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衡

1922年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導師，同時在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兼課。早年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

1924年11月受聘於 “清室善後委員會”，參加點查清宮物品工作。

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後，曾兼任臨時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

1926年12月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

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時，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參與接管故宮博物院的工作。

1929年後，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

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

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抗戰期間，他主持故宮博物院西遷文物的維護工作。抗戰勝利後，主持故宮博物院復員與西遷文物東歸南京的工作。

北平解放前夕，為確保故宮建築與文物的安全，他堅守院長崗位，並與社會名流呼籲國民黨當局避免戰火，保護北平文化古城。 北平解放後繼續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1952年，調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1948年秋，南京國民政府自感東北不保，平津也岌岌可危，於是拋出了“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計劃，企圖裹挾北平的著名專家學者南遷。被列入“搶救”名單的有四類人員，包括各大學及文化單位首長、與政府有接觸的文化界人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在學術界有地位的學者。既是文化單位首長又是知名學者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自然也在“搶救”之列。12月上旬，平津戰役剛打響，國民黨青年部部長陳雪屏就急匆匆地飛抵北平，遊説“搶救”對象儘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諾派飛機前來接運。

在南京國民政府的努力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等人匆匆南下，然而，更多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卻選擇了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年近古稀的馬衡也是“應走”而未走的一位，他不想走，因為他要留下保護故宮、看守國寶。

遼瀋戰役期間，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的敗局已定，北平的國民政府軍政界人心惶惶，而馬衡卻鎮定自若地推進各項業務工作。1948年11月9日，他主持召開了故宮復員後的第五次院務會，討論決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項，如清除院內歷年存積穢土，修正出組與開放規則，把長春宮等處保留原狀，闢為陳列室，增闢瓷器、玉器陳列室及敕諭專室，修復文淵閣，繼續交涉收回大高殿、皇史等。

平津戰役打響後，國民政府多次來電催促馬衡“應變南遷”，均為馬衡託詞婉拒。1948年12月1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杭立武發來專電催促馬衡南下。馬衡委託即將南下的梅貽琦代轉不能南下之意。1949年1月13日晚，兒媳婦林裴宇（次子馬彥祥之妻）從南京打來電話，轉達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兼故宮博物院理事王世傑敦促馬衡南飛之意，馬衡當即回絕説“決不南來”。1月14日，馬衡致函杭立武，以身體有恙、不宜乘機為由婉拒了他的邀請。他在信中説：“弟於十一月間患動脈緊縮症，卧牀兩週。得尊電促弟南飛，實難從命。因電覆當遵照理事會決議辦理，許邀鑑諒。嗣賤恙漸痊而北平戰起，承中央派機來接，而醫生誡勿乘機。只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同時，他也請杭立武向王世傑等人代轉不能南來的“苦衷”。

1948年12月21日，教育部派來專機兩架，可以搭乘60餘人，馬衡早於12月19日就知悉此事，但他沒有走。1949年1月7日，國民政府再次派來兩架專機，同樣可以搭載60餘人，馬衡還是沒走。1月11日，馬衡在獲悉教育部專機不再來平，但可以免費搭飛機至青島轉南京時，仍然沒有一絲一毫要走的意思。

馬衡看見傅斯年等人仍然心存幻想、為即將覆滅的南京國民政府而想方設法“搶救人才”時，不無感嘆地説：“心勞日拙，何苦何苦!”當在國民黨上海市衞生局工作的三女兒馬晶來電勸他南行時，馬衡罵她是“婦女之見”。北平圍城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新來的編纂見局勢緊張，向馬衡請求調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工作，為馬衡所拒，但此人竟不辭而別乘飛機走了。馬衡知道此事後，罵道：“這種人，沒出息。”

馬衡以實際行動，詮釋了自己對時局變遷的領悟及其做出的選擇。

北平圍城期間，為了保護故宮的安全，城裏城外都在竭盡全力。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就保護北平文化古城問題指示平津戰役總前委，要求：“此次攻城，必須做出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你們務必使各縱隊首長明瞭，並確守這一點。”北平城內，馬衡不顧年老體弱，拖着病軀，為保護故宮文物向國民黨北平軍政當局奔走呼籲，勞心勞力，一刻也不得安歇。

1948年12月13日，傅作義宣佈“倚城野戰”開始後，華北“剿總”搬進了中南海，北海、太廟、景山也都駐滿了軍隊。12月24日，國民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第五補給區奉命在故宮午門門洞堆沙包儲存美援軍械，只留出正中一門及右掖門供出入。為了保護故宮、景山等處的安全，馬衡數度親自或託人與華北“剿總”督察總監楚溪春交涉，希望撤出景山駐軍和午門軍械。12月22日，楚溪春答應説：“故宮、太廟不駐兵，景山僅作望哨，已命令現駐景山部隊矣。”12月25日，馬衡致函楚溪春，請求將“景山所駐交警隊移防，以免日後誤會茲深”。12月27日，馬衡再次打電話給楚溪春請求撤出駐軍，楚氏回答説：“已令警備司令部迫令遷移。”儘管馬衡不厭其煩地多次交涉，楚溪春也一再允諾要撤出駐軍，然而，國民黨軍隊始終不願撤出北海、太廟等文化重地。

1949年1月6日，第五補給區將數萬發炮彈存放在太廟的殿堂裏。馬衡聞訊大吃一驚，心想這些炮彈假若被擊中，紫禁城及其文物珍寶將毀於一旦。馬衡在連日奔波之後本已心力交瘁，再受這等刺激，終致心臟病又犯了。馬衡強忍病痛，帶着故宮博物院辦公處主任朱家濂去見華北“剿總”副秘書長焦實齋，懇請他在向傅作義彙報時説明在太廟存儲彈藥的危險性。次日，馬衡又就此事打電話給焦實齋，焦實齋回答説：“太廟事已難挽回，其危險性並不大。” 馬衡對焦實齋的答覆並不滿意，只要太廟裏的彈藥一刻不撤出，紫禁城就有危險，他就一定要為此事奔走不停。1月12日，傅作義在中南海宴請北平的文化名人。馬衡應邀參加，在座的有呂復、何思源、袁敦禮、楊振聲、周炳琳、陳振漢、朱光潛、王捷三、冀朝鼎、焦實齋等人。飯後，馬衡即以太廟事責問傅作義。傅作義回答説：“此事曾再三研究，其中導火線皆經取出，決無危險。”在座諸人議論紛紛，均認為在太廟存儲彈藥欠妥，傅作義答應再考慮考慮。1月14日，馬衡又一次打電話給焦實齋，要求儘快運走太廟裏的彈藥，同樣是毫無結果。

1949年1月10日，原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回到北平，冒死公開倡議和平，主張派代表出城與解放軍接洽。在何思源的倡導下，北平的和平氣氛愈來愈濃厚。馬衡為保護故宮而奔走之舉，為廣大市民所知曉和稱譽，成為和平代表的熱門人選，媒體一度謠傳他已與梁秋水、馮友蘭、陸志韋、湯用彤等當選為和平使者。馬衡自己也願意出城與解放軍接洽。1月13日，北平歷史博物館館長韓壽萱來拜訪馬衡，商量保護歷史文物的事情。馬衡當即表示“餘負典守之責，願任正面交涉”，並出於安全的考慮，請韓壽萱置身事外。馬衡擔心故宮國寶遭受兵燹，簡直把何思源視若救星，迫切希望他搞好和平運動。他頻頻出入何思源的家門，探聽和平運動的消息。1月16日，馬衡再次拜會何思源，當得知何思源即將出城與解放軍接洽時，立即請他代向解放軍請求避免向北平中心地區開炮。 馬衡雖然沒有被推舉為和平使者，但他密切關注着和平代表出城接洽的情況。1月18日，馬衡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和平使者於三時出城訪葉劍英。仙槎（即何思源）力疾參加。同行者有呂復、康同璧等十人。”次日，和平代表回城，對外宣稱“和平前途甚有希望”，此外沒有發表具體細節。馬衡抱怨説：“北平之和平使者如何談判，皆嚴守秘密，不知葫蘆中賣甚藥也。”1月22日，傅作義在春藕齋召集北平各機關領導開會，宣讀了“北平和平協議”十四條。馬衡以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身份出席了會議，當聽到雙方從今日起開始休戰，城內部隊開始移駐城外進行整編時，他那顆懸着的心終於落了地。

1948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遼瀋戰役行將解放東北全境，全國戰局將發生根本變化。時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翁文灝、理事王世傑、朱家驊、杭立武、傅斯年、李濟、徐森玉等在南京開會，決定將存放在南京的故宮南遷文物運往台灣，同時函電在北平的馬衡，囑其選擇故宮博物院北平本院的精華文物編制一份名單並配以詳細説明，準備裝箱分批空運南京，與南遷文物一同遷往台灣。平津戰役打響後，行政院又多次來電催促，要求馬衡南飛，並將精品文物迅速裝箱南運。

1948年12月，南京方面開始挑選故宮南遷珍品文物運往台灣。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先後3批，共裝運2972箱、238951件故宮南遷文物去台灣。然而，故宮北平本院的文物卻一箱也沒有運出。 馬衡是極力反對將故宮文物遷往台灣的。馬衡的學生兼下屬莊嚴奉命押運第一批文物從南京運往台灣，馬衡知悉後立即致函莊嚴，聲稱如果莊嚴要護送文物去台灣，他不惜與莊嚴斷絕20多年的師生之情。對於千里之外的文物遷運工作，馬衡想阻止卻力不能及，只能焦急地關注着遷運工作的進展，通過私人交情為保護國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949年1月14日，他寫信給杭立武，希望他能及時曬晾運輸過程中被雨淋濕的21箱書畫，希望第三批之後不再續運故宮文物。 馬衡對於北平本院的文物遷運工作採取消極拖延的態度，致使文物遷運一拖再拖，最終沒有成行。當時，行政院督催裝運古物的公函如雪片一般飛來，馬衡一概答以“機場不安全，暫不能運出”。其時，解放軍已入關，北平已是一座孤城。為方便飛機在城內起飛降落，華北“剿總”命令拆卸東西長安街牌樓，計劃用長安街的路面作跑道。然而，這個計劃尚未實施，北平已和平解放了，故宮文物一箱也未運出。當馬衡為保護故宮文物、消極抵制南遷時，即將南飛的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不明就裏，還打算與第一批古物一起走。在南飛之前，他特意打電話給馬衡，強調第一批裝箱文物如果趕得上就一起走。馬衡回答説：“第一批裝不完，你先走吧，當然還要另派專人押運古物。” 馬衡對實行內戰、獨裁和賣國政策的國民政府失望至極，他對幼子馬文衝説：“抗戰勝利，失地收復，中國一躍而為世界五強之一，正是中華民族百年難遇的復興良機，然而國民黨沒有為國為民抓住這一機運，從接收到內戰，其所作所為，無一着不是違背民意，徒逞私心，因而未及四年，就把國家拖到絕境。” 就在此時，中國共產黨通過關係聯繫上馬衡，請他保護好故宮文物。

1949年3月6日，北平市軍管會正式接管故宮，馬衡仍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全體員工原職留任。這一天，故宮新生了，馬衡的生命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馬衡的選擇是正確的！ 馬衡視文物為至寶，畢生致力於圖書、文物的蒐購工作，花錢從不吝惜，收集的圖書、文物、書畫、碑帖等，堆放了足有四大間屋子。馬衡對他的子女説：“這類文物我是絕對不捨得變賣的，也不準備傳給子女後代。傳給你們，發揮不了它應有的作用，對你們沒有用處。這是祖國的文化遺產，應當歸於國家保存，才能起到它最大效用。” 1955年，馬衡去世。子女遵囑將其所遺數十萬言文稿及歷年所藏文物1.4萬餘件（冊）悉數無償地捐給了國家，捐給了與他生命聯結在一起的故宮博物院。

1927年，吳昌碩先生逝世後，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遙領社職”，對抗戰勝利後西泠印社活動的恢復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馬衡先生在1952年將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獻故宮博物院。他去世後，其家屬又遵囑將家藏金石拓本九千餘件悉數捐給故宮博物院。

他畢生致力於金石學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考據傳統，又注重對文物發掘考古的現場考察，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遂使其學術水平領先於時代，被譽為 “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 。主要著作有《中國金石學概要》、《凡將齋金石叢稿》等。

馬衡先生一生致力於金石考古研究，鍥而不捨，許多研究結論至今被國內外金石考古學界視為定識，聲譽久享。在書法、治印方面亦有所長，翰墨，篆、隸、行、草皆能，作品具商周金文遺韻，書風古雅，自然天成，將筆墨與篆刻相結合，深得碑刻之法度，形成個人書法之獨特風格，在四海之內享有盛名。西泠印社草創時期，他已列名社籍，時年三十歲。編有《漢石經集存》、《凡將齋印存》等，著《凡將齋金石論叢》等。馬衡先生以他卓越的學術和藝術成就，受到當時藝林學子的普遍敬重。因此，雖然遠在北京工作，但眾望所歸。

叔平先生以精究金石六書，長於篆法，故餘事治印，整飭淵雅，直追周秦兩漢，深於法度，繼吳昌碩後被推為西泠印社社長。一九四四年嘗為《説文月刊》第四卷撰《談刻印》一文，文長九千餘字，無從古代璽印之名稱、形制、鈕式、文字與章法、材質與刻鑄、陰陽文之別、施用之方法等七方面詳加介紹，以明發展之跡，繼舉治印宜予臨寫之金石拓本、參考之書，與古璽印譜，俾便研習。

文中於書法與刀法關係有所申述，曾雲：『近數十年來，刻印家往往只講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為盡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為印，重在印文。一印之中，少或二三字，多或十餘字，字體之抉擇，行款之分配，章法之佈置，在未寫出以前，先得成竹於胸中，然後落墨奏刀，乃不失為理想中之印。』“蓋刀法者，所以傳其所書之文，使其神采不失。”“若徒逞刀法，不講書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猞者，是為欺人也。”對刀法與篆法之輕重，文中論之雲：“刀法為一種技術，今謂之手藝。習之數月，可臻嫺熟。研究篆體，學習篆書，則關於學術，古請之小學，今謂之文字學，窮年累月，不能盡其奧藏，其難易豈可以同日語哉?”又曰：“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變遷，應先研究古印，自屬當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應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稱為金石家也。”

類此諸論，皆示人以正軌，與時俗之談印藝者有霄壤之判。對《説文》所無之字，叔平先生不主張濫用假借，以為《説文》未收之字，見於漢印者正復不少。蓋‘摹印'‘繆篆’，本自為體，其體在篆隸之間。隸書所有之字，皆可入印”。對人名印，主張氣皆應名從主人，依隸楷所從偏旁，而以繆篆之體寫之。但以之寫作小篆或古文，終嫌未安。”治印者遵此篆之，不妄不拘矣。

叔平先生生前曾有《凡將齋印存》之輯；歿後，其子太龍收集零存，又成《鋭廬印稿》，後者多抗戰時入蜀之作。—九—二年，丁仁《詠西泠印社同人詩》（集《論印絕句》）中有一首詠及叔平先生，詩云：“畫品書評一舫多（倪印元），封泥署紙盡摩挲（沈心）。珍藏誰似西園癖（楊復吉），賴有當年馬伏波（陳鱸）。”叔平先生富收藏，故句多及之。馬伏波即東漢之馬援，頗知印，曾有正郡國印章之議，以之此擬，可謂吻合無間矣。其子太龍，亦擅篆刻。

作品展

2023年5月5日，國家文物局發佈《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2] 

馬衡先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樸學傳統而又鋭意採用科學的方法，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於近代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郭沫若 評）

中國的文物一切歷史留下的文物、文獻都應該屬於國家所有，由國家來保管。他的後半生一直也在為這個目標奮鬥。（馬衡長孫 馬思猛評） ^[1] 

2021年2月，記錄馬衡先生人生經歷的《馬衡年譜長編》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