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於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河南便發生動亂，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白鍠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建中三年（782年），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離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發生二帝四王之亂，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進士科，便刻苦讀書。 ^[42]  他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 ^[3] 

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離。後白季庚升任襄州別駕，他隨父至襄陽。貞元十年（794年），父親死於襄陽，白居易回符離，為父守喪。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饒州浮樑縣主簿，他隨兄至浮樑，而其家遷往洛陽。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樑至洛陽省母。貞元十八年（802年）入長安，同年冬參加吏部舉行的書判拔萃科，翌年與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二十年（804年），他將全家搬到關中，定居下邽縣義津鄉金氏村。 ^[42]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授盩厔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5]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並寫大量的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於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6]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於黃牛峽，三人相遊之處被稱為三遊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並命名此地為“東坡”。 ^[8]  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9]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於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峯北建草堂，並與當地的僧人交遊。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硃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採用，於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築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於揚州、楚州一帶。 ^[10]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乾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並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於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週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10]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於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並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10]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誌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佈施於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閒適”的生活反映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並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12]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坊宅園 ^[49]  ，與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歷於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13]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僕射，諡號“文”，葬於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説：“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14]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15]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説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説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説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羣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16]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羣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17]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説：“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18]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説，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19]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説：“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説：“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説：“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20]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敍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敍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敍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21]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22]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23]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23]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説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説、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24]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25]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25]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26]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説。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於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雲。公好神仙，自制飛雲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峯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並行於世。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新、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説。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説：“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説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後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元好問：“幷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並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説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並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胡適讚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於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傑、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鍾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到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27]  [28]} 

白居易為了應舉而初來長安之際，帶着《賦得古原草送別》謁見著作（官職名）顧況，顧況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後注視着白居易，打趣説：“米價方貴，居亦弗易！”然後讀詩，讀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二句，不禁大為賞嘆，説：“道得個語，居亦易矣！”並廣為延譽，白居易由此一舉成名。 ^[39] 

有學者指出，顧況在貞元五年（789年）被貶為饒州司户，後又至蘇州，而白居易尚未至長安應舉，因此如有投詩顧況之事，應發生於饒州或蘇州，而非長安。 ^[43]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悦，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27]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於是他賣掉那匹好馬並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説：“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 。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29]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後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 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慄千鬥，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 367門。宋代黃鑑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採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蒐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彙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游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30]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與鄰近的幾位刺史錢徽、李穰及浙東觀察使元稹以詩唱和，來往傳遞都以竹筒盛詩，是為詩筒的典故。 ^[36] 

唐代新羅（雞林） 商人來唐貿易時，盡力蒐集購買白居易的詩，他們説，自己國家的宰相出百 （一作“一”） 金換一篇白詩，其中偽託的，宰相也能分辨出來。元稹感慨：“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37-38] 

白居易自撰的《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對其遠祖世系等問題，與《新唐書》《舊唐書》本傳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相關記載，均存在較多矛盾。白居易的遠祖問題錯綜複雜。一為出自羋姓。白居易在為其祖父寫的《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即自稱：“白氏羋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齊五兵尚書白建。不過，白居易的這類提法，在當時就被李商隱懷疑。二為出自姬姓。《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白建乃後周弘農郡守，“白氏出自姬姓”，為周太王之後。但周在西北，楚位於中南，兩地距離甚遠，這個分歧自宋就有學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譜》也曾指出這個矛盾。因此，這一説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會祖宗，並非“疏於考史”，其難言之隱大約是迫於當時閥閲觀念濃厚，因此不惜採用附會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門第。 ^[35] 

陳寅恪推測，白氏與西域之白或帛有關。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這種意見，並經進一步考證後認為白氏祖先是西域龜茲國的王族。因龜茲國境內有白山，因此漢朝賜其王姓“白”。1982年，顧學頡發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進一步發展陳寅恪的觀點，並提出更為堅實的材料。次年，魏長洪發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庫車摭談》，從總體上支持了陳寅恪、顧學頡等人的論點，並認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庫車地區。經過考證，薛宗正認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亂”中，統率一支龜茲軍隊到內地勤王平叛，並終老於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後追贈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後裔。 ^[35] 

主詞條：白居易墓、白園

白園是白居易的墓園，位於龍門東山的琵琶峯。白居易在詩裏曾説，“門前常流水，牆上多高樹。竹徑繞荷池，縈迴百餘步。”白園的設計已八九分的接近於此了。

白園迎門的是青谷區。夾道兩旁是青色的竹子，懸瀑濺出悦耳的水聲，荷花池飄送着夏日的清涼。聽伊亭和松風亭模仿唐代的建築設計，“亭”通“停”，提醒遊客停下腳步感受山谷的幽靜。時間在山水間是慢的。聽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婦孺皆知的《賦得古原草送別》而建。

墓體區在琵琶峯頂，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遊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紀念。其中有塊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你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誌不忘。” ^[32] 

白園旁邊還增添了一些新的紀念碑石。最醒目的莫過於日本人捐立的兩塊石碑。一塊立於1995年，落款為4個日本人，上書“櫻獻”，旁邊有一行小字碑文，以詩的語言表達着對詩人的懷念。

另一塊碑立於1988年，落款為“日本中國文化顯彰會”，並署了幾個人名。碑文用中文日文兩種文字書寫，內容為：“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您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誌不忘。”白居易被日本人作如此評價，恐怕在古詩人中也是獨樹一幟，對一般遊客來説也是難以想象的，可見白居易的世界性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