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

元稹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於東都洛陽城南，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後裔，家族久居洛陽，世代為官。 ^[2-3] 

元稹八歲時父親元寬去世，家貧無業，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其出生書香門第的母親鄭氏擔起了教育元稹的擔子。 ^[2]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為儘快擺脱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相對容易的明經科，參加朝廷舉辦的“禮記、尚書”考試，以明兩經擢第。 ^{[4]  [6]} 

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閒居於京城，但沒有終止勤奮學習。家庭藏書為他提供了博覽羣書的條件，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 ^[5] 

貞元十年（794年）得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詩及杜甫詩數百首悉心讀之，始大量作詩。 ^[5]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於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曾藉助友人之力保護處於危難之中的遠親。 ^{[4]  [5]} 

貞元十八年（802年）冬，二十四歲的元稹第二次參加貢舉。

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併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大他八歲的白居易也同登書判拔萃科，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好友。 ^[2]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門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後，才有結婚高門的資本。他在任校書郎後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為妻。據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誌銘》雲：“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 ^[7] 

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洛陽留守，赴東都洛陽上任，由於韋叢是韋夏卿小女，割捨不下，於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洛陽履信坊韋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據元稹詩文韋叢則久居洛陽。這一階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於京城與洛陽。 ^[6]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為第一名，授左拾遺，職位為從八品。 ^[8-9] 

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諫官之職責）、“遷廟”（遷移新崩天子神主入祀太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御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 ^[10] 

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為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元和元年九月貶為河南縣尉。 ^[11]  白居易罷校書郎，亦出為縣尉。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12] 

元和四年（809年），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 ^[12]  同年春，奉命以詳覆使身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的他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台。 ^[13]  東台就是東都洛陽的御史台，用意在於將他排擠閒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為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其賢淑聰慧的妻子韋叢盛年而逝，年僅二十七歲。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韋叢營葬之時，元稹因自己身縈監察御史分務東台的事務，無法親自前往，便事先寫了一篇情詞痛切的祭文，託人在韋叢靈前代讀。後來又寫了三首悼亡詩《三遣悲懷》（即《遣悲懷三首》）。 ^{[5]  [30]}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後）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於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罵，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後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餘年的貶謫生活。 ^[14] 

元稹因才華出眾、性格豪爽不為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悽惋。 ^[15]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為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後，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為《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餘首。 ^[16] 

隨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羣、李夷簡、裴度相繼為相，逐漸改變了元稹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

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為讚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 ^[17]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後，因宰相段文昌之薦，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誥。唐穆宗為太子時已喜愛元稹詩歌，此時特別器重於他，經常召見，語及兵賦及西北邊事，令其籌畫。數月後，元稹被擢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 ^[53]  。在迅速升遷的同時，元稹陷入了尖鋭複雜的政治鬥爭漩渦，與李宗閔的積怨爆發，埋下黨爭的種子。不久，裴度彈劾元稹結交魏宏簡，元稹被罷承旨學士，官工部侍郎。

長慶二年（822年）二月，元稹、裴度先後為相。 ^[38]  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鬥爭中，他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後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又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 ^[18] 

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築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在任浙東觀察使的六年中，元稹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頗有政績，深得百姓的擁戴。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為尚書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為諫官時之鋭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眾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 ^[19] 

太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外任檢校户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 ^[19] 

太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元稹突發暴病，一日後（9月3日）便在鎮署去世，享年五十三歲。文宗聽聞訃訊後，為他輟朝，追贈尚書右僕射，其墓誌由白居易撰寫。 ^{[19]  [50]} 

元稹在詩歌、小説、散文、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詩歌成就最突出。

元稹的詩在當時頗負盛名。穆宗時，嬪御多歌元稹詩，宮中號為“元才子”。詩作傳播也廣，他與白居易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並開創了元和體，不僅使“詩到元和體變新”，且天下文人“遞相仿效，竟作新詞”。 ^{[48]  [51]} 

元稹所在的元和詩壇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是唐音漸趨宋調的轉型時期。元稹作為這次新變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義的重要詩人之一，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據顯著的一席。 ^[20] 

元稹的詩學主張及理論批評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樂府古題序》《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敍詩寄樂天書》《上令相公詩啓》《杜君墓誌銘》《白氏長慶集序》等作品裏。在《樂府古題序》中，元稹條述了詩史的源流正變，反對“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主張“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推崇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詩篇，“即事名篇，無復依傍”，讚美了杜甫的新式樂府創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八字極好地概括了新題樂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裏，肯定了李紳《樂府新題》“雅有所謂，不虛為文”，這與白居易在《新樂府序》裏所倡導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對於新樂府的創作實踐頗具有綱領性意義。 ^[20] 

樂府詩在元詩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啓發了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餘《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敍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元稹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並於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敍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豔詩和悼亡詩。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緻生動，不同一般豔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它表達對亡妻的不盡思念，寫得悲氣襲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淚，其中第二首的結句“貧賤夫妻百事哀”為世所熟誦。還有《離思五首》（其四）也極負盛名。此詩寫久藏心底的不盡情思，因為與情人的曾經相識而自此對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顧（“取次花叢懶回顧”），詩中的比興之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語言幻美，意境朦朧，十分膾炙人口。 ^[21]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一百卷。 ^[21] 

元稹詩歌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是用語淺近。與崇尚奇險的韓孟詩派不同的是，元稹善於用淺近平易的語言準確傳神地表情達物，直抒胸臆。淺近是元白詩派的最大特點，也是它獲得廣大讀者的重要原因。在詩歌學中，常語和奇語是一對值得重視的矛盾。從表層意義上看，似乎以常語入詩比務奇鬥險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從更高的審美層次來審視，用淺近的語言確切精細地摩寫出自然界萬物情狀以及詩人自己的心態，倒是一種較難達到的藝術境界。元詩的喜用常語，在明白曉暢的樂府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寫景抒情詩中表現得也很突出。詩人對大自然懷有濃厚熾烈的興趣，自然萬物的一舉一動都強烈地奉動着詩人的詩思，被他迅速及時地捕捉到詩思。元稹與劉宋詩人謝靈運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淺顯語言貼切自如地傳達出風光物態，如《紅芍藥》。語近的特點不僅出現在元稹的詠物詩中，也出現在他的悼亡詩中，如《遣悲懷三首》。元稹的常語並非率爾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選語的精工。清人賀裳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説“詩至元白，實一大變。兩人雖並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元稹運斤成風，既苦心經營又不露斧鑿痕跡，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語近的同時，也把思深作為自己詩歌的創作目標。在一些抒情詩中，元稹做到了語近和思深的有機統一，如《夢井》。 ^[21] 

元稹與白居易齊名，同為“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元和體”的首倡者，世稱“元白” ^[48]  ，在唐詩史上兩人如雙峯特起，論唐詩者輒曰前有李杜，後有元白，前後輝映，成為中國詩史的巍巍豐碑。元白堪稱元和長慶詩壇的旗手，不僅以其創作產生廣泛影響，而且以理論相鼓吹。賀裳稱元白論詩“深得六藝之解”（《載酒園詩話》卷三）。自清代以後，元稹的詩歌得到了各界廣泛的喜愛，有較多的效仿者。 ^[44] 

元稹是中唐“古文運動”的首倡者和領導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傳世的散文中，制誥數量最多，佔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論純正，舉事周詳，旨趣明確，措詞雅馴是元稹制誥文的總體風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話、頭肩腹腰尾幹篇一律的陳腐面孔，有如春風吹拂大地。《唐書》本傳載：“辭誥所出，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這種英姿勃發的新體聖旨受到朝野一致歡迎是情理中事。因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領導機構的形象，使本來並不英明的穆宗變得胸有全局、知人善任、通情達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時也顯得政令暢通，國家機器運轉正常而有效。在國家多事之秋，能有這樣一線亮光温暖人心彌足珍貴。穆宗高興地説：元稹的革新制詔，“使吾文章語言與三代同風”。他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 ^[22] 

在創作實踐上，元稹詩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諸體該備，時有佳作名篇。

元稹創作的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敍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緻，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豔詩及悼亡詩》附《讀〈鶯鶯傳〉》中指出：“《鶯鶯傳》為微之自敍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後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 ^[1] 

元稹在朝廷任監察御史時，在整頓法度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績。元和四年（809年）朝廷派他擔任劍南東川（相當於今天的四川東部、重慶、陝西南部一帶）詳覆使，前往東川調查瀘州小吏任敬仲的貪污案，順便調研採訪，看看有沒有其它不法事件。元稹到了瀘州開始着手調查，發現在任敬仲的事件中牽涉到瀘州刺史劉文翼的貪污行賄案，劉文翼的貪污行賄又和前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隨着調查的深入，元稹發現嚴礪犯有收受賄賂、誣陷良民、擅自沒收百姓財產、擅自徵收賦税留為己用等不法行為。元稹把這些寫成長篇彈狀上奏朝廷，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讚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

元稹完成出使任務，回到朝廷之後，繼續充滿激情地履行着自己作為御史的職責，在幾個月內又先後調查並上報了十餘起違法案件，彈劾的人員包括浙西節度使、河南尹、武寧王等高官貴戚。後來元稹擔任尚書左丞，出任郎官，與違法亂紀的七個朝臣交鋒爭鬥，在整頓法度，肅清吏治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 ^{[12]  [23]} 

元稹在地方做官時也作出了顯著的政績。元稹在通州，前三年任司馬，後擔任代理刺史七個月。他整頓吏治，出台政策，“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他引導百姓除草開荒，着手改變通州的落後面貌；還在南外翠屏山建戛雲亭居宿，親事農事，指揮農業生產；同時親擬祝文三篇，在華陽觀祭天氣，求上蒼風調雨順、來年豐收、百姓安康。因為元稹情繫百姓，政績累累，當年通州人在他離任時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節”這一民俗。 ^{[50]  [52]} 

元稹在武昌時，關心修水利以發展農業，均貧富以定税籍等改善百姓生活的事情。在嶽州大水災期間，元稹察知轄地實情，上奏朝廷，開倉出官米賑災，救護百姓。後又向朝廷請求捐免當地秋租，解決百姓生活困難。 ^[24-25] 

白居易《河南元公墓誌銘》：

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述李戡語：自元和己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27] 

顧陶《唐詩類選沿序》：“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 ^[27] 

張為《詩人主客圖》：“廣大教化主：白居易。……入室三人：張祜、羊士諤、元稹。” ^[27] 

黃滔《答陳磻隱論詩書》：“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平嶽幹天。” ^[27] 

韋縠《才調集序》：“暇日因閲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 ^[27] 

劉昫、趙瑩等《舊唐書》：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逢吉險邪，稹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35] 

蘇軾《祭柳子玉文》：“元輕白俗。” ^[27] 

謝邁《書元稹遺事》：“稹與白居易同時，俱以詩名天下，然多纖豔無實之語，其不足論明矣。” ^[27] 

張戒《歲寒堂詩話》：“元、內、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皂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為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 ^[27] 

敖陶孫《臞翁詩評》：“元微之如李龜年説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 ^[27] 

蔡正孫《詩林廣記》：“高秀實雲：元微之詩，豔麗而有骨。” ^[27] 

劉克莊《後村詩話》：“元、白皆唐大詩人。餘觀古作者必以艱深文淺近，必以尖新革塵腐，二公獨不然。” ^[27] 

嚴羽《滄浪詩話》：“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鬥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27]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賦玞。” ^[27] 

辛文房《唐才子傳》：“稹詩變體，往往宮中東色皆誦之，呼為才子。然綴屬雖廣，樂府專其警策也。” ^[27] 

錢良擇《唐音審體》：“要之，元白絕唱，樂府歌行第一；長韻律詩次之；七言四韻又其次也。” ^[27] 

葉燮《原詩》：“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內舂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27] 

王若虛《滹南詩話》：“情致曲盡，入人肝脾。” ^[27]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感情，其哀豔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多見而影響及於後來之文學者尤巨。” ^[20] 

魯迅《中國小説史略》：“《鶯鶯傳》者，即敍崔、張故事，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 ^[28] 

元稹與白居易詩歌理論觀點相近，共同提倡新樂府，結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將他們並稱為“元白”。兩人之間經常有詩歌唱和，即使兩人分處異地，也經常有書信往來，併發明瞭“郵筒傳詩”。一次，元稹出使到東川，白居易與好友李建同遊慈恩寺，席間想念元稹，就寫下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當日到梁州。”而此時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後來兩人都先後遭貶，分別被放置外地做官。於是他們經常聯絡，互相鼓勵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説的那樣，兩人終其一生都是友情極其深厚的“文友詩敵”。白居易有詩寫道：“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並説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而元稹對白居易關心，更凝結成了千古名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元稹堪稱風流才子。他在娶原配夫人韋叢之前曾與一崔姓少女頗有私情。唐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任職，與其母系遠親崔姓之少女名“雙文”者（即《鶯鶯傳》中的崔鶯鶯）戀愛。“崔鶯鶯”才貌雙全，而且家中富有，但畢竟沒有權勢，這與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離。根據唐代的舉士制度，士之及第者還需要經過吏部考試才能正式任命官職，所以元稹於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應試。元稹自從赴京應試以後，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韋夏卿所賞識，且與韋門子弟交遊，從而得知韋夏卿之女韋叢尚未許配與人，於是意識到這是一個走門路、攀高枝的絕好機會。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撥萃科，進入秘書省任校書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慮到“崔鶯鶯”雖然才貌雙全，但對他的仕途進取沒有多大幫助，所以權衡得失，最後還是棄“崔鶯鶯”而娶了韋叢。 ^{[29]  [30]} 

也許是受良心的譴責，也許是對初戀情人“崔鶯鶯”的難以忘懷，所以很多年以後，元稹以自己的初戀為原型，創作了傳奇小説《鶯鶯傳》，即後來《西廂記》的前身。 ^{[29]  [30]  [31]} 

元稹和唐代才女薛濤也有一段愛情故事。薛濤是唐代女詩人，人稱““女校書””。她製作的“薛濤箋”一直流傳到今。她才貌過人，不但聰慧工詩，而且富有政治頭腦。 ^{[30]  [32]}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詩人元稹，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聞蜀中詩人薛濤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後，特地約她在梓州相見。與元稹一見面，薛濤就被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年輕詩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兩人議詩論政，情誼漸深。在薛濤的支持下，元稹參劾為富不仁的東川節度使嚴礪，由此得罪權貴，調離四川任職洛陽。從此兩人勞燕分飛，關山永隔。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託着一份深情。此時能夠寄託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迷上了寫詩的信箋。她喜歡寫四言絕句，律詩也常常只寫八句，因此經常嫌平時寫詩的紙幅太大。於是她對當地造紙的工藝加以改造，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窄箋，特別適合書寫情書，人稱薛濤箋。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濤對他的思念還是刻骨銘心。她朝思暮想，滿懷的幽怨與渴盼，匯聚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詩《春望詞》。元稹當時三十一歲，正是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十一歲，兩人年齡懸殊。另外薛濤樂籍出身，只是一個歌伎 ^[37]  ，對元稹的仕途只有負作用，沒有正能量。對於這些，薛濤也能想明白，並不後悔，很坦然，沒有一般小女子那種一失戀便尋死覓活的做派。於是薛濤從此脱下了她極為喜愛的紅裙，換上了一襲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從熾烈走向了淡然。 ^{[30]  [32]} 

除了薛濤，元稹還與另一才女劉採春有一段戀情。劉採春是當時“參軍戲”中紅極一時的女主角，嫁給周季崇後，她與周家兄弟一起組成了“家庭戲曲班”。有段時間這個戲曲班從江蘇淮安來到紹興演出。幾場演出下來，紹興城已是萬人空巷。 ^[33] 

當時元稹任越州（今紹興）刺史、浙東觀察使，正趕上劉採春的演出，這個紹興城的最高長官元稹坐不住了，在觀看了劉採春的一次表演後，他立刻成為劉採春的粉絲，並且寫了篇聲情並茂的評論文章，極盡捧角之能事，這篇文章立馬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這段情事在唐代人範攄的《云溪友議》一書中做了記載：“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薛）濤，而華容莫之比也。”元稹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劉採春美貌的傾心，他自己也承認“詩才雖不如濤，但容貌佚麗，非濤所能比也”。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元稹還把這場情事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他留滯浙江七年，兩個人來往時間長達七年之久。一次因酒興大發，題詩道：“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同僚一個叫盧簡求的看到該詩，開玩笑説：“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可見元稹與劉採春二人當時的關係眾人皆知。劉採春與元稹的緋聞雖然流傳甚廣，可這段感情也是無疾而終，原因很簡單，元稹已經習慣了喜新厭舊，劉採春與薛濤一樣，身份低賤，與元稹門不當，户不對。 ^[33] 

元稹有個癖好，喜歡為他欽慕的女人寫詩。當年他和薛濤熱戀時，寫了一首《寄贈薛濤》，後來與劉採春戀愛時，又寫了一首《贈劉採春》詩：“新妝巧樣畫雙蛾，謾裏常州透額羅。正面偷勻光滑笏，緩行輕踏破紋波。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這位四處留情的文人，不經意間為後人留下一些不入正史的資料。 ^[33] 

在生活品節方面，元稹因與薛濤的關係複雜難明，而受人詬病。20世紀，許多學者沿襲《云溪友議》《清異錄》《牧豎閒談》中的傳統觀點，認為元稹在蜀時與薛濤有來往，甚至有曖昧關係，因此對其生活品節表示不滿。張蓬舟《薛濤詩箋·薛濤傳·元薛因緣》即認為元稹最初愛慕薛濤，後兩人相見亦相愛，最終元稹用情不專，而薛濤終身未嫁。鄧劍鳴、李華飛在《薛濤與元稹的關係問題及其他》中也認為二人在梓州確曾相見並相愛。蘇者聰《元稹在男女關係問題上“一往情深”嗎？》則指出“憲宗元和四年至長慶元年”，元稹與薛濤一直保持着“不正常的關係”。朱德慈在《元薛姻緣脞證》中，以“詩證”“史證”“他證”，力證元稹與薛濤之間確實有過無果的愛情。 ^[40] 

對於以上説法，卞孝萱、陳坦、冀勤、吳偉斌等學者持反對意見。卞孝萱在《元稹·薛濤·裴淑》中認為嚴綬時任右僕射，不在成都，不可能遣薛濤侍稹，元薛之間只有“唱和關係”而“未曾會晤”。陳坦的《〈薛濤與元稹的關係問題及其他〉一文辨誤》也不同意二人有過愛情關係。冀勤《元稹道德品格之我見》主要針對蘇者聰文進行商榷。文章開列了元稹戀愛，婚姻的時間表，用事實説明元稹並非“輕薄放蕩、好色成性”。作者還指出，評價古代作家時必須有足夠材料依據，並顧及作家當時的“是非標準”。吳偉斌接連發表了《元稹與薛濤——兼與蘇者聰同志商榷》《也談元稹與薛濤的“風流韻事”》等文章，認為歷來關於元稹輕薄好色的説法並無可信根據，並於後文對此事全面探討。他還認為現存元薛唱和詩“實為他人偽作”，而薛濤的《贈遠二首》“實與元稹無涉”。 ^[40] 

張生為元稹自寓，此説始於宋人趙令畤《侯鯖錄》卷五雲：“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敍，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在整個20世紀，始終有學者力主此説。如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魯迅、陳寅恪、劉大傑，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卞孝萱、孫望，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程國賦等。但隨着學術界思想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學者力圖突破傳統觀點的束縛，尋求事實的真相，於是產生了另一種觀點，即張生只是元稹塑造的藝術形象，並非本人。霍松林《略談〈鶯鶯傳〉》，劉明華《也説元稹的不白之冤》，黃忠晶《對陳寅恪先生〈讀鶯鶯傳〉的質疑》，謝柏梁《元稹〈鶯鶯傳〉非文過飾非》等文皆否定自寓説。吳偉斌在此問題上也頗為用心，連續撰寫了《“張生即元稹自寓説”質疑》《再論張生非元稹自寓》《論〈鶯鶯傳〉》《三論張生非元稹自寓》等文章，皆認為：張生絕非元稹自寓，在張生形象中確有元稹影子，但影子不等於本人。“僅僅根據作家塑造出來的小説人物之行蹤，勾勒作家生平、甚至編入年譜，寫入傳記，並以此抨擊作家的人品，顯然是難於服人的”。並於《質疑》中將自寓説的論據歸納為十條，論條反駁，論述周詳，頗能服人。20世紀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文學史》是目前較為通行的文學史，對這個問題也表示了鮮明的立場，即：自傳説是不妥的，“只有把它作為真正的文學創作來理解，才不至於損害它的審美價值，縮小它的思想意義” ^[49]  。 ^[41] 

元稹作有傳奇《鶯鶯傳》，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的《元氏長慶集》，今編詩二十八卷（《全唐詩》卷第三百九十六至四百二十三）。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今人陳寅恪有《元白詩箋證稿》，周相錄校有《元稹集校注》，冀勤有《元稹集》。 ^{[1]  [26]} 

關於元稹的平生事蹟，主要參見白居易撰《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收錄於《白氏長慶集》《全唐文》） ^[50]  、劉昫主編《舊唐書》卷166 ^[12]  及歐陽修、宋祁等編《新唐書》卷174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