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詩外傳

1．已知《韓詩外傳》最早的刊本是宋本，洪邁（1123年－1202年）説它屬於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毛晉（1599年－1659年）認為他擁有這個本子的抄本，他翻刻在《津逮秘書》之中。在明代的幾個版本中，《四部叢刊》所翻印的沈辨的本子淵源於元本（由錢惟善於1355年作序）。

2．帶有註解的校本被趙懷玉（1747年—1823年）單獨刊入他的《亦有生齋》中（序作於1790年，《龍溪精舍叢書》予以重印），又被周廷萊作為《韓詩外傳校注》（重印於《安徽叢書》）而加以刊印，其序文標定為1791年。上述版本中的第二種用本是一更保守的版本，它被拿來作為兩種版本合併版的底本，由吳棠於1875年出版（《望三益齋》，由《畿輔叢書》予以重刊，《叢書集成》也作了重刊，並加了標點，又見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17年的排印本）。一種未知出處而含有大多相應段落的版本由陳士珂於1818年以《韓詩外傳疏證》名字刊印（見《文淵樓叢書》中）。

3．收有《韓詩外傳》的其它叢書還有《漢魏叢書》。《廣漢魏叢書》、《三十三種叢書》等。

4，許維遹（1905—1951年）的《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該書是在他死後出版，繁體字，加了標點和註釋，其中有的為珍奇難得的資料及許自己的見解。

5．賴炎元的《韓詩外傳今注今譯》，該書有註釋有標點，並有用現代漢語譯成的譯文，台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

1．孫詒讓《札迻》卷二，涉及有十個段落的內容。

2．俞樾的《讀韓詩外傳》對22段疑難的段落進行了校勘；見《曲園雜纂》卷十七（《春在黨全書》）。

3．趙善詒的《韓詩外傳補正》（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幾乎處理每篇經文中的疑難段落，用來自相應段落的引文來支持他的考評及校勘，而且總是指出前人對這同一段所作的校注。（見國學小叢書）。他的著作被收入賴炎元的《韓詩外傳考徵》中（見下文五第2條）。

4．幀炎元：《韓詩外傳考徵》，2冊，台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冊詳細研究了漢代的韓詩，《韓詩外傳》的版本，校勘記，韓詩異文與包括毛詩在內的其他諸家詩註解和文字上的不同。第二冊考察了早期和後來著作中所引的《韓詩外傳》之文，並詳盡地羅列了為現代版本中所無的《韓詩外傳》佚文。

1．《韓詩外傳逐字索引》，劉殿爵、陳方正主編，收入《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

《韓詩外傳》是一部由360條軼事、道德説教、倫理規範以及實際忠告等不同內容的雜編而成，一般每條都以一句恰當的《詩經》引文作結論，以支持政事或論辯中的觀點，就其書與《詩經》聯繫的程度而論，它對《詩經》既不是註釋，也不是闡發。

《漢書·藝文志》第1708頁還著錄了其它幾部韓派《詩經》方面的著作，現已失傳，估計其性質與《韓詩外傳》類似。《韓詩外傳》是實際運用《詩經》的示範性著作。

《韓詩外傳》儘管名義上依附於《詩經》，但它使用的材料卻來自幾個哲學學派的著述並加以折衷。《荀子》是最常用的來源，不過《莊子》、《列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也都被使用過。道德説教為其主要基調，但也有一些趣聞軼事，缺乏明顯的道德意義。由於有24段缺乏引自《詩經》的起結論作用的詩句，這説明文本有缺損。考慮到尚存的先秦典籍提供的資料佔全書的三分之一還多，而且其中有些材料自身已經用《詩經》引文作結束，據此可知，《韓詩外傳》與其説是一部創作，還不如説是一部編作。

《韓詩外傳》作為一個源頭，可能啓發了為了不同目的而編纂成的其他摘錄性的選集，如其他漢代著作《説苑》、《新序》、《列女傳》等。韓嬰説《詩》主要是借《詩》發揮他的政治思想，所以多述孔子軼聞、諸子雜説和春秋故事，引《詩》以證事，並非述事以明《詩》。在漢代,《韓詩》即以《內傳》、《外傳》著稱。《史記·儒林傳》説：“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而《漢書·藝文志》則認為韓嬰作《詩》傳，“或取《春秋》，採雜説，鹹非其本義”。褒貶不同,但都説明《韓詩》著力於傳,而非訓詁。

《韓詩外傳》的思想，大致以荀子思想為主，反覆強調隆禮重法，尊士養民,也間採孟子及韓非有關言論。全書取《荀子》文多達44條,因而從宋代王應麟至清代汪中、嚴可均等學者都認為《韓詩》出於荀子，是“荀卿子之別子”（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而書中引《荀子·非十二子》文，則刪除子思、孟子，也可見其不薄孟子，有所折中。 ^[1] 

《外傳》説《詩》，都是斷章取義，觸類引伸，與《詩》本意相徑庭,使詩句成為一種比喻，藉以牽強附會敍事説理。其文章體制大多先敍事或議論,篇末引《詩》一兩句以證明。而同一兩句詩，往往有兩則以上的事例或理論，分條闡述。因此，這部《韓詩外傳》既是關於《詩經》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是一部短文集，在漢初散文創作中別具特色。其中的歷史故事或寓言多有所本，也有些藝術加工，擅長用對話發議論，露神情，見性格；其論述則多節錄諸子原文，在取捨剪裁中見出己意,因而“文辭清婉，有先秦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其中所述多歷史故事，為劉向編《説苑》、《新序》、《列女傳》所採錄；趙曄撰《吳越春秋》也採取其中有關吳越的故事作素材。《説苑》等書中的故事已開古小説先聲，《韓詩外傳》則是銜接先秦諸子寓言、史傳故事和《説苑》等書的單則故事之間的一個環節，在古小説發展史上當佔一席地位。

《韓詩外傳》被認為是韓嬰所作，他為文帝（公元前180年—157年在位）時的博士，漢武帝（公元前141年—87在位）時他與董仲舒（約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辯論過。該書為韓嬰所寫，這從未受到懷疑，很難想象偽造之人會有什麼動機採編纂這樣的一部著作。然而關於這部書的完整性卻有些疑點，因為《漢書·藝文志》第1708頁列舉了名為《韓外傳》的書6卷及名為《韓內傳》的書4卷，《漢書》中的韓嬰傳也提到了這兩部書。但到了《隋書·經籍志》（第915—916頁）時《內傳》已經消失，儘管唐代的注家引用了屬於《韓詩內傳》的幾條語錄。

《韓詩外傳》在《隋書》的《經籍志》、兩唐史書《舊唐書·經籍志》，第1970頁；《新唐書·藝文志》，（第1429頁）、《宋史·藝文志》（第5045頁）中都列為十卷。凡是現代的版本都含有十卷。

楊樹達（《漢書補註補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28頁）認為《外傳》與《內傳》兩書被結合於《韓詩外傳》一名之下，因為它們所含的資料其性質沒有任何差異，兩者也都不是闡發性的著作。實際情況可能比起楊所提出的簡單並置更為複雜。在唐代各種類書以及唐代對經書和史書的註解者所引大批屬於《韓詩外傳》的文字不見於傳世的通行本中。在《太平御覽》引自該書的157條文句中，其中有23條為今本所無。

《漢書·儒林傳》雲：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漢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此事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