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黨爭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為宰相，開以新政，是為王安石變法。新政雖切中時弊，但實行上頗有問題，遭到朝中保守派大臣極力反對，是為舊黨。

舊黨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晉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予以抗衡。新舊黨爭前後持續凡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有時爭論只是書生意氣之爭，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當政，司馬光曰 ：“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 ^[1]  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馬光執政，幾盡罷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廣東一帶），開啓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與司馬光相繼病逝，守舊派繼續掌握大權，黨爭仍無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兩黨，得勢反對黨又分成三派：

洛黨朱光庭、賈易等攻擊蘇軾誣衊宋仁宗不如漢文帝，宋神宗不如漢宣帝，以為是對先王不敬。這時呂陶、上官均挺身而出為蘇軾辯護，史稱蜀洛黨爭（蜀洛朔黨爭）。至此黨爭僅淪為意氣之爭，終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進京出任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恢復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 ^[1]  意為繼承，曾布用為翰林學士，張商英進用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對元祐諸臣大肆報復，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諡，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宣仁太后，為哲宗所止。

余英時説：“黨爭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 ^[2]  ，又説“在熙寧變法以前，皇帝是超越於黨爭之上的；但在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3] 

到了徽宗時期，將章惇則以罪貶逐於外，改用韓忠彥、曾布為相，試圖化解新黨爭，但黨爭已是無可化解。徽宗只好啓用蔡京。蔡京當政，與宦官童貫等勾結，立“元祐黨籍碑”，將司馬光等人一一定為奸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