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

雍正二年（1724年），王昶生於青浦朱家角薛葭浜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門第。 ^[4] 

雍正六年（1728年），父親以周弼所選《三體詩》教授王昶，他全都能夠背誦。王昶又讀了楊慎《廿一史彈詞》，由此大概對歷朝歷史有所瞭解。 ^[5] 

乾隆十二年（1747年），王昶往宜興遊玩，大量臨摹《國山碑》，這是他一生研究金石學的開始。 ^[5] 

王昶早年應試佳績頻傳，乾隆十二年（1747年），參加江寧鄉試，由國子監祭酒尹曾一甄錄為第三，次年歲試取第六名，補增廣生。王昶並不急於參加會試，而是決定進一步磨礪自己，以便接觸更好的平台。 ^[5] 

乾隆十四年（1749年），王昶順利考入紫陽書院。在紫陽書院學習期間是王昶人生一段重要時期，在此他與王鳴盛、錢大昕、趙文哲、曹仁虎等以經術古文互相砥礪，更在稍晚時從遊於執教於紫陽書院的沈德潛門下。此後王昶在科舉上連試連捷，乾隆十七年（1752年），王昶中歲試第六名，詩賦第一。次年中鄉試第十一名。 ^[5]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十一歲的王昶進京參加會試和殿試，但王昶卻因為相貌被歸為第三等，只位列歸班。 ^[4]  此次入京，王昶的才華使眾位在京大僚刮目相看，內閣學士金德瑛就數次邀請其前往他主辦的談宴，因此，王昶又得與錢載、王又曾、蔣士銓等名士結識。 ^[5]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王昶赴時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之邀，在揚州盧宅開館。而盧見曾愛才好士，四方名流鹹集於其家。於是王昶得以程夢星、馬曰琯、馬曰璐等文士切磋琢磨，極一時文酒之盛。 ^[5]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王昶在行宮進獻迎鑾詩賦，乾隆帝大為嘉獎，於是王昶參加了南巡召試，這次他榮登榜首，被授內閣中書 ^[73]  ，正式踏上仕途。 ^[4] 

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758年—1768年）這十年間，王昶一直在朝為官，仕途平穩，且屢有升遷。自內閣中書升任內閣侍讀，隨後入直軍機處，之後歷任刑部山東司主事、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户部員外郎、刑部江西司郎中等。這一時期的王昶春風得意，生活安閒舒適。 ^[5]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的連續五年間，王昶一直充任科舉考試同考官，其中三次擔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兩次擔任會試同考官，這也使得他桃李滿天下。 ^{[6]  [5]}  除了衡文取士，王昶也六次隨乾隆御駕出行。 ^[6]  其中四次是在木蘭圍獵，此外，王昶還於乾隆二十九年（1763年）跟隨聖駕駐蹕泰陵，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又隨駕拜謁東陵，備受聖眷。 ^[1]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王昶出任兩淮運鹽使。次年七月，兩淮鹽引案爆發， ^[7]  兩淮鹽政尤拔世敲詐鹽商未果，便上奏揭發前任普福、前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勾結鹽商。案發時王昶已在軍機處當值多年，知悉盧見曾一案詳情。而王昶曾在盧見曾署中設館，與盧見曾相見恨晚。 ^[5] 

王昶便在查抄盧見曾家產之前，主動刻意走漏風聲，使向盧見曾有機會轉移銀兩。 ^[8]  乾隆密令清查此案， ^[9-10]  王昶便被定泄密罪奪職。 ^[11]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雲貴總督阿桂征討緬甸，聘請王昶為幕僚。 ^[12]  期間王昶幫他起草了招降檄文。 ^[13]  隨後乾隆帝命經略大學士傅恆督師，又命理藩院尚書温福代替阿桂，這兩人依舊任用王昶輔佐幕府。 ^[14]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征討緬甸戰事結束後，四川小金川頭目僧格桑作亂，王昶又奉命跟隨定邊右副將軍温福移師四川。隨西路軍進攻時，温福囑咐他起草討伐僧格桑的檄文，軍心大振。次年，清軍攻克小金川。 ^[15]  温福便上疏陳言王昶幾年來跟隨征戰四方的功勞，乾隆帝準授王昶吏部主事。 ^[14]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小金川降將復叛，突襲木果木温福大營，清軍大亂，温福殞命，老友趙文哲也不幸陣亡。王昶強忍悲痛，繼續履行職責。木果木敗後，清軍換帥阿桂，撤至翁古爾壟，重整旗鼓，於同年十一月又收復小金川。 ^[5]  次年，清軍全軍出擊，力攻大金川。此時的王昶耗費了大量精力後已是心神交瘁。 ^[16]  統帥阿桂便上書稱“王昶沒有兄弟，家中還有七十歲的老母親需要贍養，而他深明大義，為軍中公務殫精竭慮，如今已經從軍五年，懇請降旨授官。” ^[15]  於是王昶得以升任吏部員外郎。期間乾隆帝命刑部侍郎袁守侗督察軍情，還朝後奏言王昶撰寫軍中公文有功。 ^[14] 

王昶前後在軍營九年，所有奏檄，均由王昶起草，於是乾隆帝命為王昶加軍功十三級，記錄八次。凱旋之日，乾隆賜宴紫光閣，賞賜豐厚，稱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王昶一直在軍營，功績很大）， ^[17]  並下旨提拔王昶為鴻臚寺卿，賞戴花翎， ^[18]  在軍機處司員上行走（即軍機章京）。 ^{[17]  [74]}  不久，王昶又升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19]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王昶年幼時其父王士毅便已亡故，嫡母陸夫人（妾所生的子女稱父親的正妻，指王士毅正妻陸氏）也已去世，但王昶一直在軍中，沒有來得及回家安葬雙親。他趁此機會提出回鄉歸葬，得到恩准。 ^[20]  三月，王昶抵家，為雙親舉辦葬禮。 ^[5]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王昶被授為江西按察使。料理完家事後，王昶回籍奉錢太夫人（王昶生母）啓行赴南昌，自此開始了歷官地方的歲月。此後，王昶歷任直隸按察使、陝西按察使、雲南布政使。此一時間，王昶調任頻繁，除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居家丁母憂（錢太夫人逝世）時日外，其餘時間都在外地做官以及赴官途中。 ^[5]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月，王昶抵京，任刑部右侍郎，奉旨四處辦案。足跡遍佈山東、江蘇、直隸、湖南等地。此時王昶早就有隱退之意，詩作對羈旅之愁多有表露。 ^[5]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王昶向乾隆帝提出歸鄉省墓的請求，五月抵家。 ^[21]  返京後，時值年末，王昶即奏以予告歸田之事，而乾隆帝看其年力就衰，精神日減，便下令“王昶以原官致仕，等到來年春融即動身回鄉，以示體恤。” ^[7]  王昶終於結束仕宦生涯，得以歸老林泉。 ^[5]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四月，王昶乘舟出京，載着他數年所積之書籍以及同僚所贈的百軸詩篇南下。還家後，王昶將舊居三泖漁莊稍事修葺，又買花移竹，灑掃庭除，並將乾隆帝所言“春融歸裏”裏的“春融”二字作為堂名，以示懷念君恩。 ^[5]  同年，王昶被邀請參加明年舉辦的千叟宴。 ^[22] 

嘉慶元年（1796年）元月，乾隆帝舉行禪位歸政典禮。初四，嘉慶帝在寧壽宮舉辦千叟宴，場面宏闊，王昶應邀參與千叟宴，這些事在他留下的詩作中均有記錄。 ^[22]  同年，王昶被聘主講婁東書院，次年以老病請辭。 ^[5]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駕崩。王昶遂於二月買舟北上，恭謁乾隆梓宮。嘉慶帝召見他詢問歷官始末和天下的吏治民情，而此時清朝已於多處顯露頹勢，吏治腐敗，白蓮教起義興起，王昶本着儒臣濟世報國之心，如實陳奏數事。 ^[5]  同年十一月，王昶又答應阮元的邀請執教於杭州敷文書院。 ^[1] 

嘉慶六年（1801年），王昶以目疾嚴重辭去敷文書院講師一職。 ^[5] 

嘉慶十一年（1806年）六月初七日，王昶溘然長逝，享年八十三歲。 ^[23] 

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詩歌共2700首左右，以山水行旅詩為主。王昶不僅是清代格調派後期代表“吳中七子”中的翹楚，而且是清代格調派的副將，有意識地繼承並發展沈德潛的詩歌理論，使之完善和合理。 ^[24] 

王昶詩歌取法乎眾，其風格也因而隨之凡經數變。他年少時作詩即多效陶謝王孟體。因此，王昶少年時期所作的一些詩，風格較單一，多明麗娟秀之作。在他隨軍出征緬甸、金川之前，王昶就有意識地追求詩歌風格的多樣化。 ^[24]  王昶早年的詩歌，得於山水之趣者為多，是以清微平遠；中歲登入仕途，入值軍機，則不免塵滯難動；至於從軍滇蜀，則又得江山軍事之助，一變而為沉雄勁健；晚歲身登卿貳，致位榮顯，所作頗温厚和平，有褒衣大袑之氣。綜其詩作觀之，風格有閒淡清雅，沉雄踔厲，醇雅雍和三種，但一以貫之的風格則是醇雅雍和。 ^[5] 

作為浙西詞派繼朱彝尊、厲鶚後的一位主力干將，王昶當然不忘浙派“醇雅”的風格，他將這種風格吸收到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中，進而為其“温柔敦厚”的詩教主張服務，身兼“格調説”、“浙西詞派”兩個流派後嗣的雙重使命，卻能融會貫通，各取所長，為兩派分別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呈現出新的特點，不僅是“格調説”的倡導者，而且是“‘浙派’全盛時期的一個總結性人物”。 ^[25] 

王昶詩歌內容十分豐富，大者有關國家攻戰，賑濟災民，掄才取士；小者有關朋友契闊，親舊離逝，一己悲歡，甚或一時之興會，久思之偶得，從中可見其人之性情心緒。 ^[5] 

王昶天生喜好遊賞山水，他所作的山水詩中不僅有江南地區的美妙景色，還有北方和邊疆地區各具風格的景象，細緻描繪了祖國山水，並且傾注了真情實感。隨着季節的變化，這些景色又呈現出不同的藴意和趣味；同時也對大自然的風雪日月進行了形象的刻畫，展現了一幅幅形象生動的自然圖畫。 ^[25] 

不僅如此，他在從軍徵西南時的詩歌更是別有風味，然西南諸詩於乾嘉詩壇別開生面，新人耳目，以題材內容之新奇見長。當時詩壇致力抒寫異域風光者極少，僅僅是流放邊塞者才涉及到邊地風光。而《勞歌集》拓寬了清代邊塞詩的題材範圍，不同凡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昶在此期多作中記戰事者，如《聞師定於七月二十日有作》《出銅壁關》《野牛壩》《克喇穆》《克色淜普》《喜官軍收復美諾》等，以實筆記之，鋪排筆墨，使人如親臨戰地，有詩史之風概。 ^[25] 

王昶深受業師沈德潛詩學主張的影響，再加上他館閣重臣的特殊身份，所以一直在極力提倡詩歌的社會教化功用，在肯定唐詩的同時，又發展了宋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特點。王昶在詩歌創作中不斷地滲透着其學識才力，也是重要的體現，更是明確提出了“學以經史為主，才以運之，氣以行之，聲以宣之”的主張，使自己的詩歌學人之詩的特色尤為突出。 ^[25]  其詠史詩、論詩詩等就是明證，既體現了他學識豐富；又承繼杜甫、韓愈而來，發揚了“杜、韓以學力勝”的風氣。 ^[25] 

其中登臨懷古的詠史詩用典甚多更能體現其以學問入詩的特點。王昶腹笥甚廣，詩中典故常常信手拈來，使詩歌在精煉含蓄地表達感情的同時具有文化含量。 ^[5]  《春融堂集》中更是頻繁使用典故，俯拾即是。 ^[25]  如《東方朔祠》 ^[26]  ，此詩句句用典。“懸珠編貝”比喻明眸皓齒，典出《漢書·東方朔傳》 ^[27]  ，形容東方朔儀表堂堂。 ^[28]  “上林苑囿竟誰停”指的是東方朔曾諫止武帝建上林苑。“夏侯像贊山陰筆”指的是夏侯湛寫有《東方朔畫贊》。此詩反駁前人視東方朔為俳優的淺薄之見，贊其能心存社稷，所引典故恰當了表達了讚美，又含蓄文雅，令詩作顯得莊重醇厚。《畢修撰秋帆沅新納姬人諸桐嶼重光趙雲松以詩戲之次韻》 ^[29]  中“舉案妻”為化用漢代“舉案齊眉”，“聞道劉楨”借用魏晉時期劉楨“平視”態度之意。《漸台行》 ^[30]  回顧了漢末王莽逃至漸台被殺之歷史。王昶在詩歌創作中經常使用一些典故和其他零碎史事，以達到“醇雅”的效果。 ^[25] 

王昶最注重的則是學問和性情的相融相合，這與清詩主流合拍，以學問補性情之淺薄，以性情潤學問之質實，這樣詩歌才會更有魅力。如《落葉》， ^[31]  其中有“波起洞庭”、“歌殘漢殿”等典故，哀嘆深秋景物凋殘的淒涼之境，又以濃陰翠微結尾，以春意融化秋之慘冷，學問、性情兼有，且符合其“醇雅”的風格，又有益於彰顯温柔敦厚的詩教，這也是王昶處理學問和性情能力的體現。 ^[25] 

王昶生活於乾嘉時期，浙西詞派經過浙西六子、厲鶚等人的發展，影響日益廣泛。王昶繼承並發展了浙西詞派的詞學觀，他的詞學思想總體上與朱彝尊、汪森等浙派創始人保持一致，以南宋為宗，提倡“清虛騷雅”。在王昶的詞學論著中，提到較多的是南宋姜夔、張炎、王沂孫、史達祖、吳文英，宋末元初的張靄，清代則朱彝尊、厲鶚等，而這些詞人的風格多“清峭”“皎然”“幽潔妍靚”“娟妙”，可見他評論詞以南宋詞為標準。 ^[32] 

王昶的詞學觀念主要體現在“尊體”思想上，強調寄興託意，繼續掃除明代俚俗的詞風，並提倡用力作詞，以新意自現。 ^[32]  王昶認為明代《花間》《草堂》諸集盛行，詞作大多不可取，理應繼續掃除明風遺習。認為而掃除明代裹狎之風，應改變清初詞人觀念，提高詞的地位。王昶沿着早期浙派中朱彝尊、汪森等人的觀念，繼續提倡“醇雅”，追源溯流，使“倚聲者知所宗矣“。 ^[32] 

王昶雖主張學習南宋詞家，但並不是一味去模仿，去“倚門仿户”，而是要求詞中“醖釀載藉”，“以新意自見”，才能成為詞中之一家。 ^[33]  由於推尊詞體、顯示詞學創作的重要，追求詞作的創新當尤需盡力為之。王昶雖不避諱歷來稱詞為“小技”的説法，但他十分重視詞的創作與創新，主張作詞需用盡生平之才力。 ^{[32]  [34]} 

王昶重視教育，培養人才。在紫陽書院學習期間，耳濡目染，為他以後致力執教書院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礎。 ^[36]  從理論到實踐，王昶有不少見地，他編撰的《天下書院總志》，為清國史館收藏。這是歷史上第一部書院總志，以省府州縣為單位著錄各書院的歷史沿革，與之有關的詩文與相關章程、學規。他在其中總結了各書院的辦學經驗，對各書院的取捨也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重視道德的教化和育人的實踐，同時還提倡將經世致用的治世之道融入教學實踐，因此他弘揚真實之風，反對弄虛作假和用規矩框死學生。 ^[38] 

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春返回故里青浦，至嘉慶十一年（1820年），是王昶一生從事教育實踐的重要時期。他先後主持過太倉的婁東書院、杭州的敷文書院。其教育方法主要是重視經學即漢學的教學與研究。 ^[36]  王昶以“經”為教育內容，其考據的對象以經書為主，用此培養自己的學生，一時賢士受業門下者眾多，皆精研古學，實事求是。其學子大致有官僚型人才、學者型人才、官僚學者型人才、教育人才四大類。他們大多為官清正，著作宏富，刻苦從事教育工作。 ^[36]  當時浙江較為著名的書院，如崇文、紫陽、敲山、諸暨等書院，主講者都出自王昶門下，一時傳為浙中人文佳話。 ^[37] 

為教育族中子弟，王昶還創辦了王氏祠塾，並親手製訂祠塾條規，對師資條件、教學內容及學習進度等均有具體規定。他要子弟通過讀書“擇其好者從之，醜者戒之”和“知文章之樂，知名節之美，知良善之益，知淡泊之安”，讀書不是專門學時文、求科舉，而是先要學會做人。他把自己十歲時開始學習並得益匪淺的啓蒙讀物，父親王士毅自編的《百世師錄》製版刊行，有裨於世教。 ^[4] 

王昶富於藏書，家有藏書樓“熟南書庫”，阮元記其收藏“金石文字數千通，書5萬卷”。從軍每到一地，訪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學，曾收羅商周銅器及宋、遼、金石刻拓本1500餘種，以50年之力，編為《金石萃編》160卷。將草堂（原經訓堂）題名為“春融堂”。編印有《熟南書庫目錄》6卷。藏書印有“經訓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別號蘭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礪廉隅”；有一長印曰：“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勩。願後人，勤講肆。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遊藝。時整齊，勿廢墜。如不才，敢賣借。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 ^[1] 

王昶研治金石學用功頗深，其積五十年精力搜求歷代石刻拓本近兩千通，對此釋讀考證，撰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自宋代金石學興起至清代乾嘉時期，從體例到內容都從未有過卷帙如此篇幅繁浩的金石著作，是古代金石學的集大成之作。 ^[35] 

王昶在《金石萃編》中的關注視野極為廣泛，起自夏殷，止於金，其中還列有南詔、大理等國，歷史跨度長達數千年，透過這些金石資料的研究考析，人們對於殷商周秦漢至遼宋金的社會發展、文化涵蓋、官私習俗、科技變遷等情況能夠有初步的瞭解，並得知當時唐宋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和高麗諸國之間在政治、宗教、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史實。至於體例則涵蓋廟碑、詩刻、祭告文、田莊記、答書、官牒、詔、詠文、帖、頌、題刻、祠記、神道碑、墓誌銘、表、行狀、符告、手札等多種文體與形式，有助於人們瞭解當時政府實行各項舉措的法令、法規、政策和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生平履歷、家庭狀況，對歷史人物與歷史社會結構變化研究十分有用。 ^[36]  值得注意的是，《金石萃編》著錄的大量寺廟碑銘，較完整地反映了中國佛教自東漢至宋金期間的歷史發展軌跡，為研究中國宗教史提供了大量的實物佐證，這些資料對研究寺院經濟、寺院歷史、寺院大師履歷、佛像構造、千佛形態等等都有一定意義。 ^[36] 

王昶注重用金石文獻與歷史文獻互校互證，以碑證史、以史校碑，得其異同而明辨發凡，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就。 ^[35]  在清代，人們對於金石之學往往忽視，而王昶則認為古器物碑喝銘文等考古材料可同紙上文獻相印證。因此，他從考史的角度出發，十分重視金石之學，用金石文字訂正史籍中的訛誤。如《金石萃編》中收集了大量唐宋時代人物的墓誌銘、神道碑，人們在整理點校正史時，即可持此糾正其中傳主的記載錯誤。 ^[36]  因此《金石萃編》有着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既以金石文字“證以正史”糾正了史籍中的錯誤，以金石文字考釋歷史。 ^[35] 

王昶非常重視金石材料的作用。他生前收藏編輯的金石碑刻資料多達三四千通，充分利用金石材料來為文獻材料服務，這是王昶考史的一個特色，它超出了當時一般考據學家的狹隘範圍，與錢大昕一樣，開創了後人王國維所謂的“二重證據”法的先聲，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這也是王昶《金石萃編》的歷史文獻價值的一個方面。促使學者對文獻資料和金石文資料並重，相互補充，取長補短。 ^[36] 

王昶在文獻學方面也有成就，他編纂的《青浦詩傳》《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國朝詞綜》等書，在文學史上較有影響，同時也具有很高的文獻資料價值。 ^[37] 

這幾本文獻均廣搜博採，內容豐富，保存了明、清兩代許多文學家的作品、傳記資料及其創作情況，其中許多人的事蹟，今已難以查考，也有許多作品，為他書已失載，都在王昶選編諸書中得以保存，《青浦詩傳》和《湖海詩傳》著錄近千名詩人，《明詞綜》和《國朝詞綜》選入了明、清詞人一千一百餘家，王昶為這些人各寫了小傳，通過對各種文獻資料作嚴謹而周密的考證，詳細記載了傳主的生平事蹟，如生卒年、字號、籍貫、中第時間及官職、著作等，提供了可靠的傳記資料。 ^[37] 

另外王昶的這幾本書還記錄了不少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不少史書失載的材料，也都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青浦詩傳》卷一青浦知縣褚啓宗的小傳下，就詳記載了乾隆年間疏浚吳淞江水利的詳細情形，諸如挖掘河段和長寬、土方，用工用銀多少，挖廢民田賠錢幾何等施工的細節，皆記錄無遺。又如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的情況，分別在《湖海詩傳》的十六卷、十七卷、二十四卷，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將編纂《四庫全書》的緣由、過程、負責人員及結果等情況清晰地展現出來，令人讀過即知其始末。 ^[37] 

《清史稿》：昶工詩古文辭，通經。讀朱子書，兼及薛瑄、王守仁諸家之學。搜採金石，平選詩文詞，著述傳於世。 ^[39]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①公在京師時，與朱笥河（朱筠）互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稱。所至朋舊文宴，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業請益，舟車錯互，屨滿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歸田後，賓從益盛，與王西沚（王鳴盛）、錢竹汀（錢大昕）艤舟白公堤下，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②公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藴。③公自弱冠時，即嗜金石之學，及宦遊所至，無不訪求。自三代至遼金，積千五百通，而甄錄之。著《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凡其文漫漶見於他書者，則為旁註以記其全。篆隸及見古文別體者，摹其點畫，加以訓詁。金石之書，至此可謂集大成矣！ ^[40] 

《光緒青浦縣誌》：①昶於學無所不究，名滿天下而不立門户。性樂宏獎，士多依其成名。②風概不愧為幾社後人。 ^[41] 

江藩：先生功業文章炳着，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藩從先生遊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鑑許。後先生因袁枚以詩鳴江浙，閒從遊者若騖若蟻，乃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黏者，皆在門下。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户，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粗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藩謂今日殆有甚焉！ ^[42-43] 

王豫：自文愨（沈德潛）後，以大臣在籍持海內文章之柄，為羣倫表率者，司寇（王昶）一人而已。 ^[44] 

許宗彥：士既以公為泰山喬嶽，爭嚮往之，而公勤勤汲引，總覽靡遺，如春風之被物，時雨之潤澤，人人自以為得當弟子。（《王少司寇八十壽序》） ^[45] 

乾隆帝：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 ^[1] 

邱煒萲：公邃於經，健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治韜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胸心，增長識力，淳泓迤演，不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已。（《五百石洞天揮麈》） ^[46] 

吳泰來：詩之為道，偏至者多，兼工者少。分茆設蕝，各據所獲以自矜。學陶、韋者斥盤空硬語、妥貼排奡為粗。學杜、韓者又指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弱。入主出奴，二者恆相笑，亦互相絀也。其五言詩期於抒寫性情，清真微妙；而七言長句頗欲擬於大海回瀾，縱橫變化，世之偏至者或可以無譏歟。 ^[47] 

魯嗣光：青浦王述庵先生，自少以通經史，工詩文，名海內一時，天下才士望風景和，如恐不及。而於其學問之邃，用心之密，則或未知盡之也。先生壯年成進士，服官中外，歷數十年，由中書舍人至司寇，所處皆繁劇。當其出塞從軍，入掌內製，孳孳矻矻，手一編不置其後。在籍年逾七十，獨復懷鉛握槧，無少休日，益其勤於學。如此先生治經博通註疏，精研義理，兼採眾家之説，而以漢唐為宗焉，為古文自周秦至百家，無不博取。要以史漢韓歐諸家為宗。至於作詩，自魏晉六朝以迄元明，無不偏覽，要以杜韓蘇陸為宗。蓋才力源於天授，而博觀約取其宗法，一出於醇正不襲古。人之形貌而神理氣味，無不與之宜和乎。海內才藝之士，傾心愛慕，爭師事之。世之才藝名者，或長於詩，或能作文，能其一亦足以為名家也。至於詩文兼長，而又能合經史辭章而一者，則自韓歐蘇曾虞集諸君子而外，殆不多觀焉。若先生豈非天所篤，生以為一時學者之宗焉！（《春融堂集總序》） ^[47] 

阮元：①公之為學，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宗唐，後學韓陸杜。②（公）恂於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為治，茬弱於文無能，即戎折衝千里，於徑鮮通，為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錄自《碑傳集》卷三十七） ^[48] 

朱珔：先生學問木賅瞻著，為文章鯨鰹春麗。聲譽夙騰，元勳碩輔。折節傾慕，交遊尤廣。復提倡風雅，後進仰為山斗。故隨地見聞，逐時甄錄，罔弗精當，以之宣播來葉，蔚稱大觀。（《湖海文傳序》） ^[49] 

錢大昕：（公）志希古人，不求聞譽於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在德行之次，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羣弟子莫能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在三公之上，蓋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借焉！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公以外豈有二者焉？（《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錄自 《潛研堂文集》 卷四十一） ^[50] 

嚴長明：詔策籌邊第一功，恩光稠疊動昭融。翔鸞音湛三槐露，雀翎翻九棘風。邦典坐愁心鄭重，王綸手捧地尊崇（公入都後，晉秩大理寺卿，仍直樞庭）。臨風莫道台光迥，仰首卿雲即見公。 ^[51] 

王鳴盛：蓋其宗法之高，鑪鈎之妙，皆勝予數十倍。……而述庵別後詩益奇，合前後所作都為一集，發而讀之，奄有眾妙，不名一體，挹《風》《騷》之趣，規開寶之格，而擺脱凌轢，演迤涵嚌於蘇陸之間，中有天焉，不可以人力與也。洵乎其為今代一大宗無疑矣！（《春融堂集詩序》） ^[52] 

姚椿：青浦王侍郎述庵先生，高文博學，負海內重望者數十年。大率自康熙至嘉慶年間，此有功於學問者，非獨為世儒博聞廣者助也。當是之鉅公，皆樂之為助，共襄先生之為宗盟。（《湖海文傳序》） ^[49] 

孫原湘：吳中詩教五十年來凡三變，乾隆三十年以前，歸愚（沈德潛，號歸愚）宗伯主盟壇坫，其時專尚格律，取清麗温雅，近大曆十子者為多。自小倉山房（袁枚）出，而專主性靈，以能道俗情，善言理為勝，而風格一變矣。至蘭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後進而風格又一變矣。近則或宗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攔入風雅而性靈、格律又變，而為考古博識之學矣。（《籟鳴詩草序》） ^[53] 

王紹基：青浦王司寇述庵先生，經書文章，照耀江左，生平著作甚富。（《湖海文傳跋》） ^[49] 

易宗夔：王蘭泉貫通諸學，不名一家。詩宗社、韓、蘇、陸，侍宴賡歌皆稱旨。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治經與惠氏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宗朱子，旁及河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户。又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賓朋文宴，提倡風雅，後進執經請業，舟軍錯互，户外屨恆滿。士藉品藻以成名者，不可勝數。（《今世説》） ^[54-55] 

高岑：侍郎詩體兼風雅，美擅諸家。而性情醇厚，其天獨全，洵足雄長藝林，為一時宗匠。至於滇南從軍諸作，雄深雅健，正如東坡海外文字，尤為奇絕。（《國朝詩萃二集》） ^[56] 

李鬥：王昶經學以鄭康成為宗，自名其齋曰鄭學齋。獎勵後學，好揚人善。 ^[57]  （《揚州畫舫錄》）

錢泳：（王蘭泉）自儤值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藩，躋秩卿貳，適歷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懋績。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生者也。 ^[58]  （《履園叢話》） ^[59] 

李元度：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為虛華，論性天者，譏訓故為繁碎，分茆設蕝，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通二者且精深，是大儒也矣。 ^[60]  （《國朝先正事略》）

李慈銘：偶閲王述庵詩，略加評點。五古淵源選體，非不清婉，而意平語滯，故鮮出色。律詩殊有佳者。七絕尤多綺麗之作。晚年才情衰謝，又勞於官事，往往率意。惟論詩絕句四十六首，議論平允，詩亦藴藉可傳。（《越縵堂詩話》） ^[61] 

（參考資料來源） ^{[5]  [2]} 

王昶著述甚富，除《金石萃編》外，有《春融堂詩文集》《明詞綜》《國朝詞綜》《湖海詩傳》《續修西湖志》《青浦志》《太倉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未刊行的有《滇行目錄》《徵緬紀聞》《蜀徼紀聞》《屬車雜誌》《豫章行程記》《商雒行程記》《重遊滇詔紀程》《雪鴻再錄》《使楚叢談》《台懷隨筆》《青浦詩傳》《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