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是金代著名詩人和文學理論批評家。元好問論詩主張天然真淳，反對堆砌雕琢，重視獨創精神，宣揚恢復建安以來詩歌的優良傳統，是位有獨到見解的詩歌評論家。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但是目前對全部《論詩三十首》作註解的，並不多見。筆者結合電大教學的需要，試圖對之進行簡要分析。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漢謠，指漢樂府民歌。

魏什，指建安詩歌。什，《詩經》的雅、頌，以十篇為一卷，稱為“什”，後來便以“什”指詩篇。

涇渭各清渾，涇水、渭水一清一濁，合流時清濁分明，涇渭各清渾即指涇渭分明。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文心雕龍·才略》），有“清拔之氣”（《詩品》）。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着眼的。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温李新聲奈若何。

鄴：鄴城，東漢末曹操的據守之地，是建安時代實際上的政治文化中心。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建安七子及其他文人環繞，形成了鄴下文學集團。是建安文學的中心。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壯懷猶見缺壺歌”），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鍾嶸評張華詩語）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説：“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兩句表明，雖然陶淵明高卧南窗，嚮往古代，但他並不超脱，還是運用自然平淡的文筆反映了晉代的現實。這個觀點深刻指出，陶淵明與晉代現實的聯繫並未超脱於現實之外。

【今譯】陶淵明的詩語言平淡、自然天成，摒棄纖麗浮華的敷飾，露出真樸淳厚的美質，令人讀來萬古常新。陶淵明自謂自己是上古時代的人，但並未妨礙他仍然是個晉人。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説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説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針砭是深刻的。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着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橫馳翰墨場”），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脱齊梁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梁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費覽觀：費，費力。覽觀，閲讀。難：禍害。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説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閲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唇鼓舌，多所鋪張。這裏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特，只是。

少陵，天寶中，杜甫客居長安近十年，住杜陵（漢宣帝陵）附近的少陵，故世稱杜少陵。

微之，元稹字。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的確，杜甫在詩歌語言藝術上是很下功夫的，“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誓不休”。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針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鋭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台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台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燻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裏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敍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説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説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楊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説，“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卷五十四《詩文自警》）。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説，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説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潮陽，今廣東潮州，教材281頁註釋為“今廣東潮陽”有誤。

“詩囚”句，元好問《放言》“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累，郊島兩詩囚”。詩囚，“為詩所囚”，指孟郊、賈島作詩苦吟，講求煉字鑄句，把詩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為詩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窮愁為詩，至死不休，處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侷限於窮苦之吟，真似一個詩中的累囚。“詩囚”二字，與“高天厚地”形成藐小與巨大的強烈對比，亦可見好問之別具匠心，造句用語新穎別緻。“死不休”的誇飾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來得巧妙，勾勒窮愁不斷，極深刻獨到。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説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説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裏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説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説，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説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自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窘步相仍：窘步，邁步迫促。相仍，相沿襲。這裏指以詩唱和酬答時次韻詩受到別人詩韻腳的束縛，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詩歌相互酬答唱和的傳統。起初，和詩時只要和意即可，和詩的體式、韻腳都不用顧慮。但是後來，卻發展為和詩必須用所和之詩的韻，這稱為和韻。和韻有同韻與次韻之分，同韻，是韻同而前後次序不同；次韻，是韻同且前後次序也相同。這種方法源於元白，皮日修、陸龜蒙也這樣寫，到了宋代蘇軾、黃庭堅後，和韻次韻盛行，成為詩的一種體式。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敍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曲學虛荒小説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根據理解，結合註釋46及郭紹虞《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二句“俳優”應為“俳諧”。

曲學，鄉曲簡陋的學問。虛荒，虛假荒謬。小説，無足輕重之説。欺，欺人騙世。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説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説，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戲贈看花諸君子》：劉禹錫此詩，通過人們在長安一所道觀――玄都觀看花這一生活瑣事，諷刺了當時的朝廷新貴。這首詩表面上看是描寫人們去玄都觀看桃花的情景，實質上卻是諷刺當時權貴的。千樹桃花，喻十年來由於投機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貴；看花人，喻趨炎附勢、攀高結貴之徒。他們為了富貴利祿奔走權門，就如同在紫陌紅塵中趕熱鬧看桃花一樣。最後一句指出，這些權貴不過是我被排擠出外以後被提拔起來的罷了。這首詩中的輕蔑和諷刺是辛辣的，所以《舊唐書·劉禹錫傳》説是“語涉譏刺”，《新唐書·劉禹錫傳》説是“語譏忿”。

《再遊玄都觀》這首詩是上一首的續篇。從表面上看，它只寫玄都觀中桃花盛衰存亡，實際上是舊事重提，象權貴挑戰。桃花比新貴，種桃道士指打擊革新運動的當權者。但是他們已經“樹倒猢猻散”了，而被排擠的人，卻又回來了，真是世事難料。詩人表現了不屈和樂觀。所以，《舊唐書·劉禹錫傳》説：“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悦”，《新唐書·劉禹錫傳》未引詩歌，卻引出序中兔葵、燕麥等語尤為不滿。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温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楊叔能小亨集引》）。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説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説“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説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説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着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説，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960－1063）約100年時間裏，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説“諱學金陵猶有説”。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説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但是，這裏元好問對於黃庭堅的態度怎樣呢，關鍵是“寧”字的理解。教材P285註釋57解釋為“豈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紹一下周振甫、冀勤編注錢鍾書《談藝錄》的《〈談藝錄〉讀本》中“鑑賞論第七”：

《談藝錄》（七）元好問論黃庭堅詩解：遺山詩中“寧”字，乃“寧可”之意，非“豈肯”之意。如作“豈肯”解，則“難將”也，“全失”也，“寧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對之詞，偏面復出，索然無味。作“寧可”解，適在第三句，起承而轉，將合先開，欲收故縱，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雖難親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純，然較之其門下江西派作者，則吾寧推涪翁，而未屑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於其弟子。然則江西派究何如。乃緊接下一絕曰：“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蓋舉後山以概其餘西江詩人，此外比諸鄶下，不須品題。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論詩絕句》終焉。《遺山集》中於東坡頗推崇，《杜詩學引》稱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論詩絕句》傷嚴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備責賢者之意。遺山所深惡痛絕，則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題》絕句，更彰彰可見。（153頁）

《〈談藝錄〉讀本》註解：這一則講元好問《論詩》中論黃庭堅的詩：“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錢先生先抓住“寧”字來講，認為是“寧可”的“寧”，即寧可向黃庭堅拜倒，不作江西詩派中人。即把黃庭堅突出於江言詩派以外，認為黃庭堅還是可取的。雖然黃庭堅的詩不如杜甫詩的古雅，全失李商隱詩的精純，但還是好的。元好問為什麼要向黃庭堅下拜，在《論詩》裏沒有説。《論詩》説的“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為“新”。但黃庭堅論詩並不主張“新”，因此這跟黃庭堅無關。又説：“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這是批評陳師道作詩時，閉門苦思。即把陳師道代表江西詩派，貶低陳師道即貶低江西詩派。錢先生又引元好問《杜詩學引》稱“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風月堂詩話》：“山谷以昆體工夫，到老杜渾成地步。”元好問“寧下涪翁拜”，可能就為了這點。所以他的詩裏就稱杜甫的古雅，李商隱的精純，認為黃庭堅都不及。雖不及，但他“以昆體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還是好的，所以還推重他吧。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着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裏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像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針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