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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州

(中國古代西北都會)

鎖定
涼州,是今甘肅省武威市的古稱,享有“天下要衝,國家藩衞”和“五涼京華,河西都會”的美稱。 [5]  [18] 
涼州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很早。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戎、崔、月氏烏孫等北方民族聚族而居。 [3]  雍州之地,春秋以前為西戎佔據,月氏駐牧地。西漢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佔領河西走廊。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漢武帝命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率軍西征,進攻河西走廊,將匈奴徹底趕出河西,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設置河西四郡,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實現了“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西漢“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在西北設涼州刺史部,轄武威郡、酒泉郡、金城郡、敦煌郡、張掖郡、隴西郡等十郡,以武威姑臧縣(今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為治所 [4-5] 
之際,涼州是中國西北地區僅次於長安的最大古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前涼、後涼、南涼、北涼,初的大涼都曾在此建都,以後歷為郡、州、府治。它還是古代中原西域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絲綢之路”西段的要隘,中外商人云集的都會,並一度成為中國北方佛教中心。著名的涼州詞(曲)、西涼樂西涼伎都曾在這裏形成和發展,對保存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傳播西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 
中文名
涼州
外文名
Liangzhou
別    名
姑臧雍州
所屬地區
中國西北地區
地理位置
甘肅省武威市
歷史評價
“天下要衝,國家藩衞”、“五涼京華,河西都會”

涼州建制沿革

為雍州之地,春秋以前為西戎佔據,為月氏駐牧地,西漢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佔領河西。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擊敗匈奴,河西走廊納入西漢版圖,後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4郡。境內置武威郡隸屬涼州刺史部,領姑臧、張掖、武威、休屠、揟次、鸞鳥、撲擐、媪圍、蒼松、宣威共10縣,以姑臧(今涼州區)為治所。東漢獻帝興平元年(194年)六月,武威郡隸屬於雍州,領14縣,為姑臧、張掖、武威、休屠、揟次、鸞鳥、撲擐、媪圍、宣威、倉松、鸇陰、祖厲、顯美、左騎千人官。
三國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十月,重置涼州,轄武威等7郡,州治武威郡姑臧縣,武威郡領姑臧、宣威、武威、揟次、倉松、顯美、驪靬、祖厲、休屠、鸞鳥、撲擐、張掖、鸇陰、媪圍共14縣。
西晉初,隸屬涼州,轄姑臧、宣威、揟次、昌松、顯美、驪靬、番和7縣。晉愍帝建興二年(314年)五月,張寔建立前涼,建元永安,設置涼州、河州、沙州、定州、商州和秦州共6州。武威郡屬涼州,領姑臧、祖厲、宣威、揟次、倉松、顯美、驪靬、鸇陰、番禾9縣。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呂光改元太安,定都姑臧,史稱後涼。後涼轄武威等26郡,武威郡領姑臧、祖厲、宣威、揟次、顯美、驪靬和鸇陰7縣。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正月,河西鮮卑族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建元太初,建都西平(今青海西寧),是為南涼。晉安帝義熙四年(408年)十一月,禿髮傉檀稱涼王,都城移至姑臧,置武威郡等14郡及邯川護軍。武威郡隸屬涼州,領姑臧、祖厲、宣威、揟次、顯美、驪靬和鸇陰共7縣。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年)五月,段業創建北涼,置有涼、秦、沙3州。武威郡隸屬秦州,仍領姑臧、祖厲、宣威、揟次、顯美、驪靬、鸇陰7縣。晉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李暠建國西涼,以漢人一萬户僑置會稽、廣夏2郡,餘户分置武威、武興、張掖3郡。武威郡仍領姑臧、祖厲、宣威、揟次、顯美、驪靬、鸇陰7縣。
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燾親征河西,滅北涼,據河西,境內仍為武威郡,屬涼州,武威郡領林中、襄城2縣。涼州治所林中。西魏文帝大統元年(535年),滅北魏,據涼州,置武威、昌松、魏安、番禾、廣武5郡。武威郡領姑臧、林中、襄城、顯美4縣。北周世宗孝閔帝二年(558年),置涼州總管府,治所姑臧,統武威、廣武2郡。武威郡領姑臧、昌松、白山、力乾、安寧、廣城、鄣和、燕支共8縣。
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廢武威郡,置涼州總管府,治所姑臧。隋煬帝大業初年(605年),廢涼州總管府,復置武威郡,郡治姑臧縣,領姑臧、昌松、番禾、允吾4縣。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廢武威郡,置涼州總管府,治姑臧。武德七年(624年),廢涼州總管府,改置涼州都督府。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分全國為10道,涼州屬隴右道。武威郡屬涼州,轄治範圍仍沿用隋朝建置。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又改涼州為武威郡,轄姑臧、神鳥、天寶、昌松和嘉麟5縣。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復改武威郡為涼州。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涼州被吐蕃佔據,置西涼府。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廢帝建立後梁,之後黃河流域先後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替建國,史稱“五代”時期。“五代”時西涼府雖領神鳥、嘉麟2縣,曾間置節度使或留後,但始終為吐蕃自立政權自置官吏統治。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吐蕃部族在西涼府設置西涼府折逋葛支、西涼府六穀部首領潘羅支等自立政權。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七月,北宋轄管西涼府,領姑臧、神鳥、番禾、昌松和嘉麟5縣。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攻佔甘、涼二州,從此,河西屬西夏版圖。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在武威置西涼府,屬甘肅軍司(治甘州)轄。其下所置史無記載。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在永昌府置永昌路,降西涼府為州。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轄領西涼州和莊浪縣兩個縣級政權。明洪武五年(1372年),置甘州衞(今張掖)和莊浪衞(今永登),統領河西地區。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在莊浪設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統領河西各衞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由莊浪徙治甘州。轄甘州5衞(甘州左衞、右衞、前衞、後衞、中衞)及永昌、涼州、莊浪、西寧、臨河等衞户所。清初承明制,為西寧道。轄涼州衞、鎮番衞、永昌衞、莊浪衞和古浪守禦千户所。清康熙二年(1663年),改為涼莊道。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改涼州衞為武威縣,改永昌衞為永昌縣,改莊浪衞為平番縣,改鎮番衞為鎮番縣,改古浪守禦千户所為古浪縣。置涼州府,治所武威縣,隸屬涼莊道。領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5縣及莊浪茶馬廳。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改涼莊道為甘涼道,治所武威縣。涼州府隸屬甘涼道,領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5縣及莊浪茶馬廳。
民國初沿清制。民國十一年(1922年),廢除府州,分甘肅道為甘涼道和安肅道。甘涼道治武威縣,領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張掖、民樂、山丹、撫彝9縣。民國十八年(1929年),改鎮番縣為民勤縣。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甘肅省第六行政督察區成立,轄武威、民樂、民勤、永昌、山丹、張掖、臨澤、古浪8縣,治所武威。民國三十年(1941年),將甘肅省第六行政督察區改為武威專員公署,治所武威縣,轄武威、民勤、永昌、古浪、永登5縣。
1949年10月14日,甘肅行政公署武威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成立,下轄武威、永登、景泰、古浪、民勤、永昌6縣。1950年5月,天祝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歸武威分區管轄撤銷張掖分區,張掖、民樂、山丹三縣劃歸武威分區;將景泰縣併入靖遠縣。1955年10月,武威、酒泉兩專區合併,成立張掖專區。1961年11月,恢復武威專區,轄武威、民勤、永昌、古浪和天祝藏族自治縣。1963年10月,永登、景泰兩縣劃歸武威專區。1969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的阿拉善右旗劃入武威專區。1970年3月,永登縣劃歸蘭州市。1979年7月,國務院決定將阿拉善右旗交由內蒙古自治區管轄。1981年2月,永昌縣劃歸金昌市管轄。1985年4月,撤銷武威縣,設立縣級武威市。同年5月14日,景泰縣劃歸白銀市。至此,武威地區轄縣級武威市及民勤、古浪和天祝共3縣1市。
2001年5月,撤銷武威地區設立地級武威市,原縣級武威市改稱為涼州區。武威市人民政府駐地涼州區,轄涼州區、民勤縣、古浪縣和天祝藏族自治縣共3縣1區。 [4] 

涼州城市發展

涼州絲路要衝

絲綢之路開通後,涼州由於地理位置的優勢,成為連接中原西域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是關內外各民族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絲綢之路的繁榮為漢朝的發展帶來了大量的財富,而涼州則是從長安向西的必經之路,扼住了涼州,就等於扼住了絲綢之路的咽喉。
漢書·地理志下》明確説到漢武帝時代控制與經營河西地區的目的:“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西漢初年,匈奴佔據河西之地。為解除西部邊境的威脅,打通西域,前121年,漢武帝命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率軍西征,進攻河西,把匈奴勢力徹底趕出了河西。西漢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設置河西四郡,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實現了“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西漢“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在西北設涼州刺史部,轄武威郡、酒泉郡、金城郡、敦煌郡、張掖郡、隴西郡等十郡,大致管轄範圍是今甘肅、寧夏及青海省東部。
為了保障絲綢之路交通線的暢通,西漢採取了“遠交近攻”的戰略。具體措施分為兩個階段,前期重點是聯合月氏、烏孫制衡匈奴,之後,重點逐步轉向威懾和征服西域諸國。東漢初期,匈奴又強大起來,重新奪回了西域諸國的控制權,絲綢之路一度中斷。《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東漢王朝繼續沿用西漢時期的國家戰略,通過軍事、外交等手段,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但無論是西漢的“遠交近攻”,還是東漢的“三絕三通”,都離不開涼州這個重要的基地,有關絲綢之路暢通的軍事行動,諸如軍事集結、後勤支持、戰馬供應等等,沒有涼州的前突地位及戰略支撐,是不可能實施的。因此,在兩漢時期,涼州不僅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而且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位及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絲綢之路的“通”與“絕”,映射着絲路文明的繁華與衰敗。 [5] 

涼州隔絕羌胡

西漢採取“斷匈奴右臂”的行動,目的就是隔斷匈奴與西域諸國的政治經濟聯繫,分化羌胡匈奴的聯盟,這就是所謂的“隔絕羌胡”策略。《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後漢書·西域傳》記載,“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只有隔斷匈奴與西域諸國及羌胡的聯繫,就可以減弱他們對抗漢朝的能力,從而促進漢朝對於西域的統一。而涼州,就成為隔斷匈奴與羌胡聯繫的戰略要地。與之相反的是,兩漢時期,匈奴也想方設法與羌胡取得聯繫。這種“隔絕”與“反隔絕”的鬥爭從西漢一直延續到東漢。
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西漢“徵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意思就是匈奴一直想與羌胡聯合,想奪回河西四郡,故屢次派遣使者前來聯合、引誘諸羌叛亂。因為兩漢對涼州的牢固掌控和不斷經營,導致匈奴與羌胡的多次聯合計劃均以失敗告終。
東漢時期,涼州的這一戰略地位仍然舉足輕重。《後漢書·任延傳》記載:“延視事四年,拜武威太守……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北當匈奴,南接種羌”,説出了涼州承擔的“隔絕”之重任。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針對北匈奴不斷南侵,大將軍耿秉建議:“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臣愚以為當……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匈奴可擊也。”大意是繼續沿用隔絕之策,逐個擊破,徹底打敗匈奴。東漢朝廷認為此計可行,令耿秉竇固等領軍出屯涼州。《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公元123年,北匈奴連年侵擾河西,尚書陳忠上疏道,匈奴有可能“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可見,漢朝在西北實施的每一項有關“隔絕”的戰略,涼州都處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涼州,成為執行“隔絕羌胡”這一國家戰略的重要實施地。 [5] 

涼州經略西域

兩漢時期,涼州成為漢朝經營西域、開疆拓土、擊敗匈奴的重要前沿基地,為多民族大一統的中國疆域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涼州作為前沿基地,為西漢王朝經營西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於中原王朝而言,擁有涼州也就擁有了整個西域。
漢武帝佔據河西之後,漢王朝開始與匈奴爭奪對西域的控制權,通過軍事和外交的努力,幾經反覆,漢文化終於實現了在西域地方的有效擴張,西域諸國“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成為歷史定局。前109年,因為樓蘭攻劫漢朝使節,梗阻絲路,西漢派趙破奴兵出河西,攻破姑師,俘虜樓蘭王;前104年,漢武帝在涼州刺史部所轄範圍內集結大軍,任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軍征討西域大宛,獲三千餘匹汗血寶馬凱旋,威震西域。漢武帝遠征大宛,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長途遠征,不僅重新開通了西域商道,也為日後漢朝對西域進行有效管轄奠定了基礎;前99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漢昭帝繼位後,大將軍霍光傅介子刺殺親匈奴的樓蘭王安歸,改樓蘭國名為“鄯善”;前68年,西漢侍郎鄭吉率兵1500人屯田車師;前60年,西漢在烏壘(今輪台縣境內)設立西域都護府,任鄭吉為西域都護,從此,“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所有這些勝利,都離不開涼州刺史部管轄地的傾力支持和後方依託。
東漢初年,匈奴佔據了部分西域地區,涼州又成為出擊匈奴、收復西域的最前沿。公元73年,東漢王朝派遣涼州牧竇固率河西兵大敗匈奴,收復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開通向西域的門户;公元75年,拜耿秉為徵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公元90年六月,大將軍竇憲出鎮涼州,後以此為後方基地,平定匈奴。即使在東漢後期,涼州依然為爭奪西域貢獻力量,據《資治通鑑》記載,公元170年,涼州刺史孟佗使從事任涉率敦煌兵五百人,與西域長史張晏等合兵三萬餘人,進討疏勒
可見,整個兩漢時期,涼州成為朝廷經營西域、擊敗匈奴穩固的橋頭堡壘。 [5] 

涼州國家藩衞

西漢揚雄在《涼州箴》中寫道:“上帝不寧,命漢作涼。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強胡。並連屬國,一護彼都”;東漢政論家王符在《潛夫論·救邊》也分析道:“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他們都認為涼州是京都長安的門户和屏障,在地理位置上有重要意義。公元110年,東漢名將虞詡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他説:“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虞詡認為,如果放棄涼州,那麼京畿地區便成為邊塞,從而使皇家園陵失去屏障,這是根本不可行的事情。
此外,漢朝還在涼州地區築長城、立亭障、置烽燧,以加強防禦措施。霍去病擊敗匈奴、打通河西走廊之後,漢王朝就下詔修築自永登經武威至酒泉的長城。漢長城按牆體和壕溝(壕塹)兩種形式修築,其間燧、墩、堡、城連屬相望,所謂“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裏一堡,百里一城”。遇到敵情,烽燧遞傳,日達千里而至長安。
險要的地理位置以及雄兵、要塞,讓涼州成為守護長安的堅固屏障,也為古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安全保障。 [5] 

涼州移民屯田

西漢佔據河西走廊之後,逐步開始在河西四郡屯田。《漢書·食貨志》記載:“元鼎二年(前115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這是西漢在河西地區屯田的開始。《漢書·溝洫志》記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由於河西一帶水資源豐富,且土地平整,軍民屯田的積極性很高。
涼州是西漢時期最早實行屯田制的地區之一。西漢為經營這一地區,先後組織了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把中原地區的貧民遷徙到河西屯田。隨着移民屯田政策的不斷延續,到了西漢中晚期,涼州的農耕經濟規模,逐漸超過了傳統的遊牧業,商貿交流不斷擴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日趨接近中原地區,涼州一帶出現了“民俗質樸,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的局面,漢代也因此而牢牢鞏固了涼州。涼州出土的數量眾多、保存完好、內容豐富、史料可貴的漢簡,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涼州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
從西漢開始的屯田,是涼州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開發。到了東漢,涼州的農田水利、教育文化繼續發展。《後漢書·任延傳》記載,“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與逐年發展的農業相輔相成的是,涼州傳統的畜牧業仍然十分發達,《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涼州的農牧業經濟不斷髮展,為兩漢抗擊匈奴、遠征西域、鎮壓羌胡叛亂提供了後勤保障及大量戰馬,同時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方便條件。 [5] 

涼州中西交流

兩漢時期,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上,武威始終是一個重要的驛站
漢武帝時期開始,隨着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域和中原交往頻繁,出現了“胡商販客,日款塞下”“使者相望於道”的盛況。西域的農作物胡麻、蠶豆、葡萄、苜蓿等相繼傳入內地,被譽作“天馬”的大宛汗血寶馬烏孫馬以及西域的音樂、舞蹈、樂器等也傳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織品以及冶煉、開渠、鑿井等技術也傳到西域。一時之間,絲綢之路上中外使者、商隊絡繹不絕。來自中原和西域的物產源源不斷地行走在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來到河西的中心涼州,再進行中轉,極大地豐富了西域和內地人民的物質、精神生活,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東漢初期,涼州的中西交流更加繁盛,《後漢書·孔奮傳》記載,“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大意是姑臧被人們稱為富縣,這裏與羌胡通商貿易,每天有四次集市。用現代的概念來表述,那就是一個國際貿易集散中心。 [5] 

涼州將才輩出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這是《資治通鑑·漢紀·卷四一》中的記載,從中説明了漢代涼州崇軍尚武,將才輩出。
兩漢時期,涼州尚武之風盛行,成為天下精兵良將所在之地。《後漢書·陳龜傳》記載,“今西州邊鄙,土地瘠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後漢書·虞詡傳》記載,“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後漢書·鄭泰傳》記載:“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並、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後漢書·鄭泰傳》記載:“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在騎射習武之風盛行的大環境下,涼州一帶也湧現出許多勇敢善戰的將領,典型的代表就是在東漢時期威震羌胡的段熲皇甫規張奐等。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熲字紀明,因為三人的表字都有個“明”字,又同時在東漢治羌戰役中立功揚名,威名遠播涼州邊關,故在當時,被稱為“涼州三明”。
到東漢末年,涼州軍事力量過度膨脹,湧現出瞭如馬騰韓遂馬超董卓郭汜等涼州軍閥,後來涼州兵席捲關中一帶及長安,不僅左右了朝政,而且客觀上加速了東漢政權的滅亡,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涼州將士的強悍。 [5] 

涼州地理環境

兩漢時期的涼州,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是“隔絕羌胡”的戰略要地,是經營西域的橋頭堡壘,是守護長安的天然屏障,又是經濟發達的富庶之地、中西交流的重要驛站,而且還是精兵猛將的培育基地。
東漢末年,一場有關涼州的爭論在朝廷進行。當時涼州西羌反叛,朝廷征伐失利,司徒崔烈認為應該放棄涼州,漢靈帝劉宏詔令百官在朝會上討論。議郎傅燮厲聲反駁道:“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衞”,絕不能放棄,並有理有據地分析了不能放棄的原因。最終,朝廷認同了傅燮的見解,決定繼續守衞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衞”,短短八個字,説出了漢代涼州重要的戰略地位。 [5] 

涼州人口變遷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武帝時,武威郡共有17581户,76419人。東漢時災害頻繁,武威郡人口隨之下降,據《續漢書·郡國志》載,武威郡户減至10042,口減至32226人。至時,武威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口大幅度增長,《舊唐書地理志》載,唐天寶時,武威郡己達22462户,120281人。明朝統一全國後,採取大規模移民、屯田的政策,充實邊防,全國人口逐漸回升。明洪武、永樂年問,武威人口發展到9112户,49538人。清朝,經過康乾盛世,武威人口較明時有很大發展,至乾隆年間,武威共有64607户,372323人。民國時期,人口基本處於“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的狀態。1946年後,隨着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人口開始逐漸回升,並趨於穩定。到1949年,武威人口達到87萬人。
建國後,武威總人口由1949年的87萬人發展到2010年的181.66萬人。期間,人口發展大致經歷了六個階段:1950年—1957年,是第一個人口迅速增長階段。8年間,淨增人口22.727萬人,增長26.57%,形成了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峯;1958—1963年,是本市人口發展的低谷階段。由於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本市死亡人口、外流人口的比例增大,到1961年底,全市總人口比1957年減少96585人,形成了建國以來人口發展史上的第一個“低谷”;1964一1973年,是本市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高峯階段;10年間,全市淨增人口36.16萬,增長27.57%,年均增加36158人;1974一1988年,是本市人口穩定增長階段。這一階段,由於廣泛開展計劃生育,大力控制人口增長,全市人口增長過快的勢頭得到初步遏制,人口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到1988年,總人口達160.90萬人;1989年—2002年,為人口過快增長得到有效遏制階段。這一階段由於《甘肅省計劃生育條例》出台,計劃生育政策進一步得到貫徹落實,人口過快增長得到有效遏制;2003年起,為穩定低生育水平階段。2003年,全市人口出生率首次降到10‰以內(9.16‰),本市人口進入低生育水平發展階段。2010年“六普”全市常住人口181.66萬人。截至2015年底,常住人口181.64萬人,其中,城鎮人口65.25萬人,鄉村人口116.39萬人,聚居着漢、藏、回、蒙等38個民族。 [3] 

涼州經濟發展

唐朝時期,是涼州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政府採取足兵足食及屯田、屯牧等措施,人民休養生息,生產得到長足的發展。史載武則天長安年間,屯田豐收,涼州都督府所積軍糧可支數十年。 [1] 

涼州交通運輸

涼州是中西商賈雲集和物資集散之地。“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反映了唐代涼州便利的交通、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商業貿易。唐代西來的商人多來自突厥回紇大食波斯等國,主要販運珠寶、香料等到中原,又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帶回本土,涼州就成為他們駐足的地方。 [1] 

涼州歷史文化

涼州方言

涼州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種,屬蘭銀官話河西片。
與中古音系、北京話音系有對應關係。
有27個聲母,29個韻母,3個調類。聲母方面,根據發音方法的不同,分為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邊音;韻母方面,分為單元音、複元音和鼻韻尾韻母;聲調方面,單字調有3個,雙字調有7種基本變調形式。 [6-7] 

涼州民族

武威歷史悠久,自古就是一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區。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戎、崔、月氏烏孫等北方民族聚族而居。漢代初年,生活着匈奴月氏烏孫盧水胡羌人等少數民族。截至2020年5月,武威有藏、土、回、蒙等44個少數民族7萬多人,佔總人口的4.1%,少數民族分佈具有“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
諸多民族往來遷徙、興替往復,各民族共同生產生活,不同的文化往來互鑑,形成了武威獨特而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積澱。特別是“涼州會盟”等民族團結的鮮活事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鞏固作出了積極貢獻。 [8] 

涼州藝術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截至2019年12月)
河西寶卷·武威
河西寶卷·武威是在唐代敦煌變文、俗講以及宋代説經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種民間吟唱文娛活動。變文、俗講和説經主要吸收和沿襲了敦煌佛經的結構,而武威寶卷則是在繼承的同時更加民族化、地方化、民間化了,成了中國民間講唱文學的一種。武威寶卷主要在武威市涼州區、古浪縣、天祝縣流傳。武威寶卷的韻文采用了各種曲調,亦加進了部分涼州民歌調,如“哭五更”、“蓮花落”、“十勸人”等。 [9] 
涼州攻鼓子
涼州攻鼓子是流傳於涼州區四壩鎮楊家寨的一種民間鼓樂舞蹈。攻鼓子的產生和發展與西涼樂舞的歷史同步,又是一種漢唐軍旅出征樂舞的遺存。表演者手到、眼到、神到的擊鼓技巧加上鼓點強弱的不斷變化,常使人聯想起古代戰爭的場面。一旦舞動忽如長蛇般疾衝,忽而施走太極,忽而形成方陣,都給人以威武雄壯、神秘莫測,粗獷豪放的美感。 [9] 
涼州賢孝
涼州賢孝, 又稱涼州“勸善書”,是根植於涼州本土的一種古老悠久的民間説唱藝術。涼州賢孝的內容,主要以述頌英雄賢士、烈婦淑女、孝子賢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故事為主,寓隱惡揚善、喻時勸世、因果報應、為賢盡孝等宗旨於其中,故名為“賢孝”。演唱中間,藝人們邊與聽眾交流,邊有即興創作,往往妙語連珠。 [9] 
華鋭藏族民歌
華鋭藏族民歌,中國藏族民歌種類之一,是流傳於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華鋭藏族居民中的一種民歌形式。以唱詞洗練,富有文學性,旋律優美動聽而著稱,是華鋭民族民間文化中的精華,具有了可誦、可唱亦可伴舞的特點。但用文字形式記載下來的仍為少數,大多仍然用口頭傳唱。代表作品有:《創世紀》、《珠東論戰》、《格薩爾大王歌》等。 [9] 
天祝土族格薩爾
天祝土族《格薩爾》是以詩歌和散文、吟唱和道白相結合的方式將現實生活中的故事、神話、諺語、格言等融為一體進行傳唱,用藏語演唱,土語道白或解釋(有時也用漢語解釋)。演唱前後均要煨桑點燈,禱告神佛。演唱者與聽眾要穿戴整齊,演唱的場合要打掃乾淨。演唱時,一般是一位藝人,有時也有兩三位藝人同場演唱,有合唱、對唱及問答,堪稱口頭表達藝術生動鮮活的樣本。 [10] 

涼州文物

  • 銅奔馬
銅奔馬,又稱“馬踏飛燕”,1969年10月出土於武威雷台漢墓,1983年10月被國家旅遊局確定為中國旅遊標誌,1986年被定為國寶級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 展覽文物目錄》。一經出土就以其靈動絕美的造型,引發人們無限遐想。 [11] 
  • 西夏碑
西夏碑,是迄今所見唯一的西夏文和漢文對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漢夏合璧”的特點對於破解西夏語言文字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同時,碑銘在研究西夏的社會經濟、土地制度、帝后尊號、紀年、官職、民族關係、地震、佛教等方面,都是豐富而珍貴的資料。1961年3月4日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2] 

涼州詩詞

涼州詞》是千年歷史陶冶下的不朽遺存,是韻洗禮過的文字精粹,是武威悠久燦爛的文化見證。 [13] 
據統計,全唐詩中以《涼州詞》為題或以涼州為背景的詩有100多首。唐代以後,仍有不少冠以《涼州詞》的邊塞詩。 [14] 
品讀《涼州詞》讓人體會到了藴含在武威的文化精華,領略了渾厚燦爛、開放包容、氣象恢宏、創新發展的涼州文化魅力和“崇文尚德、包容創新”的武威城市精神。 [15] 

涼州節會

  • 涼州文化論壇
武威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尤其五涼文化以其“兼收幷蓄,融合創新”的鮮明特徵和“承前啓後,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的重要地位,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歷久彌新。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羣表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將與武威市深入廣泛合作,深入挖掘研究涼州文化的深厚底藴,進一步促進涼州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文化資源挖掘研究、人才隊伍培養、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遺餘力地給予支持,讓涼州文化研究工作結出更加豐碩的成果。 [17] 
2017年9月16日,第一屆涼州文化論壇在武威市舉行,餘秋雨葛劍雄史金波陳星燦等10餘位國內著名專家學者雲集武威,以涼州文化為核心主題展開學術探討和豐富多彩的活動,分享涼州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涼州獨特的文化韻味,共同探究涼州文化,論道如何打造涼州文化品牌、提升涼州文化價值。 [1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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