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

定窯，是中國北方白瓷的中心，始於唐，為邢窯的後繼者，在五代時期就已經發達。以往文獻多記載窯址在河北定州，1938年在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發現古窯址。近年又多次發掘調查，發現了最下層堆積着晚唐的破片；中層的是五代時就已大量生產；最上層為印花、畫花的薄瓷片，是屬於北宋中期以後，在政和、宣和年間。這些薄瓷片，胎質堅緻，釉澤瑩潤，花紋優美，確是很精進的品種；且有些是官窯性質的，如”尚食局、禁苑、奉華、官”等胎上刻字破片的發現，便可證明。另在西燕山遺址發現粗瓷片的堆集，以及各地普遍發現的定窯瓷器及破片，又能證明定窯在北宋早期以後，也曾大量燒造民間使用的瓷器。定窯以燒造白瓷為主，也燒顏色釉，如紅定、紫定和黑定等。根據《君友會-新民窯》記載，定窯，從北宋起，地位增高，各地仿製者頗多。在定窯本身概念中，就孳乳出各種名稱，單就白定一種，就有土定、粉定之分。土定，有瓦胎和陶胎兩種。瓦胎為淡赤色的土質，陶胎為白土而略黃，質皆松，體較厚；袖色白色中閃黃或閃赤，容易剝落，或有大開片，是原始的及民用的定器。粉定，是進步的及官用的定器，有陶胎和瓷胎，胎質緻密而體薄，釉色純白如牛乳者，或帶淡赤色，釉中往往有刷紋，釉面凝聚，如有淚痕。

定窯瓷器(9張)

定窯為宋代六大窯系之一，窯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陽澗磁村及東西燕村，因宋代屬定州，故名。創燒於唐，極盛於北宋及金，終於元，以產白瓷着稱，兼燒黑釉、醬釉和釉瓷，文獻分別稱其為"黑定"、"紫定"和"綠定"。

定窯在唐代時就已是著名瓷場，專燒白釉、黃釉瓷（白釉有玉壁底碗、注壺、瓶類；黃釉器有碗、注壺等。），到宋代發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燒製白瓷，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白地褐花等品種。白瓷胎土細膩，胎質薄而有光，釉色純白滋潤，上有淚痕，釉為白玻璃質釉，略帶粉質，因此稱為粉定，亦稱白定。其它瓷器胎質粗而釉色偏黃俗稱土定；紫色和黑色釉的稱為醬定。另有高窯温燒製的金黃偏紅的釉色的，稱之為金定，極為稀少。

定窯創燒於唐朝後期。從這時一直到五代的定窯瓷器，還較為粗糙簡單，器型以碗為主，正處於向精瓷的過渡階段。但在五代中後期，定窯白瓷出現了一次根本性的飛躍。所燒瓷器不再施化妝土，胎、釉呈現出精、白薄的特徵。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過了邢窯的細白瓷器。

北宋是定窯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國勞動人民的制瓷技術有許多創造和進步。北宋中後期，定窯由於瓷質精良、色澤淡雅，紋飾秀美，被宋朝政府選為宮廷用瓷，使其身價大增，產品風靡一時。

定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後，由於連年兵災，逐漸衰落和廢棄。金朝統治中國北方地區後，定窯瓷業很快得到了恢復，有些產品的製作水平不亞於北宋時期。從有龍鳳紋飾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窯產品也是金代統治者喜愛的瓷器品種。到了元朝，定窯終於逐漸沒落。 ^[2] 

到20世紀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後又進入了復甦期。曲陽定瓷有限公司歷盡艱辛，通過上百次研究實驗，在仿古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研製成功了仿古、美術、日常三大系列工藝產品200多種，產品在國內展出屢屢獲獎，產品已遠銷美國、日本、加拿大、荷蘭、香港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定窯產品以白瓷為主，也燒製醬、紅、黑等其他名貴品種，如黑釉（黑定）、紫釉（紫定）、綠釉（綠定）、紅釉（紅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層高温色釉。元朝劉祁的《歸潛志》説，“定州花瓷甌，顏色天下白”。 可見，定窯器在當時不僅深受人們喜愛，而且產量較大。宋代大詩人蘇東坡在定州時，曾用“定州花瓷琢紅玉”的詩句，來讚美定窯瓷器的絢麗多彩。

定窯還有北定、南定之分。南宋之前，定窯窯址在北方的定州，這時燒製的物品稱為北定；宋室南遷之後，定窯工人一部份到了景德鎮，一部份到了吉州，稱為南定。在景德鎮生產的釉色似粉，又稱粉定。

經幾代學者不懈努力，學術界認可的定窯品種：白釉、黃釉、褐釉、黑釉、紫釉、紅釉、綠釉、金花、鷓鴣斑、加彩、白釉刻劃印花、黑釉白花、褐釉刻印花、黑釉刻印花、白釉剔繪黃花、內外刻花、內外劃花、內外印花、外刻內印花、白釉醬口、黑釉醬口、豆青地剔白花、白地繪黑釉花、唐三彩、咖啡色釉繪花、白釉剔黑花、青釉剔劃白花、白釉黑花……

多年來，我在遺址考察發現的遺存還有：仿鈞、絞胎、絞釉、素瓷、宋三彩陶器、仿遼三彩陶器等。

定窯生產規模宏大，品種繁多。多為碗、盤、瓶、碟、盒和枕，亦產淨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但數量極少，主要是作為貢品進入宮廷。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定州白瓷孩兒枕”，是定窯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宋代瓷窯裝燒技術最為重要的成就，就是發明了覆燒法和“火照術”。北宋後期起，定窯大量採用覆燒方法，還使用了一種墊圈式組合匣缽。這種燒製方法的優點，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間，既可節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變形，從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產量，對南北瓷窯都產生過很大影響，對促進我國制瓷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據《曲陽縣志》載，五代時曲陽澗磁已盛產白瓷，官府曾在此設官收瓷器税；但據調查，早在唐代這裏已燒白瓷；至宋代有較大發展，除燒白釉瓷器外，還燒黑釉、醬釉和綠釉等品種，文獻稱為“黑定”、“紫定”和“綠定”。有毛口和淚痕等特徵，毛口是復燒口部不上釉，淚痕多見於盤碗外部，因釉的薄厚不勻，有的下垂形如淚跡。裝飾有刻花、劃花、印花諸種，風格典雅。對各地瓷窯有一定影響，曾出現不少仿燒定窯瓷器的瓷窯，紋飾以龍鳳紋為主。此類宮廷用器多有傳世，窯址遺有大量龍鳳紋器物碎片。

定窯的胎質薄而輕，胎色白色微黃，較堅緻，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極薄，可以見胎。釉色潔白晶瑩，很多積釉形狀好似淚痕，被稱為“蠟淚痕”，隱現着黃綠顏色。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稱“竹絲刷紋”。北宋早期定窯產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稱為“芒口”，芒口處常常鑲金、銀、銅質邊圈以掩飾芒口缺陷，此為定窯一大特色。

定窯器以其豐富多彩的紋樣裝飾而深受人們喜愛。裝飾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劃花為主，還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紋樣秀麗典雅。北宋早期定窯刻花、構圖、紋樣趨簡，以重蓮瓣紋居多，裝飾有淺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裝飾精美絕倫，獨具一格。裝飾圖案常用印花、劃花和堆花手法，秀麗典雅。印花圖案，自然形態經巧妙變形，構成嚴謹；刻劃花，較印花更活潑生動，別具一格。

劃花是宋代定窯瓷器的主要裝飾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狀工具劃出簡單花紋，線條剛勁流暢、富於動感。蓮瓣紋是定窯器上最常見的劃花紋飾。有一花獨放、雙花並開、蓮花荷葉交錯而出、有的還配有鴨紋，紋飾簡潔富於變化。立件器物的紋飾大都採用劃花裝飾，刻花的比較少見。早期定窯器物中，有的劃花紋飾在蓮瓣紋外又加上纏枝菊紋，總體佈局顯得不很協調，這是當時尚處於初級階段的一種新裝飾手法，也給定窯器斷代提供了一個依據。

刻花是在劃花裝飾工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時與劃花工藝一起運用。如在盤、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纏枝花卉輪廓線，然後在花葉輪廓線內以單齒、雙齒、梳篦狀工具劃刻複線紋。紋飾中較常見的有雙花圖案，生動自然，有較強的立體感，通常是對稱的。定窯刻花器還常常在花果、蓮、鴨、雲龍等紋飾輪廓線一側劃以細線相襯，以增強紋飾的立體感。

定窯紋飾中最富表現力的是印花紋飾。這一工藝始於北宋中期，成熟於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窯器物紋飾在盤、碗等器物中心，這類器型內外都有紋飾的較少。定窯器物紋飾的特點是層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間，常用回紋把圖案隔開。紋飾總體佈局線條清晰，形態經巧妙變形，繁而不亂，佈局嚴謹，講究對稱，層次分明，線條清晰，工整素雅，藝術水平很高。定窯印花大多印在碗盤的內部，裏外都有紋飾的器物極為少見。

定窯印花題材以花卉紋最為常見，主要有蓮、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紋佈局多采用纏枝、折枝等方法，講求對稱。有的碗、盤口沿作花瓣式，碗內印一盛開的花朵，同時在外壁刻上花蒂與花瓣輪廓線。這種把印、刻手法並用於一件器物，裏外裝飾統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紋裝飾渾如一體，十分精美。其次，定窯還有大量的動物紋飾，主要有牛、鹿、鴛鴦、麒麟、龍鳳、獅子和飛龍等。定窯飛龍紋一般裝飾在盤、碟、碗等卧件的器物中心，祥雲圍繞，獨龍為多，尚未見有對稱的雙龍紋飾。飛龍身形矯健，昂首騰飛於祥雲之間，龍尾與後腿纏繞，龍嘴露齒，欲吞火球，背有鰭，身刻魚鱗紋，龍鬚飄動，龍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窯立件上只裝飾有變形龍紋，其裝飾水平與盤、碟上的龍紋相去甚遠。禽鳥紋飾中主要有鳳凰、孔雀、鷺鷥、鴛鴦、雁、鴨等，做工精美的飛鳳比較少見。

定窯瓷器最精美的紋飾大都集中在盤、碟上，紋飾多者可達四層。每層紋飾富於變化，外圈紋飾多為幾何紋或變形蓮瓣紋，中心為動物、花卉結合紋飾，充滿浮雕感，藝術氣息濃郁。而宋代定窯孩兒枕更是該窯名品，其造型神態及紋飾的裝飾工藝等皆為上乘之作。

由於定窯的風靡與流行，其造型、裝飾、燒造方法為各地瓷窯所仿效，北宋年間各地紛紛仿製定窯。這就誕生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許多地區的產品質量不遜於河北曲陽。定窯對我國後世的制瓷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名揚天下的景德鎮深受其影響，北京龍泉務窯、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窯系；埃及、歐洲、東南亞的文物遺址中都有定瓷的遺物。

定窯窯址規模最大、最集中的窯場，分佈在今曲陽縣澗磁村北一帶，這裏有十幾處高大的堆積，最高的15米，堆積着眾多的瓷片、窯具、爐渣、瓷土等。從遺址地層疊壓關係看，遺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個時期，198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組成聯合考古隊，於2009年9月起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主動性的考古發掘。北京大學派出了由兩名教授，5名博士生和8名碩士生組成的隊伍。田野工作自9月20日開始，12月26日結束。根據此次發掘的學術目的，並結合以往對定窯遺址的地面調查結果，考古隊在澗磁嶺、北鎮、澗磁西及燕川四個地點布方發掘，以期獲得定窯燒製歷史各個階段的地層資料，並進行分期研究；尤其是探尋早期定窯的資料，探討定窯創燒的時間；金代定窯的瓷器特徵及貢御情況；元代定窯的生產規模及衰落原因等。田野工作中，我們始終堅持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保持高度的熱情，希望不負眾望，使這次對國保單位的主動發掘能夠取得最大的成果，同時努力實踐國家文物局新公佈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中的各項新的觀念和管理方式，使發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次發掘在上述4個地點布方21個，加上遇到遺蹟進行的擴方面積，發掘總面積776平方米，清理各類遺蹟94處，其中窯爐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個、灶7座、墓葬2座、溝6條、界牆8道，出土了數以噸計的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其中完整或可復原標本數千件，這些出土的標本中不乏以往我們認識的定窯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獨特器物。發現帶有“官”、“尚藥局”、“尚食局”、“東宮”和“喬位”等款識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殘片數十件；地層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紀年材料。總體上看，此次發掘的學術目的已基本實現，資料整理工作已在緊張有序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