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

考古學（Archaeology）屬於人文科學的領域，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其他國家多從屬於人類學，也有劃歸藝術史的。

考古學這一名詞主要有3種涵義：

第一種涵義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歷史知識，有時還可引伸為記述這種知識的書籍；

第二種涵義是指藉以獲得這種知識的考古方法和技術，包括蒐集和保存資料、審定和考證資料、編排和整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

第三種涵義則是指理論性的研究和解釋，用以闡明包含在各種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係，論證存在於古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

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已有它的充實的內容，周密的方法，系統的理論和明確的目標。雖然還沒有一個被普遍確認的定義，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學術界對考古學一詞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

從共同的理解出發，考慮到上述的3種涵義，可以給考古學下定義説：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對於這一個定義，需要作出解釋和説明。 ^[2] 

考古，即考究古物。中國東漢時已有“古學”這個名詞，泛指研究古代的學問。北宋時誕生了一門研究青銅器和石刻的學問——金石學，即中國考古學的前身。這時“考”、“古”二字也開始被連用。公元1092年成書的考證古代銅器和玉器的《考古圖》就首先使用了“考古”這一名詞。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實物，主要是物質的遺存，或者説是遺物與遺蹟。而這些遺存應該是古代人類的活動遺留下來的。

考古學的研究集中在對過去的研究上，包括過去文化所遺留下來的各種資料。所以它的研究對象是屬於一定時間以前的古代。

比如英國的考古學下限是諾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國是加洛林王朝的覆滅（987年），美洲各國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2年），中國的一般是以明朝的滅亡（1644年）為下限。英國出現的中世紀考古學（Medieval Archeology）則把時間下限推進到了1640年。而美洲各國的工業考古學（Industrial Archeology）則研究近代工業初期的遺物。

隨着時代的前進，這些下限都會自然地向後推移。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萌發考古思想、最早出版古物研究專著的國家。

公元前4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經朦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價值，甚至在當時的洛陽建起了一個類似今日博物館的“守藏室”。

宋代，金石學研究頗為發達，開始出現古代金石研究著作。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呂大臨編纂的《考古圖》，既繪有器形圖，還記錄了每器的名聞、尺寸和出土地點。此後，又有劉敞的《先秦古器圖碑》和《先秦古器記》、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的《集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等等。

清代，分門別類的著作大量湧現，除考究古代金石的著作外，還有考究古代錢幣、玉器、陶瓷器、文字等不同類別的著作，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為突出。

隨着歐洲文明進入科學時代，科學規範的考古學在19世紀的歐洲誕生，之後傳至中國。1926年由李濟主持，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掘，是中國學者第一次主持的田野考古。

按照研究的年代範圍、具體對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等的不同，考古學可以劃分為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田野考古學及各種特殊考古學等分支。

從研究的年代範圍上劃分，考古學可分為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兩大分支。也有人主張在兩者之間加入原史考古學而成為三大分支，但從實際意義來説，原史考古學的重要性不如前兩者。

史前考古學的研究範圍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類歷史，歷史考古學的研究範圍則限於有了文獻記載以後的人類歷史，兩者的界線在於文字的發明。世界各地，文字的發明有早有晚，所以各地區史前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和歷史考古學的年代上限各有不同。

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都以遺蹟和遺物為研究對象，這是它們之間的共同性。但由於歷史考古學必須參證文獻記載，而史前考古學則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可供依據，所以兩者的研究任務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學承擔了究明史前時代人類歷史的全部責任，而歷史考古學則可以與歷史學分工合作，相輔相成，共同究明歷史時代人類社會的歷史。

由於史前考古學主要是研究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有時也包括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歷史考古學主要是研究青銅時代尤其是鐵器時代，兩者所研究的遺蹟和遺物在性質上有一定的差異，所以它們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

從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來説，史前考古學要充分與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和民族學等學科相結合，歷史考古學則必須與歷史學相配合，同時還要依靠古文字學、銘刻學、古錢學和古建築學等分支。

從斷定絕對年代的手段來説，史前考古學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的技術，而歷史考古學則主要依靠文獻記載和年曆學的研究。

“田野考古學”的名稱，是20世紀初正式提出來的。

當時的田野考古學主要是勘察地面上的遺蹟和遺物，依靠地圖進行調查，有時則要根據調查結果，測繪地圖，作為記錄的附件。此後，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轉入以發掘為中心，並擴大調查的對象和範圍，方法逐漸完善，技術快速進步。各種自然科學的手段相繼被採用，許多機械設備被用作調查發掘的工具。

利用航空照相和衞星照相、磁力探察和地抗力探察等方法以發現遺蹟和遺物，用紅外線攝影和用其他各種特殊的攝影技術測量和製圖，為進行花粉分析和各種物理化學斷代而取樣，以及將發掘出來的遺蹟保存於現場等等，都使得田野考古學的工作面擴大，技術性加強。

調查發掘的對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等擴大到道路、橋樑、溝渠、運河、農田、都市、港口、窯羣和礦場等各種大面積的遺址，從而使得考古工作者必須與各有關學科的專家協作，才能完成全面的、綜合性的研究任務。

考古學研究是一個整體，田野調查發掘和室內整理研究有着密切的聯繫，不能截然分割。由於調查發掘工作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論，而且還使用許多特殊的器材和設備，又要廣泛採用自然科學的手段，這就使得田野考古學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把它作為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也是理所當然的。

特殊考古學 作為考古學的分支，使用特殊考古學這一名稱，是為了與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田野考古學等考古學的主要分支相區別。

它包括上述三大分支以外的其他各種分支。有的是按研究對象不同而分的，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有的是按所用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分的，如航空考古學、水下考古學等。

考古學和古代美術史，往往有共同的資料。古代美術史的許多研究對象，從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巖畫到各個時代的繪畫、雕刻、造像、各種工藝品及神殿、寺廟和石窟寺等等，都屬遺蹟和遺物。

考古學上的類型學和年代學等方法，也適用於古代美術史的研究。

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美術考古學是從歷史科學的立場出發，把各種美術品作為實物標本，研究的目標在於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這與美術史學者從作為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出發以研究各種美術品相比，則有原則性的差別。

由於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在年代上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各歷史時代，所以它既屬於史前考古學的範圍，也屬於歷史考古學的範圍。又由於作為遺蹟和遺物的各種美術品多是從田野調查發掘工作中發現的，所以美術考古學與田野考古學的關係也相當密切。

宗教考古學是以有關宗教的遺蹟和遺物為研究對象的考古學分支。在古代，宗教信仰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因此，在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時，必須把宗教活動也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各個時代的神殿、寺廟、祭壇、祭具、造像、壁畫、經卷和符號之類，都是宗教考古學的具體研究對象，有的具有一定的美術價值，所以宗教考古學與美術考古學的關係也比較密切。

在宗教考古學中，歐洲的基督教考古學、北非及西亞和中亞的伊斯蘭教考古學、南亞和東亞的佛教考古學是最為重要的，它們都屬歷史考古學的領域。但是，早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人類已有宗教性的活動，並有一定的遺蹟和遺物。因此，宗教考古學這一分支，也應被包含在史前考古學的領域內。

在阿里 “穹窿銀城” 城堡遺址，考古學者發現了120多組古代建築遺蹟，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鐵器、骨雕，昭示着這裏曾是一個繁榮和發達的聚落、這裏還發現了大片的土葬古墓羣，這和西藏崇尚天葬的喪葬習俗迥然不同，在這裏的出土的青銅雙面的本尊雕像，其風格也與現代藏傳佛教的造像完全不同。這一切都説明，在印度佛教傳入之前，在所謂的西藏正史之前，青藏高原就早已存在着一個輝煌的文明，這個文明就是“古象雄文明”。 ^[1] 

以古錢為研究對象的考古學，稱為古錢學。由於古錢的鑄造年代明確，它便成為考古學斷代的最通常的依據之一。但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古錢學的研究有着更為廣泛和重要的意義。

古錢學的目標，不僅要判別各種古錢的鑄造年代，而且還要通過對錢的形狀、質料、重量、銘文、圖紋和鑄造技術的考察，辨別它們的發行者和發行地點，確定它們的價值，研究銘文、圖紋的意義和風格，從而為經濟史、文化史乃至美術史的研究提供材料。

通過對出土古錢在地域上的分佈情形的考察，還可以研究世界各個地區在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情況，併為判斷當時的交通路線提供線索。由於古錢是歷史時代的產物，古錢學屬於歷史考古學的範圍。

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的研究對象必須是鑄、刻或書寫於遺蹟和遺物上的文辭，與一般的書籍文獻不同。

含有文辭的遺蹟和遺物，大體上可分兩類。一類如墓誌、碑碣、印章、甲骨、簡牘、泥板、帛書和紙書等，文辭是器物的主要內容；另一類如紀念性建築物、雕刻品、繪畫、貨幣、度量衡器、鏡鑑、工具、武器和各種容器等，銘文處於附屬的地位。

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的任務在於識別銘辭的文字，判讀辭句的意義，區別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字體，後者在使用拼音字母的國家裏稱為“古字體學”。

就已經發現的古文字而言，古印度文字、契丹文字和瑪雅文字等，雖然已有不少單字能夠識別，但還不能順利判讀文辭。埃及古文字、蘇美爾文字、邁錫尼文字（線型文字B）和商周甲骨文字等則已能詳細解讀，從而對究明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邁錫尼時代的希臘文明和中國的殷商文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對銘文的研究還可以判明遺蹟和遺物的年代、製作者、所有主、所在地、用途和製造目的等。由於銘辭存在於遺蹟和遺物上，其可靠程度大大超過文獻的記載，不僅可補文獻記載的不足，有時還可糾正其錯誤。因此古文字學和銘刻學對原史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義。

航空考古學。是指使用飛機從空中向地面攝影,通過對所得照片的觀察、分析，判定遺蹟和遺物的形狀、種類及它們的分佈情形。

航空考古學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當時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考古學者利用空軍偵察地形時所攝的航空照片，探尋地面上的古蹟。戰爭結束後，此項工作進一步開展，尤以英國考古學者的工作為出色，奠定了航空考古學的基礎。

數十年來，航空考古學的技術不斷改進，特別是人造衞星的發明和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得航空考古學的效果大大提高。通過航空攝影和航天攝影顯示和判別出來的遺蹟，大體上可分3 類：

①由陽光斜射時產生的陰影顯示出來的，如堤壩、城牆和墳丘等遺蹟；

②利用因土質不同而產生的土色明暗判別出來的，如坑穴、壕溝和道路等遺蹟；

③從穀物、野草等植物的綠色深淺差異而判明的，如村落、都市、農田、道路、運河等遺址。

此外，沒入海中的遺蹟有時也可通過空中攝影而發現；腓尼基的兩個海港——推羅和西頓延續到羅馬時期的港市之被發現，便是著名的例子。

航空考古學成效甚大，可以看成是田野考古學中的一支生力軍。

水下考古學的萌芽可上溯到16世紀意大利人在海底探尋沉船。

到了20世紀初期，水下的考古調查在世界各地進行，最有名的是在墨西哥奇琴伊察瑪雅文化遺址的“聖池”中尋找犧牲人和祭品，在突尼斯馬赫迪耶港的海上探尋滿載古希臘美術品的羅馬沉船。但由於潛水條件的限制，調查時不能做精細的操作和記錄。

1943年發明了潛水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改進了各方面的設備和條件，這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學得以成立。

從60年代起，先是法國人在馬賽附近海底發掘沉船，接着美國考古隊在土耳其附近海底發掘希臘羅馬時代和青銅時代晚期的沉船，不僅獲得船中許多古物，而且還為研究古代造船術、航海術、海上交通和貿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

水底考古學的對象從沉沒物、沉船擴大到淹沒於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等的遺址，而勘察、發掘及攝影記錄等的手段和方法也大為改善，使水底考古學以顯著的速度不斷取得成果。可以認為，水下考古學是田野考古學在水域的延伸。

除了以上所述各種主要的分支以外，考古學還可以按地區的不同而分為“歐洲考古學”、“埃及考古學”、“中國考古學”和“日本考古學”等各分支，而各地區的考古學則又可按時代等的不同而分為“古典考古學”（希臘羅馬考古學）、“商周考古學”等等許多分支。

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極廣的科學，與其他許多學科都有關係，必須得到這些學科的支持和協助，才能完成各項研究任務。

有關學科的種類，與考古學有關的學科大體上可以分為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三大方面。

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生態學等學科，主要是協助研究遺址所在地區的地史和天然資源，從各個方面復原當時的自然環境。生物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和體質人類學，主要是用以鑑定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和人類的骨骸，並判定它們的年代。物理學和化學則應用於對遺蹟的勘探，對遺物成份和性質的分析，並測定它們的年代。

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建築學和土木工程學應用於對遺址的發掘、測量、製圖，對發掘出來的遺蹟進行復原或在現場加以保存等。採礦冶金學、陶瓷學和染織學應用於對工場址、礦址、窯址等遺蹟的考察，對銅器、鐵器、陶瓷器、玻璃器、紡織品等遺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學則專門應用於對發掘出來的造船工場遺址和船舶的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

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等，都是分別就遺蹟和遺物所提供的有關各該學科的資料，進行研究和解釋。

美術史學和建築史學主要是研究發掘出來的美術品和各種建築物遺存，就其樣式、風格、年代、建築技術以及保存方面的問題，作出判斷和説明。

歷史學除了為發掘出來的種種遺蹟和遺物提供文獻上的解釋並幫助判斷它們的年代以外，還廣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組織、社會結構、經濟制度以及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提供文獻上的資料，作出詳細的説明，以補考古學在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考古學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各國考古學研究的範圍都是有人類活動以來的古代歷史時期，所以它的上限是人類出現，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諾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加洛林王朝的覆滅（987年），美洲各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C.哥倫布（約1451～1506年）發現新大陸（1492年）。

一般説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滅亡（1644年）。

考古學與遠古的恐龍時代、近代史、現代史是無關的。

近一時期以來，英國有“中世紀考古學”，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1640年）；又有所謂“工業考古學”，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初期。在美洲，則有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它們的年代範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直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美洲各國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但是，英國的所謂“工業考古學”、美洲的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實際上是利用考古學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學。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學的年代範圍侷限於史前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這樣，便把許多文明古國的歷史時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學研究的年代範圍之外，這也是不妥當的。考古學不研究近代和現代，而是研究古代，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考古學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時代以外，還應該包括原史時代和歷史時代。

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歷史時代不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還包括秦漢及其以後各代；所謂“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對的。當然，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少，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也越顯著。要究明人類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的社會歷史，就必須在極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學，因而史前考古學與史前史就等同起來了。

作為實物資料的遺蹟和遺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實物資料。有些人望文生義，只看重一個“古”字，以為只要是考證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據文獻資料，還是根據實物資料，都可算是考古學。其實，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的遺存，即古代的遺蹟和遺物。這就是它與依靠文獻記載以研究人類歷史的狹義歷史學的最重要的不同點。

考古學和歷史學，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的兩輪，不可偏廢。但是，兩者的關係雖很密切，卻是各自獨立的。它們都屬“時間”的科學，都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為目標，但所用的資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獻資料以研究人類古代歷史的狹義歷史學也稱為考古學，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學的基本含義的。

作為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實物，應該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是經過人類有意識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則必須是與人類的活動有關，或是能夠反映人類的活動的。這就説明，考古學是屬於人文科學中的歷史科學，而不屬於自然科學，儘管在考古學的研究過程中必須充分利用各種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 ^[2] 

假使沒有考古學的話，人們無從瞭解人類演化。考古學目的在於瞭解更多關於過去社會以及人類發展的事實。人類有超過99%的歷史是在史前史，當時的人類並未使用文字，因此並未留下關於他們自身的文字記錄，以供人們研究。在欠缺這種書寫文字的資源下，瞭解史前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考古學。許多關於人類歷史的重大發展發生在史前史，包括在舊石器時代發生的人類演化，當時在非洲，人族從南方猿人發展而來，最終成為當代的智人。

考古學也找出許多人類技術演進的訊息，例如使用火的能力、石器的發展、鍊鐵術的發明、宗教的源頭，以及農業的創造。假使沒有考古學的話，人們無從瞭解在人類在沒有書寫文字的年代，所發生的演化與技術變遷。 ^[2] 

①發現、發掘記錄和保護過去人類物質遺存，揭示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定位和相互關係，包括他們存在的物質性背景；

②重建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的古代遺存所代表的人類的行為和生活方式；

③建立古代遺存 的編年序列，進而建立一個特定地區的文化史；

④解釋由古代遺存所體現的人類行為和文化過程所具備的規律性。 ^[2] 

考古學家並不全部服膺同一套考古學理論取向。當考古學於19世紀晚期開始發展，第一個考古學理論取向是文化史考古學，它所具有的目標是解釋文化為何改變和調整，而不是僅僅強調這些文化曾經產生的事實，因此強調歷史特殊論。

在20世紀初期，許多考古學家研究的是與現存社會（例如美洲原住民、西伯利亞人、中美洲人的社會）有所關聯的過去社會，他們依循直接歷史取向，比較在過去與當代族羣及文化羣體之間的連續性。

在1960年代，由賓佛與傅能瑞等美國考古學家所領導的一場考古學運動，反對當時已經建置完備的文化史考古學。他們提議一種更具科學與人類學性質的“新考古學”，具有假設測試與科學方法，這在後來稱為過程考古學。

在1980年代，興起了一個嶄新的後現代運動，由英國考古學家所領導，包括Michael Shanks、Christopher Tilley、Daniel Miller、以及Ian Hodder，這後來稱為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它質疑過程主義對科學實證論與公正性的訴求，並強調自我批判的理論反思性。

然而，後過程主義遭到過程主義批評為欠缺科學熱情，而且學者依然爭辯著過程主義與後過程主義的有效性。同時，另一個理論“歷史過程論”（historical processualism）興起，尋求整合出一個焦點，放在過程與後過程考古學所強調的反思性及歷史。

現今的考古學理論採借了來自很大範圍的理論思想，包括演化、現象學、後現代、結構與能動、認知考古學、功能學派、性別考古學與女性主義考古學、以及考古學系統理論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