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敞

劉敞在朝為官時，敢於堅持原則，對於不合理的事，常常是切言直諫。嘉祐四年（1059年）冬天，仁宗祭祖先，宰相按慣例率文武百官給仁宗加尊號。劉敞卻認為，在災荒之年加尊號，徒有虛名，接連四次上疏諫止，仁宗覺得劉敞言之有理，尊號就沒有接受。另外，郭皇后死去二十年，仁宗命羣臣合議皇后的祭禮事，劉敞又認為不合適，他的意見與執政者不合，而仁宗卻採納了劉敞的意見，免議此事。

劉敞辦事，不僅對上敢於直言切諫，而且不畏權貴。皇祐二年（1050年）宰相夏竦死後，仁宗不經百官集議，賜諡號文正。劉敞認為夏竦雖有才智，但為人奸邪陰險，性貪婪，好弄權術，一生的言行與“文正”二字不合，議定諡號是臣下的事，人主不經百官討論，便直接賜諡，是不妥當的。他三次上疏力爭，夏竦終被改諡文莊。仁宗寵妃張貴妃死後，被追諡為温成皇后。有些善於逢迎者，要將温成皇后死日定為國忌日，劉敞認為不可，上書切諫，仁宗只好作罷。宦官石全彬因經營温成皇后墳墓有勞績，遷宮苑使並代理觀察使。石全彬因未能真授觀察使，有怨言，三天之後，仁宗果然任命石全彬為觀察使，去掉代理二字。命劉敞起草任命書，劉敞封還任命，拒絕草擬委任狀。石全彬終於沒有得到觀察使的任命。

劉敞任地方官時，關心百姓疾苦。注意發展生產。知鄆州和永興軍期間，適逢大旱，民眾外逃。劉敞採取很多措施進行治理，使農業生產逐漸恢復，並有發展。於是流亡在外的災民，便陸續返鄉安居落業，使社會秩序安定，受到百姓的愛戴。同時為了農民的利益，劉敞不考慮個人利害，敢於得罪權貴，壓抑豪強。他在知揚州時，發運使冒佔雷塘民田數百頃，使許多農民沒有田耕而失業。劉敞根據舊的田契，毅然將田地發還民户耕種。劉敞為官清正，曾為民平反冤獄。劉敞發現天長縣富人陳氏，由於殺人被捕，暗中使用錢財賄賂官吏，不但得到釋放，反而嫁禍於貧民王甲。審理者糊塗結案。王甲畏懼官吏，不敢自白其冤。劉敞另派官複審，不但不能平反，反而使王甲殺人案更不可破。於是劉敞親自審理此案，才弄清原委，平反了冤獄。永興軍豪強範偉，在當地是大姓，冒佔同姓官户户籍五十年，以此逃避徭役，把持官府，屢次犯法，當地官員不敢治其罪。劉敞知永興軍，窮治其事，範亦服罪，未及受刑，劉敞被召回京任職，範偉立即翻案，拒不認罪，繼任官員不能決，最後由御史台複審，仍按劉敞的原判執行。

劉敞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家，學問淵博。翰林學士歐陽修每有疑問，就寫成書信派人來向劉敞求教。他當即揮筆作答。歐陽修在《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中稱劉敞“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説，無所不通。”

有一次，劉敞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人帶着他出古北口，故意走了許多彎路，以顯示路途的遙遠。劉敞熟知地理。對道路瞭如指掌，就質問對方：“本來有大路可走，用不了幾天就可抵達中京，為什麼要這麼走呢？”契丹人又驚又愧，只得認錯。

契丹山地中有一種怪獸，形狀像馬，卻能獵食虎豹，契丹人不知其名，就向劉敞打聽。劉敞回答説：“這種獸就是所謂的駁。”劉敞還描述了這種獸的叫聲和模樣，並且告訴契丹人，在古書《山海經》和《管子》中，都有這種獸的記載。契丹人聽後，敬佩不已。

劉敞對金文亦有研究，嘗得先秦彝鼎數十，考青銅器銘文，辨識古文字。因以知夏、商、週三代之典章制度，補充史籍之不足。尤長於《春秋》三傳，其解經説義，與傳統的漢代學者不一樣，開宋學者批評漢學者之先聲。劉敞既精通經學，又熟悉史學。歐陽修撰寫《新唐書》《新五代史》時，亦求教於劉敞。王安石、曾鞏（均為唐宋八大家成員）對劉敞也很欽佩，説他博學多才。熙寧元年（1068年）劉敞病卒於官舍。門人私下稱呼他“公是先生”。

其弟劉攽曾協助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專任漢代部分，後人合稱兄弟倆為“北宋二劉”。劉敞有四子，二子劉奉世最為優秀，他的文章文辭雅贍，在史學研究方面造詣很高，尤其精通漢書學，與“二劉”共同寫有《三劉漢書標註》傳世，因而後人又並稱三人為“北宋三劉”。

劉敞自幼聰明，勤奮好學，精讀經書。慶曆六年（1046年）與弟劉攽參加丙戌科會試，同中進士。劉敞廷對時本為第一，因編排官、翰林學士王堯臣（天聖五年丁卯科狀元）系劉敞內兄，為避嫌疑，宋仁宗將劉敞列為第二，將河南鄧縣賈黯列為第一。劉敞進士及第之後，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今河南省汝陽縣）。慶曆八年（1048年）十一月，因父親去世，請假回家守喪。皇祐三年（1051年）二月，守服期滿，奉召還朝，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集賢院。第二年，任吏部南曹、考功員外郎。同年八月，權判三司開拆司。皇祐五年（1053年）四月，又權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同修起居注，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次年八月，出使契丹，在契丹一年。還京後，出知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不久又遷起居舍人，知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接着又召返，糾察在京刑獄，並曾主試嘉祐四年（1059年）的禮部考試。後因呂溱犯有過失被貶，劉敞認為呂溱過輕而朝廷罰重，與台諫官多次爭論，得罪了許多人。於是有的官員與執政宰輔合力攻擊劉敞。劉敞自知不能在朝廷立足，適逢永興軍（今陝西省西安市）缺編，劉敞便主動請求出守永興軍。於是以翰林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奉召還朝，判三班院，徙判太常寺。英宗即位後，侍英宗講讀，深得英宗嘉許。劉敞多病，要求出守外郡，遂出知汝州（治今河南省臨汝縣）。治平三年（1066年）召還，但劉敞已病重，不能上朝，於是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司御史台。 ^[1] 

他的文章頗有見解。例如《題魏太祖紀》説漢高帝哭項羽，魏武帝祭袁紹，都不是“匿怨矯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風”；策問《孟軻教齊梁之君》説孟軻譏別人“言利”，而自己卻講“好貨不害”，是“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這都是不同尋常的看法。此外，劉敞還有《疑禮》一文，説“今之禮，非醇經也”，乃“聖人之徒合百説而雜編之”。這也不是一般儒生的見解。關於文風，劉敞重實用而反虛浮。他的《雜説》寫道：“今日之俗不矜節義而皆安於富貴，尚文章，文章濟理者寡而為名者重”，他認為這是“將來之弊”。劉敞的文章比較質樸，自然流暢，近於韓（愈）、歐（陽修）。例如《送楊鬱林序》説：“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寫得慷慨激昂，很有情致。劉敞的詩流傳也不少，五言、七言都不乏佳作。例如《聖俞輓詞》：“孤宦眾人後，空名三十年，交遊一時絕，詩筆四方傳。”簡潔凝練，辭情相稱。

劉敞在經學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其對《春秋》的研究上。他的《春秋學》研究自出新意解經，頗多自得之處。著有《春秋權衡》《春秋傳》《七經小傳》《春秋傳説例》《春秋意林》《公是集》等，還與弟劉攽、子劉奉世合著《漢書標註》。在金石之學方面造詣深湛，是個金石學家，且是我國金石學的開山人。他開私人收藏著錄之先例，把家藏的十一件古器物，使人摹其銘文，繪其繪畫，刻之於石，名為《先秦古器圖碑》。

劉敞弟弟劉頒在長安時結識了妓女茶嬌，劉頒被召還朝，茶嬌路上送別，劉頒贈詩云：“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歐陽修笑説：“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劉敞晚年的時候，曾經再娶，歐陽修作了一首詩送給他：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

夏竦薨，賜諡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諡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蔘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捐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

温成後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暱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兼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己，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

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誇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為説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

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為帝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

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複用為田。敞據唐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敚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鬥，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着為令。

嘉佑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説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

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眾。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修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

敞以識論與眾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範偉為奸利，冒同姓户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言雚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於四五，卒之付御史決。

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台。熙寧元年，卒，年五十。

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掌外製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製成。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長於《春秋》，為書四十卷，行於時。弟分文，子奉世。

【桃花】 ^[2] 

小桃西望那人家，出樹香梢幾樹花。只恐東風能作惡，

亂紅如雨墜窗紗。

把臂猶昨日，如何長不歸。賓天亦有似，招隱固疑非。

玉折謝庭樹，採餘萊子衣。永懷想平昔，涕下不能揮。

白河見歸雁，顧我影徘徊。憶昔從此逝，相看經歲回。

春生聊自樂，鄉近不須哀。為問經南國，能無尺素來。

山晚雲霧合，江秋風雨多。馮夷何事舞，楚水忽翻波。

黯黯夕陽盡，翩翩暮鳥過。輕舟送兩槳，聞唱石城歌。

節物隨時俗，端憂見旅情。土風猶記楚，辭賦謾譏倫。

烈火琅玕碎，深堂霹靂鳴。但令休鬼瞰，非敢願高明。

泄雲霏棟宇，危葉墮霜枝。忽忽時空晚，蕭蕭坐自悲。

竟無高枕興，還有閉關宜。生事安蓬藋，商歌恣所為。

北風動江海，飛雨濕清秋。蟬噪曾何急，猿啼不自愁。

冥冥高葉下，莽莽亂雲浮。正復開人意，披襟百尺樓。

誰鑑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

泉甘常早竭，泉苦更永年。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騷騷北風急，杳杳白雲飛。江漢波新起，蒹葭露欲晞。

狂歌聞鳳鳥，楚制見荷衣，歷歷先賢趣，南浮亦庶幾。

不減冰輪滿，微增玉漏長。過雲收薄潤，重露濕清光。

歷歷素娥影，菲菲丹桂芳。枯槎容客載，醉過羽人傍。

士為知己死，女為悦己容。咄嗟彼三良，殺身徇穆公。

丹青懷信誓，夙昔哀樂同。人命要有訖，奈何愛厥躬。

國人悲且歌，黃鳥存古風。死復不食言，生寧廢其忠。

存為百夫防，逝為萬鬼雄。豈與小丈夫，事君謬始終。

白登計秘自堪羞，相印猶歸曲逆侯。安用熊罷三十萬，平城遺有子孫憂。

【微雨登城二首】

雨映寒空半有無，重樓閒上倚城隅。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

日午風高新雨晴，殘花飛絮兩輕輕。 垂鞭緩轡饒間望，時復林間布穀鳴。

盤跚不稱三公位，掩抑空妨數畝庭。只有老僧偏愛惜，倩人圖畫作書屏。

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 似嫌車馬繁華地，才入城門便不生。

溪流婉轉樹蒙蘢，複閣虛廊小徑通。下馬解鞍一長嘯，便疑身已出塵中。

三十六陂秋水來，龍蛇奔走起風雷。老僧與置南軒地，會是憑欄心目開。

滄洲老樹生幾秋，斡如黑龍根紫虯。雨水摧激勢突兀，夭矯出飲滄江流。

危不見持顛不扶，蕭蕭生意令人愁。豈無耕夫與過客，暫時憩爾行則休。

西風八月海水飛，枯槎昔曾凌鬥牛。恐爾漂零未終極，掛帆欲去仍回頭。

小山叢桂。最有留人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

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閒地，姮娥與借微芳。

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疏簾不卷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

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閒，忙中偷取工夫醉。

後世學者論北宋中期經學風氣的轉折，常引晁公武、吳曾、王應麟等人著作中的相關論（錄）説，而這些説法多涉及劉敞。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卷四劉敞“《七經小傳》五卷”條解題雲。

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説，后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事始”類錄雲：

《國史》雲：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説。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父雲。

兩相比較，可見二人所錄實同出一源。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謂“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亦當與之相關。此説強調了劉敞以《七經小傳》為代表的經學在北宋中期學術風氣轉變中的關鍵地位，後世學者多援引之而不疑。但近些年來，學術界出現了對這一説法的質疑。如牟潤孫先生認為王應麟《困學紀聞》“謂解經不守註疏始於劉敞，恐不盡合事實”。其依據有二：

1.“劉原父、王介甫固未嘗無影響於宋人之經學，方之孫、胡則或小或後矣。”即認為論年齡，劉敞年少於孫復和胡瑗；論為學，劉敞又後於孫、胡。

2.“安定、泰山之學，不屑於章句間求之，如《七經小傳》之書，安定、泰山所不為也。劉氏學問極博，歐公之所推服，然不能與孫、胡相比擬。”即認為論為學規模和革新程度，劉敞難望胡瑗、孫復之項背。

徐洪興先生亦認為：“長期以來經學史界都把劉敞作為北宋經學變古始作俑者，這是人云亦云的誤解，並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依據是：

1.此説出自元祐史官，而“元祐史官多是反王安石的，其所言值得懷疑”。

2.“劉敞的《七經小傳》確曾在北宋流行過一時，但流行的時間不對。《七經小傳》成於何時已難確考，據清四庫館臣的説法是成於其《春秋》學五部著作之後，當為劉敞晚年作品。從歐陽修撰於熙寧二年（1069年）的《劉敞墓誌》來看，雲‘今盛行於學者’（《歐陽修全集》卷三十五），即使把此書的盛行期再前推二十年亦不及慶曆之末年（1048年）。”

3.“慶曆年間劉敞才二十歲出頭，當胡瑗、孫復、石介、歐陽修等疑傳惑經之時，他還是個默默無聞的青年。翻檢北宋前期的史籍，從未見載過劉敞此時的事蹟。當時劉敞正在忙他的舉子業，直到慶曆六年（1046年）才進士及第。此後在歐陽修的大力獎掖下，他才名聲漸顯。”

宋廷對於神宗朝史事的編撰，因新、舊黨間存在着諸多對立認識而屢有反覆，在相關敍事的真實性上的確留給後人一些疑惑。又，朱熹既編撰《伊洛淵源錄》，列周敦頤為有宋“道學”的源頭，又持論“道學之漸”雲：

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覆，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

這將宋代“道學”的淵源上溯至孫復、石介和胡瑗。清初黃宗羲、全祖望編撰《宋元學案》，據之首列《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視胡瑗、孫復為“宋世學術”之先河。後世學者對有宋新學術之開端的認識，受這些意見影響極深，幾視之為定論。上列牟潤孫先生的第一條依據以及徐洪興先生的第二、三條依據，顯然也與這些説法相關。但考諸史實後，史學家們認為牟、徐等先生的質疑乃似是而非，並不正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