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1730年9月29日），畢沅出生於鎮洋（今江蘇太倉）。畢氏先世居於安徽休寧，至明代時避居蘇州崑山，又遷居太倉州，後太倉州中畢氏居住地被另設為鎮洋縣，畢沅家遂佔籍鎮洋。 ^[28] 

畢沅幼年失父，由母親張藻養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教授畢沅《毛詩》《離騷》，畢沅能做到過目成誦。他十歲時知悉聲韻，十二歲習制舉義，十五歲能作詩。稍長之後，至蘇州靈巖山讀書，跟隨著名學者沈德潛、惠棟從學，學業大為長進。 ^[29] 

乾隆十八年（1753年），畢沅於順天府鄉試中舉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舉人身份授內閣中書，負責撰擬、結寫詔令。後來入值軍機處，擔任素有“小軍機”之稱的軍機章京，負責撰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 ^[2]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月，畢沅參加會試。四月參與殿試，五月被乾隆帝擢為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 ^[41]  。 ^[39] 

畢沅中狀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42]  。他的仕途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遷左庶子。 ^[3]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以其“才可大用，非詞臣能盡其所藴”，特旨補授甘肅鞏秦階道。 ^[39]  曾隨總督明山出關堪查屯田。後調安肅道道員。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授陝西按察使 ^[43]  。乾隆帝出巡，畢沅朝見，奏告甘肅大旱，乾隆帝詔賑濟，免速欠田賦400萬。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擢陝西布政使。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擢陝西巡撫。黃河、洛水、渭河氾濫成災，開倉賑濟，救了若干人的性命。募民開墾荒地80餘頃。疏渠灌田。置姬氏《五經》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繕修華岳廟等名勝古蹟。徵集碑刻，儲藏於學宮。 ^[4]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賞戴花翎。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聽説有個叫高樸的官員在葉爾羌私採玉石，運送回京。畢沅逮捕審訊高樸的僕人，沒有問出什麼。乾隆帝降旨斥責畢沅草率。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因母親張藻去世，畢沅離職守喪。 ^[5]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陝西巡撫缺員，乾隆帝詔：“畢沅在西安任職很久，在家守喪快一年了。特命畢沅署理陝西巡撫。這是特殊情況，不是開在職守喪的先例。” ^[6]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肅河州發生內亂，畢沅會同西安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等率兵前往鎮壓，事平論功，乾隆帝賞畢沅一品頂戴。甘肅一些州縣謊報災情，冒領賑濟，畢沅未據實參奏，乾隆帝讓畢沅自行定罪。畢沅請罰款白銀5萬兩，以充軍餉。御史錢灃奏劾畢沅之罪應與冒賑等同，當照冒賑議處。 ^[39]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降旨，褫奪一品頂戴，降為三品。 ^{[7]  [39]}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復為一品頂戴。守喪期滿，實授陝西巡撫。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肅再度發生內亂，畢沅遣兵鎮壓，受到乾隆帝的獎勵。 ^[8] 

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調為河南巡撫 ^[44]  。畢沅上疏指出黃河北岸一帶連年乾旱，租税收不上來，倉廩空虛，請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用。並不得私自囤積糧米，以平糧價。疏通賈魯河、惠濟河以利漕運。他的奏請皆獲詔準。奉詔去調查淮水發源地，查明源自桐柏山。乾隆帝御寫《淮源記》賜他。 ^[9]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賞賜黃馬褂，擢湖廣總督。伊陽縣（今河南汝陽）殺官首犯秦國棟等人遲遲沒有緝獲，乾隆帝降旨責斥，將他罷歸陝西巡撫。 ^[10]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長江在荊江決口，乾隆帝覆命畢沅為湖廣總督。畢沅到任，上疏：“長江自松滋（今屬湖北）流至荊江萬城堤，折而東北流，荊水無處散泄。請築對岸楊林洲土坎、雞嘴石壩，逼水南流，衝涮洲沙，可克壅遏。”又請修築襄陽等處堤壩，鑿四川、湖北一帶長江的險灘，便於雲南鋼鐵的漕運。同年底，章學誠到武昌署投入他的幕下，他在武昌水陸街擇一公館，出其私人藏書20萬卷，讓章學誠編書修志。修成有《麻城通志》《湖北通志》《史籍考》等。 ^[11]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的寵臣和珅四十大壽。畢沅賦詩十首相贈。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陝西安康、四川大寧（今重慶巫溪）發生叛亂，傳言來自湖北，畢沅被貶為山東巡撫。 ^[12] 

乾隆六十年（1795年），再授湖廣總督。湖南苗人石三保造反，奉命赴常德、荊州督餉，克盡職守，賞戴花翎。 ^[13] 

嘉慶元年（1796年），枝江（今屬湖北）人聶傑人等造反，破保康（今屬湖北）、來鳳（今屬湖北）、竹山（今屬湖北），圍攻襄陽。畢沅自辰州（州治今湖南沅陵）趕赴枝江鎮壓，當陽（今屬湖北）又落入聶傑人手中。嘉慶帝詔罷畢沅官。詔令未到，畢沅攻克當陽，嘉慶帝又下詔復畢沅職，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畢沅擒獲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等人，惟叛亂者的首領石柳鄧還沒捉拿到。畢沅上疏，請撤各省軍隊，留二、三萬兵分守苗疆要隘。未被允許。不久石柳鄧被俘，嘉慶帝命畢沅赴湖南鎮撫。畢沅上疏請求修築樊城城牆，以工代賑。 ^[14] 

嘉慶二年（1797年）六月，畢沅手足麻木，嘉慶帝賜“活絡丸”藥。七月初三日（1797年8月24日），畢沅在湖南辰州的當陽旅館中積勞病逝 ^[20]  ，享年六十七歲，歸葬於靈巖山的東北麓。嘉慶帝聞奏，下詔追贈畢沅為太子太保。 ^[15]  但説他在湖廣總督任內失察過多，未加諡號。八月，被追奪太子太保。畢沅死後被葬於蘇州吳縣木瀆靈巖山麓上沙村。 ^[22] 

嘉慶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慶帝查辦和珅，將其抄家賜死。畢沅與和珅頗有來往。嘉慶帝於是追究畢沅在湖廣辦理“教匪”失察，下旨不準承蔭，革去長孫承襲世職及次子承襲廕生，籍沒其家。 ^{[16]  [22]} 

畢沅早年曾師事惠棟、沈德潛，故學有根底，加之自己治學勤奮，“從小至老，無一日廢書”，又“少嗜著述，至老不輟”，“雖官至極品，鉛槧未曾去手”，因而在學術上造詣頗深，能做到著作等身。他治學範圍極其廣泛，經學、史學、小學、金石學、地理學、校勘學無不涉及，且能詩善文，故而在學術上亦多有建樹。 ^[34] 

畢沅博學多才，潛心研攻經史，敬重文士，尤好扶植後進，“一時名儒，多招至幕府”，據其幕士洪亮吉記載，畢沅生平最愛禮賢下士，只要“聞有一技之長，必持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因此“一時名儒，多招致幕府”，為他識拔的知名人士不下四十餘人，如章學誠、邵晉涵、洪亮吉、嚴長明、孫星衍、汪中、凌廷堪、錢坫、段玉裁、黃易、黃景仁、楊芳燦、錢泳、方正澍、吳泰來等均出其幕下。這些學者由於畢沅的支持和資助，獲得了良好的治學條件，寫出了不少著名的著述。而他自己也在與幕僚們的共同切磋，探討中開闊了學術視野，提高了學術水平，從而使他完成或在這些學者們的幫助下完成了《續資治通鑑》《關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靈巖山人詩集》《史籍考》等許多宏篇鉅著。 ^[34]  他與幕僚們一起討論學術問題，甚至吸收其參與決策行政大事。這在清代官吏中確屬罕見。 ^[35] 

有鑑於徐乾學所修《資治通鑑後編》仍存在着不少缺點，畢沅立志編撰《續資治通鑑》以正其失。他蒐羅了一批名家學者，如章學誠、邵晉涵、錢大昕等從事這項工作。他們主要利用《資治通鑑後編》作底本加以損益而成。歷時二十年，成書二百二十卷，二百三十五萬多字。原名《宋元編年》，後改定為《續資治通鑑》。 ^[38] 

《續資治通鑑》於宋、遼、金、元四朝史事同樣重視，還特別指出“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宋代之事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而推廣之”，兼採《中興小紀》《宋季三朝政要》諸書以補其不足；元代之事“多引文集，而説部則慎其可徵信者”。總共參閲著作達一百十種之多，不僅史料之豐富大大超前此所有宋元編年諸家，而且內容上也改變了詳宋而略遼、金，元的弊病。對於所用史料，亦用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成例，作出考異，但不單獨刊行，而是仿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之義例，“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與《通鑑》和《通鑑後編》一個很大不同點，是去掉了所附的作者評論，不用“臣某曰”的形式，理由是：“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為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謂如釋氏説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為贅也。” ^[38] 

對於這部著作，邵晉涵作出了很大貢獻，從商定義例、校訂事實，直到最後的通篇複審，始終參與其事。錢大昕也曾為本書作了校閲。因此從質量而言，確是達到了“後來居上”的要求。但編者並不因此居功自喜，而是把這個成績的取得歸功於時代所提供的有利條件：“今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蒐羅，典章大備，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抄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聞見廣於前人，亦借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豈可以此輕忽先正苦心，恃其資取稍侈，恫然自喜”。 ^[38] 

全書最大的缺點是多取舊史原文入錄，缺乏熔裁，因此未能通過融會貫通，用自己的語言加以敍述，這樣，文字就不可能做到流利通暢，更難做到生動優美，這與司馬光之融會眾家、冶於一爐，自不可相比。但總的來説，它遠在前此諸家宋元編年之上，因此後世史家便把它作為可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唯一著作，並把兩者一起合刻，稱為《正續資治通鑑》。 ^[38] 

畢沅重視地方誌，精於地理沿革的考證。“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考證方法以水系辨山脈，以山水形勢考察郡縣建置和地理沿革，是清代方誌“考據學派”（亦稱“地理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這些方誌思想集中地體現在他編纂的《關中勝蹟圖志》中。此志以郡縣為經，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蹟四目為緯，薈萃古今記載，而以諸圖附後，綱領較明，頗合志體。書中援據考證，各附本條，始末了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視儒生著述，披尋於殘碑碎碣之間，研索於脱簡殘編之內者，其廣狹固有殊矣”，是世人公認的清代方誌中之上乘。 ^[34] 

畢沅對方誌事業的另一大貢獻是，積極整理舊方誌，倡導和贊助編纂新方誌。他在孫星衍等人的協助下，校訂了《山海經晉書地理志校注》《三輔黃圖》等書。他還整理校訂、重刊了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和元代駱天驤的《類編長定志》等著名的古方誌，並輯有《晉書地道記》《太康三年地誌》等。清代著名史學家王鳴盛評價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時説：“美哉！先生之才大而思之遠，超出於流俗絕遠也。” ^[34] 

同時，畢沅極為重視纂修地方誌，每到一地，均倡修志書，象嚴長明的《西安府志》，洪亮吉的《長武縣誌》《淳化縣誌》，孫星衍的《醴泉縣誌》《直隸邠州志》，錢坫的《朝邑縣誌》，章學誠的《湖北通志》等一大批著名方誌，均是在其倡導、贊助、監修下編纂而成，這對當時的修志事業有着很大的影響。 ^[34] 

畢沅在甘肅為官時，眼見甘肅災荒嚴重的情況。於是在乾隆帝出巡時，畢沅朝見，“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乾隆帝准奏，“有旨意督臣加意賑恤，並免積欠四百萬兩”。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他因甘肅遭受旱澇災害兩次奏請免除銀糧。為了豐裕倉儲，救濟民生，他還詳定章程，嚴密稽查，幫助甘肅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恢復捐監製度。 ^[39] 

由於甘肅歷年承辦軍需較多，花費大量銀兩，導致司庫閒款一直較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畢沅奏請朝廷給甘肅撥付銀款，解決甘肅軍備匱乏的問題。此時畢沅署理陝甘總督印務，所以他能更好的調度軍需，調配兩省資源。同時，他又積極懲治惡霸，整頓治安，對階州為禍一方的惡少黨朋全部嚴厲懲辦，派兵嚴把甘肅秦州東南各要隘關口，以防流犯逃竄擾民，並做《哀愚民》一篇，以儆官吏。他還積極經理屯田，除了在甘肅當地屯田之外，鼓勵人們去新疆屯田，對甘肅穩定和新疆開發功不可沒。 ^[39] 

畢沅在任陝西按察使、布政使和陝西巡撫期間，黃河、洛水、渭河氾濫成災，他開倉賑濟，救了很多流離失所老百姓的性命。在擔任河南巡撫之時，又多次上疏奏明黃河北岸一帶因為連年乾旱，租税難收，倉廩空虛，請截留漕糧20萬石備用，且不得私自囤積糧米，以此來平抑糧價，得到了乾隆的批准，保障了當地的民生。 ^[39] 

畢沅在陝期間還修文重教，並身體力行。他十分看重“關學”的價值，於到任不久後廣求社會賢達，重新修復關中學院，同時，利用自己的名望，延請教席。在政事之餘，他還親自前往授課，使這座有着近千年歷史的關學重鎮頓放異彩，各地士子紛紛向學，並取得累累成果，出現志書所謂“關中鄉、會試中或膺館選者，大半皆書院之士”的記載，當時也有“關中書院英才遍秦中”的稱譽。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畢沅擢湖廣總督。在任上，他上疏説：“長江自松滋（今屬湖北）流至荊江萬城堤，折而東北流，荊水無處散泄。請築對岸楊林洲土坎、雞嘴石壩，逼水南流，衝涮洲沙，可克壅遏。”築成楊林洲後，再次奏請修築襄陽等處堤壩，清鑿四川、湖北一帶長江中的險灘，以便於雲南鋼鐵的漕運。 ^[39] 

畢沅與學者章學誠交往極深，曾出其私人藏書20萬卷，讓章學誠編書修志。他於經史、書畫、小學、金石、詩文、地理之學，無不貫通。為編撰《關中金石記》，蒐羅秦中文獻1500餘種。家有“經訓堂”、“靈巖山館”，是藏書之所。編撰有《經訓堂書目》。輯刊《經訓堂叢書》，收書21種，是輯者註釋、校訂重要古籍的匯刻，由洪亮吉、孫星衍等共同校理，因名家所校，刻印質量高，被藏書家稱為善本收藏。其中《山海經》《呂氏春秋》《釋名疏證》等校本，尤為精善。其他如《長安志》《晉泰康三年地記》，流傳極少，是考證西北古史地所必備之書。刊刻圖書數種。藏書印有“畢沅審定”、“秋帆珍賞”“經訓堂珍藏印”“秋帆書畫圖章”“畢沅鑑藏”“畢沅一字湘蘅”等。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畢沅歷任封圻，尚屬曉事。” ^[45] 

畢沅去世後，趙翼在輓聯中説：“羊祜惠猶留峴首，馬援功未競壺頭。” ^[21] 

錢泳：“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國史。” ^[20] 

趙爾巽等：

支偉成：“公識量閎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屑以禮，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言。苟遇大疑難，眾莫識所措者，則又沈機立斷，雖萬口莫能奪。久蒞方面，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為明，亦不以煦煦要譽。獨軍旅非所長，且馭下太寬，未免矇蔽，卒坐是被累，身後遭籍沒，論者惜之。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 ^[40] 

畢沅幼年就失去父親，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詩集》。畢沅在她的調教下，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後，張藻又親自把畢沅送到蘇州靈巖山，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為師，以進一步拓寬視野。後來，畢沅中狀元當官，離開京城到陝西任巡撫，張藻還以母親特有的情懷，作54句270言《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温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張藻病故後，乾隆帝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畢沅為了銘記母親和皇上的恩賜，特將室名稱作“經訓堂”，將自己的詩文集名為《經訓堂集》。

在軍機處任職時，畢沅與同事諸重光、童鳳三等人都是舉人身份。為了有個更好的前程，他們三人都參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禮部會試。考試結束後，他們照常回到軍機處辦理公務。會試發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該輪到諸重光值夜班，但諸重光急於打聽考試的結果，就毫不客氣地對畢沅説：“今天夜班還須請你代勞。”畢沅不解，便問：“為什麼呢？”諸重光提高嗓門説：“問題明擺着的，要中狀元書法必須過關。我的書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還有殿試奪魁的希望，得早做準備。你的書法屬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難道還想去奪一甲前三名嗎？”畢沅儘管心裏也非常想乘空探聽一下消息，但覺得諸重光的分析不無道理，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傍晚值班時，接到陝甘方面一份有關新疆屯田的奏摺，畢沅閒坐無事，便饒有興致地將這篇奏摺反覆看了幾遍，其內容已是爛熟於心。第二天會試發榜，畢沅與諸重光、童鳳三均中貢士。數日之後，他們一起去參加殿試。當時新疆初定，乾隆帝準備在那裏搞屯田，於是親自出了與新疆屯田有關的“策問”題。對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邊，可畢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別順手，寫得格外詳實得體，很得主考官們的好評，只因書法稍差，初擬名次時，僅排在第四位。乾隆帝閲讀前十名貢士卷時，發現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滿意，讀到第四名畢沅的卷子時，覺得頗對胃口，大加讚賞，便親自改為第一甲第一名，而書法頗佳的浙江餘姚人諸重光卻屈居第二位。人們都説，畢沅中狀元是忠厚得福。 ^[39] 

畢沅的夫人汪氏美麗、聰明且賢惠，與畢沅成婚後伉儷甚篤，卻在三十多歲時病故。畢沅悲痛欲絕，曾作有《江雨山房》悼亡詩三十二首，追思夫妻恩情。李調元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路過西安時，見到了這些悼亡詩，不禁賦了一首四絕，其中有“雲鶼連理恨無窮，伉儷悽然一卷中”之句。 ^[35] 

畢沅與名伶李桂官交好。趙翼曾有詩歌《李郎曲》描述李桂官與畢沅之間的情感。

根據趙翼與袁枚的記載（趙袁二人均與畢沅熟識），李桂官在畢沅中進士之前就已經認識，李桂官服事畢沅最為殷勤，生病時為他“稱藥量水”，出入則授轡隨車。李桂官還為畢沅買來素冊界烏絲，勸他勤習殿試卷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畢沅果然一舉奪魁，得以狀元及第，帶着李桂官赴櫻桃宴（新進進士的宴會），老臣史貽直是康熙三十九年（也是庚辰年，1700年）的進士，在座中聽説李桂官到場，笑着説：“我抹一抹老眼，想見見狀元夫人。”可見李桂官名聲之大。畢沅到陝西任職時，李桂官前去探望，路過金陵。此時他已經快三十歲了，仍“風韻猶存”。袁枚見後，作長歌相贈，併為其《勸畢公習字》作序説：“如果對內助也論功賞勳，應該讓夫人接受造封（若教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 ^[24] 

畢沅性情儒雅和易，愛才若渴，曾“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宋犖）後一人”，身邊常名士雲集。當時的著名詩人黃景仁由於不願當官，又不知理財，生活貧寒。一天，畢沅讀到他“一傢俱在西風裏，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詩句，馬上派人送去銀子五十兩。後畢沅又為他出資謀得縣丞之職，遺憾的是黃景仁還沒有到任便病逝了；畢沅又資助經費，撫養其母親，還為他整理出版詩集。 ^[35] 

祖籍歙縣的著名文人汪中與畢沅沒有見過面，有一次跑到畢沅的衙門，遞給門衞一張小紙條，只説住在某某客店，轉身便走。門衞將紙條呈送畢沅，只見紙條上寫道：“天下有汪中，先生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無窮困之理。”畢沅看罷，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銀五百兩。 ^[35] 

程晉芳初入幕府時，畢沅勉勵他多讀些書，程晉芳説自己“行篋無書”。畢沅當即傳令吩咐：“程老爺倘若買書，請給錢。”程晉芳因此得以博覽羣籍。 ^[35] 

孫星衍居畢沅幕府時，恃才傲慢，“狂而好狎侮人”，幕僚們聯名告到畢沅處，要求驅逐他。畢沅聽後，很不高興，説：“我請來的人，你們怎麼能趕走呢？即使不與他共處，也還有別的辦法。”於是特地為他構築一室，讓孫星衍單獨居住，待遇比以前更好，還增加了薪俸。 ^[35] 

畢沅任陝西巡撫任時，一次路過一座寺院，老僧出來熱情招待，談得十分投機，畢沅忽然開玩笑地問道：“一部《法華經》，不知有多少個阿彌陀佛？”老僧從容應道：“我一個破廟老和尚，非常慚愧生成鈍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書》有多少個‘子曰’？”畢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僧機敏狡黠，於是捐銀為寺裏添置田產，還把寺院整修一新。 ^[35] 

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省荊州、襄陽爆發了白蓮教農民起義，規模浩大，很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後歷經九年，才被清朝廷鎮壓下去。為此清朝廷耗用軍費二億兩白銀，相當於四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嘉慶元年，清朝廷派兵對湖北的白蓮教農民起義進行鎮壓，軍隊的軍需錢糧委派湖北省安襄鄖荊道道員胡齊侖負責管理。胡齊侖自負責管理軍需錢糧以後，任意侵貪、剋扣，致使領取軍餉的清軍官兵多有怨言。於是兩湖總督景府對胡齊侖經管的軍費收支進行了審計清查。經過審訊得實：胡齊侖在嘉慶元年至二年間，掌管湖北省軍需錢糧，在發放湖北襄陽軍隊的軍餉時，每發一百兩軍餉，扣除户部在撥款時已少撥的四兩“短平”銀外，又報請當時的湖廣總督畢沅批准再扣除四兩，以備支付按規定不準報銷的款項，此外胡齊侖還利用職權私自加扣二兩。如此三扣兩扣，每發一百兩軍餉，官兵們實得九十兩。胡齊侖經手發放的襄陽軍隊的軍餉一百四十餘萬兩，他私自扣留二萬九千兩，饋送給各營將軍、督撫們花用，其中僅送給一名叫永保的領兵大員就達六千兩。

接到審案官關幹胡齊侖一案的審訊結論報告，嘉慶帝為此特發上諭，嚴厲痛斥貪污軍餉的行為，他説：自鎮壓白蓮教以來，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項達七千萬兩之多。白蓮教起自湖北，而清軍的行賄饋送之風也起自於湖北。前任兩湖總督畢沅，公然將軍需錢糧，任由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罪魁禍首，畢沅現已去世，倘若他還活着，我將立即把他處死，以正國法。即便如此，畢沅死後，家產還是遭到藉沒，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畢沅傳》所寫的那樣：“（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幣項，奪世職，籍其家。”

相較《清史稿》，《清史列傳》記載則更為詳細。嘉慶四年九月，嘉慶帝發佈上諭稱：“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侖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故將其作官的兒子就地免職。至十月，“追產入官”。

關於這一點，梁啓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寫道：“獨軍旅非所長，且馭下太寬，未免矇蔽，卒坐是被累，身後遭籍沒，論者惜之。”其實，畢沅遠非一個潔身自好者。乾隆末年，當時他為湖廣總督，福寧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即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百姓形容他們三人説：“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昭連：《嘯亭雜錄》卷一〇《湖北謠》）

還有一個記載可以對畢沅的人品做一個補充。錢泳《履園叢話》載，和珅當權時，“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畢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歲生日時，“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畢沅也坐不住了，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錢泳問他：“公將此詩入《冰山錄》（明朝權相嚴嵩被革職，他的被查抄沒收的全部財產，登在《天水冰山錄》中）中耶？”畢沅“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錢泳已經預見了日後和珅的倒台，於是給畢氏一個忠告；畢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氣節。但清人陳康祺指出：“秋帆（畢沅）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畢秋帆死後被抄家，也和捲入和珅貪污案有莫大關係。在陳康祺看來，作為“畢氏客”的錢泳，對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欲蓋彌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27] 

母親：張藻

原配：汪氏 ^[18] 

畢沅一生喜愛著述，到老手不釋卷。他認為經義必有師承，於是敍述其源流，著《傳經表》一卷、《通經表》一卷；認為讀書需要先識文字，於是考校文字異同，撰《説文解字舊音》一卷、《經典文字辨正書》五卷、《音同義異辯》一卷；又認為司馬光《資治通鑑》之後，沒有詳備的續作，所以召集文士，編成《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 ^[26]  ；還認為研究史學必須先通曉地理，於是對《山海經》《晉書·地理志》進行校訂，撰成《山海經校本》十八卷、《篇目考》一卷、《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 ^[25]  此外還有《西安省志》《關中勝蹟圖記》《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諸記》《靈巖山人詩文集》等著述傳世。

畢遠生前在靈巖山後上沙村購得水木明瑟園舊址（今屬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營造生擴，自題“棲託好佳”額。墓西有“弁山宮太保畢公祠”，祠堂中央懸掛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御書“福”字匾額，中間供奉畢沅雕像，兩側祀夫人及副室5人塑像。其墓面對焦山的白鶴頂，石坊題“宮保畢公墓”字樣，前有兩塊神道碑，一對石獅子，還有石羊、石虎、石馬、翁仲、方池等，十分雄偉。墓封土南北長20米，東西寬11米半，高近2米。墓身用堅固的澆漿構築，外形呈饅頭狀，直徑10米，墓內構築3個相連的墓坑，葬7具棺木，為畢沅與其6位妻妾的合葬墓。20世紀60年代初，墓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0年10月由南京博物院發掘清理，出土大量隨葬品。 ^{[35]  [36]} 

畢沅留在今江蘇省蘇州市的古蹟較多：

王昶《春融堂集》卷52《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神道碑》 ^[19] 

錢大昕《潛研堂集》卷42《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 ^[18] 

洪亮吉《畢宮保遺事》 ^[19] 

史善良《弇山畢公年譜》 ^[19] 

錢泳《履園叢話》卷6《秋帆尚書》

清國史館臣撰《清史列傳》卷30 ^[19]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20 ^[23]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332《畢沅傳》 ^[17] 

徐世昌等《清儒學案》卷81《蘭泉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