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

許行（約公元前390-前315年），與孟子是同時代人，其事蹟和主張見於《孟子·滕文公上》。他依託遠古神農氏之言來宣傳其主張，是戰國時代農家的代表人物。從孟子罵他是"南蠻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來，①他應是楚國人。

《漢書·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當是許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傳。關於農家的記載，見於《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和《愛類》等篇，以及《淮南子·齊俗訓》。

許行有弟子數十，他們生活極為簡樸，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他們沒有土地，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們從楚國來到滕國，不是追求高官厚祿，而是希望得到一塊土地、一間房子，以便定居下來從事耕種。許行的主張在當時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以至使儒家的門徒陳相及其弟陳辛也拋棄儒家而拜許行為師。從孟子對許行的大肆攻擊也可以看出，許行代表着當時一股相當大的社會勢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視。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戰國時，農家代表人物有許行。許行，楚國人，無著作留傳，生平事蹟可見於《孟子》一書。生卒年不可考，約與孟子同時代。當時隨行學生幾十人，頗有影響，儒家門徒陳相、陳辛兄弟二人棄儒學農，投入許行門下。

《孟子·滕文公上》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是許行兩點主張之一。還有便是提出“市賈不二”的價格論，這一主張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倡人人平等勞動、物物等量交換，以實現其改革思想。

由稷下學者們集體編撰的《管子》一書包含各家的思想學説，一般認為，其中《地員》一篇就是農家的著作，而《牧民》《權修》《五輔》《八觀》等篇重點記述了農家思想。由於當時的平民絕大多數都從事農耕，所以“重農”就是“重民”，重農傾向必然會發展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關農家的內容着重體現着農家的民本主義思想，成為農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

農家看到，民心是不可違背的，“順民心”是一切統治的基礎，賢明的統治者能夠順應民心，以民心向背作為自己行為的指針。《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由此可見，農家通過“民心”這個概念，初步感覺到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比儒家的民本主義還要進了一步。

“忠愛民”是統治天下的基本方式，農家看到從事耕種的農民的辛苦，要求統治者要體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奪。《管子·權修篇》提出“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統治者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可巧取豪奪，不能對百姓剝削太重，也就是要減輕賦税，輕徭薄役；同時要注意節約，不能窮奢極欲。這裏雖然已經改變了許行的人人平等勞動的主張，但這樣的改變無疑是統治者更易接受的。

在《管子》一書中，農家還非常關注農業災害問題，提出“修飢謹，救災荒”。農家將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疾病、蟲災合稱為“五害”，認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產的重大災害，因此，一個賢明的統治者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當務之急在於掃除“五害”，只有解決了這些災害問題，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會服從統治。在《管子》的作者看來，水災是最危險的自然災害，尤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這樣，災害意識就成為農家民本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

“農本商末”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先秦農家力主“農本商末”，推動統治者確立這項基本國策，並促進社會認同這一價值觀念。 農家認定，農業是一切財富的基礎和來源，一個國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須大力發展農業。而商業則是破壞和損耗社會財富的根源。商人不會創造財富，只不過是拿別人的產品，買賤賣貴，從中漁利，同時，商人還要吃飯和穿衣，要大量消費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布帛。不僅如此，農民勞動多而收穫少，商人卻付出少而收穫多，這種反差和對比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流失。

首先，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國家以百姓為根，百姓以谷為命。如果百姓無谷，國家就會失去根基，因此，必須將發展農業生產擺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銀之類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對於處於飢寒之中的百姓來説毫無價值。

其次，農家認為，強大的軍隊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時期，對軍隊來説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軍糧和穩定的兵源，而這兩項都需要通過發展農業來提供。

再次，農家認為，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勸民務農，會使百姓民風淳樸，也就容易供統治者利用和役使；勸民務農還會使百姓舉止持重，減少結黨營私、圖謀造反的機會，將老百姓束縛在土地上，防止他們隨意遷徙，從而保證政令的推行，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

農家主張重農抑商，並不是否定工商活動存在的價值，而是要求從國家意志的高度來縮小和控制工商活動的範圍，使其不會成為農事活動的障礙。

在包羅萬象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闡述農家思想和農業技術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統一度量衡，以避免商業投機行為。具體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兩個月，由國家統一組織人力劃齊度量單位，統一衡稱，平整量器，修正溉具。這也開了秦朝“車同軌、書同文”的先河，與許行的主張相比又是一個進步。

農家著作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趙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農家沒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來，他們的思想和活動散見在諸子的著述中，雖星星點點但仍然值得重視。

農業生產必須依賴陽光、雨水等天氣和氣象條件，還要有供作物生長的土地，而如何使這些自然生態條件最適合農作物的生長和收穫，這就需要人發揮體力和智慧，根據自然條件對農作物進行恰當的管理。“天-地-人”三者構成了一個三維結構，它對於農業生產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説：“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因羣生逐長，五穀繁殖。”

“天時”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的生態條件，它為農作物的成長提供了光照、温度、熱度和水分等條件。農業生產本身是有一定的季節節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個基本的環節，而這一切都是由天體運行所顯現出的時間節律決定的，所以人們只有把握“天時”，才可能把握住“農時”，天時和農時密不可分。

人們首先要通過觀測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節律，瞭解風霜雨雪發生的規律，通過制定曆法等手段，做到“知時”。其次，人們要順應天時，把握農時，在最適當的時候抓緊時間勤奮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勞動將“天時”轉化為實在的收成。

《呂氏春秋》的作者就認為，一年中的“天時”和“農時”是稍縱即逝的，必須牢牢把握，所以人們生活的節律也要服從於農業的季節節律。

春季是農作物的播種、萌芽季節，應做好土地規劃和整治工作，確定適宜種植的農作物；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整修溝渠，匡正阡陌，保證用水；保護幼苗等。

夏季是農作物的生長季節，應加強田間管理，驅逐野獸；鋤雜草，幹後燒掉，就雨水肥田；各種官吏要巡視農業生產，勸民勞作等。

秋季是農作物的收穫季節，應進行秋收，搞好冬藏前的準備工作；加強水利建設，以防秋澇；官員要根據土地狀況制定農業税；做好國庫的收入工作等。

冬季是農閒時節，應收藏糧食，做好保管工作；為來年作準備，進行選種，維護農具等。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