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蔭

潘祖廕生長於京師（今北京），祖籍江蘇吳縣（今蘇州）。他的祖父為乾隆癸丑科狀元潘世恩，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父親潘曾綬，官至內閣侍讀。 ^[3]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潘祖蔭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遭逢潘世恩八十大壽，道光帝恩賞潘祖蔭為舉人，準一體會試。咸豐二年（1852年），以殿試一甲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3] 

咸豐四年（1854年），歷任國史館協修、候補侍讀、實錄館纂修。咸豐六年（1856年），歷任功臣館纂修、會試同考官、侍讀、鹹安宮總裁、南書房行走、文淵閣校理，因捐備軍餉賞戴花翎。咸豐七年（1857年），歷任日講起居注官、侍講學士。

自入翰林後，潘祖蔭“遇事敢言，飆舉鋒發，不顧忌諱”，抨擊腐敗官員，保舉真才，提出紓解危機的建議。 ^[3]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入侵天津。他力主議戰用兵，懇請“以該夷罪狀佈告天下”，“將媚夷辱國之粵東疆吏立置重典”；又請增加八旗兵食，以固巡防。 ^[3]  此後歷任陝甘鄉試正考官、國子監祭酒、侍讀學士。

咸豐九年（1859年），升任大理寺少卿。咸豐九年（1859年），因貪污而遭革職的原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不服處分，上都察院誣告，矛頭直指正為湖南巡撫駱秉章倚重的幕僚左宗棠。兩湖地區的滿族官員趁機把京控事件鬧大，以打擊湘系漢族官僚。潘祖蔭受郭嵩燾之請出面營救，於咸豐十年（1860年）三次上疏，竭力為左宗棠洗冤，稱該案為同僚間私憤畛域所致，“楚南一軍”，“所向克捷”，“皆在宗棠規畫之中。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並請求對左宗棠“酌量任用岣，終使左氏安然無事。不久，左宗棠被起用，襄辦曾國藩軍務，遂獨當一面。 ^[3] 

咸豐十年（1860年）七月，英法聯軍再陷大沽炮台，天津被佔，京師危急。咸豐帝準備北巡木蘭圍場避難，潘祖蔭三疏諫止，擔心咸豐帝出都城會“生心蕭牆，變起種種”。 ^[3] 

咸豐十一年（1861年），潘祖蔭署宗人府丞。上疏議郊配大禮，請皇帝按聖制永垂法守。同年，同治帝下詔求直言。潘祖蔭着重談論改革弊政之道，先後密陳“勤聖學”“求人才”“整軍務”“裕倉儲”“通錢法”五事及時務四條。 ^[3] 

這一年，他上奏彈劾了江北收捐税、坑害百姓的候補鹽運使金安清。撤了金安清的職。又以只謀權而不辦事請求撤消各省設立的團練大臣，節省無用開支。

後出任順天鄉試副考官，官任户部侍郎。直到同治年間，潘祖蔭先後彈劾了一批“持祿養交”“驕蹇不法”的官員，如：欽差勝保、直隸總督文煜、提督孔廣順、總兵閻丕敍等。因此，潘祖蔭“直聲震朝端”。

同治元年（1862年），潘祖蔭充任光祿寺卿，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奉旨將歷代帝王政績、史蹟擇其可借鑑的作簡明註釋，和其他幾位官員共同彙集成冊。御賜書名《治平寶鑑》，這是一部有關前朝善政的範例。由於捻軍興起，他奏請在徐州這個四省交界處添設重鎮、組織團練，輔助招撫，用堅壁清野之法扼制捻軍。 ^[3]  這一年，潘祖蔭以光祿寺卿出任山東鄉試主考官。

同治二年（1863年），任宗人府丞。楚軍進逼太平天國天京（今江蘇南京）後，又力請嚴通州、靖江、泰興等處江防，以斷太平軍出入。清廷奪得一些江南郡邑後，潘祖蔭即請減該地賦額，獲旨準減三分之一税額。 ^[3] 

同治三年（1864年），潘祖蔭在會議何桂清罪過時未列銜，由於上述原因，受牽連，遭部議受貶。後起用，補都察院左副御史、署理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同治四年（1865年），恭親王被劾獲譴。潘祖蔭提出雖然恭親王咎固難辭，而功勞足紀，而且重臣進退關係安危。希望給恭親王悔過機會，也不至於使朝綱大亂，後世迷惑。而後，潘祖蔭任禮部右侍郎。

同治五年（1866年），他任刑部右侍郎、左侍郎，補工部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同治六年（1867年），授潘祖蔭工部右侍郎，潘祖蔭奉命赴盛京（今瀋陽）察看皇陵建築。

同治七年（1868年），潘祖蔭署理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他進呈《篆書説文》《藝文備覽》各四函。同治帝為潘祖蔭賜文綺。任經筵講官。

同治八年（1869年），潘祖蔭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

同治九年（1870年），潘祖蔭署吏部右侍郎，因捐備軍餉，賞正一品銜。

同治十年（1871年），潘祖蔭任會試知貢舉，武舉會試副考官。次年，賞頭品頂戴。

同治十二年（1873年），因隨御駕謁東陵，潘祖蔭丟失户部行印而革職留任。他任順天鄉試副考官，因中舉的徐景春文理荒謬，而他有偏袒之嫌，被革任降二級調用。 ^[3] 

同治十三年（1874年），特旨賞潘祖蔭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不久，開復處分。 ^[3]  因為進賦冊為慈禧太后祝壽，得以候補侍郎。

光緒元年（1875年），潘祖蔭授任大理寺卿。次年，授任禮部右侍郎。光緒四年（1878年），潘祖蔭調户部。

光緒五年（1879年），工部右侍郎，又調刑部。出任玉牒館總裁，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三庫事務。潘祖蔭歷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等職。是年，吏部主事吳可讀自殺，遺疏請為同治帝立嗣統，言詞激切，眾人多諱之。潘祖蔭深感：“已愧死，尚忍沒其遺章耶！”乃將其遺疏呈上，旋受命與議其事。 ^[3] 

光緒六年（1880年），任國史館總裁。內宮太監與午門護軍發生爭哄扭打，釀成午門案。慈禧一力袒護太監，給潘祖蔭必殺護軍的面諭。刑部訊得實情後判定護軍無罪，潘祖蔭即據實上奏，並有“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潘祖蔭自稱）不敢與聞”等語，激怒慈禧，遭痛斥。潘祖蔭不得已先後四次曲法改判，都以判罪太輕為兩宮否決，但終使護軍免於死罪。同年，參預解決中俄新疆糾紛，翌年（1881年）與俄國交涉定約後，提出條陳，上奏善後五事：練兵、簡器、開礦、造船、籌餉。 ^[3] 

光緒八年（1882年），潘祖蔭任禮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兵部尚書，江西學政。光緒九年（1883年），丁父憂。

潘祖蔭多次典試，他提倡公羊學説，會試應考舉子一般投其所好，以取功名。光緒十年（1884年），潘祖蔭坐船過河直登山頂，以宋元為限，拓考無法區分，瘦羊親經得百作種，編次為《虎阜石刻僅存錄》一卷。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丁母憂，服闕。出任順天鄉試主考官，署兵部尚書。潘祖蔭對“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的疏請，疏奏他的主張：“遠遵其義，近稟聖謨。”因二儒為轉相授受之本師，認為以現在標準應當考慮和為了從祀者。舉出理由有：國朝學有根柢，以二儒為最；二儒為授受本師，當為從祀者；聖主，賢臣無所致疑，以二儒“為準成憲，師儒得民”為天下之治的根本。

光緒十二年（1886年），升任工部尚書。

光緒十三年（1887年），充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兼理順天府府尹事務。 ^[3]  議增建貢院。

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歸政，光緒帝大婚，賞潘祖蔭太子太保銜，並加二級。此年浙江水災，奏請撥萬兩賑銀，捐廉為本籍助賑。

光緒十六年（1890年），以工部尚書出任會試主考官。六月，京師淫雨為災，順天二十四州縣無一倖免。潘祖蔭與府尹籌放義賑、添設二處粥廠。秋季，潘祖蔭患病，仍不忘上奏請撥銀米以備災民過冬，光緒帝答應他的請求並施行。潘祖蔭病情更嚴重，不得不告假，三日之後即積勞病故，享年六十一歲。臨終前，他還對府尹陳彝“諄諄以公事相托”。光緒帝聞訊震驚痛悼，即下詔贈太子太傅銜，賜銀兩千兩治喪，並命貝勒載瀅帶領侍衞十名即日前往奠祭，賜諡號為“文勤”。 ^{[3]  [7]} 

聽到潘祖蔭逝世的消息，京師“上自王公百執事，下至輿隸小民，鹹嘆息出涕，惜公之遽去，而所施設之未競”。當時流轉於京城的饑民有數萬人，“皆仰食於公”，“聞之痛哭，聲震郊野”。李慈銘認為“蓋近百年來，公卿薨逝未有能得人心如此者也”，直隸總督李鴻章也説：“聞信之日，士民相吊，若喪其私，感人之深，實難泯沒。”光緒十七年（1891年），寶坻（今屬天津市）紳民感其救災功勞，特建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3]  [7]} 

光緒十八年（1892年）三月，潘祖蔭靈柩葬於吳縣西跨塘茭白蕩（今屬江蘇蘇州吳中區木瀆鎮）。 ^[7] 

潘祖蔭自幼涉獵百家，精通經史，“文藻豔發，兼工詩詞”，“夙治《説文》，耽嗜漢學”。他“學問淵通，才猷練達”，“疊索文衡，濤升卿貳”（《清史列傳》，下同）。他曾典鄉試複閲卷十三次，會試複試、朝考、散館閲卷各七次，殿試讀卷四次，考試試差、優貢朝考閲卷各四次，拔貢朝考閲卷兩次，考試御史閲卷六次。考試學正、學錄、漢廕生閲卷各一次，考試漢教習閲卷兩次，考試孝廉方正閲卷五次，考試謄錄閲卷三次，還任過多次武科主考官。範圍之廣（全）、次數之多，在歷代官吏中罕見。在數度柄文衡中，所得多真士。 ^[7] 

潘祖蔭才識高卓，辦事幹練、勤快，“遇事理解，批牘答簡，運筆如風，無不洞中利弊”。任刑部、工部尚書時，“積年百廢俱舉，官吏秉成，嚴而不苛”。潘祖蔭先後擔任過國史館協修、實錄館纂修、功臣館纂修、鹹安堂總裁、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國子監祭酒、會典館副總裁等。曾主持纂修過《治平寶鑑》《藝文備覽》《穆宗毅皇帝全集》《穆宗毅皇帝實錄訓》等典籍。 ^[7] 

潘祖蔭是清末著名的收藏家，政事餘暇，金石書畫無所不收，尤喜蒐羅善本、碑版，成為清末著名的金石、文字學家，刻書、藏書家。 ^[7]  “滂喜齋”“功順堂”是他的藏書室。曾用三百金購得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冊，潘祖蔭對人説“此世罕見本，我買得便宜。”在他死後，北京琉璃廠書店檢點成《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收藏極富，所藏圖書、金石甲於吳下。光緒九年（1883年），延請學者葉昌熾協助他編校所藏書籍。“滂喜齋”中金石、圖籍充棟。葉昌熾因而盡窺他家藏秘籍。他每讀一書，則錄成題解，成《滂喜齋讀書記》2卷，另有《滂喜齋藏書記》，著錄141種宋元刻本、明初本、日本、朝鮮刻本。《滂喜齋宋元本書目》著錄其收藏的宋元本127種。學者王季烈亦作有《滂喜齋藏書記》，記其“在朝數十年，持躬清介，屏絕饋遺，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槧，皆盡廉俸購之四方”。其購藏的宋元秘籍達近百種，和張之洞、劉喜海、李慈銘等知名學者有深交。因收有宋本《金石錄》10卷本，相繼被馮文昌、江立、鮑廷博、阮元、趙魏、汪諴、韓泰華、甘福等著名藏家遞藏，且各藏書家均刻有“金石錄十卷人家”藏書章。光緒間，與江標等人先後刻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敍古書源流較詳細。輯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滂喜齋叢書》4函，收書50種，彙集清代人經學、金石、筆記等著作，並收有同邑前輩鄉賢和同時朋友的詩文集。《功順堂叢書》18種，搜採範圍和體例與前者類似。其中如沈欽韓、王紹蘭幾種經説著作、潘檉章《國史考異》，均為考訂精審之著作。藏書印有“八求精舍”“龍威洞天”“分廛百宋”“迻架千元”“金石錄十卷人家”“佞宋齋”等。 ^[1] 

潘祖蔭的金石收藏甲於吳中，聞名南北。據傳，説潘祖蔭設同鄉“關場宴”，他以新得一鼎，考其款識，乃“魯眉壽鼎”。他特撰寫“眉壽鼎圖説”，贈來赴宴的人雅正。等應試舉子考二場時，詩經題目即是“眉壽保魯”，凡是得圖説的考生恍然大悟，撇開常解，以鼎訓詁考題。等金榜揭示後一看，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赴宴得圖説的人。足見，潘祖蔭對金石古董的嗜好。在收藏界，人們叫他“潘神眼”。他收藏的國寶級文物大盂鼎目前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中國青銅器藏品中的至尊。

潘祖蔭研索鐘鼎、篆、隸書法文字，往來籀分。一次，聞聽有碑石，他欣然前往一覽，在篆牀後壁間，秉燭細觀，連垢面也顧不上，花五百金購回。潘祖蔭尤其注意吉金，他所藏鐘鼎彝器之類多達五百餘件，成為當時收藏吉金的第一家。鮑子幸曾經與潘祖蔭論好古象幣者之弊有三：矯、痴、誣，潘祖蔭為之失笑。當時朝廷內眾太監凡得古玩，必請潘祖蔭鑑別。慈禧太后曾説：“潘祖蔭所鑑定者固無甚大謬也。” ^[10] 

潘祖蔭書法(3張)

潘祖蔭擅長書法，與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稱為書法“蘇州三傑”。

潘祖蔭雖然與篆刻家金石學家和藏書家交遊甚密，但他的書法卻以帖學為宗，認為金石收藏應以有裨於經史為目的，而不應單單作為欣賞的玩物。潘祖蔭的書法取法宋人，尤推崇晉人風韻，雖然致力於《書譜》臨摹，但以行楷書為佳。其整體風格典雅、端莊而又不失靈動自如，多以中鋒圓筆為主，方圓兼備，字形略扁，中宮寬闊，充滿張力。他的信札作品書寫感很強，無意於佳乃佳；對聯和小楷作品有顏（真卿）蘇（軾）痕跡，充滿張力，有深厚的書卷氣和學者之風。 ^[8] 

（圖冊來源 ^[8]  ）

趙爾巽等：

據説，光緒初葉，潘祖蔭主持刑部，有司員聽説潘祖蔭好文雅，想巴結一下，忙寫詩數十首，恭楷錄在正堂上，見面時，作揖呈上。潘祖蔭當時翻閲，一見首篇題為《跟二太爺阿媽逛廟》八字，不禁狂笑，冠帽上的纓子幾乎掉下來。那個巴結的司員面無人色，忙倒退而去。

潘祖蔭為官勤廉，常寅時即起，第一個到官署，乘坐車馬卻甚為破舊，每為同僚譏笑。光緒十五年（1889年），光緒帝大婚，內務府大臣崇光曾示意貪污中飽，潘祖蔭即手書“弗肯弗肯”四字致答，每字大逾五寸。 ^[3] 

潘祖蔭輯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海東金碌》等。著述有《芬陀利室詞》《西陵日記》《秦輶日記》《瀋陽紀程》《鄭盦詩文存》《攀古樓彝器款識》《漢沙南侯獲刻石》等。 ^[3] 

潘祖蔭與趙之謙、吳大澂、翁同龢及陸心源交往甚密。 ^[8]  潘祖蔭搜輯黃丕烈題跋時與陸心源結識；在潘氏丁父憂回家鄉蘇州守制期間，陸心源曾多次登門拜訪他，二人交往始密，多書籍、金石往來；潘祖蔭服闕回京後，二人雖相隔千里，仍書信、書籍、金石往來不斷，陸心源還曾請託潘祖蔭為其子陸樹蕃科舉之事予以照顧。 ^[9] 

潘祖蔭故居在今江蘇省蘇州市平江路南石子街及迎曉裏，佔地約8000平方米，坐北朝南，分成三路五進。 ^[7] 

潘祖蔭墓在江蘇省吳縣東跨塘橋東南茭白蕩（今江蘇蘇州吳中木瀆）。 ^[7] 

《續碑傳集》卷4李慈銘《潘文勤公墓誌銘》

清官修《清實錄》咸豐、同治、光緒朝部分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41 ^[2] 

潘祖年《潘文勤公年譜》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