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燮

明熹宗天啓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葉燮生於南京國學署，祖居今蘇州吳江區北厙鎮葉家埭村。葉氏家族的歷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葉夢得（1077～1148，號石林）為南、北宋間著名學者、詩人，曾官至翰林學士，極力主張抗金，多陳抗金之計，退職後居烏程（今浙江湖州）。學問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豐，有《石林詩話》等著作傳世。此後，葉氏支派綿延，散居各地，江、浙、滬一帶較為集中，宋、元間名人輩出，有“吳中葉氏、天下望族”之譽。明初，葉氏第十六世葉福四由同裏遷居分湖（即汾湖），成為分湖始遷祖，其居住的地方，後來被叫作葉家埭（即今午夢堂故里）。定居分湖的葉氏一族，注重對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葉紳起，代有中舉人、中進士的，葉紳在明成化間中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人稱尚寶公。其後，第二十二世葉可成、第二十三世葉重弟（葉燮祖父）都是進士出身，葉可成曾參與並指揮抗倭鬥爭，吳江歷史上有名的勝墩戰役就是葉可成參與策劃及指揮的。

葉燮的父親葉紹袁是晚明文壇重要作家，母親沈宜修則是明末最傑出的女詩人，葉紹袁因不滿官場黑暗腐敗，辭官歸隱後，與沈宜修在葉家埭築午夢堂而居，夫婦二人與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藝的氛圍裏，一門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夢堂集》傳世，其文學成就為葉氏家族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時人贊為“吳汾諸葉，葉葉交光”。葉燮正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崇尚氣節和有着深厚家學淵源的家庭中，為他此後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葉燮為葉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譜，葉燮原名世倌、字星期。為葉紹袁第六子。

葉燮的五個兄長、四個姐姐，個個都富於文思才情，在貧淡的生活中，流連詩詞歌賦，表達對於生活的熱愛。特別是三姐葉小鸞，常常手把手地教葉燮讀詩、古文，培養他對文學的興趣和熱愛，小鸞在去世前的幾天，還在教葉燮讀《楚辭》。 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親葉紹袁歸隱後的最初幾年達到高潮，聰慧的葉燮，四歲時由葉紹袁親自教讀《楚辭》，過目即能成誦，一時傳為美談。五歲時，與兄長們一起遷入謝齋（葉家讀書之所）讀書，由葉紹袁親自教導，葉紹袁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額對年幼的葉燮他們説：“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為慼慼，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父親的這些訓誨，葉燮“謹泣而志”，銘刻在心，終生不忘。

然而，不幸卻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個貧困的家庭，在兄姐們（二兄世偁、大姐紈紈、三姐小鸞）相繼夭折後，母親沈宜修積勞成疾，終於一病不起，那時，葉燮才八歲，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喪母”，使年幼的葉燮更多地體味着塵世的悲歡離合。 母親去世後，葉燮跟隨父親讀詩作文，家庭的變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詩歌創作也突飛猛進，三兄世傛夭折時，年僅十四歲的葉燮作《哭兄詩八首》載入《靈護集·附》（《靈護集》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親葉紹袁的影響，葉燮從小鑽研佛學，精通佛理，尤其是《楞嚴經》《楞伽經》等。葉紹袁也常把葉燮帶到佛寺接受薰陶。其中，十歲那年，葉燮隨父到浙江徑山拜訪雪嶠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遊廬山時，在山上寺裏見到雪嶠上人畫像後題詩：“從來散聖別禪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嶠）。我到廬山無別識，原來兩世有家風”。可見佛學對葉燮有着深刻的影響，包括他的詩文創作。到了十五、六歲時，葉燮對佛學的理解和闡釋，甚至連許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駁不倒他了。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間採選淑女，風波傳到浙江，漸近嘉善。葉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緊急派人通知葉燮趕快到嘉善成婚，因葉紹袁當時身在杭州，葉燮由長兄世佺帶領趕往嘉善，因趕到稍緩，風波也已過去，沒有舉行婚禮。恰好那時嘉興府開設科舉考試（考秀才），葉燮就在嘉興參加應試。三月發榜，葉燮高中第一，其應試文章得到高度評價，學使李于堅（介止）評為：“辭鋒鬱壯，妙辯縱橫，至慧心靈悟，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豈小乘家可望”。閣學錢塞庵擊節讚道：“以《南華》之汪洋，闡《楞嚴》之了義”。

甲申之變，崇禎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隨後，清兵大舉入關，鐵騎所到之處，“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企圖以武力來威脅人民臣服。 在“民社既屋”之際，有民族氣節的文人、學士，或樹起義旗抗清，或削髮為僧，走向空山荒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二十七日，葉燮一大早起來，與三個兄弟，隨父親在家庵圓通庵，和家人揮淚泣別，乘一葉扁舟，冒着瓢潑大雨，駛向茫茫分湖，開始居無定所，出沒飄搖的流亡生涯，誰都不會想到，這一去，竟再也沒有回來，故鄉，從此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秋風瑟瑟，蘆葉飛花，悽悽秋雨裹挾着漫無方向的離人之途。船行過處，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滿目荒涼，到處是頹牆廢垣，路上盡是逃難的人羣，扶老攜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聽到杭州城外皋亭山華桐塢有個叫安廬的地方，較為安全，葉燮立即動身前往，聯繫妥當後，將父親等人接到安廬，暫時歇腳。流亡途中的生活，讓葉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兩個多月，在此期間，既無法讓家中知道他們流亡的情況，更無從知道家中會發生什麼變故。寄居的庵主主動提出來願代勞去分湖跑一趟，本以為有些油水可撈的庵主沒想到葉家竟相當貧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 與庵主相對照的是周圍的人家平日對葉家父子就很照顧，聽到被趕走的消息，借了船送葉燮父子離開，也虧得他們幫忙，才僥倖躲過清兵的盤查，重新僱船再走。

次年四月，葉燮父子輾轉進入太湖，先後在太湖周邊的寺庵中避難。一路上，葉燮他們大多寄住在寺庵，使葉燮有機會觀摩佛事的禮儀，與僧人討論佛學，象奉慈庵迎如來佛像的儀式，聖恩寺説戒受戒的儀式等，既讓葉燮對佛理及佛事有直觀的感性認識，也給葉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許的精神調節和慰藉，暫時忘卻流亡的痛苦，同時對葉燮的學術和創作有深刻的影響。 在太湖中相對平靜的生活轉瞬即逝，清兵瘋狂搜捕、屠殺江南抗清義士的消息傳到太湖中，葉紹袁也在追捕的名單中，不久，楊廷樞等人被捕殺害，葉燮父子只得離開太湖。 葉燮僱小船陪同父親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難重重，經過平望時，清兵設了重重關卡，葉燮與父親化妝成農民，棄船上岸，繞道而行，在鶯湖邊與船隻會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隨後趕往浙江平湖，那已經是永曆元年（1647年）的夏天。平湖馮家，是葉紹袁的外婆家，葉燮在平湖陪伴年邁多病的父親，直到永曆二年（1648年）父親病逝。

葉燮在平湖料理完父親的喪事後，離開平湖，孤身一人來到太湖，隱居橫山。 橫山，在蘇州城西南約十五里（古時計量，據《木瀆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橫而得名。橫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據《橫山志》，橫山方廣四十餘里，蘇州城外的茶磨、吳山、寶華、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橫山範圍之內，橫山是其總稱，有橫山山脈的説法，其南面臨石湖，宋代詩人范成大隱居石湖，有範石湖之稱。 葉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經一度在太湖周邊的山中、寺庵居住，對橫山的地理環境有相當的瞭解。橫山樹木葱蘢，地域廣大，人煙稀少、人跡罕至，是個適宜於隱居的處所，歷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隱居於些，如朱桓、陸雲、顧野王等。當時，山中就有一名據説姓陶的隱者隱居於此，此人從不與人交往，葉燮隱居於橫山之後，二人也從來沒有見過面，葉燮曾數次去尋訪那人也避而不見，因此，選擇在橫山隱居，可以避開塵世的紛紛擾擾，尤其在清初，存有復明之想的葉燮，自然把橫山看作是一個理想的隱居之處。 古人在選擇隱居場所時，往往存有忠、孝兩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墳前結廬而居，同時為先人守墳，盡後輩一點孝道。 葉燮選擇橫山，也不無這樣的考慮。

遷分湖之前，葉家的祖墳葬在吳縣西山，遷分湖之後，葉家的祖墳就葬在北厙大珠圩。尚佛的葉紹袁覺得風水不好，多方選擇理想的墓穴。崇禎十四年（1641年），葉紹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塊地，買了下來，準備安葬先人的墳墓，其後，葉紹袁多次到踞湖山，規劃墳地，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葉燮隨父親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將祖父祖母的墳安葬好，並遷入其它先人的墳。在出家流亡離開太湖往浙江前，葉燮還曾到祖先的墳上掃墓。在橫山隱居，既可以為先人守墳儘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個安靜的環境讀書，此舉是一石三鳥，橫山，自然成為葉燮隱居的首選之地。 況且，當時葉燮的長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橫山附近的鄧尉、支硎等地避難、就醫，也需要葉燮的照料，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葉燮在橫山隱居下來。 隱居於橫山的葉燮，在橫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門遊歷坐館之外，幾乎閉門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讀書上，博覽古今典籍，參悟學理與佛理。

葉燮的婚禮於流亡途中的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舉行。在那段流離失所的日子裏，為了照顧疾病纏身的父親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葉燮便不得不與新婚的妻子垂淚泣別。在橫山住下來後，葉燮把妻兒接到橫山，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自食其力，在住所邊上開墾出小塊土地，種上稻米、蔬果，還植花種草調節貧困的生活。 為了生計的需要，葉燮有時還得離開橫山。舊時的文人謀生的方式以當私塾的老師為主，稱為坐館。葉燮也是如此，葉燮少負才名，在江浙一帶有一定的影響，請葉燮前去坐館的人家很多，葉燮前後曾在蘇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鹽、石門等地做過多年的坐館先生。

在做坐館先生那些年中，葉燮在教小孩子讀書之餘，還有機會同當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這些人中，有不少後來成為清初文壇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員。他們以文章聲氣相應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興，所謂詩酒唱和，葉燮與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約為詩文酒會，葉燮的雄辯闊論，精闢獨到的見解，下筆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儼然有精神領袖的風采。而這種交往中建立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幾十年過後，名士勞之辨（康熙三年進士）回憶當初與葉燮的交往時説：“予甫事操觚，追隨於…諸君末，大率少壯習氣，未盡除去”。當初葉燮等人的意氣風發由此可見一斑，勞之辨又説，“其議論兼讀其古文辭，學海才瀾，隨手湧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 葉燮坐館時與文人的交往，以及南來北往的匆匆奔走，開闊了思維的視野，文友交往時思想碰撞的火花，都為葉燮的詩文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題材。

而葉燮自己對這一時期的坐館生活卻很不滿意，這不是自己願意選擇，而是為了生計的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葉燮把自己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分別結集為《奔鮒集》和《炊飯集》，正是表達了這種思想。鮒是鯽魚的古稱，奔鮒即是為了覓食而奔波的魚，炊飯的意思也差不多，説明了無奈、艱苦卻還要去做的意思。因而，這兩部書稿中的大部分作品，葉燮晚年在編《己畦詩文集》時多刪棄沒有選用，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見在其他人回憶、追悼葉燮的詩文中。

清朝初年，為了鞏固和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特別是抗清運動聲勢浩大的江南地區，清朝統治者一方面殘酷鎮壓抗清運動，包括進行文化控制，製造了“明史案”等慘案，一方面又使用懷柔手段，籠絡江南的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中，大量錄用江南的知識分子，尤其蘇州，清初的科舉考試中，出了許多狀元（當然還有大量進士），狀元和進士的數量超過全國其它地方。 隨着清朝政權的逐步穩固，復明已經成為不可能，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胸懷大志的葉燮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選擇，決定走科舉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業。

早在少年時期，為了應試科舉，葉燮就學習過應制的詩文寫作，青年以後，社會時局的變遷，生活境遇的變化，使葉燮在詩文創作時喜歡“六朝駢麗指事屬辭餖飣藻饋”一類的作品，即詩文中堆砌華麗的詞藻，也學習長於表達情感的長短句（即詞）的寫作，這些寫作，是葉燮在特定條件下的遊戲之作，晚年時，葉燮把此類作品盡行砍去，一首不留。 科舉應試，主要是寫策論之類的文章。葉燮為了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在大量閲讀經史子集等典章時，把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思考，寫成策論式的文章，一則是練習應試的技巧，一則是記錄自己讀書的所思所得，這些策論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後來收入《己畦文集》。收入文集的這些策論，一方面繼承了“文以載道”説，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爭是非而不爭工拙，文章議論風發，語言雄辨，很有氣勢，構思新穎，立論大膽，層次清晰，步步深入，極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點是能不因襲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觀點卻又非故作怪語的翻案文章，如《諸葛孔明論》《李泌論》等。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以實踐來檢驗功過是非，在層層推進的論述中，認為諸葛亮並非歷來所論的“智”與“義”，李泌則才是當之無愧的“社稷之臣”，此論力排眾議、不同凡響。經過精心的準備，葉燮在科舉考試中一路順風滿帆，康熙五年（1666年）在浙江鄉試中中舉人，康熙九年取進士。

進士歸來，葉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着尚未被選派官職，葉燮到安徽黃山等地遊覽，抒發豪興。黃山的雄奇險絕、變化萬端，其氣象之闊大，讓葉燮感慨不已，他在黃山住了十多天，反反覆覆地體味揣摸黃山的精神和韻味，但沒有寫一首詩，在古稀之年追憶當年遊黃山時，依然為黃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懷，覺得難以提筆作詩。

寶應古稱安宜，秦時屬東陽郡，唐代天寶年間，尼姑真如於安宜得到八樣寶物獻給肅宗，朝廷目為祥瑞，即將安宜改為寶應，隸屬揚州府，沿習至今。 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十九歲的葉燮懷着為國為民乾點有益事業的理想，出任寶應知縣，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葉燮到任之時，寶應縣境滿目瘡夷，百廢待興，而民怨沸騰充塞於道，葉燮接任之時，立即着手整頓吏治，興修水利驅除水患。寶應縣境東北有一射陽湖，是當地的大湖泊。前任孫蕙在任時，射陽湖發生一起殺人劫案，遷延日久，未獲真盜，孫蕙急於破案，竟輕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辭，將射陽湖無辜漁民四十六人，指為盜匪團伙，駢斬結案。葉燮到任後，當地漁民紛紛告狀訴説怨情，葉燮展開周密的調查，詳察災情，在查清事實真相後，嚴懲兇犯，為被殺的無辜漁民恢復名譽，加以撫卹，終使怨案雲開霧散，並將奸吏祥驅逐出境，贏得當地百姓的拍手叫好。面對當時連年水患，那些高官們只知墨守成規，卻不懂因勢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擾百姓而於患無補。康熙十五年，淮（河）黃（河）並溢，山陽釣魚台，寶應高家堰，高郵清水潭一時並決，河水氾濫，聲如雷霆，道路村莊全被沖垮，百姓呼號連天，景狀十分慘烈。葉燮徵督民夫搶修堤防，對老弱病殘的貧户一律免派，而對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燈紅酒綠的豪紳富户卻概不豁免。葉燮審時度勢，根據地理狀況採用合理的方法加緊搶修，葉燮親自參加搶修河堤的勞動，與民工同吃同住，經過三個月的奮力搶救，寶應東西六十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緩解了水災造成的損失，雖然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卻也得罪了那些豪門富户、縉紳之家。水災剛過，洪水尚未退盡，當道監司即令申報涸田，以便恢復徵賦。當道派出使者查勘，厲聲呵斥：居然目中無官，而不報涸田。葉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實情以後，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嘆息而去。興修水利恢復生產都需要錢，以前，寶應地丁歲入了萬餘兩，驛站額支一萬餘兩，到葉燮時，地丁歲入僅一千七百餘兩，且須按月提解，無可挪移，驛站額支減為四百餘兩，不啻杯水車薪，應付往來信使猶嫌不足。而“三藩”軍興以來，軍器、糧草等運輸使費，皆須地方墊支，雖可報銷拔補，也大多是一紙空文，葉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強拔補，也是大打折扣。葉燮面臨財政空虛，而家無餘資的情況，只得私人舉債，以應驛政急需（後來還有人到橫山向葉燮討債）。其實，葉燮並非沒有錢路。當時寶應有“萬鄉紳之盜案”等三大獄，説情者，仇陷者，絡繹不絕。若以此據為奇貨，攫取萬金可説輕而易舉，葉燮卻絲毫不為所動，秉公執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潔為當地百姓所擁護。

作為詩人的葉燮，在繁忙的公務政事之隙，不滿官場的黑暗腐敗，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的社會現狀，一腔悲憤之情溢於筆端，寫下了反映寶應民生疾苦的《紀事雜詩十二首》，悉系發自肺腑之言，堪為史詩。《御馬來》寫討伐“三藩叛亂”時，騎兵過境，先遣一騎衝風而來，“手持大府貼，御馬到頭行”，索要軍需糧草限時刻日，軍帖告誡：“毋輕身與名”，連縣官吏役都戰戰兢兢，何況百姓。清廷為恩賞討叛將士，特自內庫關發餉銀，由京解送前線，稱為“帑金”，《帑金遞》紀述，所過州縣，要確保其安全，且須備足民夫到站倒換，“夕到朝送發，斯須勿停徂”，而寶應當時“邑小剩殘黎”，應募的人雖勉強挨達前州，卻“道死十三軀”，屍體運回，家人哭聲動野。

反映寶應水患的《荷鍤夫》記一位荷鍤持畚、挑土築堤的老翁，“皮骨拋酸楚”，“腸飢轉鳴鼓”，相反豪門巨户卻“佔籍酣歌舞”。《採柳謠》描述水患時的擾民，當時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採東鄉，今年採西鄉，東西兩鄉柳，採之盡斧戕”，以致“境內一望空”，而這些“投之滄淵中，飄如馬脱僵”。《衙前鍾》等抨擊上官、令史和大差們，不顧人民疾苦，索要“犧牲酒醴羅，玉帛交橫陳”的供應，尤其是頻繁的大役，搞得人誠惶誠恐，聞“鍾”喪膽，惟恐“抗拂立粉齏”。

葉燮的這些詩稿在寶應的文人中迅速流傳開來，一批正直的文人為知縣的人品、文品所感動，不約而同地彙集起來，用詩人的敏感和率真，寫出了一批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作品，並且追隨在葉燮身邊，形成了一個詩人羣體，這些人和葉燮結成了真摯的友誼，並這種友誼保持、發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終老。這些人中有稱為寶應二傑的王築夫、陶 （及其子文虎），寶應狀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當時還是青年），翰林侍讀喬萊及其子崇烈等。喬萊，號石林，康熙六年進士，後舉博學鴻詞，升至翰林侍讀，至今寶應仍存其私家園林縱棹園。喬萊與王式丹在葉燮晚年曾多次到橫山探望葉燮，留下不少詩作。喬萊歸隱後在故居（後改名虧園）築樂志堂，請葉燮作《樂志堂記》，那時葉燮已六十四歲。 後來，寶應的詩人還邀葉燮重至寶應，並由葉燮撰《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寶應又有別稱白田，後來，寶應的詩人將葉燮在寶應時所作的《記事雜詩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後來重至寶應所作的詩與當地詩人的作品，分別編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風雅》等集子。這一時期是清初寶應詩人最活躍的時期，極一時風雅之盛，史稱白田風雅。

儘管葉燮在寶應清廉自守、政績斐然，得到人民的愛戴，卻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葉燮的前任知縣孫蕙（字樹百，山東淄川人，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寶應知縣），孫蕙因禮聘同鄉蒲松齡為幕賓得風雅之名，蒲松齡因不滿其工於權術、貪婪無厭，不到一年即辭他而去。葉燮晉京謁選時，已升任户部給事中的孫蕙將心腹祥（見上二篇）相托。葉燮平反射陽湖冤案並作成《湖天霜》一詩記述，還將祥驅逐，孫蕙知道後對葉燮種下刻骨仇恨，務求置之於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糾彈。

接着葉燮同榜進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祿寺少卿，降清後任兵部侍郎）在吳三桂舉兵攻略江西時，以其父曾流寓寶應與邑中李姓相契，遂舉家東遷，抵寶應之日，向葉燮索馬伕一百名，葉燮以額例為辭，李振裕卻逕命驛站夫頭，如數派往其家。是日，適總河都御史巡河至寶應，需差役卻無人承應，葉燮詢問驛差，回答説往李翰林家供役了。葉燮責備夫頭，引起李振裕惱怒，派健僕二三十人，持刀挾矢，震噪公堂，鎖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幾死，葉燮前去理論，李非但不認錯，反而惡語相向，並忌恨在心。後來，李升至户部尚書。

還有江都張問達，聽信捕風捉影之辭，昂然向葉燮勒饋千金，遭到拒絕，竟鼓動淮揚間的邑紳大户共同尋找葉燮的毛病，一時流言四起。加上過往寶應的各級官吏都未能從葉燮那裏索要到財物，對葉燮也多有指責。於是，縉紳大户訌於下，藩司河道責於上，往來官員怨於朝，葉燮以一區區縣令，自然擋不住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況其中又有兩位聲勢煊赫的京官，終不免以“該官庸懦成性，河漕繹站，百事廢弛”的空洞罪名罷官而去。罷官之後去向何處，葉燮在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説：“無論夢斷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復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麼，能去的，看來也只有曾經隱居過二十多年的橫山了。

葉燮離開時，兩袖清風窮得連趕路的盤纏也沒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寶應的父老鄉親獲悉之後，湊錢為葉燮置備行裝，買船送葉燮離開，送了一程又一程、讓葉燮非常的感動，揮筆寫下《贈行碑》一詩。多年後重至寶應時仍有“贏得長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馬頻嘶”的欣慰。罷官之後的葉燮，深知以自己的個性無法在當時的官場立足，因而絕意仕進，在離開寶應回橫山前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説：“既已在世外，宦遊永斷”，萌發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説“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葉燮回到橫山安頓好家眷之後，帶上簡易的行李，開始了名山大川之行。葉燮的此番遊歷，不同於一般的遊山玩水，既為了消遣胸中的鬱悶，領略山川風情，也由於生活的貧困，可以通過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經濟的資助，同時增加生活歷練，豐富人生體悟。

葉燮先後東到泰山，登臨泰山絕頂，西至嵩山、華山，南遊閩粵歷雁蕩山、羅浮山直到南海之濱。祖國的壯麗河山，既給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開闊視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榮辱得矢的考慮，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熱愛生活。遊歷中，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下層人民，增加了生活閲歷，極大地豐富了詩文創作的題材。這一時期，是葉燮詩歌創作的多產期，除了和友朋之間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甘苦的紀實之作，這些詩作很快流傳開來，產生了較大影響。在遊歷中，葉燮有機會廣泛接觸全國各地文化學術界的一些名流。年輕時代的舊交不少已成為當時名士，如曹溶（秋嶽，浙派詞開創者）、吳之振（孟舉，宋詩派先導）等，還結識了一些新朋，象寫戲劇《桃花扇》的孔尚任、張玉書（翰林學士、尚書）、朱彝尊（竹坨，浙派詩人飲袖）、梁佩蘭（藥亭，嶺南三大家之一），以及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禛（漁洋）等人，朋友間的討論切磋，批評辨駁，使葉燮對當時詩壇現狀有了較清晰的認識，特別是詩壇流弊覺得有必要加以矯正，這一切，初步觸動了葉燮《原詩》創作的想法。

王士禛對葉燮的詩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為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這一次的詩意遊歷，對葉燮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葉燮十分重視行萬里路的遊歷，每有機會，必欣欣然出行。在《將遠遊奉別諸同人》一詩的序中，葉燮寫道：“餘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飢渴，岱宗嵩少匡廬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未登太華、峨眉為憾。今年已七十，倘復遷延不往，其不為終生疚乎？決於今春奮然出門，以畢此願。……餘此行原決不望生還，……倘獲長逝於削成萬仞雪嶺天半、丹崖翠壁、古剎（佛塔）名藍（即寺院）之間，便當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人葉子之墓。’斯願長畢矣”。

七十六歲那年，葉燮還為沒有到過近在百里的紹興五泄而遺憾，決計前往，遊玩回來後隔年秋天，就在橫山病逝。

葉燮在遊學過程中，對當時詩壇盛行的刻板的摹擬和復古之風十分不滿，為了宣揚自己的詩歌理想，回到橫山後，葉燮在住所闢出房屋，招收學生，設館授徒，系統教授自己的詩學觀點，講解詩歌理論，指導詩歌創作。在教學中，葉燮以杜甫、韓愈和蘇軾三家的詩作為教材，葉燮認為這三家都體現了創新和求變，是影響其後詩風的代表人物。三家中，葉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懷其身世遭際和史詩般的紀實風格，更重要的是杜詩中的創新，葉燮認為杜甫的詩包源流、綜正變，前人詩歌的優秀品質，“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為前人之詩也”。

葉燮以杜甫為楷模，學習大師們創作的“自命處”，根據具體實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葉燮對自己的詩歌創作頗自負，對學生們訓誨説：“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敢多讓。” 當時從葉燮學詩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潛、葉長揚、張錫祚、薛雪等後來都成為一時名士。

張錫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瀆人，生活貧苦，為人高潔，氣節高尚，詩才橫溢，後來窮餓而死，其墓葬靈巖山下（即再來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號“一瓢”，清通醫學，與當時名醫葉天士齊名，有《一瓢詩話》等作品傳世，論詩繼承葉燮的主張。

葉燮的學生中，成就與影響最大的要數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

沈德潛少有才學，大器晚成，六十七歲才中進士，翰林院編修，授尚書銜，得到乾隆皇帝賞識，稱為“江南老名士”，特許沈建立生祠，親書“詩壇耆碩”之匾，死時，乾隆還為其寫了輓詩。沈德潛著作等身，其詩學著作《説詩晬語》，大多引葉燮的觀點，就是不曾明言是葉燮的言論，亦多暗襲葉燮的説教。《説詩晬語》不成系統，但其地位使其影響比葉燮要大，也使葉燮的思想得到廣為傳播。

沈德潛後被尊為“乾嘉詩壇托塔天王”，連葉燮的對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嘆“橫山門下，尚有詩人”。

葉燮的學生中還有侄子葉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歲喪父，由葉燮撫養長大，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時僅三十多歲。舒崇得葉燮親授，才名享譽文壇，與葉燮並稱，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橋（位於松陵鎮）軼事在文壇傳為佳話，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詩詞以記。

《原詩》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內外兩篇，每篇分上下兩卷，共4卷。後收入《昭代叢書》和《清詩話》中，合為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與《一瓢詩話》《説詩晬語》合刊），以《清詩話》本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內篇上下分卷，據文意略有調整。內篇為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論源流正變，即詩的發展；下卷論法度能事，即詩的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論工拙美惡。《己畦集》中尚有《與友人論文書》等文學論文，宗旨與《原詩》略同，內容亦不出以上三個方面。

葉燮認為：“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變之中有不變者在：本於六經之道，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於俗，這些是不能變的。”所以體現這些原則的最高典範《詩經》與杜甫詩也是“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葉燮既主張文學的進化，説“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又反對文學的質變，斥罵“叛於道、戾於經”者為“反古之愚賤”。出於這種觀點，他要求作詩者這樣處理繼承與革新的關係，先學習古人，“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

葉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膽、識、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則自然之法立，詩之能事畢矣”。因而對於格律、聲調、起伏、照應之類，他繼承宋人呂本中的活法論，以死法為“定位”，以活法為“虛名”，要求神明變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葉燮強調“理”，認為“理者與道為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膽、識、力”四者，葉燮強調“識”，認為“識為體，而才為用”，“識明則膽張”，無“識”而有“才、膽、力”便會背理叛道，成為風雅之罪人。他還聲稱：“理、事、情”雖為“在物之三”，但“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適於道”。這套以“才、膽、識、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論，是葉燮在文學理論上的主要創造，他曾數次以此為《原詩》和自己文學理論的宗旨。

葉燮提出：“當爭是非，不當爭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但他之所謂“是”，又以“適於道”為最高標準。由此出發，他重質輕文，説體格、聲調等等僅是詩的“文”，必有“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為其質”，故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輕人工，認為“自然之理不論工拙，隨在而有，不斧不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對片面追求陳熟或者生新，認為二者均屬無本，指出陳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等等“對待之兩端”，均“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若能“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嘆，尋味不窮，忘其為熟，轉益見新，無適不可也”。

葉燮的詩論具有明顯的樸素唯物主義傾向以及辯證法思想，他實際上試圖把文學創作建立在反映論的基礎上，並試圖解決繼承與革新的關係問題。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學原則融入詩的特殊規律中去，所以有的觀點不夠貼切，如以“在我”的才、膽、識、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論。同時他又堅持正統儒家立場，所以仍以合於六經之道為文學的最高原則，且最終倒向了以理攝物的客觀唯心主義和否定破舊立新的折衷主義。他的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清代學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葉燮的詩論原為糾正明代前、後七子和公安派這兩種對立傾向而發。因此在破除正統封建觀念、促進文學質的革新方面雖嫌不足，但在總結歷史經驗、幫助正統文學繼續延展方面卻頗多可取見解，尤以對前、後七子拘泥體格、聲調的批判最為精彩。他的《原詩》也以理論的創造性和系統性居於清代眾多詩論專著之上。

葉燮的詩論對沈德潛、薛雪有一定影響，但沈、薛均未能進一步發揮葉燮的進步觀點，沈德潛則反而發展了葉燮的落後觀點，實際上已另立宗旨，別為一派。

清朝葉燮以詩論著稱於時，其《原詩》以見識拔羣、持論系統而贏得生前身後名。他於康熙九年高中進士，康熙十四年，“委任”為江蘇寶應縣“縣長”，為政清廉，民本觀念甚強。袖清而心向民者，向來都是為政界“顯規則”之大頌，卻是官場“潛規則”之大忌，在官場潛規則中，清廉，意味着無銀襾奉上；民本，也意味着沒心思奉上；有此兩端，無以立政界，所以葉燮當“縣長”不足兩年，“一屆”都沒幹完，即被罷官了。

罷官後，葉燮定居江南吳縣之橫山，絕意仕進，專意教授生徒，時人呼其為橫山先生，他修了一座茅房，起陋室名為“二棄”，源自南宋詩人鮑照之詩“寂寞身世兩相棄”，葉燮父親早死，被父所棄；又被機構開除，為君所棄，所以叫做“二棄”。做了“棄兒”，生活堪憐，晚年常常是缸中無米，櫃中無菜，只得以野菜充飢，多以學問換飯酒，若有人家請他去開壇設講，他樂意前往，條件是“桌子上冒熱氣”，得管一餐飯，還得有酒；但葉燮講學，多“看人下碟”，富貴而冒充風雅者，給的出場費再高，講課費再厚，他也不願意上這樣的“百家講壇”：“吾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爾？”屠沽兒不僅有酒食，而且請葉燮這樣的名人來講課，一堂課就可以有好幾萬“小意思”的啊，葉燮卻不去，不要，寧可“忍飢誦經”。屠沽兒詈之為酸腐，葉燮自謂為知識分子的清操。

葉燮在橫山開辦了一所自支自收的“民辦學校”，雖然沒有政府扶持，學校開辦得倒也生氣勃勃，一時，後生俊彥，奔趨門下，不乏卓然大家者，如沈德潛，如張玉書，納天下英才而育之，其成就感應該不輸當官吧。但在橫山不遠之處的堯峯山下，另有一人也開辦了一所“民辦高校”，此人名汪琬，也是清朝一大家，其名氣其時在葉燮之上，汪琬也是從政府裏退下來的，這個汪琬，寫起詩來温文爾雅，性格卻比較卞急，喜歡罵人，與其持論不一致者，他就跳起來相罵，一罵，就不留情面，非得爭個耳紅脖子粗不可，“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他與當時的于成龍幾乎要打起來了，于成龍曾經諷刺汪琬，説他有次登泰山，想拉屎，忍住不拉，要等下山四十里，才“遂於碉畔溺矣，而泰山，不加穢也。”拉屎要拉到汪琬所在之地，氣得性格暴躁的汪琬“跳躍謾罵，幾至攘臂。”另有名宋琬者，本與汪琬相好，但因觀點不同，汪琬就不再與之相往來，並以與名而同字為恥：“吾乃與此人同名。”

碰上了這一主兒，自然有好看。葉燮與汪琬，也就遠交而近攻。他兩冤家，當年關係挺好的，有年，朝廷要開科舉了，葉燮對汪琬説，我們兩個去考，非高中不可的，我們是去還是不去呢？“我二人在所必舉，將應舉乎，抑不應舉乎？”汪琬説，咱們都不去吧。葉燮信以為真，沒想到這個汪琬，用這法子除掉了一個“競爭對手”，他一人去考了，一考就中了，把葉燮給出賣了。曾有這樣的過節，現在又一山二虎，兩人有“生源之爭”，還不鬧得個不亦樂乎？汪琬招收了數百學生，學校裏書聲琅琅，葉燮哪裏也是“遠近從學者亦負笈踵來，館為之滿”。其實此時，兩人之間的個人恩怨倒不是特別計較了，其分歧主要是政見不同，持論不一，於是兩人就互相攻訐，並且發動學生各自組織陣營，大打筆仗，橫山與堯峯，雙峯對峙，各自拉了隊伍扔板磚，那景緻自然格外壯觀。

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汪琬與葉燮，各有所長，論搞文學創作；葉不如汪，論搞文藝理論，汪不如葉。兩人“罵架”，當然屬於搞理論的事情了，所以，這種論爭，葉燮佔了上風，葉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來，逐字逐句“捉蟲子”，一行一段“找岔子”，從錯別字到病句，從知識引用到邏輯推理，從文章做法到立論根據，一一給批駁，全方位給挑刺，又從整體上做了一個“文學批評概論”，專門形成了一本書，叫做《汪文指謬》，把汪琬端上台面拋到桌面來“鬥垮鬥臭”，出其大丑。

汪葉這兩個文壇學界重量級人物的論爭，在大清一代，熱鬧有餘，瘴氣也有餘，除了各自指陳知識性硬傷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為了爭論而爭論，甚而在某些方面，兩人的觀點本來一致，但為了不屑與對方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類同於“電視辯論”。當然，兩人在論爭中也傾注了相當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論建構，特別是葉燮，為此專門出了一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説，也是他的一種治學成果。

但是，葉燮把這成果給自毀了。汪琬死後，葉燮把那本《汪文指謬》收攏來，一把火給點着了，其弟子甚是不解，葉燮説：“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為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非為汪氏學竟謬戾於聖人也。今汪歿，吾少一諍友矣。”葉燮怨怪汪氏多意氣，其實也是自責的，他並不把汪琬當詆譭自己人格的對手，而是把他當砥礪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輕，是個老毛病了，許多文人，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衝突，也不是其“學謬戾於聖人”，只是見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氣太盛，互相謾罵，到死都不相往來，一見其死，或者遭難，就歡欣雀躍，幸災樂禍。汪葉之爭，不能説他倆沒染文人相輕的習氣，但是，他倆還沒至於文人相敵。葉燮焚書，談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標，卻也沒觸及文人的人格底線，不是文人的好榜樣，卻也是文人中好樣的。

當是時，海內以詩名者推士禎，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興葉燮，字星期，其論文亦與琬不合，往復論難，互譏嘲焉。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矣！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紹袁，明進士，官工部主事，國亡後為僧。燮生四歲，授以楚辭，即成誦。康熙九年進士，選授寶應令。值三藩亂，又歲飢，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職。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亦被劾，燮以與隴其同罷為幸。性喜山水，縱遊宇內名勝幾遍。年七十六，猶以會稽、五泄近在數百里獨未遊為憾。復裹糧往，歸遂疾。逾年卒。寓吳時，以吳中論詩多獵範、陸皮毛，而遺其實，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士始而訾謷，久乃更從其説。著已畦詩文集。士禎謂其鎔鑄往昔，獨立起衰。

律轉鴻鈞佳氣同，肩摩轂擊樂融融。

不須迎向東郊去，春在千門萬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