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

同治五年（1866年）8月8日，羅振玉出生於江蘇淮安，祖籍浙江上虞，其曾祖敦賢公以紹興師爺起家，流寓江淮，至羅振玉己歷四世，為淮上書香世家。羅振玉從幼年時期開始，就非常喜好讀書，且聰穎善悟，為師長所鍾愛。羅振玉五歲入私塾，跟隨乾嘉樸學的傳人李岷山讀書，他的敬業精神和教學方式對羅振玉很有啓發，他十分器重羅振玉，認為“此子若得永年，他日成就必遠大。” ^[56] 

羅振玉自幼對經史、訓詁潛心學習，留意金石名物，尤傾心於經史考據之學，研究經史文字。他學習訓詁學很仔細，懂得用校讀法，因此對訓詁學的認識很深刻。他對文字、訓詁之學的習讀，大多源於自得。他説“予自習訓話考訂之學，於制舉文王主未能兼。”羅振玉在青少年時代即已自攻訓話考訂之學，但不擅長於八股文，十五歲學作詩詞。

光緒七年（1881年），羅振玉十六歲時，參加童子試得中第七名後，進入上虞縣學學習。 ^{[4]  [1]}  接着兩應鄉試不中，就絕跡棘闈，一心做學問。此後，眼界逐漸開闊，不但在杭州郡庫見識了宋高宗所書《孝經》石刻和阮元所摹天一閣《石鼓文》，又結識了以博學而聞名的汪謝誠及以藏古磚而著名的吳康甫等幾位前輩學者，從此深受影響而喜好金石之學。

光緒八年（1882年）開始，羅振玉研究金石學，當時他僅十七歲。同年，他在江寧書肆偶得《皇清經解》一書，精讀三遍而學業大進，逐漸精通清人考據之學。 ^[5]  《皇清經解》是清代阮元輯刻的一套叢書，彙輯乾嘉以前清代學者的解經著作，是集乾嘉學術之大成的著作。羅振玉從中獲取了寶貴的學術營養，並從此奠立了國學研究基礎。羅振玉的學問，是得了乾嘉學術的正脈，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進的。

羅振玉從事文字學的研究，大致始於二十歲。羅振玉治文字學，是從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入手的。但當時他對文字學並沒有獨特的見解，以為段氏《説文解字注》已臻完善。後來看到吳大徵的《説文古摘補》，以為足以補正許慎《説文解字》的缺失，《説文》得此二家校訂，已經盡美且善，這是羅振玉治學的初期階段。二十歲起，羅振玉專力研讀古碑帖，寫成《讀碑小傳》，由此開始著書立説。

光緒十六年（1890年），羅振玉在鄉間教私塾。 ^[6]  羅振玉青少年時期，家境貧寒，負債累累，他曾先後在山陽劉氏、邱氏與劉鸚家執教，併為人制印，但卻因親人相繼亡故而使教館生涯難以為繼，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生活才有所改觀。

甲午之後，舉國震驚，人心思變。羅振玉開始逐漸步入社會，其時清朝國勢傾危，外患頻仍，西學逐漸傳入，羅振玉在接觸翻譯書籍後，認為“西人學術未始不可資中學之助”，”國人安於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不立學堂之故”，又念“農為邦本”，因此，決心致力於農學及教育事業。與蔣伯斧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在上海創立“學農社”， ^[1]  並設“農報館”，創《農學報》，專譯日本農書。自此與日本人交往漸多。 ^[7]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創設東文學社， ^[4]  聘請日本駐滬領事館田岡等人任義務教員，專門教授日文。東文學社培養出來的學生中就有王國維、樊炳清、沈絨，此三人堪稱東文學社的傑出俊才，他們翻譯的各種教科書，傳播了西方現代學術分科體系，與歷史有關的則以翻譯西方歷史教科書、傳播斯賓塞的進化論史學貢獻最為突出。這些機構使農學知識得到了普及，教育事業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因此，羅振玉很快就得到了一些朝廷有識之士的賞識，如張之洞、端方等人。此後，他開始步入仕途，由端方舉薦至學部，任參事廳行走。 ^[7]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開始，羅振玉先後被邀請在全國各地辦理或協助辦理了很多教育事務，如襄辦武昌江楚編譯局、創辦江蘇師範學堂等。 ^[7]  這時已經35歲的羅振玉忽然受到了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委以湖北農務局總理一職，督辦農務學堂。羅振玉在農務學堂的管理上是有實權而無頭銜，因其幹練的辦事作風又得罪了張之洞的一些幕僚，第二年便辭職返回上海了。 ^[55]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夏，羅振玉創辦了《教育世界》雜誌。 ^[4]  《教育世界》的創辦，是他實施“教養天下”思想的一大舉措。《教育世界》創刊之際，就與教科書的編撰聯繫在一起。在教育體制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許多有建設性的意見。他最高瞻遠矚的計劃，莫過於提出創立學部以統領教育、在京師及全國省府及各省學堂設圖書館、博物館及教育陳列品館。 ^[8]  同年，羅振玉奉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十一月四日出發，至次年二月回國。羅振玉把這次考察的經過編為《扶桑兩月記》一書。羅振玉此次日本之行共淘得古籍十幾二十種，所得古善本，也有十幾種，除此之外，還獲得古器物若干件。 ^[9]  日本之行使得羅振玉擁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善本。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經濟特科開考，此前張之洞、張百熙等人不約而同地向朝廷舉薦羅振玉，不幸的是這年二月，羅振玉母親病逝，當時有規定，居喪期間不能應試，羅振玉又失去了一個博取功名的機會。 ^[55]  羅振玉被兩廣總督岑春煊聘為教育顧問。翌年，在蘇州創辦江蘇師範學堂，任監督。 ^[6]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羅振玉調往北京，在清政府任學部參事。 ^[7]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學部二等諮議官，並巡視河南、山東、江西、安徽四省學務。 ^[51]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羅振玉充殿試及學部襄校官，閲農科卷及各科國文卷。 ^[51]  農曆八月十五日，剛從日本考察教育歸來的羅振玉，得知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敦煌得寶的消息。他在藏書家董康的介紹下，到伯希和下榻的蘇州衚衕去拜訪，隨行的還有蔣伯斧和王國維二人。當時中國保存的古寫本已絕無僅有，宋元舊塹己珍如棄髦。羅振玉忽然從伯希和處見到了西睡石室珍藏的大量六朝隋唐的古書，頓時驚呆了。他以為石室重啓，無異於汲軍古書重現人間，此可喜可嘆之事也。羅振玉的反應相當迅速，在四天之內，他已號召同人，影印敦煌文獻八種，傳鈔一種，並將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獻著成目錄《石室書錄》。並打算向清政府建議，將敦煌文獻運到北京來保存。如此積極的態度，反映了他的學術見識十分卓越，辦事督責果敢。同年，他著成《俑廬日札》一卷，粗具古器物學研究的規模。

宣統元年（1909年），補學部參事官，兼任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同年再往日本考察農業。這一時期羅振玉於學術的成就，主要為興辦農學會、主編《農學報》、編輯農書、興建農科大學堂，出版《農學叢書》；並在閒暇之餘，瀏覽廠肆，於甲骨文字、敦煌文獻、大庫檔案、金石、古明器等進行了初步的蒐集和研究。 ^[51]  同年，羅振玉輯錄了《敦煌石室遺書》。

宣統二年（1910年），羅振玉又編印了《石室秘寶》，發韌了中國的敦煌學。同年，他撰成《殷商貞卜文字考》，開啓了他的甲骨學研究。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局勢陡變，清王朝有覆滅之危。作為清朝遺臣的羅振玉與王國維等人惶恐不安，最後在日本本願寺大谷光瑞及京都大學內藤湖南等人的勸説以及好友藤田劍鋒的幫助下，攜帶家眷從天津渡船前往日本。羅振玉認為，辛亥年所發生的這場革命，是危及中國文化根基的一場革命，從其發展態勢來看，這不是亡國，而是顧炎武所説的亡天下。它所帶來的不是政權的更迭，而是中國倫理文化的根本變革。為了防止這種文化的動盪，澄清社會亂象，他認為必須從學術上下功夫。澄清之事，期以百年，只有從學術上努力，將來必有海宴河清的一天。所以他誘導王國維與他一起從事國學研究。 ^[10] 

此後羅振玉一直旅居京都，並在淨土寺修建樓四楹及書庫一所，此即“大雲書庫”。在這期間，羅振玉不問政事，惟以著述遣日，學術研究日趨成熟，學術成果極為豐富，尤其是著書和刊書方面，成就巨大，八年期間成書達四五十種之多。他不僅在甲骨學、敦煌學及漢晉簡牘的研究中多有建樹，在金石、古器物學研究中，亦取得極大成就。在敦煌學上，羅振玉先後編成了《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高昌壁畫著華》；在甲骨學上先後編輯了《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鐵雲藏龜之餘》《殷墟書契著華》四部著作 ^[11]  ；在簡牘學上與王國維合著《流沙墜簡》一部；在古器物方面則先後編成《齊魯封泥集存》《石鼓文考釋》《歷代符牌圖錄》《秦金石刻辭》《漢晉石刻墨影》等著作達數十部。在文化觀念上，羅振玉抱“返經信古”的立場，一方面為糾康有為今文學不治訓話名物的蔽失，從文獻整理入手重振國學；一方面為糾時人信今疑古的思潮，欲以國學啓迪新知、匡救時弊，迎古學復興新局面。經過這番整理與研究，敦煌學、簡牘學和古器物學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甲骨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開始奠定基礎。王國維在此基礎上，又加以各種精深的考證，在學界中形成很大的影響力。兩人所從事的學問，範圍相近，風格相似，互相獨立又互為補充，所以世人把他們的學問稱為“羅王之學”。 ^[12] 

民國八年（1919年）春，羅振玉攜家人自日本京都返國，原打算依傍光緒崇陵卜宅而未成，後寓居天津嘉樂裏。在過去旅居日本期間，他雖然遠離政治，但內心仍因留戀清王朝而痛苦不堪，羅繼祖曾抄得一詩“修蛇赴壑惜年光，憔悴孤臣髻有霜。浮海苦存漢家臘，偷生待舉中興筋。乍傳廷渭呆憊壞，似説龍沙保障亡。遙把屠蘇瞻北閩，除兇解惡祝吾皇”，可為佐證。正是由於這種不甘心政治現狀的心理，使他回國後最終走上了一條輔助溥儀復辟的道路，為此，他甚至不惜與日本各界周旋。 ^[7] 

民國十年（1921年），參與發起組織“敦煌經籍輯存會”。 ^[3]  冬，法蘭西東方學院授予羅振玉考古學通信員的稱號。蔡元培得知此消息之後，於次年再次敦請羅振玉，請其擔任考古學通信導師。羅振玉在不領薪水、不責到校的情況下答應了蔡元培的請求。羅振玉也通過北京大學所提供的學術交流環境，獲得進一步的學術資料。由於羅振玉回國之後寓居天津，所以學術交流不如北大方便。因此北京大學一有信息，也向羅振玉通報。民國十一年（1922年），俄國漢學家和西夏學家伊鳳閣來到北京，羅振玉請馬衡傳話給蔡元培，請蔡元培與伊鳳閣商量影照《番漢合時掌中珠》事宜。年底，伊鳳閣攜帶《番漢合時掌中珠》來羅振玉在天津的宅邸嘉樂裏拜訪，此書由羅福成摹寫之後在《絕域方啓一集》中出版。 ^[71] 

在敦煌文獻的刊佈與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與刊佈上，雙方也有合作。英藏的《切韻》殘卷，伯希和寄給羅振玉之後，由王國維轉交馬衡出版。內閣大庫檔案自歷史博物館流出之後，被羅振玉購買，其餘的檔案則移交北京大學整理。北京大學方面專門成立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小組，羅振玉則建庫書樓，雙方互相通報整理的最新成果。在《熹平石經》的整理刊佈方面，羅振玉與馬衡交往密切，雙方互通資料，互贈拓本，以通力合作的精神完成了熹平石經殘字的集錄和集拓的工作。 ^[71] 

北京大學梵文及其他東方古語言文字課程的設立，也與羅振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北京大學初期的學術刊物的建設也借重於羅振玉的學術成果及其社會影響力。《國學季刊》雖然是北京大學國學門的刊物，但羅振玉在其中的影響力非常大。羅振玉經常藉助馬衡和沈兼士二人對北京大學施加影響力。北京大學的新派學者中，胡適對羅、王二人的學問也十分佩服，他當時是《國學季刊》的主要負責人，他與羅、王二位先生接觸不深，但《國學季刊》卻大量採用羅振玉、王國維及其周圍學者的文章，這是因為胡適對羅、王二人的著作十分欣賞。 ^[71] 

羅振玉當時所開創的敦煌學、甲骨學、簡牘學等新興學科，不但在中國是新學問，在西方也是很新穎很受歡迎的學問，國人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就不能不借重羅、王二位先生的學術影響力。所以，北京大學要提倡這些新興的學問，不得不倚賴羅振玉及其周圍一羣學者。 ^[71] 

民國十三年（1924年），羅振玉應清廢帝溥儀所召，入值南書房。命他檢理寧壽宮藏古器。因入值南書房一事，又生謠言，以為羅振玉趁機盜取宮中寶物，這種説法並無依據。 ^[72]  民國十四年（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使館庇護下陪同溥儀秘密遷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張園，後因功被委為顧問。但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王國維故去後，逐漸失寵於溥儀。 ^[52] 

民國十七年（1928年），中央研究院準備發掘殷墟遺址，羅振玉的學生容庚和他的同鄉董作賓專誠到他的宅邸拜訪，請他參與發掘。但他當時沒有答應。 ^[72]  同年底，羅振玉告別溥儀，從天津遷居旅順。 ^[52]  旅順有大雲書庫，內藏《大雲無想經》和碑碣墓誌、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30餘萬冊。到旅順後，由於小朝廷的政治事務減少，羅振玉有較多時間投入學問中，一方面“閉門不通人事，仍以著書遣日，三年間覆成書十四種，四十餘卷” ^[53]  。另一方面應邀講學，民國十九年（1930年）春，他應日本學者松崎鶴雄之邀，講授清朝學術源流概略。 ^[54] 

民國十九年（1930年），羅振玉在兒子羅福頤和孫子羅繼祖的幫助下，終於編成了《集古遺文》十六卷。該書共著錄前人未刊佈的古器銘文1525件，其中收錄三代古器1273件，秦漢以後古器252頁，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民國二十年（1931年），羅振玉又編成《集古遺文補遺》三卷，著錄古器338件，其中三代古器205件，秦漢以後古器103件。綜計兩書所錄，共計古器1863件，其中三代古器1478件，秦漢以後古器385件。這些資料的聚集是十分不容易的。 ^[73]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3月，參加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典禮，並代溥儀向外賓致答詞。偽政權任命他為參議府參議，後改為臨時賑務督辦。翌年6月，任監察院院長，滿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

民國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偽滿洲國改行帝制，羅振玉被邀為大典籌備委員會委員，受到“敍勳一位”的封賞。

民國二十五年（康德三年，1936年），羅振玉任滿日文化協會會長。

民國二十六年（康德四年，1937年）3月，羅振玉返回旅順寓所，繼續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蒐集和整理過甲骨、銅器、簡牘、明器、佚書等考古資料，均有專集刊行，流傳較廣者有《殷墟書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民國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5月14日，羅振玉在旅順逝世，終年74歲。

羅振玉一直在努力多方蒐集甲骨及各家拓本，最終收集甲骨達3萬片之多。不僅出版了《殷墟書契前後編》《殷墟書契菁華》《鐵雲藏龜之餘》，還收集了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等資料，最終才完成了《殷墟書契考釋》這個中國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羅振玉手稿《置杖錄》中有關甲骨文的研究札記，探索了羅振玉甲骨文研究的歷程，證明羅振玉是中國第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學者。 ^[23]  除鼓勵劉鶚編集《鐵雲藏龜》外，還親自訪求，判明甲骨的真實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羅振玉佔有重要地位，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學的奠基者。他對甲骨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

（一）蒐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資料。著有《五十日夢痕錄》、《殷墟書契前編》（1913年）、《殷墟書契菁華》（1914年）、《鐵雲藏龜之餘》（1915年）、《殷墟書契後編》（1916年）等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又編著《殷墟書契續編》。同時他還編有《殷墟古器物圖錄》（1916年）及《附説》各一卷。 ^[24] 

（二）率先正確地判定了甲骨刻辭的性質及出土處之地望。羅振玉指出卜辭屬於殷商時代，是王室遺物。斷定它作為文字學資料能代表中國文字的來源，作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時他還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墟遺址，也就是商朝國都。這對後來的甲骨學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24]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學者的注意後，古董商為了謀取高利，隱瞞了真實的出土地。羅振玉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其真實出土地，並且考訂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朝晚期都城，屬於商朝王室遺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質的考訂，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墟的發掘。羅振玉派人去小屯，不僅收集甲骨，還收集了一批不為古董商重視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龜，輔以獸骨”的文獻記載為出發，認為在蒐集甲骨時必須龜、骨“兼收幷蓄”。在《洹洛訪古遊記》中，他記載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況，考訂其它出土物及繪簡圖，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墟的著作，對整個甲骨研究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上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24] 

（三）考釋出大量的單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點為主要依據，參照《説文解字》，並將甲骨文與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較，以闡釋文字的淵源與流變情況。他還利用字形或後世文獻資料推求字的本義及其通假關係。先後於宣統二年（1910年）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釋出單字近三百個，於民國四年（1915年）在《殷墟書契考釋》中釋出單字近五百個，其中多得到學界認可。民國五年（1916年），他還將未識別的卜辭中的千餘字編成《殷墟書契待問編》，供學者探討。 ^[24] 

（四）首創了對卜辭進行分類研究的方法。《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將卜辭分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漁、卜征伐、卜禾、卜風雨等8類，為後世的甲骨分類研究開創了先例。 ^[24] 

（五）羅振玉與王國維一起，確證了甲骨文中的合書的現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蒐集了大量的資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辭》（三卷，1914年）、《貞松堂集古遺文》（16卷，《補遺》3卷，《續編》3卷，1931-1935年），收錄以前諸家著錄中未見之器銘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錄當時見到的已著錄和未著錄的4831件青銅器銘。集一時銅器銘文原始資料之大成，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他還提出通釋古金文的設想，提出綜合比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學上的價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釋》（7卷，1916年）；他蒐集整理漢晉木簡，著《流沙墜簡》（合作，1914年）、《流沙墜簡考證》（1934年）等書。此外，他還著有《幹祿字書箋證》《俗説》《集蓼編》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內容豐富，甄別謹嚴，成績浩瀚，方法嶄新，“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 ^[24] 

中國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首推羅振玉、羅福成、羅福萇父子。民國三年（1914年），羅振玉通過俄國學者伊鳳閣得到9頁《番漢合時掌中珠》，立即石印出版。此後幾經增補，民國七年（1918年）和民國十三年（1924年），羅振玉和羅福成父子又兩次石印出版。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羅振玉抄寫並刊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書《音同》。《番漢合時掌中珠》和《音同》的面世，使西夏文字的釋讀成為可能，從而推動了西夏文獻研究的展開。 ^[43] 

民國四年（1915年），羅振玉輯《赫連泉館古印存》收錄西夏文官印一方，羅振玉在序言中説：“西夏文字，前人僅知感應塔記及西夏錢文，皆楷書，塔記有篆額，乃就其楷書，略屈曲之，初非有二體。予所藏西夏官印作疊篆，與塔記額字大異，知西夏實有篆書，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初不能定為何國書，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斷定”。其後，民國五年（1916年），羅振玉編《隋唐以來官印集存》收錄羅振玉家藏西夏文官印七方，民國十二年（1923年），羅振玉輯《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收錄西夏文官印十五方；在民國十三年（1924年）著錄之《雪堂藏古器物目錄》中，錄入西夏國書官印三方。民國十六年（1927年），羅振玉和其子羅福成以其收藏總得西夏官印凡三十三方輯成《西夏官印集存》，是為首見的西夏宮印專集。 ^[44] 

此外，羅振玉關於西夏文物文獻的著述還見於民國五年（1916年）著《歷代符牌圖錄》二卷，後錄一卷，其中收錄銅質西夏文《內宿待命》牌一枚，“防守待命”牌三枚。文章有宣統元年（1909年）為刊印武威學者張澍著《西夏姓氏錄》一書撰之《西夏姓氏錄跋》。此外，民國十年（1921年）羅振玉還將其家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用鉛字排印數頁作為樣本，其第一頁印出後並附漢文釋文。

民國元年（1912年）至民國七年（1918年），羅振玉及其子福成、福萇旅居日本京都，羅福成、羅福萇兄弟開始從事西夏文字語言的研究。光緒三十年（1904年），法國學者毛利瑟發表了羅振玉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煤山所獲西夏文紺紙金書抄本《妙法蓮華經》（存三卷）的研究。

宣統元年（1909年），俄國學者伊鳳閣撰文介紹了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所獲黑水城藏品中的夏漢合壁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等，提供了他們解讀和研究西夏語文的資料。其時，首先是羅振玉在日本東京刊佈了伊鳳閣贈給他的幾張《番漢合時掌中珠》殘葉的照片。

民國十三年（1924年），羅振玉從任職於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高級譯員伊鳳閣手中得到黑水城所出《番漢合時掌中珠》照片37頁（其中缺3、4、5、6、8頁和26頁半頁共5。5頁），羅福成懇請摹寫抄錄。羅振玉將其作為《絕域方言集》第一種在天津貽安堂書店石印出版發行。（羅振玉影印本，收入《嘉草軒叢書》）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打開，洞內重重疊疊堆滿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卷和文書，尤以在唐後期五代者居多。這批古代文獻總數在五萬件以上。羅振玉是中國境內研究敦煌文書的先導者，他以濃厚的國學功底開研究之先，民國三年（1914年）和王國維開創和倡導簡牘研究，共同開闢“國學”新領域的碩果。 ^[30] 

宣統元年（1909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處，看到伯希和所獲敦煌寫卷，並得知藏經洞仍有數千卷文書，乃力促學部電令甘督查封石室，將所餘遺書悉數解送京師。使這批寶藏於宣統二年（1910年）秋，運抵北京，最後入藏於京師圖書館。敦煌的文化搶救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搶救行動，它標誌着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覺醒，顯示了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浩然正氣。敦煌遺書至今還能有大批的保存，羅振玉功不可沒。羅振玉在這場搶救行動中，是站在前列的，並起到了組織發動的作用，是拯救敦煌遺書的首要功臣。其後，他或收購，或借錄，或影照取得諸多敦煌文獻，並整理校錄，先後成書多部。 ^[25]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8月，羅振玉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題為《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見之原始》一文，文中記載了敦煌莫高窟和藏經洞的發現，伯希和訪書的目錄以及其他文物的情況；共計遺書12種，書目31種，是國內介紹藏經洞的寶藏及發現情況的最早文章。後又在十一、十二期上發表了《莫高窟石室秘錄》，對伯希和所得圖書、文物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共記石室書目67種。後又發表《鳴沙石室密錄》，此為前書之增補本。羅振玉每有增益，隨時發表，對敦煌文獻的傳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宣統元年（1909年），羅振玉又與蔣伯斧、董康、王國維等人，將伯希和從敦煌賄買的十一種石室遺書編為一集，定名為《敦煌石室遺書》刊行，收錄了經卷中所著錄的大量經典古籍，其中收錄《尚書·顧命殘本》《沙洲志殘卷》《西洲志殘卷》《慧超住五天竺國殘卷》《温泉銘》《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三威蒙度贊》等，並有跋尾或考釋，論説寫本與流行本的異同和優劣。學者認為，此舉首開了中國敦煌學的先河。 ^[26]  從而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民國元年（1912年）整理成書《佚籍叢殘初編》。民國二年（1913年），羅振玉整理出版《鳴沙石室佚書》，這是寓居日本期間整理出版的第一部敦煌學著作。收唐人寫本19種，所收資料多為有關儒家經典、歷史、地理、律政、文學等方面，包含了《隸古定尚書》《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注論語》《春秋後國語》《晉紀》《閫外春秋》《張延授別傳》等。在校勘學上有較高的價值。此後，羅振玉還編輯出版了《西陲石刻錄》《西陲石刻後錄》《高昌壁畫菁華》等著作。民國六年（1917年），羅振玉編輯《鳴沙石室佚書續編》一書，收錄了《大雲無想經》《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各類宗教經書。民國六年（1917年）又編輯《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分《羣經叢殘》十五種，對四部書的校勘有重要價值。歸國後，羅振玉繼續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民國十三年（1924年），編成《敦煌零拾》收唐代民間文學作品七種，對敦煌文學研究的開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繼又編印《敦煌石室遺書三種》。 ^[25] 

民國十四年（1925年），著《敦煌石室碎金》，收書十七種。民國十七年（1928年），編《古寫本隸古定尚書真本殘卷》，收入敦煌寫本多種。遷居旅順後，羅振玉在《遼居雜著》（1926年）和《遼居雜著乙編》兩書中又收入了部分敦煌吐魯番文獻，如《敦煌寫本毛詩校記》、《高昌磚錄》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亦即他去世前夕，仍盡個人所藏，以七十歲的高齡整理出版了《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共收殘書35種。此書是對敦煌文獻蒐集編錄工作30年的總結之作，共分三集：一集收經注、曆書、占卜書、佛曲、醫方十八種；二集收道經六種；三集收佛經九種；均為羅振玉多年蒐藏的精華。羅振玉從宣統元年（1909年）到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0年間先後著錄刊佈10餘部敦煌石室的藏書，國內僅此一人。 ^[27] 

敦煌文獻檔案到了羅振玉手裏，不僅將其刊佈出來，而且又深入研究，發現了許多頗有學術價值的問題，並撰寫成了不少論著。他先後撰寫了50餘篇序、跋和史傳。其中頗多論斷起到開創性的導向作用，有的至今仍然不失為精當論述。他最早指出敦煌寫本《尚書》殘卷，是久佚的隸古定《尚書》。羅振玉對於敦煌遺書的年代考訂也很有功勞。他以避諱方法、書體比較、地理沿革等方法，對遺書年代作了很有成效的考訂。利用《敦煌本漢書王莽傳殘卷》僅有的38行，校出今本《漢書·王莽傳》中的多處傳抄失誤。羅振玉還利用敦煌文獻檔案來補敍史傳。如民國三年（1914年）撰成的《瓜沙曹氏年表》考訂了歸義軍曹氏政權的譜系源流。更著名的是羅振玉還利用《殘本張延綬別傳》等材料，撰寫《補唐書張義潮傳》。這是因為新舊《唐書》均沒有張義潮列傳，而要將晚唐時期沙洲地區（敦煌地區）的史實弄清楚，其關鍵人物就是以瓜、沙、伊、肅十一州歸唐的張義潮。羅振玉之作是千餘年後第一次為張義潮立傳，補《唐書》之缺，對於晚唐史和西域史實的研究裨益非淺。 ^[28] 

與此同時，羅振玉對每一種古寫本書籍，都進行了仔細校讀工作，在題跋中，指出它與今本不同的地方。這些題跋，大部分收在《雪堂校刊羣書敍錄》卷下。那些題跋文字，凡有關經傳篇軼、文字的校訂，歷史上官名、地理的疏證，以及諸子、文選、本草、方書與今本不同之處，都盡了辛勤爬梳、審定、考核之功。 ^[29] 

宣統元年（1909年）為整修內閣大庫，朝廷決定將所存的大批舊檔案移出庫外等待焚燬。時任學部尚書的張之洞受命籌建京師圖書館，受張之洞委派，學部參事羅振玉赴大庫檢取有關書籍，當其發現這批重要資料對研究明朝滅亡和清朝開國有重要歷史價值時，他據理力爭，並説服了張之洞，終使這批史料倖免於火焚。不久，這批大內檔案被裝在八千個麻袋中，轉移到了國子監。

民國二年（1913年）二月，羅振玉獲悉紙店出售部分檔案，甚感驚訝與痛惜，他做了一番調查瞭解事情經過後，隨即舉私債以三倍於原出售價的一萬兩千銀元買回這批檔案。他專門僱人對檔案進行整理，從中發現滿、蒙文的遼、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冊，內容涉及“邊務戰事”的明代題本稿，清初開國要略，清代皇帝的硃諭批折，以及同朝鮮、琉球、安南等的題表檔案等，頗有歷史價值。後羅振玉親自整理了其中的22種史料副刊，編着《史料叢刊初編》，共十冊，由東方文化學會印行，公佈了許多稀世檔案。

民國十三年（1924年），羅振玉曾經運一少半到天津，整理數月，將已整理之史料22種付刊，名為《史料初編》。剩下的一半，又移置到旅順設立庫籍整理處，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又開始整理。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由他的兒子羅福頤編成《大庫史料目錄》4卷，分為甲乙二編付印。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前後陸續編定《史料叢編初集》十種、《二集》十二種、《明季史料零拾》《國朝史料零拾》等書，對明清史研究大有裨益。至此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逃脱了被毀掉的命運，保存了下來。羅振玉對此可謂功德無量。他對這批檔案的整理公佈也開創了編纂大內檔案的先河。 ^[31] 

同時，在友人的協助下從民國十三年（1924年）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羅振玉又編輯影印出版了《史料叢刊初編》22種、《清太祖實錄稿》3種、《史料叢編》22種、《皇清奏議》68卷、《皇清奏議續編》4卷等。 ^[31] 

二十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受英國派遣到中國新疆和闐一帶“訪古”，在天山南麓尼雅河下游廢址中，找到了幾十枚魏晉時代木簡。此後，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又到敦煌西北長城廢墟中僱人發掘，再次搜得漢代木簡數百枚及其它大量文物，用幾十匹駱駝馱着，滿載西歸。羅振玉説：“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 ^[32]  這些木簡中有中國失傳已久的古代文獻《蒼頗篇》《急就篇》，還有力牧、歷譜、算術、陰陽書、佔書、相馬經、獸醫方諸書，多為中國漢晉時期西北邊塞的屯戍、烽燧等記錄和公文案卷信札等，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35] 

斯坦因回國之後，將這些文字材料交給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沙畹教授，由他代斯坦因繼續研究。民國元年（1912年），羅振玉致信沙畹，希望能得到這批材料的影印件。在民國二年（1913年）即與王國維分別整理，選出588枚簡犢（包括少數紙片、帛書）整理出版了《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另有《附錄》等補救了被外國侵略者掠奪的重要史料。至民國三年（1914年）4月，《流沙墜簡》的編寫終於大功告成，這是中國最早研究漢簡大的一部專著。全書分訂為三冊：第一冊是小學術數方技書（其中包括《急就篇》、歷譜、醫方等），屯戍叢殘，簡牘遺文，從沙畹原書中選錄了木簡、帛書、紙片等五百八十八枚，都是原物的照片，其中“小學術數方技書”及“簡牘遺文”由羅振玉排類。“屯戍叢殘”由王國維排類；第二冊是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羅振玉作），屯戍叢殘考釋（王國維作）；第三冊是簡牘遺文考釋（羅振玉作），流沙墜簡補遺考釋（王國維作），還附有橘瑞超發掘之簡紙考釋（王國維作），斯坦因發掘地點圈（王國維據斯坦因略圖描繪），斯坦因發掘情況表（王國維據斯坦因所述製作，詳列各烽燧代號、漢時名稱、出土木簡等情況）。

《流沙墜簡》一書充分顯示了羅振玉的古文字功底和王國維以物證史的能力。《流沙墜簡》的出版，為後世簡牘學研究開闢了道路。 ^[35] 

金石研究，始於宋而盛於清。在清末民初的學者中，對金石古物收藏之富，撰述之勤，成書之多，當推羅振玉。 ^[61]  羅振玉是典型的鑑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銅器、簡牘、明器、佚書等考古文物資料和字畫，還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內藏《大雲無想經》和碑碣墓誌、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50餘萬冊。據考證，僅甲骨片前後就收藏“二三萬片”，其他如青銅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數量也相當可觀。羅振玉在蒐集、研究與傳播中國傳統學術上的貢獻，在近代學術史上稱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學術的眼光發現挖掘中國傳統文獻，並以科學的方法進行整理，刊佈流傳，其功大焉。 ^[62] 

羅振玉從年少始就表現出對金石文物的高度興趣，少時便認為金石學尤裨史學，近世出土的鐘鼎敦盤之屬，多為前人所未見。羅振玉藏器既多，又收集拓本。先後編書多部。民國五年（1916年）編《殷墟古器物圖錄》收銅器、石器、玉器等五十五種；民國六年（1917年）編《夢郼草堂吉金圖》《夢郼草堂吉金圖續編》；民國六年（1917年）編所藏器物分二十類為《殷文存》，收約七百二十五器。民國九年（1920年）以流入日本的中國古金器專門編了一本《海外吉金錄》。民國十二年（1923年）編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圖》其中金類收二十一器，另有《附説》一卷作為參考。民國十九年（1930年）以未見前人著錄的私藏金文編成《貞松堂集古遺文》16卷，記錄三代青銅器1273件，秦漢以後青銅器1525件，每件之後，摹有銘文，附以識文。無論是規模數量還似乎識文著錄的精確程度，均為空前啓後之作。

民國二十年（1931年）又成《補遺》3卷，將編余墨本整理付梓，共記錄三代青銅器205件，秦漢以後青銅器103件，自稱將三十年間所見到的前人未曾著錄的青銅器及銘文囊括。然陝西、河南等昔日商周重地，時有青銅器出土，羅振玉極力蒐羅，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終有《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之作，共三卷，著錄周、秦、漢青銅器墨本345件。前後三書共收錄青銅器墨本共計3451件。羅振玉大半生致力於青銅器墨本收藏，質量均屬上乘，加以借錄友人之藏，故所整理編著《貞松堂集古遺文》及《補遺》《續編》三書，集諸家著錄之大成，既有訂正前人著錄錯偽，所謂“汰偽存真”，又有補充前人未曾著錄，為商周歷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獻。 ^[36]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編成《貞松堂吉金圖》三卷，為居遼六年自己私藏之器，收三代器物一百三十五品，秦漢直晉宋以來六十三品，共一百九十八品。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又綜括古今所有鐘鼎款識文字，無論已着錄或未着錄的拓本，悉付影印，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從此考索商周銅器刻辭的人們，不必再從他處找材料了，這給予研究工作者以極大的方便，因而也推動了金文研究工作的向前發展。 ^[36] 

羅振玉素嗜碑版之學，少時無力藏碑，就賃碑讀之，十七歲始收藏廣陵墓誌拓本，為收集墓誌拓本之始。此後，石刻碑文便成為羅振玉一生所求，他對石刻文字輯錄的緊迫性有深刻的認識。羅振玉注意蒐集各地新出的墓誌材料，即使身在異國仍託人以郵寄方式搜求碑文精拓。 ^[36] 

羅振玉不辭辛勞，蒐集古物未嘗稍輟，並把所得墓誌按地域編印了《恆農冢墓遺文》《三韓冢墓遺文》《吳下冢墓遺文》《兩浙冢墓遺文》《襄陽冢墓遺文》《京畿冢墓遺文》《東都冢墓遺文》《山左冢墓遺文》《山右冢墓遺文》《鄴下冢墓遺文》《中州冢墓遺文》《廣陵冢墓遺文》《芒洛冢墓遺文》《六朝墓誌菁英》等。他這樣分地區來綜錄石刻，印成叢書，替學術界保存了不少的可貴史料。此外，又編成《漢晉石刻書墨影》《金泥石屑》《兩浙佚金石集存》《西陲石刻錄》《西陲石刻後錄》《昭陵碑錄》《唐三家碑錄》《海外貞珉錄》《漢晉石刻墨影》《龍泓洞造像題名》等書，精印刊佈。 ^[36] 

金石學本來只是以三代青銅彝器銘文和歷代石刻碑版文字為研究對象。但是，隨着古代文物大量出土，金屬文物已不限於三代彝器，石刻文物也擴大到與它們相鄰的品種。主要包括璽印、封泥、符牌、瓦當、詔版、古兵、古鏡、古泉、陶器、古磚等，因為它們都是小件，故名“金石小品”。 ^[36] 

羅振玉積極索求，奔走四方，蒐集各家譜錄，所見璽印逾廣，先後購致近三千鈕，收藏之餘，精研細考，甄別集譜，宣統三年（1911年）編成《罄室所藏璽印》八卷；民國元年（1912年）又編成《續集》五卷；民國四年（1915年）編成《赫連泉館古印存》一卷，收約272印；民國五年（1916年）又有增益，編為《赫連泉館古印續存》，收492印；同年，蒐集他人很少涉獵的隋唐官印，編成《隋唐以來官印集存》，收隋唐以來官印225印；民國十二年（1923年）編成《凝清室古官印存》《凝清室所藏周秦璽印》《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民國十四年（1925年）編《西夏官印集存》《後四原堂古印零拾》《貞松堂所見古璽印集》等九種。同年又作《璽印姓氏徵》二卷。薈萃古璽印，得姓千餘，不見姓氏書者逾五百，其中可訂正前人違失多處。 ^[36] 

羅振玉在璽印源流、形制、材料、規格上也均有闡釋，多有前人所未發之見。如論證古璽印之制、其材、其書體、其鈕，確認古璽文字自為一體，確認成語印、物象印（今名肖形印），以補正官制偽闕、正史志之訛、補史志闕文、證古地名姓氏、補字書之闕、確認村印及鈔背印等。另隋唐以來官印及西夏官印、西夏文等，皆前人多未及留意，羅振玉並以之證西夏實有篆書。雪堂印學論著，除了自編印集序外，尚有多篇為其它印集所作序文，記事抒懷、考證説明，以小見大。其於璽印、封泥、隋唐以來官印及西夏官印之集存、研究、刊行，均貢獻卓傑，嘉譽學界。 ^[36] 

此外，符牌、瓦當、器物範、古鏡、錢幣、等文玩，羅振玉皆以考古學眼光看待。陸續編印了《歷代符牌圖錄》《歷代符牌後錄》，共計收符六十，牌四十六。還編有《唐風樓秦漢瓦當文字》五卷；《四朝鈔幣圖錄》一卷，專收金元明清四朝鈔版及紙幣，並附《考釋》一卷。《古器物範圖錄》三卷；《古鏡圖錄》三卷，收一百五十七鏡；還著有《鏡話》一卷；《古鏡銘集》一卷；均以珂羅版精印，一問世即風行國內外，為金石考古開創了許多新領域。 ^[36] 

羅振玉將農政與農學視為興農之道的必要之舉。農業在各行業中的關鍵性作用顯而易見，認為要富國強國就要首先發展農業，他認為興農業的根本渠道是重教育，"凡百事業，悉本於學，而中國農學，失之已久，宜多立學堂，以造育之" ^[37]  ，多立學堂，傳授西學新法，提升農者的素養，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他明確指出晚清農業日漸式微的根源，即"農不通學，士不習農"，因此，他立志以研究農學為己任，力圖傳播西方農學，並將其付諸於實踐。

面對傳統農業社會中長期形成的"農者不學，學者不農"的分離格局，羅振玉指出中西農業差距之所在，“歐美各國，特立農商務省，以司農商之事" ^[38]  ，中國在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下仍然與西方之間形成鮮明的落差，他意識到農官的重要性，除興辦農學之外，羅振玉認為創設農會已勢不可遏，"一曰農政會，二曰農事會" ^[39]  。

在具體興農之事方面，羅振玉具有長遠眼光，農業並不僅限於傳統種植業，而包括農，林，牧，副，漁，農業貿易等實即今日所共識的大農業，他重視以科技興農，廣開利源，並且有保護環境的意識，與如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相接軌。羅振玉將農業基礎設施作為興農之根本，尤其強調墾荒為第一要務，認為"謀富之道，莫要於興農；興農之端，莫急於墾荒" ^[40]  ，又將墾荒作為民富國強的必要之舉。羅振玉將改良農業技術作為興農的重點，同時也強調要發展農業商品生產，他以為中國農事之不修緣由在於"士大夫不講農學及無工商輔農，故不能起業" ^[41]  。

羅振玉在農業著作上也有建樹。《農學叢書》是在光緒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1897-1905年）間，由羅振玉等主持的上海農學會石印出版的一套叢書，將《農學報》附印的譯文彙編出版了七冊、約六百餘萬字，署名江南總農會編，收入農學譯着149種，計有文章235篇。《農學叢書》內容包括農業政策、農業經濟、農業科技、農業教育、農業法規諸方面。叢書彙集了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科學技術，反映當時中國傳統農學及其發展趨向，還譯述歐美、日本農業著作、論文、實驗農學的材料，這套叢書體現中國傳統農學和實驗農學的重要交匯，初具新農學體系的雛形。 ^[42] 

自從甲午一役，康、梁維新派認為日本戰勝中國，其根本原因乃是“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之故後，倡導普及義務教育以開通民智在中國逐漸成為一種教育思潮。受這種教育思潮和教育發展趨勢的影響，羅振玉極力主張推行義務教育。 ^[48]  羅振玉極力主張推行女子教育。在他看來，“國民之中，女子居半數，若教育不及女子，是隱去其國民之半數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月，在日考察教育的他閲讀了記載美國女子教育的《女子教育論》一書後，深受啓發，大聲呼喊：“今日中國教育初造基，女子教育，人多忽視，然實不可緩，是宜亟圖也。” ^[48] 

從日本考察回來之初，羅振玉意氣風發，頗有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業的雄心。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月到9月羅振玉在《教育世界》上接連發表了九篇文章，論述他對日本教育及中國教育現代化的看法。這一時期較具代表性的為《教育贅言八則》。在該文中，羅振玉從宏觀上再次對中國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重申目前中國翻譯教科書的必要性，還提出了實行小學義務教育，培養適應新教育的管理人才及新學堂進行考試的必要性。與以往不同的是，他認為“學校一事與科舉截然為兩途，不能合併”，應由學校教師考核。這種做法，有利於新教育的引進，但給學生授科名，如高等小學畢業者為秀才等的做法，在當時新舊教育交接之際，有利於兩者的順利交接。對於新教育的學科安排，他認為應向東西各國看齊。並堅持孔子學説為德育的內容，建議從小學開始，根據學生程度教授“先聖遺訓”。他進一步擬出教育學制，從教育宗旨到學校設置、具體授課學時、課程及教科書、學校管理等十一個方面具體論述。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地將教育的普及及殘疾人學校單獨列為一條，認為欲謀求教育之普及，需立簡易學校，以便於貧民及工人等於工作之餘學習。 ^[49] 

羅振玉還多次強調在全國各地設立圖書館及博物館等的重要性，認為是新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羅振玉還預見到中國在實現新教育之後必然面臨的一個問題，即文字改革問題。他認為繁體字不僅無利於書寫，還不利於教育的普及，“而用簡易之字，則無此患”，因此“當改繁而為簡”；其次，關於言文一致問題，他認為“謀教育之普及，必文言一致乃可”，而欲解決這個問題，“必升語言以合文字”，他採取嘉納治五郎的建議，認為應從教科書開始，先用北京話，通用各省，“以後改修，則去俗語十一，而潛易以文言，以後漸次改易，直至俗語全易，悉合文字而後已”。 ^[49] 

在近世中國學術史上，王國維與羅振玉是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人相識於上海，至民國十五年（1926年）絕交，二人的交往歷時近三十年。 ^[13] 

戊戌之後，受新思潮的影響，他們轉而力倡新學。羅振玉辦《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開辦農務學堂和新式教育。王國維則研究叔本華、尼采、康德的哲學與美學，並寫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學批評文章《紅樓夢評論》。但辛亥之後，二人潛心於國學研究，在甲骨學、敦煌學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們國學大師的地位。可以説，他們的思想傾向和學術興趣，經歷了一個從舊到新，又由新轉舊的過程。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也是人們品評的焦點。清亡前，他們同在學部任職。辛亥後，王國維受溥儀小朝廷之詔，供職南書房，並重新蓄起髮辮，以清朝遺老自居。羅振玉則鞍前馬後追隨溥儀，為復辟效力，後甚至投靠日本。有人講羅振玉廉價使用王國維的腦力勞動；有人講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 ^[13]  後來他們也因為政治走向和兒女姻緣的爭端，結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誼，分道揚鑣，自此天各一方。

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2日上午11時，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頤和園。他在遺書中寫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人們對其死因的猜測，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為清朝殉節，盡遺臣之忠；一是與羅振玉的絕交，於心至寒；一是懼怕北伐軍攻入北京，身遭辱殺。這些莫衷一是的猜測，至今無任何定論。 ^[13] 

“甲骨四堂”指的是甲骨文研究領域中四位著名的學者，無巧不成書，他們的字號中都帶有“堂”字，分別是“雪堂”羅振玉、“觀堂”王國維、“鼎堂”郭沫若、“彥堂”董作賓。甲骨四堂問道有先後，治學方向也各有不同，但是對甲骨文的研究來説，四人所起到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後世學者將四人的成就概括為：“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 ^[63] 

羅振玉先後培養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濟、關百益、孫寶田等人。 ^[19] 

羅振玉故居位於江蘇淮安羅家巷。故居現存青磚小瓦平房9間，其主堂屋3間，坐北朝南，硬山造，抬粱式，面闊11。3米，進深5。8米，檐高2。8米。 ^[20]  羅振玉故居於2006年6月被淮安市人民政府公佈為淮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66] 

羅振玉舊居位於遼寧大連旅順洞庭街一巷1-3-12號，建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由居住樓和附近的大雲書庫組成，時稱“羅公館”。 ^[59]  民國十七年（1928年），羅振玉攜眷屬定居旅順，民國二十年（1931年）蓋了居住樓和大雲書庫。大雲書庫是羅振玉的私人藏書樓，當年藏書十餘萬冊。 ^[60]  尤以藏六朝人寫本《大雲無想經》最為珍貴，所以稱“大雲書庫”。羅振玉舊居是大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2009年12月24日，大連圖書館舉行首屆羅振玉書學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國內第一次舉行羅振玉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大連圖書館、大連市國際人才交流中心聯合舉辦，大連圖書館承辦，來自國內外的3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研討會還出版了《羅振玉書法篆刻選》、近40萬字的論文集《如松斯盛》，對羅振玉研究的開展與推進將發揮重要的影響。 ^[65] 

2016年7月31日，江蘇省淮安區舉行由區歷史文化研究會、區文史辦主辦的羅振玉誕辰150週年學術研討會。羅振玉孫女、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羅琳，劉鶚親屬、美籍華人任光宇，省甲骨文學會副會長陳愛民，安陽市殷商文化研究會會長楊得志等50餘名省內外專家學者和區領導劉建平、張建闖、韓仰超、胡金浪、夏海年參加會議。 ^[64] 

2023年5月5日，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防止近現代珍貴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審核標準體系，《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文物博發〔2023〕13號 ），羅振玉代表作不準出境。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