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

後漢書(2張)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從王莽至漢獻帝195年的史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十紀、八十傳、八志三十卷。志一般稱《續漢志》。

《後漢書》創立了七篇類傳：《宦者傳》《黨錮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其中，《宦者傳》與《黨錮傳》記黨人與宦官兩股勢力的對立與消長。《文苑傳》記詞章之士。《獨行傳》記特立卓行之人。《方術傳》記科學技術和讖緯神學。《逸民傳》記隱居不仕的高士。《列女傳》記才行優秀的婦女。

《續漢志》的八志有《律曆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的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輿服志》記錄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4] 

《後漢書》取材於東漢國史《東觀漢記》，並博採多家《後漢書》而成。據袁宏序，其所撰集《後漢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而據王鳴盛考證，宏書所採雖博，“乃竟少有出《範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範氏摭拾已盡”，可見當范曄修史之時，袁宏書及其序中所舉大部分史料已為範氏摭取。此外又有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等可為範氏所取資，故其修撰《後漢書》自無文獻不足之憾。尤其是作為范曄撰次《後漢書》第一手史料的《東觀漢記》，更是東漢多位史官共同參與完成的國史，已深深地烙下了東漢的時代印記，其所反映的自然是東漢時代的歷史實際。《後漢書》是在舊的史料基礎上建立的新的史料，是在對諸多文獻進行選擇與取捨的基礎上建立的新文獻，有着很強的文化層累性。范曄對材料的選擇、裁剪與整合的過程固然包含其本人的歷史解釋與歷史觀點，但解釋與觀點首先應該以原始材料為導向，以歷史事實為根本出發點，解釋可以多樣，但史實卻是確定與唯一的，勢不可隨意更改，隨意更改則史實失實，此是自然之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後漢書》將作家作品“一一列名，編諸傳末”，本來就是一個對作家存世文獻的數據羅列，屬於一種客觀材料的轉抄，並不包含對這種客觀材料的評價和解釋，所以像這樣表示事物客觀數據的原始材料，范曄修史時顯然是沒有必要按照劉宋時的觀念對它作出修改，把後人的意志強加給古人。 ^[9] 

《後漢書》大約開始寫作於公元432年，即范曄被貶為宣城太守的那一年。史載，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去世，其僚故並集東府助理喪葬事宜，時范曄之弟範廣淵當值，范曄與其“夜中酣飲，開北牖聽輓歌為樂”。彭城王劉義康聽説此事後大怒，左遷范曄為宣城太守，時年35歲。官場失意的范曄，開始埋頭著述，“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根據他本人的計劃，此書要寫成100卷。其被處死時，尚有10個志未完成。南朝梁劉昭在為《後漢書》作注時，便取了近人司馬彪《續漢書》中8個志共30卷補入進來，基本完備了《後漢書》的體例。對於為何要撰《後漢書》，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是這樣説的：“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由此可見，范曄不但對當時各家《後漢書》的撰述不滿，而且對班固的《漢書》也表示不滿，所以他要重撰《後漢書》，以展示自己的史學才華和歷史見解。 ^[7] 

《後漢書》具有某些唯物主義的思想。《史記》《漢書》等史書，在本紀中都有不少神化帝王之詞，如劉邦母“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蚊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飛”而范曄寫劉秀出生，直書“欽生光武”，未有神怪之詞。又如他寫史繼承和發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揭露統治者的腐朽和暴虐，記錄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反抗鬥爭，歌頌正直、廉潔的官吏和士人。這些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義的觀點。

《後漢書》具有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作者專門為婦女立傳，稱讚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婦女，如記載鮑宣妻桓少君，打破世俗偏見，脱下貴婦裝束，“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他還衝破“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的束縛，為先後三嫁的才女蔡琰立傳，讚揚婦女改嫁不守節，他在一千多年前歧視婦女的封建社會里，能立《列女傳》打破世俗偏見，這種思想和勇氣是可貴的，與後來的史書專為“貞潔”“節操”婦女而立的《烈女傳》相比，更説明他具有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

《後漢書》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如記載明帝省刑罰，“勸督農桑”，多次下詔“賜天下男子爵”，救濟鰥寡孤獨，死前又下詔“無起寢廟”“無得起墳”。又如他在《逸民傳》中，記載許多學識淵博、品德優良的士人，為這些中下層人士立傳，而一些卿相則未立傳。他還記錄了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黃巾起義等史實，這些都説明他的人民性，這種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

《後漢書》歌頌正直、廉潔的官吏和士人。朱暉不巴結權貴，明帝“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侯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主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又清廉，任臨淮太守，“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但卻救濟他人，同縣人張堪曾以妻子託咐，堪死後，“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侯視，厚賑賭之”，南陽大飢，他“盡散其家資，以分宗裏放舊之分贏者”。李團向順帝舉薦人才，對貪官惡吏上書劫奏，“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劫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衝帝時任太尉，受梁太后的重用，但遭梁冀的猜忌而被免官，後又誣陷下獄，太后赦出獄時，百姓稱萬歲，梁冀“畏固名德終為己害，萬更據奏前事”竟將他殺害。陳蕃任樂安太守，梁冀“時遺書詣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渴，蕃怒，笞殺之”。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范曄的愛憎分明，也是比《漢書》進步之處。

《後漢書》不以劉漢為正統。范曄寫史無正統思想，他在《儒林列傳》論中稱獻帝為昏主，稱袁紹、曹操等為羣英。在《袁紹傳》中認為袁紹可以代漢，未有譴責袁術之詞。李瓚對兒子宣等説：“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必歸曹氏”。何頤見曹操時，對人説“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都説曹可以取代劉漢，這種寫史不以當代帝王為正統的觀點，也是進步的。 ^[8] 

《後漢書》的列傳，往往打破時間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並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後漢書》的特點，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瞭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範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讚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於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後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 ^[2] 

紀傳體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然而，歷史事件與人物之間往往是一人數事、一事數人。為解決這一難題，范曄在司馬遷“互見法”的基礎上，創新出“一事不兩載”的敍事方法。如《後漢書·何進傳》對何進謀殺宦官不成反為其害的經過記載得非常詳細，而在與何進關係密切的《張讓傳》中就記載得極為簡略。再如《後漢書·董卓傳》詳細記載了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一事，但在《王允傳》及《呂布傳》中，僅以“語在《卓傳》”“事已見《卓傳》”兩語言之。 ^[13] 

《後漢書》在繼承《史記》《漢書》的紀傳體的體裁之外，在體例上看不少創新，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本紀》繼承和發揮了司馬遷的附記方式。司馬遷創造了附記的方法，如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附紀秦二世和子嬰的史事。范曄也將在世短暫，史事不多，獨為一卷內容太少的皇帝，與前任皇帝合為一卷，如將鄧太后所立出生百日、八個月後就死的殤帝，與和帝合為一卷，將年幼在位時間不伏的衝帝、質帝，與順帝合為一卷。

2.將皇后列入本紀符合實際。東漢王朝自章帝以後，歷代皇帝大多在青壯年就去世，故太子即位時年幼，由皇太后“臨朝稱制”，而太后大多無治國的才子，只得依靠父、兄弟來掌權，因此將皇后從《外威傳》轉為《皇后紀》，突出了東漢政治上的這一特點。

3.人物傳記大多以類相從。范曄將人物才學、品德、事蹟相同或類似者，共列為1卷。

4.新創立了七個類傳。范曄除繼承原有的儒林、酷吏、循吏等類傳外，又新創了文苑、黨錮、宦者、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個類傳，立傳以類相從，不受時間的限制與約束，讀者可按類查詢，節省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5.為少數民族立了六個列傳。《後漢書》立了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六個少數民族列傳，不僅包括了當時的各個主要民族，還記載了四周與東漢王朝關係密切的國家，保存了少數民族和中外關係的大量史料。

6.紀傳有序、有論、有贊。范曄在各類傳的開頭都寫了“序”，為立傳的宗旨及類傳之綱；“論”大多是借古喻今，評論時政和人物的得失，正如他説：“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是對該人物的評價。三者各有所側重，是他對遷、固的序、讚的發揮。 ^[8] 

《後漢書》雖有諸多的優點和長處，但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茲列舉如下：

1.史實有遺漏和錯誤。《許慎傳》僅有三行85字，記事過簡不全，而許慎為賈逵弟子，曾在東觀校書，死前任太尉南閣祭酒等，傳中皆無。《耿國傳》有“建武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而《光武帝紀》載：建武十七年，改大司馬為太尉，馮勤由大司農升司徒。因此耿國是代馮為大司農，這是官名之誤。

2.類傳中有宣揚封建道德和迷信荒誕的內容。《列女傳》中記班昭作《女誡》七篇，宣揚婦女要遵從四德；曹娥、叔先雄二人的父親都是墜江溺死，她們也投水自殺，是宣揚“孝”。荀採的丈夫死，父要她改嫁，她不從自縊死，這是揚“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貞節”觀念。《方術傳》載，王喬為葉令，某日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推不動，喬説是天帝所召，“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營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營長房見一老翁賣藥畢，跳入壺中，次日他與老翁都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餚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與老翁入深山，辭歸時翁給一竹杖騎歸，“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功。這些都是鬼神迷信荒誕不經之説。

3.敍事有顛倒和無頭之處。如《胡廣傳》第一至十段敍述他的一生，但在第九段卻插入“時年已八十， ……率禮無愆”，又寫“性温柔謹素，.... 以此譏毀於時”，這些是對他品德的評價，應放在第十段説他死之後，這樣敍事才條理清楚，首尾才銜接。

4.行文也有不通和錯誤。如記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在《穀梁》後應加“左氏”二字，改成“《穀梁》《左氏春秋》各一人”才對，從《寇恂傳》有伺“聘能為《左氏春秋》者”，可為證。又如建安元年辛亥“封衞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族’功，“為”是多餘字，應將為改為頓號，下接輔國將軍。

5.黃巾起義領袖無傳。司馬遷在《史記》中，將秦末農民大起義領袖陳勝列入《世家》，表現了他對農民起義的讚揚和同情。而范曄對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竟不立專傳記載，僅在靈帝紀及皇甫商、朱傳中有零星記述，開了不為農民起義領袖立傳的惡例，表明他對農民起義是反對和仇視的。 ^[8] 

《後漢書》結構謹嚴，內容豐富，文辭優美、流暢，敍事簡潔，筆勢縱放，時有新意，故此書一出，大家爭相傳誦，除了袁宏《後漢書》外，在他之前各家後漢書便逐漸銷聲匿跡，至於亡佚。其後梁蕭子顯復著《後漢書》一百卷、王韶作《後漢林》二百卷亦皆未能傳世。這個事實足以證明，范曄的《後漢書》必有其過人之處，有其存在的價值。 ^[3] 

《後漢書》類傳多而內容豐富，《宦官列傳》既記載了鄭眾、侯覽、曹節等大宦官的擅權、專橫、殘害人民、誣陷賢良的罪行外；也記載了蔡倫改進造紙術，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呂強“為人清忠奉公”，不接受封侯，勸靈帝不收“導行費”等事蹟，《文苑列傳》寫了杜篤、王隆等22位學者在文學上的貢獻，記錄了一些詩賦，使人們在今天還能讀到一千多年前的這些文學作品。《獨行列傳》記一些“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有“特立卓行”的人，以“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脱云爾”，共立傳24人。《方術列傳》記載名醫華倫用針灸治病，發明了“麻沸散”，高超的外科手術，郭玉為太醫翠，治病“多有效應”；許楊興修水利，使“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秘”。《逸民列傳》記載那些有學問德行，但不願做官的士人，其中有一些史實揭露皇帝的淫逸和對宦官專權的不滿。《列女傳》記載了不少品德高尚、才學優異的婦女，如説班昭“博學高才”，為《漢書》補八表；黃甫規的妻子不願做董卓之妾，大罵董卓而被打死；盛道起義失敗，妻趙嫂代夫受刑被殺。這些類傳保存了東漢時期的許多史料。六個民族列傳收錄東漢時各少數民族和中外關係的史料。《東夷列傳》記載夫餘、高句麗、沃坦、三韓、倭等族或國的歷史。《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武陵蠻夷、交恥、西南蠻夷反抗東漢統治的史實，以及益州諸夷、哀牢、耶都夷、白馬等族的歷史。《西羌傳》載羌族的發展史，羌族人民大起義和東漢統治者殘酷鎮壓的史實。《西域傳》記載西域諸國與東漢王朝的密切關係，以及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南匈奴傳》記錄南匈奴與東漢的友好關係，東漢與北匈奴的戰爭。《烏桓鮮卑列傳》記敍烏桓歸順東漢、為東漢守邊的史實，以及鮮卑發展強大和衰落的歷史。特別是大量收錄了《竹書紀年》的資料，使這些資料得以保存下來。 ^[8] 

《後漢書》(1張)

在體例上，作為紀傳體史書，班固開創的一些類傳開拓了紀傳體史書記事的範圍，除《黨錮列傳》外的其他類傳均為後世大多數紀傳體史書所承襲，另創《皇后紀》。《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傳》七篇由范曄獨創，其誕生是由東漢政治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桓、靈之間，外戚宦官把持朝政，而東漢尚名節，蔚成風氣，士子或堅決與之抗爭，或拒居廟堂之高，故立黨錮傳、宦者傳、逸民傳，來記述社會上敢與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崇尚節義的人士，以撰史抒己志，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在編纂方法上，《後漢書》的專傳較少，合傳最多，類傳次之，其中以類相從進行編次，合傳也不受時代先後的影響，就其人其事進行編次，這樣的分類使讀者更易瞭解有相似特徵人物的形象。比如《鄧張徐張胡列傳》（《後漢書·卷四十四》）是將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合在一傳，而他們的共同特徵是在位清白、為百姓做實事，敢於上諫，這樣的分類整合大大精簡了材料，不至將更多的人物納入史書記載，也使紀傳的撰寫更有條理。 ^[11] 

如先唐其它史籍一樣，《後漢書》的寫作亦喜用排比辭格。整部書120卷，卷卷都有排比，共計達1592組。其排比數量是先秦五史總和的約1.4倍（1592組/1160）。而即使在“前四史”四部鉅著中，其排比數量也僅排在體量最大的《漢書》之後。《後漢書》之排比不僅數量巨大，且種類繁多，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對排比藝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10] 

《後漢書》不立藝文志，但在《文苑傳》和其他傳記中卻將不少作家的文學作品“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並統計篇章數量，如《蔡邕傳》雲蔡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敍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等等，形成了一種極為固定統一的著錄模式。 ^[9] 

《後漢書》中有如下記載：“十月癸亥，一客星出於南門，其大如斗笠，鮮豔繽紛，後漸衰萎，於次年六月沒。”後漢書這段文字記錄了發生於2000年前的超新星爆發事件，如今科學家為這個超新星編號為RCW 86，距離地球大約8000光年 ^[1]  。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們經過研究後確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發紀錄。

南朝梁劉昭：“范曄《後漢》，良跨眾氏”。 ^[22] 

唐朝劉知幾《史通》：“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人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酉誕，事多詭百越。可謂美玉之瑕，自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3]  [23]} 

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範書貴義德，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採而特尊獨行。” ^[20] 

近代文學家劉師培：“‘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聲律，並臻佳妙。導齊梁之先路，樹後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詡為‘天下之奇作’矣”。 ^[19] 

近代文學家黃侃：“贊之精整可法，以範蔚宗《後漢書》贊為最。自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由今觀之，自陸、袁以降，誠未有美於詹事者也。” ^[19] 

毛澤東：“《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 ^[21] 

現存《後漢書》版本，以宋紹興刊本為最早最善，百衲本就是採用的這個本子。現存《後漢書》各本排列次序不同，因其紀傳與志原是分屬二人的，往往錯置相差三十卷之多。殿本把志插入紀與傳之中，不妥。百衲本及金陵書局本則以志附於紀傳後，較妥。今本中華書局《後漢書》點校本，也是把志附於紀傳之後，正是。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出有《後漢書》點校本，是採用商務影印紹興本作為底本，再以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對校，並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劉放《東漢書刊誤》、王先謙《後漢書集解》、黃山《校補》以及張森楷《後漢書》校刊記的若干意見。這是較為完善的了。所採用的底本是紹興本。紹興本是現存《後漢書》的最早和最善的本子，其所採用的底本是甚得其書的。特別好的，是這個點校本，重編了新目，改正了《後漢書》各本目錄不一致、前後錯置的缺陷。 ^[5] 

南朝梁人劉昭，既為范曄《後漢書》作注，又為司馬彪的《續漢書》的志作注。有感於范曄的《後漢書》，雖跨越眾家，但“序或未周，志遂全缺”，所以將《續漢書》的志移植到了《後漢書》中，並“分為三十卷，以合範史”。到了唐朝，章懷太子李賢在張大安、劉訥言、格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人的協助下，為《後漢書》的紀、傳作注。他們或援據舊籍、補充範史，或訓、古音義、註釋名物，或訂正範書所誤，或標示範書所據。由於李賢注比劉昭注要好，所以李賢注本流傳開來之後，劉昭所注的《後漢書》紀、傳部分便逐漸失傳了，但他所注的志卻仍在流傳。到了宋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由於孫爽的建議，才將李賢注合併於範史。清人校正補汀《後漢書》，也是成績斐然。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錢大昭的《後漢書辨疑》、周壽昌的《後漢書補正》、李慈銘的《後漢書札記》，釋紛解疑，澄清了諸多疑難，至於惠棟的《後漢書補註》成就更大。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收集了自唐以來的研究成果，是註釋《後漢書》的集大成之作。 ^[14] 

關於《後漢書》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編《後漢書》及註釋綜合引得、李裕民《後漢書人名索引》、王天良《後漢書地名索引》三種。 ^[17] 

范曄（398—445），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彭城王劉義康參軍，因觸犯之，被貶為宣城太守；後又因參與密謀擁立劉義康之事被人告發，入獄被殺。史稱范曄博涉經史，善為文章，通曉音律，頗以才氣自負，對自己的雜傳論贊之文筆識見，亦頗為得意。范曄不得志時，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