫象，蓋造書之始，其象形者如此”。相應地，對於金文書法的品評也混合在這種文字象形特點的認識之中了：“歷觀商器，類取諸物，形似以為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爾”； “其銘作烏形，秘閣謂畫烏為象以自別鼎。餘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又“其銘作躉形，……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時方書畫未分：羊足字，畫形以著名；壺卣字，象形以制字”。在他們看來，因為文字有象形的特點，所以“書畫未分”。這裏的“畫”非一般意義上的繪畫，而是如畫之形，因為古文字儘管帶有象形特徵，它的抽象特點與繪畫的具象特點是有本質區別的，這一點已不難理解了。“篆籀未分”，這裏的“篆”是指小篆。因為鐘鼎上的金文大篆與宋人直接從唐人處承繼的小篆不同，他們認為金文還“書法未備”，可見，宋人理解的書法中篆書偏重指小篆，這一點與宋代篆書家多習小篆的史實是吻合的。

與宋人不同的是，清人對石刻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銅器的關注，不僅大量著述大多以介紹研究石刻為主，而且這種研究也遠比宋人深刻而廣泛。這一點從前文對清人金石著作的介紹可以看得出，而清人訪碑風氣的興起正是這種關注點轉移的必然結果。

清代初期已有一些人對荒野中的古碑殘碣重視起來，如清江藩《漢學師承記》記載：“（張）弨（1624—？）雅好金石文字，過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蔣衡（1672—1743）早歲好遊，足跡半海內，觀碑關中，獲晉唐以來名跡，臨摹300餘種，曰《拙存堂臨古帖》。鄭簠（1622—1693）學漢碑30餘年，皆目睹原石，親訪山東、河北等地，傾盡家資。不過，訪碑之風最盛的時期還是在乾隆時期。清杭世駿《道古堂集》曰：“丁敬（1695—1765）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荊榛、剝苔蘚，手自摹拓，……著《武林金石錄》。”戈守智（1720—1786）嘗遊揚州、漢陽，遇碑碣則手自摹拓，歸而榜之曰“帖海”。黃易（1744—1802）以篆刻著稱，為“西泠八家”之一，他訪碑的痴舉更是為世人昭知。他所至山岩幽絕處，皆窮搜摹拓，故多前人所未著錄，“凡嘉祥、金鄉、魚台間漢碑，（黃）易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畫像》尤多，所見漢《石經》及範式《三公山》諸碑，皆雙鈎以行於世。”(震鈞《國朝書人輯略》) 近人馬宗霍《書林紀事》稱（黃）易嗜金石，寢食依之，在濟寧升起《鄭季宣全碑》，於曲阜得嘉平二年殘碑，於嘉祥之紫雲山得《武班碑》。黃易自己曾在《岱嶽訪碑圖冊》畫中用墨筆勾畫了在山東泰山等處訪拓碑刻時所見實景，最後有記雲：

“嘉慶二年（1797）正月七日，餘攜女夫李此山遊岱，自鄒、魯達泰郡，淑氣雖舒，盤道猶雪，不及登山，遂至歷下，與江秬香遍覽諸勝。二月至泰山，登絕頂，遍拓碑刻，夙願始償。遇勝地自留粉本，成圖二十有四，並記所得金石，以志古緣”。

作為他訪碑的結果，有《小蓬萊閣金石目》、《嵩洛訪碑日記》、《武林訪碑錄》、《岱巖訪古日記》等著作行世。

方履籛（1790—1831）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剎，必攜氈椎與俱，過殘趺斷碣隱隱有字，必手自捫拓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紙萬種，多王氏《金石萃編》、孫（星衍）氏《寰宇訪碑錄》所未載。又遊伊闕，居山中彌月，偏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題名八百餘種，著有《金石萃編補正》。陳紹曾是乾隆年間江蘇吳縣人，清葉廷琯《鷗陂漁話》稱他“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壑間，必攜乾餱、架懸綆，手自寫為縮本若干卷，校勘極甚，可補洪、婁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之漏”。陸繩是嘉慶年間江蘇吳江人，清阮元《小滄浪筆談》雲：“古愚（陸繩字）秉承家學，隸書直追漢人。流寓‘潭西精舍’，所交皆四方知名士，尤喜金石刻。嘗跨蹇驢、宿舂粱，遍遊長清、歷域，山岩古剎，搜得神通寺選象十八種及靈巖寺諸小石記百餘種，皆以禪餘纂錄，搜奇之勤，莫能過此。”此外，生活在乾嘉時期的如錢泳、徐榮、陳璘、朱文震、夏之勳、楊汝諧、温純、李東琪、楊瀚、汪珏、王採等人皆有訪碑之舉，不一一列舉。前文已談到乾隆以前金石著作僅67種，而乾隆以後的金石著作多達900餘種，乾嘉時期訪碑風氣的興盛與這一時期石刻著作的大量崛起有不可忽視的內在關係。

訪碑的過程中，對碑刻文字進行摹拓，是這些訪碑者的共同特點，所以，摹拓的方法自然受到他們的重視。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是第一部著錄石刻文字而以雙鈎法保存字形特徵的金石著錄，此後，運用雙鈎之法的還有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潘祖蔭《 古樓漢石紀存》以及徐渭仁、葉志詵、趙之謙、楊守敬、羅振玉等人的著作。陳介祺的《傳古別錄》則從四個方面詳細介紹了摹拓的具體方法：一為拓字之法，二為拓字之目，三為拓字損器之弊，四為剔字之弊。書中所論，其用刷、選紙、施墨、去鏽諸法，直搗、重按、易磨、刀剔諸弊，無一語不是從體驗中來，而拓包、上墨之法，實傳古之秘訣。書中還講到，拓墨須手指不動而運用腕力，乃使心動，而腕仍不動，不過其力，或輕或重，或抑或揚，一到字邊，包即騰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紙有聲，乃為得法，大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之感。拓墨之法始於六朝，始用之以拓漢魏石經，繼以拓秦刻石。至唐此法大行，宋代亦用之以拓古器文字。但陳氏這種關於拓墨之法的詳盡敍述是此前聞所未聞的。後人拓古器物款識文字，能使字字可見，字口不為剔所損，做到字字逼真，而字邊又不為拓所掩，皆運用此書之法所致。拓墨之法理論著作的出現，不僅標誌着摹拓技法上的日趨完善，也顯示了觀念上的自覺與成熟。

金石學自宋代創建，到清代鼎盛，入民國後，雖是餘韻尤存，還是出現了不少輝煌成果。再後由於種種原因，金石學開始分化，瓦解，以至衰落。當代，出版物雖多，卻很少，甚至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金石學著作。有一位還算著名的學者，説起金石學講到，“金石學不就是講金石篆刻的嗎”。

其實，在今諸多的文史學科中都存在金石學的影子。比如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古文獻學、古器物鑑定學、書法篆刻學……等等。此外，分類的細化也促使了金石學的星散。比如，考古新發現，學者都從自己熟悉的角度出發論事，出現了“江山如此多嬌，風景這邊獨好”的局面。著名學者施蜇存先生曾説：“我不贊同以‘文物學’或‘考古學’來代替‘金石學’因為這三者的概念各不相同”。

金石學首先涉及古器物、古文字。在這兩者的統領下，所產生的內部結構相當複雜，把許多細小的學科聯繫在了一起。比如石刻文字一項就包括刻石、碑、造像、畫像、經典諸刻、紀事諸刻、建築附刻等內容。其中涉及典章文獻、文字進化、文字規範、書法雕刻、圖案藝術、雕鑿工藝……等等。在金石學中，對石刻文字的研究並不是孤立的，而又是與其他項目相互聯繫的。因此，可以説金石學是一門綜合學科，把許多學科從中心到邊緣聯繫在了一起。現舉一例：馬衡先生研究認為《石鼓文》是周時秦刻文，平息了千百年來對石鼓文的爭議；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校正了清人程瑤田的舊説；對度量衡研究解決了古尺的制度，還是研究古尺的依據……等。郭沫若曾説：“馬衡先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樸學傳統，而又鋭意採用科學的方法，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於近代化。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以上所説，是為了證明金石學仍是充滿活力的，具有現實意義。如果基層考古工作者能粗通金石學，對具體工作會有臆想不到的幫助。各地都在編寫“地方誌”，如果有懂金石學的學者參加，一定會提高編寫質量。

對金石的研究是從宋代開始。歐陽修（1007–1072）收集了上千種石刻銘文，編成《集古錄》一書，收錄了他寫的二百九十六篇題跋，被尊為金石學的開創者之一。

繼歐陽修之後的另一大金石學家、收藏家是趙明誠（1081–1129）。趙明誠生於號稱丞相的仕宦之家（其父趙挺之，官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自幼博覽經史，十七八歲時，即雅好收藏，所儲古籍、字畫及前代金石刻拓甚富，年長後，娶了著名女詞家李清照（1084–1155）為妻，二人志趣相投，均酷愛收藏，竟至嗜之成癖。夫婦二人窮年累月，苦心搜訪，摹拓傳寫，全力以赴，積二十年之功，收集到三代以來古器物銘及漢唐石刻凡二千卷，為之考訂年月，辨偽糾謬，撰寫了跋尾五百零二篇，輯為《金石錄》。至趙明誠去世時，該書已初具規模。明誠去世之後，李清照歷盡艱辛將該稿整理成書，並寫了一篇後序，名為《金石錄後序》。

近代金石學的代表人物是厲良玉（1865–1940）。他是近代中國金石文化的集大成者，西泠印社創立發起人之一，被譽為“融合皖浙兩派的大師”，與吳昌碩、趙之謙並稱“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

據《廣印人傳》與《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載，厲良玉，[清]（一八六五至一九四零），字韞山，又作藴山、藴珊、韻珊，別署樊榭後人，杭州人。清貢生，性耿直和易，博於文辭，風度瀟灑。曾遊温、處兩州知府文幕，因其地產青田佳石，遂從事篆刻，追摹秦、漢，兼擅南北兩派。章法勻正，刀法峭拔，尤喜刻楷書長跋。所作百壽圖著名於時。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