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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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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 [1]  ,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後、荀子之前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 [22]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思想,被韓愈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為“亞聖”。 [1] 
孟子的言論著作收錄於《孟子》一書。其中《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於國也》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等篇編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 [7-8] 
本    名
孟軻
別    名
孟子
Mencius
子輿
所處時代
戰國時期
民族族羣
華夏族
出生地
鄒國(今山東鄒城)
出生日期
約公元前372年,一説約前385年 [2] 
逝世日期
公元前289年,一説約前304年 [2] 
主要作品
《孟子》
主要成就
儒家代表人物
尊    稱
亞聖

孟子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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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早年受教

孟子半身像 孟子半身像 [3]
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氏衰微後,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國,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説,孟子“受業子思(孔伋,孔子之孫)之門人” [4]  ;孟子沒有講他的老師的姓名,卻是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朱熹雲:“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5]  而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生卒年以及魯繆公(魯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推算,孟子受業於子思是難以成立的。由此看來,孟子師從子思之門人較為妥貼。 [1] 
趙岐孟子題辭》認為“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樣,在母親的教育下成長,孟母教子的故事,史書上記載頗多,孟母的言傳身教對孟子成為“亞聖”具有巨大的作用。

孟子遊説齊宋

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丑》上説:“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曾經遊歷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後有二十多年。他遊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説不十分準確,只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説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政學説,在諸侯國合縱連橫,戰爭不斷時期,作為鋭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識到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和趨勢,建構了自己的學説。與孔子一樣,他力圖將儒家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並推行於天下。而當時各個思想家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遊説各國諸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孟子開始周遊列國,遊説於各國君主之間,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孟子大約在45歲之前率領弟子出遊各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年間(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當時匡章揹着“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到了齊國,孟子宣揚他的“仁政無敵”主張,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
齊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為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説:“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説,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 [6] 

孟子回鄒赴滕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梁惠王下》記載説,鄒國同魯國發生了衝突。鄒穆公問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回答説:“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他説,這就像曾子説的那樣: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就將怎樣回報你。現在,您的百姓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您不要責備他們吧!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説:“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為人民有了固定產業收入,才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後,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接着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後説,我説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着去做吧。
農家許行從楚國趕到滕國來。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壓迫;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相同。孟子抓住許行以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否定社會分工這一弱點,大講“物之不齊”的道理,並以“勞心”“勞力”的劃分來論證剝削制度、階級壓迫的“合理性”。 [6] 

孟子奔赴魏國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五十三歲。惠王見到孟子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最反對國君言利,所以回答説:“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時梁魏屢敗於他國,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説:“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於民的辦法。他説,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
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説他不像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6] 

孟子二度奔齊

孟子約於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遊齊國,受到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説:“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並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不知世務”。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亂。齊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説:“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説:“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后悔説:“吾甚慙於孟子。”
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並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準備回鄉。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丑》下記載,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遲緩?”他説:“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説:“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説:“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我何為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為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一天下。他寄希望於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為,但願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6] 

孟子再遊宋國

齊楚曾經有合縱之約。秦使張儀以土地之利誘騙楚懷王與齊絕交。楚齊已經斷交,楚也發覺見欺。公元前312年,楚大發兵與秦戰,兩次大敗於秦。
當秦楚正要交戰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記,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準備去説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麼宗旨去説秦、楚。宋牼説:“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説:“先生以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説:“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遊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為王。《滕文公》下記載,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説,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於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6] 

孟子去宋赴魯

不久,孟子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為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為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説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説:“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這時已經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遊了。 [6] 

孟子講學著書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像孔子,過着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後懷着政治抱負,帶着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説:“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他在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詩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説,寫成《孟子》一書。 [1]  [6] 

孟子主要影響

編輯

孟子思想綜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義、善。《孟子》全書雖非全是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
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税斂。”他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説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於國也》中説:“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7]  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併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説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捨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8]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後人稱為“亞聖”。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孟子》一書,在漢代就被認為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並列。至五代,後蜀主孟昶下令將《易》《書》《詩》《禮》《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大學》和《中庸》被認為是孔子弟子曾參和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這樣,《孟子》一書便與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廟。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在明清兩代,官方規定,科舉考試的八股文題目必須從《四書》中選取,要“代聖人立言”。於是,《孟子》一書便成了明清兩代士子們的必讀書之一。
明朝朱元璋輯有《孟子節文》,刪掉《孟子》裏的章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朱元璋曾説“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並詔告天下説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次日錢唐上疏力爭勸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無光,於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諭旨:“孟子辯異端,辟邪説,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復了孟子在文廟中的待遇。 [10] 

孟子仁政學説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説,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孟子提出了爭取民心、尊賢任能的主張。在天下紛爭,干戈擾攘、諸侯改立的時代,民心的向背,已成為國家興亡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教訓了。孟子看到了這一點,他説:“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為了得天下,必須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於他們的願望、需求能夠得到實現。孟子認為,只有實行仁政、摒除霸道,才能做到這一點。齊桓晉文興霸業,雖曾一匡天下,但為時不久也衰落下去。所以,他説:“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保民,就要使他們的生活得到安定,生存不受到威脅,人民就會像流水一樣歸向“聖王”。 [10]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説,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户的小農為基礎,採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户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恆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
孟子所説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説:“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仁的標準,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範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係。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税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徵收賦税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確立限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着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10] 

孟子哲學思想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説:“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複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包含着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歷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鍊,然後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確地看到,一切事物發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為比喻: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在於掌握客觀規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律,來説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都須如此。
孟子的天道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於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梁啓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一箇中心環節。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義。在心性修養方面,孟子從“性善論”這一根本思想出發,認為實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動力,完全仰仗於君子大發“仁心”。這種“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貴在一個“養”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為依據,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觀唯心主義成分的思想體系。 [10] 

孟子教育思想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衞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丑、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説,著《孟子》七篇,留給後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於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上)父子之間由於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於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傷害感情。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進行教育時,必須採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展。認為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孟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晶,對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參考價值。 [10] 

孟子倫理道德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説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築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爭。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範疇。《説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隨着社會的發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衍變。孔子論仁,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説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於孔子仁的思想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為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係,第二,在關於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説。孟子以仁作為施政的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施仁政於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根據性善論思想,認為儘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説:“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裏,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誌着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10] 

孟子文學成就

《孟子》一書不僅是儒家的重要學術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極富特色的散文專集。孟子以“言近而指遠”為“善言”(《盡心》下)。他的文章前襟如話,明白曉暢,而又寓意深遠,真正實踐了自己的主張。其文氣勢充沛,感情洋溢,邏輯嚴密;既滔滔雄辯,又從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與語言,説明了複雜的道理。其形式上雖然沒有脱離語錄體,但相比之於《論語》有了很大的發展。
《孟子》一書對後世散文的發展影響深遠,如賈誼、韓愈、柳宗元蘇洵蘇軾等散文家,他們説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氣勢的奔放、詞鋒的鋭利,都受到《孟子》的影響。 [9] 

孟子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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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12] 
班固《漢書·楚元王傳贊》:“自孔子歿,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韓愈《進學解》:“孟軻好辯,孔道以明。” [13] 
林語堂《需説才志氣欲》:“現代青年人,應該多度孟子,常讀孟子;年年再讀孟子一遍(萬章、告子、盡心諸篇最好。)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氣,與青年人之立志卒勵工夫,是一種補劑。孟子專言養志與養氣,志一則氣動,氣一則動志,是積極的。” [14] 
郭沫若《中國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孟子不知究何居心,而偏不明示當時史實,或者有未見到處耶? [15] 
馮友蘭:“孔子在中國歷史的地位如蘇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國歷史地位如柏拉圖在西洋史。” [14] 
王蒙:孟子是一個敢説話的人,而且有些話説得比孔子要尖鋭得多。他説話的對象是社會上層人物,即社會精英。社會精英應該對老百姓負什麼責任,如何關注民生,老百姓應該有多少宅基地,是種桑、養豬、養雞,還是養狗。什麼時候才能實現五十歲以上的人能穿到帛的衣服,七十歲的人能夠經常吃到肉。那時生產力水平低下,“人生七十古來稀”,普通老百姓活到七十歲還能夠經常吃上肉,這就是孟子的理想。孟子認為,治國者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是把社會精英個人的美德修養、百姓的生活、政治的成敗都打通了。 [16] 
越南張漢超:“為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17] 

孟子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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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屬儒家經典著作。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户誦的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 [11]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傳世:《梁惠王》上、下卷;《公孫丑》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離婁》上、下卷;《萬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盡心》上、下卷。 [1] 
《史記》説孟子有著述七篇傳世,《漢書·藝文志》説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説孟子有《性善辯》《文説》《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説的內篇。
考諸《孟子》,孟軻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諡號,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為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為。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
《孟子》中有多篇語段選入語文教科書,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魚我所欲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不能淫》等。

孟子軼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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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孟母三遷

孟子
孟子(5張)
從前孟子小的時候,父親早早地去世了,母親守節沒有改嫁。孟子的母親對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視,管束甚嚴,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為賢。
一開始,他們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孟子的媽媽看到了,就皺起眉頭:“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裏了!”孟子的媽媽就帶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樣子。孟子的媽媽説:“這個地方也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媽媽又帶着孟子去靠近殺豬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學起了買賣屠宰豬羊的事。孟子的媽媽知道了,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依然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於是,他們又搬家了。
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每月夏曆初一這個時候,官員到文廟,行禮跪拜,互相禮貌相待,孟子見了一一都學習記住。孟子的媽媽很滿意地點着頭説:“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於是在此居住了。

孟子孟子受教

韓詩外傳》載:孟子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屋裏,蹲在地上。孟子進屋看見妻子這個樣子,就向母親説:“這個婦人不講禮儀,請准許我把她休了。”孟母説:“什麼原因?”孟子説:“她蹲在地上。”孟母問:“你怎麼知道的?”孟子説:“我親眼看見的。”
孟母説:“這是你不講禮儀,不是婦人不講禮儀。《禮經》上不是這樣説嗎,將要進門的時候,必須先問屋裏誰在裏面;將要進入廳堂的時候,必須先高聲傳揚,讓裏面的人知道;將進屋的時候,必須眼往下看。《禮經》這樣講,為的是不讓人措手不及,無所防備。而今你到妻子閒居休息的地方去,進屋沒有聲響人家不知道,因而讓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樣子。這是你不講禮儀,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講禮儀。”
孟子聽了孟母的教導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再也不敢提起休妻的事了。

孟子斷織喻學

孟子最初對學習很有興趣,時間一長就厭煩了,經常逃學。孟母知道後非常生氣,拿起刀來,把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説道:“你的廢學,就像我割斷織布機上的線,這布是一絲一線織起來的,現在割斷了線,布就無法織成。君子求學是為了成就功名,博學多問才能增加智慧。你經常逃學怎麼能成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讀書,而是惰於修身養德,今後就不可以遠離禍患,將來不做強盜,也會淪為廝役!”
孟母用“斷織”來警喻“輟學”,指出做事必須要有恆心,一旦認準目標,就不為外界所幹擾。半途而廢,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斷織喻學”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既驚且懼的鮮明印象,孟子從此旦夕勤學,終於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儒學大師。

孟子殺豚不欺子

當孟家還在廟户營村集市旁居住時,孟子看到鄰居殺豬,不解地問母親:“鄰家殺豬幹什麼?”孟母當時正忙,便隨口應到:“煮肉給你吃!”孟子十分高興,等待食肉。
孟母深知做人要誠實,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於言傳。為了不失信於兒子,儘管家中十分困難,孟母還是拿錢到東邊鄰居家買了一塊豬肉,讓兒子吃了個痛快。

孟子始作俑者

這句成語出自於《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戰國時,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談論治國之道。孟子問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殺死人,有什麼不同嗎?” 梁惠王回答説:“沒有什麼不同的。”孟子又問:“用刀子殺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麼不同?” 梁惠王説:“也沒有什麼不同。”孟子接着説:“現在大王的廚房裏有的是肥肉,馬廄裏有的是壯馬,可老百姓面有飢色,野外躺着餓死的人。這是當權者在帶領着野獸來吃人啊!大王想想,野獸相食,尚且使人厭惡,那麼當權者帶着野獸來吃人,怎麼能當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經説過,首先開始用俑(活人殉葬)的人,他是斷子絕孫、沒有後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來殉葬尚且不可,又怎麼可以讓老百姓活活地餓死呢?”

孟子五十步笑百步

戰國時代,戰爭連年不斷,可苦了各國的老百姓。孟子看了,決定周遊列國,去勸説那些好戰的君主。孟子來到梁國,去見了好戰的梁惠王。梁惠王對孟子説:“我費心盡力治國,又愛護百姓,卻不見百姓增多,這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回答説:“讓我拿打仗作個比喻吧!雙方軍隊在戰場上相遇,免不了要進行一場廝殺。廝殺結果,打敗的一方免不了會棄盔丟甲,飛奔逃命。假如一個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卻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貪生怕死’。”
孟子講完故事,問梁惠王:“這對不對?”梁惠王立即説:“當然不對!”孟子説:“你雖然愛百姓,可你喜歡打仗,百姓就要遭殃。這與五十步笑百步同樣道理。” [7] 

孟子一曝十寒

戰國時代,遊説之風十分盛行。一般遊説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知識,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動的比喻,來諷勸執政者,最為凸出。孟子也是當時的一個著名辯士,在《告子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孟子對齊王的昏庸,作事沒有堅持性、輕信奸佞讒言很不滿,便不客氣地對他説:“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雖有生命力很強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陽光下曬了一天,卻放在陰寒的地方凍了它十天,它那裏還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時間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點從善的決心,可是我一離開你,那些奸臣又來哄騙你,你又會聽信他們的話,叫我怎麼辦呢?”接着,他便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下棋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專心致志,也同樣學不好,下不贏,弈秋是全國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兩個徒弟,其中一個專心致志,處處聽奕秋的指導;另一個卻總盼望有天鵝飛來,以射鵝為樂。兩個徒弟是一個師傅教的,一起學的,然而後者的成績卻差得很遠。這不是他們的智力有什麼區別,而是專心的程度不一樣啊。” [21] 
後人將孟子所説“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精簡成“一曝十寒”一句成語,用來比喻修學、做事沒有恆心,作輟無常的一種説法。

孟子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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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父親名激,母親仉氏(孟母)。 [18]  根據孔孟顏曾四聖世系,從孟子兒子為孟仲子,孫子孟睾,曾孫孟寓,玄孫孟舒。

孟子後世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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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紀念設施

孟廟
亞聖殿 亞聖殿
孟廟,又稱“亞聖廟”,是歷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廟奉祀始於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孔子四十五代孫孔道輔守兗州後,尋訪孟子墓於鄒縣城東北四基山麓,遂在墓旁創建孟廟。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由邑士徐紱及鄉人出資將孟廟遷於鄒縣城南。後經金、元、明、清歷代拓展和維修,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達到現規模。
孟廟佔地2.4萬平方米,南北呈長方形,前後五進院落,前有欞星門、亞聖廟石坊、泰山氣象門;自第三進院落分左、中、右三路,中有承聖門、亞聖殿、寢殿;東有啓賢門、啓聖殿、啓聖寢殿;西有致敬門、致嚴堂、祧祖祠、焚帛池。廟內有歷代碑刻270餘塊,古樹名木300餘株,古人謂之是“古木參天繞古祠”“滿地豐碑滿壁詩”。 [19] 
先師廟
孟子墓 孟子墓
“先師廟”也稱“孟軻廟”,位於孟軻東村。據傳,孟子在遊説各國期間,從齊國到魏國,途經干城(今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孟軻鄉孟軻村)被大雨所阻。當時孟子聲望頗高,一時間奔走相告,轟動全村。孟子住處門庭若市,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孟子見此人如此好施樂道,決定留下講學數日。干城人也以此為榮,於是就在孟子講學的地方建“先師廟”,把村名改為孟軻以示紀念。
嘉慶六年 (1801),開州(今濮陽)知州張極重修孟軻廟,併為“大賢名不可名村”,將孟軻村改為大賢店。1958年廟毀。1981年複名孟軻村至今。孟廟,又稱亞聖廟,為歷代祭祀孟子的場所。亞聖殿為孟廟的主體建築,大殿正面重檐之間高懸一匾,上書“亞聖殿”楷書貼金大字。正中門額上掛“道闡尼山”橫匾一塊。殿內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門正面兩柱掛以一副巨型抱柱對聯,“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切同禹顏。”對聯和門匾都是清代乾隆手書。東側神龕雍正皇帝手書“守先待後”的金匾一塊。山東又稱為孔孟之鄉。
七篇貽矩
山東鄒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懸掛着“七篇貽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貽”是贈給的意思;“貽矩”指《孟子》七篇給天下人為人處世的規矩。

孟子紀念郵票

孟子紀念郵票 孟子紀念郵票
2000年11月11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中國古代思想家》郵票一套六枚。其中,第二枚為古代思想家孟子郵票,面值80分。 [20] 

孟子追封追諡

朝代
年代
帝王
封諡
宋朝
元豐六年(1083)
宋神宗
鄒國公
元朝
至順元年(1330)
元文宗
鄒國亞聖公
明朝
嘉靖九年(1530)
奉為亞聖,罷公爵
明朝
景泰二年(1451)

孟子嫡派後裔被封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民國3年(1914)

第73代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慶棠改封奉祀官

民國24年(1935)

改稱亞聖奉祀官

孟子人物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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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詳,古今有各種推斷。楊伯峻用《孟子》原書來核對,認為孟子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後一説比較合理。元程復心《孟子年譜》等書都説他壽八十四歲”。如果可信,卒年當在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前後。
孟子受業於何人,自漢代以來頗有爭議,一是認為師從子思,一是師從子上,一是師從子思之門人。當孟子出生的時候,孔子已經死了將近一百年;孔門弟子沒有一位還活着。《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都説孔子的孫子子思是他的老師。不過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伯魚活了五十歲,死於孔子七十歲時;那時,子思至少也有十歲左右了。子思的年壽,《史記》説他六十二。後人以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的事實來推算,認為《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誤。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歲,距孟子的出生還有十多年。可見這種説法是不可靠的。孟子外書説:“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姑且不説外書是偽造品,就以《史記》所載子上年四十七的話來推算,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孟子自己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他所謂私淑的是什麼人,他不曾説出,可見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也未必是孔子的嫡系子孫。《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軻列為一派,則孟子的學説一定出於子思。《史記·孟荀列傳》説他“受業子思之門人”,這是合理的。 [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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