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之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而且南宋內部問題多多，士風日下，吏治腐敗。官俸和軍費佔了國家大量的財政收入。宋高宗時期，政府加重税，又使農民造反。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禪位於趙昚，是為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後，頗欲有番作為，改革朝政，力圖恢復，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戰派，鋭意收復中原。重新拜張浚為相。並且，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説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 ^[1] 

宋孝宗吸取秦檜長期位居宰相、形成盤根錯節勢力的教訓，大大縮短了宰執的任期。孝宗時刻提防宰執發展個人勢力，結成朋黨。孝宗還十分嚴格地遵守外戚不預政的“家法” ，成功地防止瞭如同後來韓侂冑、賈似道以外戚擅權攬政的局面。在宰執集團內部的宰相與執政的關係上，宋孝宗也力圖使參知政事成為牽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參知政事的設立，確實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權的作用，而且宰執間議論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但是，在“元豐改制”後，參知政事廢而不置，其職事歸中書、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垂，成為宰相的屬官。南宋建立後，雖復置參知政事一職，但其地位、權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設時相比。

此外，宋孝宗還加強台諫官的監察職能，其主要目標是針對宰執集團，尤其是針對宰相的。首先，孝宗將台諫官的除授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斷宰相與台諫官之間互相援引、倚為鷹犬的關係。孝宗勤於理政，在南宋諸帝中還是出類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靈時已無一則自事，思日： 豈有未至者乎? 則求三兩事反覆思慮，唯恐有失。” ^[2]  以致在他禪位光宗的前一天，還在親自除吏。通過對孝宗理政的考察，不難發現，在他日理萬機，事必躬親的背後，隱藏着他對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們蒙弊。 ^[3] 

在軍事上，整軍興武，宋孝宗在五年間，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閲兵，還積極選拔將領，自己也學習騎射。南宋的軍隊戰力有很大的提高。 ^[4] 

主張抗金的大臣張浚已於和議前去世，宋孝宗轉而依靠指揮采石之戰的虞允文。虞允文於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樞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

宋孝宗決定採取分別從江淮、四川東西兩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此前一年，宋孝宗還將三衙之一的侍衞馬軍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為宋軍東路的前進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卻遲遲不能確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於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與虞允文相約東西兩路攻金的戰略落空。

此後，宋孝宗雖然也整軍練武，積極作好攻金的準備，又幾次以接受金朝國書儀式不平等而發難，企圖以之激化矛盾，引發軍事對抗，但他既受制於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們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聽仍舊。“壽皇聖帝（孝宗）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厲士卒，所以為武備者，無所不講” ^[5]  。

金世宗也“每戒羣臣，積錢穀，謹武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宋孝宗）之將有為也”。

但始終制約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歲的高齡去世，宋孝宗已是年過60的花甲老人。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斷的擴充軍事力量，在內地和邊防增招兵員，但是鑑於當時養兵費用浩繁，宋孝宗大膽改革軍事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義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時，聚而教之”。義兵制的實質在於寓兵於農。義兵既不脱離生產，又不荒廢教閲，既壯大了軍事力量，又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當時四川地區共有義兵5.3 萬人，與等額官軍相比，每年節省財政開支六七百萬。採取義兵制也是迫於當時國家的需要，一方面軍事力量不足難以抵禦外侵，一方面國內經濟尚需發展，民不富裕，財政壓力大，因而只能採取此種能稍稍兩全之策。像選拔文官一樣，宋孝宗非常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要求各地薦舉將領不受等級和數量的限制，經武舉考試合格者，還必須到軍中涪熟軍政7年，樞密院設置諸軍大小將領的花名冊，以備隨時抽驗考核。 ^[6] 

宋孝宗為了恢復北宋中期的盛況，首先從整頓內政入手，安定民心，改變以往賑災方式，就是社倉法。又改變鹽鈔，將官府拖欠鹽商的錢還給鹽商，又放寬了鹽的專賣。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減冗官，又嚴格控制萌補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員兒子即可當官的情況沒有了。對官吏還經常考察實際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職。

注意發展經濟和文化發展經濟，首先在於減輕人民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詔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注意實效。例如，南宋初年以來，經常提前徵收本税季的田賦，稱為“預催”。夏税雖然規定是八月半納畢，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卻規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臨安。到宋孝宗時，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須三、四月就要徵收，而此時的農作物根本沒有成熟，雖然多次下詔禁止，但户部並不執行。因為，每年四、五月間指靠預催到的61萬貫折帛錢供開支使用，若不預催，“恐至期缺誤”。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後就説：“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於是，參知政事龔茂良提出，將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庫借的60萬貫錢，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宋孝宗隨即下詔，此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幹涉下終於得到解決，至少在宋孝宗時期因而“民力少寬” ^[7]  。

又如地方官常以“羨餘”名義進奉錢財，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寵，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時就指出：“今日財賦安得有餘”，並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進獻的“羨餘”。

但到淳熙五年，紹興知府張津，又將“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作為羨餘進獻，宋孝宗詔令將此錢即作為“代納今年和買、身丁（税錢）之半” ^[8]  ，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納，則折算成明年應納税錢之數，宋孝宗以之“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規勸官員為民多辦實事。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 ^[9]  ，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

如在淳熙二年（1175）時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並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

孝宗時“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闢，雖有水旱，民無菜色” ^[10]  ，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1163），即下詔將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户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發行的紙幣，增加其權威性，以促進其流通。

宋孝宗對會子十分關心。

“楮（會子）未至於滯（指民眾不信任而難於流通）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幣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於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多（指發行量過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現）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通矣。” ^[11]  ，即是對宋孝宗紙幣政策的評價。

由於政策恰當，保持了紙幣幣值的穩定與流通，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宋孝宗時社會經濟繁榮興盛的反映。

宋孝宗在位時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經濟、文化最繁榮興盛的時期，宋孝宗不僅慎選官吏，注意吏治，還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發展生產。

輕徭薄賦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説：“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將當年税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孝宗也説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税賦，下詔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徵收2.4萬多石供應福州，孝宗於乾道元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將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1.2萬多緡，一直沿徵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宋孝宗一改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樹一派打一派的學術政策，他對主流學派王安石新學及新興起來的程朱理學，採取兼容幷蓄、共同發展。

宋孝宗雖也對新學有一些微辭，但對理學派攻擊新學推崇理學卻並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學錄魏掞之攻擊“王安石父子，以邪説惑主聽，遊人心，馴致禍亂”，“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列於祀典”，不僅不予理會，還將他出為台州州學教授。 ^[12]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蘇氏蜀學，在宋孝宗即位後重新興起。宋孝宗為蘇軾文集作序讚揚，並追諡蘇軾“文忠”、蘇轍“文定”，追贈蘇軾太師，對蘇氏蜀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正是宋孝宗倡導的百家爭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環境，才使得58歲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説：“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 ^[13]  在隨後舉出的諸子中，不僅有理學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學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學派的蘇軾。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學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學者黃震所稱許的∶孝宗乾（道）淳（熙）時，“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

其時，不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如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著名詞人辛棄疾等，他們都活躍在宋孝宗時期。 ^[14] 

理學的發展政治的相對清明，學術思想比較開放，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帶來了思想文化方面的興盛與發展。

正如南宋末年的黃震所説：“乾、淳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代，南宋的著名學派差不多都是這個時期形成的。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時逐漸建立起完整而系統的理學體系，形成集理學大成的學派。朱熹出生於尤溪，主要活動於建陽、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屬於福建路，稱為閩學派。

理學心學學派的創建者陸九淵，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稱江西學派，也是在此期內形成。著名的“鵝湖之會”，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兩大學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鉛山縣城（今鉛山東南）東北的鵝湖寺，進行的著名哲學辯論會。

反理學的主要學派是陳亮、葉適的功利學派。陳亮出生和主要活動在永康（今屬浙江），也稱永康學派。他倡導功利主義，反對空談義理。在淳熙九年以後的數年間，與朱熹通過書信展開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義利”之辯。葉適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學派的代表，其觀點和陳亮相近。他們倡導的事功之學，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相抗衡，鼎足而三。

此外，還有張栻為代表的理學湖湘學派、呂祖謙為代表的呂氏婺學派、唐仲友為代表的唐氏婺學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時期的學術繁榮。

文學與教育文學方面，如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的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詞人辛棄疾，主要活動期都在孝宗朝。大詩人陸游創作最多的時期，是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期間，後來彙編入《劍南詩稿》，詩人正是在此時獲得“詩家三昧”的。而詩人楊萬里自稱也是“戊戌（淳熙五年）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作詩，忽若有悟”，從而走上詩歌創新之路，創作出大量清新而雅俗共賞的詩篇。范成大於乾道六年出使金朝，不辱使命，還寫下了72首充滿愛國主義思想的詩篇，後任至副相（參知政事），其所寫反映人民生活的田園詩，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田園詩的典範。尤袤也是當時的著名詩人。辛棄疾在孝宗朝歷任封疆大吏，所作大量詞作，慷慨豪放，是蘇軾之後的第一人，充滿愛國主義思想，反映時代精神，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學術繁榮也帶來了教育的發達，除了國家辦的府學、州學、縣學，南宋書院大量興起，也在孝宗時。

官員修建的，如乾道元年潭州知州劉珙重建嶽麓書院、淳熙六年南康（今江西星子）知軍朱熹重修白鹿洞書院、淳熙十二年衡州知州潘時重建石鼓書院等。私人創辦的書院更多，著名的有朱熹於淳熙十年在武夷山下創辦的武夷精舍，陸九淵於淳熙十三年被免職後回家鄉貴溪象山創辦的象山書院，婺州城東的呂祖謙創辦的麗澤書院，等等。

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史稱“乾淳之治”，史稱為“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15]  。

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實的中興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