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

民國二年(1913)，容庚開始研習吳大澂的《説文古籀補》和桂馥的《繆篆分韻》時，即萌發補輯之意。

民國六年（1917）中學畢業後，留母校東莞中學任教，擔負文字學課，業餘仍繼續學習篆刻與古文字。

民國八年（1919）撰《雕蟲小言》一篇近萬言，論述學篆、學篆與治印之關係、治印之方法及參考書籍等甚詳，以“容齋”之名刊於《小説月報》，是他最早發表的述作。

民國十一年(1922)，容庚北上求學，路過天津，挾《金文編》稿本晉見著名的考古學家羅振玉，深得羅的賞識，羅謂《金文編》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囑“務竟其成”。並介紹他見馬衡、沈兼士教授，遂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

民國十四年（1925），《金文編》書成，羅振玉、王國維、馬衡、沈兼士、鄧爾雅諸學者為之校訂並序。《金文編》是繼《説文古籀補》之後在編纂體例和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由於它更加詳備和嚴謹，深得學術界的推崇。

民國十五年（1926），容庚研究生畢業後，留北京大學當講師，翌年轉入燕京大學任襄教授、教授，並任《燕京學報》的主編。

從民國十六年(1927)起，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陳列所鑑定委員，因而有機會接觸故宮收藏銅器原物，手目摩挲，辨偽經驗日進。他有感於清代金文真偽雜糅，於是開始有計劃地清理傳世銅器。先後編印了《寶藴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海外吉金圖錄》等，總計共800器，都是從眾多的青銅器中去偽存真地逐件篩選出來的。容庚用八年的時間，專事商周青銅器的研究工作，辛勤耕耘，寢饋其中，終於在民國三十年（1941）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這部開創性的鉅著。全書取材宏富，抉擇有方，考證謹慎，圖文並茂。它標誌着青銅器的研究從舊式的金石學邁向近代考古學的新里程。

1929年，任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師。 ^[2] 

抗日戰爭勝利後，容庚舉家南歸，在位於廣州河南的嶺南大學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主編《嶺南學報》。

1952年院校調整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大學裏，容庚課餘仍繼續從事古文字和古銅器的研究，著有《甲骨文概況》《殷周青銅器通論》《清代吉金書籍述評》。等。後來由於南方有關青銅器銘文的資料匱乏，《商周彝器通考》的改編工作遇到許多困難，不得不中途停輟，於是他的研究興趣便轉移到書畫法帖上來，主要著作有《記竹譜十四種》《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偽作》等。20世紀60年代以後，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叢帖目》《歷代名畫著錄目》和《頌齋所藏所見書畫小記》這三部大型工具書的輯述上面。

1983年於廣州病逝，終年89歲。其故居在中山大學內有三處，第一處是“文化大革命”前住的九如堂，西南區1號；第二處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住的西南區教工宿舍75號二樓；最後居住的陳寅恪故宅，東南區1號，同一處所，容庚住二樓，商承祚住地下。 ^[1] 

容庚是我國屈指可數的收藏家，其藏書以金石、叢帖最具特色，最為豐富。民國十八年(1929)，郭沫若在日本研究文學和古史的同時着手研究古文字，但苦於資料奇缺和無人討論，便致函容庚求借書籍、金文拓片並討論學術問題。容庚如其所願，連珍貴資料《殷墟書契前編》也遠道見假。郭氏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和《兩週金文辭大系》得以順利成書，有賴於容庚的無私幫助。

他的成名作為《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編》（貽安堂，1925年；香港商務印書館1939年出修訂本；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增訂本）。《金文編》這是繼吳大澄的《説文古籀補》之後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之一。1935年，又集秦漢金文而撰成《金文續編》。1959年出版的增訂本《金文編》，據歷代出土的青銅器三千多件的銘文，共收字18000多。商周秦漢銅器銘文中已識與未識者，從中可盡覽無遺。這是一部相當完備的金文字典。《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這是一部關於商周青銅器的綜合性專著。分上下兩編。上編是通論，下編是分論，將青銅器按用途分為4大類。全書共30多萬字，附圖500幅，徵引詳博，考據詳備審核，堪稱材料宏富、圖文並茂。這是一部對青銅器進行系統的理論闡釋並加以科學分類的著作，是研究青銅器的重要參考書。在這方面他還著有《殷周青銅器通論》（合作，科學出版社，1958年）。

他精於鑑定青銅器，經多年積累，他編印了不少青銅器圖錄，如《寶藴樓彝器圖錄》（1929年）、《秦漢金文錄》（1931年）、《頌齋吉金圖錄》（1934年）、《武英殿彝器圖錄》（1934年）、《海外吉金圖錄》（1935年）、《善齋彝器圖錄》（1936年）、《秦公鍾簋之年代》（1937年）、《蘭亭集刊十種》（1939年）等。其中《武英殿彝器圖錄》開創了印銅器花紋的先例，為花紋形式的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善齋彝器圖錄》所編的是劉體智收藏的青銅器。《海外吉金圖錄》所編為日本所藏銅器。這為國內學者提供了流失海外的銅器資料，很有意義。

在書畫碑帖研究方面，他著有《伏廬書畫錄》（1936年）、《漢梁武祠畫像錄》（1936年）等多部著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添了光輝的一筆。

容庚畢生獻身於教育和學術事業，為國家培養好幾代文字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專門人才，留下了極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新中國成立後，他將歷年所得的大批青銅器，包括存世的金書《欒書缶》等獻於國家。20世紀70年代又將珍藏的字畫、古董分批獻出，其中包括宋人《雲山圖》及祝枝山、倪元璐等人的宇畫。1980年更將1萬多冊古文字、金石、考古、書畫方面的書籍獻給中山大學圖書館，其中許多是難得的拓本和罕見的珍品。

有人曾在批鬥大會上揭發容庚，説他在解放前把貴重文物賣給美國人。他老老實實地回答説：“有！那個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賣給美國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幫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後鬨堂大笑，對他的批鬥也就進行不下去了。

曾憲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麼多的“運動”中，他總是怎麼想就怎麼説。容庚曾對曾憲通説過：“我説的話，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無。”回想起先生的言論，曾憲通笑道：“其實他的言論早夠‘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來。他倒好，還一個勁兒跑到中文系黨委去為‘右派’教師説情，説這個不應該是‘右派’，那個不應該是‘右派’，説得黨委書記沒辦法，只得威脅他，‘你都自身難保了，還管別人’。”“文革”中貼容庚的大字報，説是要斬“野馬”，砸爛“鬼鎖”。曾憲通介紹，此話的出處是容庚在上世紀50年代所寫的入黨申請書，其中有“我是野馬，是鬼鎖，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需要一個緊箍咒，需要黨的鐵一般的紀律來約束自己”之言。

其實，“野馬”、“鬼鎖”之語，正反映了容庚不願接受羈絆的內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賽誰先入黨。他聲稱：“你是講政治第一，我是講業務第一，看咱倆誰先入黨。”最終，講究業務第一的容庚，入黨申請自然沒被批准。“文革”結束後給教授們平反，於是乎“容庚先生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人”等話甚為流行。誰知他不領情，一本正經地説：“過去你們批判的容庚，實際上沒那麼壞；現在你們説好的容庚，實際上也沒那麼好。”

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修訂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憲通等人跑了全國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們需要拿着黨內“文膽”康生親筆開具的介紹信，先去拜訪宣傳部。

容庚習慣的開場白是：“我們到黨部來報到。”這可是一個不小的“政治錯誤”。曾憲通一再提醒他千萬不要這麼講，他總是很認真地説：“是嗎？哦，那好，我不講了。”結果每次一進辦公室，他還是脱口而出：“我們到黨部來報到。”最後無奈，只好不去拜訪了。“他根本就不懂這些。”曾憲通笑言，“他以為都是‘黨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後那些微妙的稱謂變化。”

容庚先生畢一生之力，收藏了許多青銅器，大約200器左右，大都在抗戰前收藏的。抗戰勝利後南歸廣東直至解放，先生幾乎沒有再收藏青銅器。除了轉讓給朋友及變賣外，至將所藏捐獻給國家時，計有150餘件（現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廣州博物館）。

容庚先生收藏青銅器的原因，除職業、愛好之外，主要是強烈的愛國感情所驅使。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人民生活困苦，青銅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國人所購，流出海外。先生對此十分痛心。先生不遺餘力以盡保護國家文物之責任。他所購青銅器，即使不能保存長久，也力爭印成圖錄，供同好研究，傳播中華文化。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銅器中，最負盛名的，是一件錯金工藝的最早期實物——春秋中期晉國大夫欒書所鑄的“欒書缶”。（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錯金銅器，以兵器居多，而銘文字數較少。“欒書缶”不僅是銅器所書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銘蓋銘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對此器絕為珍愛。

魯迅曾有一篇軼文，“文革”中在廣州被發現。他為了諷刺與自己素來不和的顧頡剛，説中山大學已經聘了一個口吃的顧頡剛，又打算聘請同樣口吃的容庚，難道中大喜歡口吃？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憲通當年長期擔任容庚的助教，被視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訴記者，容先生確實有一點兒口吃，不過並不嚴重。

在曾憲通的記憶裏，容先生話不多，不屬於滔滔不絕善言辭那種學者。他上課，總是用白布巾裹着幾部線裝書，在講桌上打開，轉身在黑板上寫一個古字，站在一旁，問台下這是什麼字，然後根據學生的回答，引經據典加以評析。

容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學家和考古學家，在篆刻書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他一生著述甚豐，曾出版專著30餘種，發表論文70多篇，其中《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尤為海內外學術界推崇，成為一代宗師。以下是容庚先生一生主要的著作。

1、1925年 《金文編》 貽安堂印行；

1939年 《金文編》 商務印書館；

1959年 《金文編》 科學出版社；

1985年 《金文編》 中華書局

2、1929年 《寶藴樓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

3、1931年 《秦漢金文錄》 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印）

4、1931年 《中國文字學形篇》 燕京大學研究所（石印）

5、1931年 《中國文字學義篇》 燕京大學研究所（石印）

6、1934年 《武英殿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影印本）

7、1935年 《金文續編》 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8、1935年 《古竟影》 燕京大學（影印本）

9、1936年 《善齋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影印本）

10、1941年 《商周彝器通考》 哈佛燕京學社（鉛印本）

11、1958年 《殷周青銅器通論》 科學出版社（與人合著）

12、1980年 《叢帖目》（一）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3、1981年 《叢帖目》（二）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4、1982年 《叢帖目》（三）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5、1986年 《叢帖目》（四）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6、2004年 《頌齋書畫小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

17、2006年 《容庚法書集》 中華書局

18、《雕蟲小言》，一九一九年發表於《小説月報》十卷三、四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