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

“戰國”一詞，在當時就已經有人使用，但是隻是用來指當時參加連年戰爭的強國，如《尉繚子·兵教下篇》説：“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到西漢初年，“戰國”這個名詞的含義還是沒有發生變化。如在《史記·匈奴列傳》：“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戰國儘管是主要描寫七個國家的征戰，而戰國時期的國家遠遠不止七個，戰國初期，羣雄並起，共有二十多國，依然以周天子為共主。把戰國作為一個時代的名稱，是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一書以後，才開始使用。 ^[3]  司馬遷的《史記》和漢代劉向的《戰國策》是記載戰國曆史的重要文獻（劉向敍錄曰：“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隨着時間的發展，這兩種觀點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補充。在前403年之前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和前403年三家分晉。《史記》的觀點因包括瞭如上重要的歷史事件而得到多數採納。而在戰國時期的結束是在秦統一中國（前221年），參見秦統一中國之戰。秦滅六國，焚燒各國書籍，使戰國時期的歷史記載基本毀滅。以致，西漢中葉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寫《史記》時，難以找到依據。 ^[3] 

關於戰國起始時間有前476年，前475年，前468年，前453年、前441年、前403年六種説法。

參見：戰國大事年表

周天下從成百上千個小國家整合為十多個大實體國家，原本的戰略緩衝空間不復存在，各個大國不得不面對直接殘酷競爭的格局。資源的集中使得各國間的戰爭規模，戰爭烈度也急劇上升。在彼此間不斷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謀求在競爭中生存下來，並且富國強兵成了各國決策層的首要考量目標。在此時代出現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變法改革應時展開，戰國時代的大幕也隨之拉開。

據統計，從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戰爭打起來，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西漢末年的劉向，將有關這段歷史的各種資料編成一本書，取名《戰國策》，從此，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鐵器開始出現與使用，取代了石器而與青銅器同時並進使用，商業的繁榮促進了貨幣的發展，而春秋時的井田制被取消。農業進一步發展，各國人口增多。手工業的冶鐵、青銅器鑄造、漆器、絲織業的生產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各國之間的商業貿易得到大力發展。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加劇。諸侯國兼併土地戰，爭奪生存空間，代替了春秋時期政治上的霸權爭奪。

隨着水利的興修，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春秋中後期，各諸侯國的經濟得到發展，政治形勢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諸侯國內部卿大夫的勢力逐漸發展起來，著名的如魯國的三桓，齊國的田氏，晉國的六卿。他們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控制和瓜分公室，並互相爭鬥，以擴充領地。晉國的六卿爭鬥到最後，剩下韓、魏、趙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周王正式承認三家為諸侯。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田和廢除了齊康公，自立為國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認。三晉和田氏的勝利，宣佈了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殘酷政治法則。於是，以魏國的李悝改革為起點，各國爭相進行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運動。變法的核心是將勞動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國家的賦税收入。社會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統治者對物質享受的貪慾急遽膨脹。增加剝削量的最直接的辦法，是掠奪更多的土地，而掠奪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徑是戰爭。所以，這個時期戰爭頻繁。

這些發展也使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世襲的等級制度被瓦解，一些過去的貴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個時候的平民通過經商或其他的機會致富，甚至成為政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官僚制度發生了變化。

戰國策(22張)

為了應付這些變化，各國採取了不同的變法。最早開始改革的是魏國。魏文侯在前445年繼位後，師從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儒家人物，招攬了一大批人才。之後又啓用魏成子、翟璜、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等人，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領域進行了改革。

兩極世界理論分析指出，戰國時期，關中是士族政治形態和農奴制經濟形態，中原是卿大夫政治形態和隸農制經濟形態，而南方則是原始部落政治經濟形態，中國的總體社會形態是卿大夫政治形態和隸農制經濟形態。 ^[9] 

戰國時期諸侯各自為政，相互混戰，國際社會非常不穩定。戰國初期東周境內尚有十幾個國家，其中以齊、晉、楚、越四國的實力最強，有四分天下之勢。

後來晉國內亂，以智氏、範氏、中行氏和韓、趙、魏六家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併，範氏和中行氏倒下後，以智伯瑤為首的智氏，於前455年聯合韓、魏兩家合兵攻趙，把趙襄子圍在晉陽，決汾水灌城。韓、魏突然和趙氏聯合起來，於前453年消滅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將晉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聞喜縣）、絳州（今山西翼城東南）外， ^[7]  也都瓜分了。這時的晉國國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見三家大夫（三家分晉）。前403年，東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冊命了韓、趙、魏三家列位諸侯，由此戰國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齊國卿族田氏到陳完的第五世孫田恆，聯合鮑氏，滅了當時專權的欒、高二氏篡奪齊國政權（前386年田氏代齊）。

後來燕國崛起，秦國中興，及其它一些小國陸續的被吞併或淪為附庸。從春秋時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諸侯，經過三百六十多年的兼併，到戰國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餘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國，東姜姓齊國，中原三晉（趙國、魏國、韓國），南羋姓楚國，北姬姓燕國此七國最強。史稱“戰國七雄”。各家的兼併戰爭使得諸侯變少了，勝出者疆域變大了，人口變多了，財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財富，都集中在了少數幾個諸侯手裏。

在戰國長達二百年的時間裏，隨着魏國和楚國的相繼衰落（見戰國曆史分期），形成了齊國和秦國東西對峙的局面，因而秦齊兩國展開了爭取其它諸侯國、孤立對方的鬥爭，而韓、魏、趙、楚、燕等國，則在聯秦抗齊和聯齊抗秦中搖擺。這時，出現了兩個著名的政治家——張儀和公孫衍，他們分別連橫和合縱。這種情況又被稱為縱橫（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強大起來的秦國，不斷地向東方擴張領土。周顯王四十年（前329）魏人張儀來到秦國，向秦惠文君上連橫之策，建議與魏、楚相親善，接着在魏、楚的配合下，進攻韓國的新城和宜陽，將軍隊開到洛陽，挾天子以令諸侯，最後再回過頭來攻取魏、楚的領土，迫使天下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稱王的大業。這一策略正中秦惠文王下懷，遂以張儀為客卿。張儀一再鼓動秦軍攻打魏國，又將所奪土地還魏，迫使魏國首先事秦，納上郡十五縣予秦，對其它東方國家形成很大的威脅，張儀被任命為秦的國相。周顯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將公孫衍行合縱之策，促使魏、韓、趙、燕、中山五國互相承認對方君主為王，以聯合抗秦。但不久，楚國就派兵伐魏，公孫衍的策略受到挫折。魏相惠施聯合齊、楚的活動也遭到失敗，被驅逐。魏惠王受到齊楚的打擊，不得不於周顯王四十七年（前322）任用張儀為魏相，想聯合秦、韓之兵以伐齊、楚。但張儀的真正意圖，是要魏國首先事秦，而讓其它諸侯國仿效。魏惠王沒有聽從張儀的意見，在齊、楚、燕、趙、韓等國的支持下，於周慎靚王二年（前319），趕走張儀，以公孫衍為魏相。次年，公孫衍發動魏、楚、燕、趙、韓五國第一次合縱攻秦，以楚懷王為縱長，被秦擊潰。

此後，秦不斷進擊三晉，又利用蜀國、巴國互攻的機會，出兵佔領了巴蜀全境，獲得了一個富庶的後方基地，秦國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四十一縣 ^[10-12]  。巴蜀地區遂定，秦國日益富強 ^[13]  。四川盆地物產豐富，農業條件優越，為日後秦國的強盛和統一奠定了基礎。

周慎王五年（前316），燕王噲將王位讓給相邦子之。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結黨進攻子之，百姓反攻，殺太子平和市被，死者數萬。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五十餘日，就攻取燕國全境。由於齊軍大量殺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齊軍被迫撤退。但此事證明，齊國的力量仍相當強大。同時，齊與楚結盟，更加強了齊與秦抗衡的力量。

秦齊鬥爭的焦點在於爭取楚國。楚國是春秋老牌強國，和晉國爭霸了百年，雖在春秋末期遭受了吳國大舉入侵，國勢大損，但隨着楚昭王，楚惠王數十年的修養以及不斷對南北拓開疆域，漸漸有了復興的苗頭。戰國初期前390年，楚悼王任用吳起為令尹，實行變法，楚國北敗三晉，西卻秦，南開長沙，蒼梧，天下諸侯畏楚之強。

前381年，楚悼王死後，貴族叛亂，射殺吳起並箭中王屍，新即位的楚肅王將其叛亂貴族盡滅，但同時造成楚國朝政大為混亂，楚肅王為穩定朝政，與剩下的貴族達成協議，廢除吳起的部分變法，以求穩定國家。變法雖被大大縮減，但不影響楚悼王為楚國留下的強國之體，其後楚宣王，楚威王即位後，創造了楚國在戰國前所未有的盛世情況，即楚國曆史上的宣威盛世，在此期間，楚宣王扶持過秦獻公，秦孝公，秦楚兩國通婚連好，共對魏國。楚宣王又發兵救趙，離間三晉，削弱強魏。齊魏徐州相王而不通知楚國致使楚國大怒，楚威王在徐州大破齊軍，給了齊威王一個教訓，楚國在此期間國勢達到最強的局面，總體發展還是向上的，並使這一盛世延續到楚懷王前期。

在楚懷王時期，秦齊兩國前後強盛起來，楚國對其雙方的傾向是一個重要的砝碼，兩國開始了爭取楚國的支持。但自齊國大破燕國後，楚國與齊國結盟和好，齊楚聯盟，致使秦國想要攻伐齊國的打算落空，秦國想要打擊削弱齊國，就要拆散齊楚聯盟不可。可楚國此時的國君偏偏是愛貪圖便宜的楚懷王。

為了破壞楚、齊聯盟，周赧王二年（前313）張儀出使楚國，使楚與齊絕交。秦國派張儀入楚向楚懷王鼓吹“連橫”，勸楚絕齊從秦，並口頭許願，以歸還楚國商於（在今河南淅川縣西南）600裏地方為代價。楚懷王信以為真，就和齊國斷交。當楚國派人向秦國討取土地，秦相張儀狡猾地説：“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沒聽説是六百里。”楚懷王十分惱火，發兵攻秦。秦軍在丹陽打敗楚軍，楚兵被殺八萬人，楚將屈匄被俘，秦攻取楚國的漢中地六百里。張儀又説服韓、趙、燕與秦連橫。周赧王十四年（前301），齊、韓、魏聯合攻楚，殺楚將唐昧，盡吞楚方城地區。也在這一年，宋康王南攻楚國，奪取了淮北。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懷王不顧屈原忠告，受騙往秦，被扣留，最後死於秦國。

楚頃襄王即位後，楚國愈加衰弱，雖在抗秦方面攻取舊巴國之地取得一系列勝利，但更激起秦國的報復與打擊。其後楚考烈王即位後，用春申君為相，北救趙國，與諸侯共同抗秦，攻滅魯國，楚國有了中興之勢，但難以彌補楚懷王，楚頃襄王留下的巨大創傷。楚國在楚考烈王去世後，內部宮廷不斷傾扎，楚國日漸衰弱下去。 ^[14] 

周赧王八年（前307），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 ^[15]  ，改傳統的車兵為騎兵，改車戰為運動戰，使趙國的軍事實力大為增強，成為秦國向東發展的新障礙 ^[16]  。秦昭王為了打擊趙國，派穰侯魏冉到齊，約齊愍王與秦昭王同時稱帝，聯合五國攻趙。

遊説家蘇秦識破了秦的陰謀，勸告齊愍王放棄帝號，發動合縱，會合燕、韓、魏、趙等五國軍隊，於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聯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給魏、趙以求和。此後，趙將趙奢、廉頗，趙相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人的軍事進攻和外交重壓，捍衞了趙的尊嚴和國土。

前286年，齊國滅掉宋國，一時威勢很盛，引起各國的不安。燕國聯合秦、韓、趙、魏等國共同伐齊，於公元前284年，在濟西（今山東聊城南）大敗齊軍。燕昭王自繼位以來，奮發圖強，卑身事賢，以圖雪恥復仇。周人蘇秦和魏人樂毅受到重用。樂毅幫助燕昭王進行政治改革，使燕國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蘇秦則作為間諜出使齊國，勸説齊愍王伐宋、攻楚，以削弱齊的力量。二人並與趙、魏、楚等國約定，聯合伐齊。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將樂毅率燕、趙、秦、魏、楚五國之兵，聯合攻齊，一直攻破齊都臨淄，奪其大部分疆土。齊將田單利用燕國內部矛盾，驅逐燕軍，收復了失地。然而，齊國已經喪失了與秦國抗衡的能力。

秦自孝公時商鞅變法，中經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一百餘年間，建立了比較鞏固的中央集權的統治，注重水利和農業生產，獎勵軍功，軍隊裝備優良，又充分利用客卿為秦謀劃作戰，在諸侯國中越戰越強，終於打敗了東方各個強大的敵手，成為天下第一的強國。

戰國時，周王室連名義上的共主地位也沒有了，但仍在洛陽一帶勉強維持。西周初年營建雒邑時，共修建了兩座城。西邊的方十七里，叫王城，東邊的小些，叫成周。戰國時，由於王室內部爭權和分封，先後出現了居於王城的西周公和以鞏邑（今河南鞏縣）為都城的東周公，真正天子的周顯王寄居於東周公治下。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絕秦武王試舉周鼎的要求，秦軍逐赧王出成周王宮，赧王徙居西周王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軍攻取韓國的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負黍（今登封西南）二地，斬首四萬。西周君聯合諸侯軍隊出伊闕（今河南洛陽南）攻秦，以隔斷秦與陽城的通道。秦昭王於是發兵攻西周，西周君不得不將其三十六邑全部獻給秦，西周國滅亡。同年，周赧王死去，作為天子之國的周朝不復存在。秦莊襄王元年（前249），秦相邦呂不韋帶兵滅東周公。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開了秦國統一戰爭的序幕。楚國避秦軍威勢，遷都於陳，詩人屈原痛感國家淪亡，投汨羅江自盡。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客卿范雎向秦昭王獻“遠交近攻”之策，就是與遠方國家結盟，集中力量先打敗鄰近的國家，再逐步兼併其它各國。

秦昭王納范雎之策，於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出兵伐韓，封閉上黨郡與韓都城新鄭的聯繫，雖迫使韓國將上黨獻給秦。然而上黨郡卻轉而依附趙國，秦王大為震怒，秦趙開戰，趙派老將廉頗率軍駐守長平。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0），秦派大將王齕奪取上黨，與廉頗軍在長平交戰，趙軍數敗。廉頗加固壁壘，堅壁不出，雙方僵持達三年之久。長期的消耗戰下兩國國力皆損失過大，秦國欲早日決戰，趙王對廉頗消極避戰也相當不滿，秦用反間計在趙國散佈謠言，使趙國以年輕氣盛的趙括代替廉頗為長平趙軍統帥。秦國同時秘密地換來大將白起。秦軍攻趙軍營壘後佯敗後退，趙括率主力追擊，白起派出奇兵分割趙軍，並將趙括包圍起來。趙軍被圍斷糧四十六天，殺人以食，軍心大亂。趙括冒險突圍，當場喪命，全軍大敗。白起將趙軍降卒全部活埋，趙軍前後共損失四十多萬。長平之戰是秦國與他在中原最後一個強手的決戰，也是戰國最為慘烈的一次戰爭。至此，東方六國都已不再是秦國的對手。 ^[18] 

長平之戰後，秦軍乘勢包圍趙都邯鄲。秦軍的殘殺，激起了趙人的義憤和別國的恐懼，在危急存亡面前，楚春申君、魏信陵君率軍與趙軍內外夾攻，大敗秦軍，秦國因在長平之戰損失嚴重亦自感力量不足遂撤兵。

秦孝文王立一年（前250）而卒，秦莊襄王繼位，商人出身的呂不韋為丞相，第二年就率兵滅東周國，取韓之成皋、滎陽，建三川郡。次年，秦軍擊趙，伐韓，在上黨設太原郡。莊襄王三年（前247）崩，十三歲的秦王趙政（先秦時期姓氏並未統一，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故秦始皇叫趙政。）即位，他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帝。秦王政五年（前242），秦軍攻魏，奪其酸棗等二十城，設東郡，前241年，趙、楚、魏、韓、燕五國共推楚考烈王為縱約長，龐暖為聯軍主帥，共同攻打秦國。聯軍攻至函谷關時，秦軍出擊，諸侯聯軍敗退。聯軍轉而進攻秦國的盟國齊國，奪取了饒安（今河北省鹽山縣西南） ^[19-20]  。於秦王政六年（前241）粉碎了楚、趙、魏、韓等國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合縱對秦的軍事進攻，還用反間計除掉了反秦最激烈的魏信陵君。至此，在疆土廣大兵強馬壯的秦國面前，東方六國君主形同於秦的郡縣長官。

秦王政九年（前238），平嫪毐之亂，秦王嬴政親自執掌政權，隨即出動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六國舊勢力，史稱秦滅六國。前230年秦滅韓；前228年秦攻佔趙都邯鄲；前227年荊軻刺秦，失敗被殺；前225年秦滅魏；前223年秦滅楚；前222年秦滅燕、趙；前221年秦滅齊，秦王政稱皇帝，為始皇帝。

東南西北上中下；齊楚秦燕趙魏韓。

戰國形勢圖(4張)

戰國時，各諸侯國陸續形成國君之下將相分職、文武分權的中央官僚體制。相，又稱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長。將，又稱將軍，是武官之長。秦國於武王二年（前309）開始設丞相一職，丞相中最尊貴者稱相邦，最高武職初為大良造，到秦昭王時才設將軍。楚國一直以令尹為最高官職，柱國或上柱國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國次一級的武官為尉，或稱國尉、都尉。國君的秘書稱御史，並有監察之任。郡縣的設置更為普遍，逐漸形成以郡統縣的格局。原來，官吏世襲，各有封地。戰國中期開始，國君對各級官吏改為給以一定糧食作為俸祿，或賞給黃金、錢幣。同時形成璽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璽為憑，調動軍隊以兵符為據。從而將一切權力集中於國君之手。縣以下，有鄉、裏、聚的組織。鄉有三老、廷掾，裏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編制，五家為一伍，有伍長，十家為一什，有什長。

戰國各國都吸收春秋時君權下替的歷史教訓，建立新的官僚體制以糾過去宗法貴族把持國家大權之失。

戰國時中央最高的官吏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長，治理朝中百事，對大小官吏有賞罰之權。各國都置此官，但名稱上略有歧異，有些國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類的舊名。有的國家稱為宰相，秦有時不置相邦，而設左、右丞相。

較相邦為低並分掌各種具體職務的官吏，有主管民政、軍事和工程事務的司徒、司馬和司空（見三有事），有管理刑罰和辭訟的司寇或司理。還有專管農業、手工業、山林資源的司田、工師、虞師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縣，以替代過去貴族的封邑，秦商鞅變法後，全國共設四十一縣，《戰國策》説魏有百縣。縣也稱都，古書中常將縣都連稱。在縣以下有鄉、裏。有的國家在鄉、裏之間還有州。裏之下又分成若干個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縣的主管官吏為令，秦或三晉，也稱縣令為大嗇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縣司空、縣司馬等官。鄉、裏設三老、裏典、伍長等。縣置於君主統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過地方小吏一直貫徹到鄉、裏，中央集權制比過去大為加強。

各國在邊境地區或新佔領的地方，往往設郡以統縣。如魏在河西設上郡，秦滅蜀後設蜀郡，趙打敗林胡、樓煩後建立雲中、雁門等郡。戰國時的郡都比較大，韓的上黨郡有十七縣，趙、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縣。郡的主管官吏為守，也有稱太守者。設郡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地方的軍事防禦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還掌握兵權，可以率兵自衞或出擊敵人。

從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國君來任免。在任命官吏時要授予官璽。官吏有了官璽才能行使其權力。在免官時君主又要將官璽收回，當時稱為“收璽”或“奪璽”。君主通過所謂的“上計”，考核官吏治績。官吏不稱職或有過失者，君主可收其璽而免其官。《荀子》説：“相邦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相邦為百官之長，如君主對其不滿，隨時可被免職。可見當時對官吏的考核是比較嚴格的。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大都能保持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時實行任人唯親，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孫擔任。戰國時任人唯賢比較流行。雖然像齊、楚等國任用宗族的現象仍未斷絕，但多數國家都主要從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於貧賤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來的客卿，廣攬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強於天下，與此不無關係。官吏人才多通過大臣或名流之推薦和保舉。如果推舉者徇私，則將受到一定的懲罰。如秦國對於“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領取實物為俸祿。高官可以食祿千鍾，甚至到三千鍾、萬鍾。稍低的俸祿為一千石，依次而下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屬高官級別。官吏有特殊功勳者，國家往往賞賜田地。如《商君書》曾説：“得甲首一，賞爵一級，益田一頃。”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較大區別。如屬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獲得君或侯之稱號，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僅有一定的治民權。這些封君多終身或傳數世，很難長期世襲。稍低者為卿或大夫，一般是獎勵給功臣或名賢。秦的爵制，級別較多，從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獲得者為平民或士兵。

戰國初，各國變法進一步使法律系統化。魏國李悝所編《法經》，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盜法治偷竊，賊法治殺人。囚法和捕法是對盜賊偵查和逮捕的處理程序。雜法是對盜、賊以外犯罪的懲罰規定。具法是根據情況對犯罪予以減輕或加重處罰的規定。秦國本來就有族誅之刑。商鞅變法，設連坐之法，更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其它各國也競相制定嚴刑酷法。如齊有烹、殺、醖、金刀等刑，楚國有戮、肢解、烹、貫耳、鞭，笞、刖、宮、梏、礫、滅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繫獄、劓等刑。

戰國時各國都用嚴刑峻法以治國。為此而制訂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經》，最為有名。趙有《國律》，燕有《奉法》。但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編訂而成，也已不復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雲夢秦律和其他有關材料，其中大部分都應是戰國時期秦國的法律條文，是瞭解秦或其他國家法制狀況的寶貴資料。

秦律將保護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對犯盜竊罪者處罰極為嚴酷。凡參與分贓或窩贓者，則將和盜竊者受到同樣的懲罰。竊賊盜竊所得，其價值超過六百六十錢，就要被處以次於死刑的重刑。如盜竊別人的桑葉，其價值不到一錢，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對官吏的違法行為頗為重視。秦律中有多種的官府法規性質的內容，如有《置吏律》、《效律》、《軍爵律》等，還有和生產有關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執法時忽於職守者為“不勝任”，對重罪輕判或輕罪重判為“不直”，“不勝任”和“不直”都構成犯罪。“不廉潔”的官吏為“惡吏”，也為法律所不容。

戰國時刑罰殘酷。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等類。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長期服苦役，三晉稱這類罪犯為胥靡，秦稱刑徒城旦或鬼薪、隸臣。秦徒刑中以城旦為最重，犯人髡髮穿赭衣，頸中戴鐵鉗，腳上戴鐵釱。同時還要處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嚴密的監督下服長期的苦役，實際上成為罪犯奴隸。肉刑在戰國時已成為前一時代的殘餘，而徒刑則變為一種重要的懲罰手段。較輕的刑罰有遷刑、笞刑和罰金、罰徭。遷刑是把犯人遷徙到邊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屬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法經》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親屬也要受株連。秦律中所謂的“收”，也是指籍沒罪人的妻孥。

春秋一百多國，經過不斷兼併，戰國初年，約有十幾個國。大國有秦、魏、韓、燕、趙、齊、楚，即“戰國七雄”。此外還有越國一個較為強大的國家。小國有宋、魯、衞、中山、滕、鄒等。另外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分佈在四周，北與西北有林胡、樓煩、東胡、儀渠，南有巴國、蜀國、閩越。至秦統一，通過列國的兼併戰爭和自發的經濟、文化交流與遷徙，這些少數民族多與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則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風貌，部分如匈奴則與中原成對立姿態。

戰國時期最有實力的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人稱“戰國七雄”。戰國前期，“七雄”形成，各國將精力用在內部整理上。各國招賢才能，勵精圖治，像李悝、吳起、商鞅等人的變法維新就發生在這時期。戰國中期，就是大戰的時候。真是：“國無寧日，歲無寧日”，“邦無定交，土無定主”的混戰局面。各個國家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擴大國土的勢力，君主們都相繼稱王，獨霸一方。一方面加強中央集權，改革圖強，加強軍備；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頻頻爭取別國的“合縱”、“連橫”。戰國後期，秦昭襄王用范雎為相，採用了“遠交近攻”之計，破壞了各國的“合縱”，加強了秦國的國力、軍事，成了戰國時期的第一強國，削弱了各國的力量

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進行改革，盡地力之教，建立武卒，重用吳起、西門豹等人治理地方，發展經濟，成為戰國初期第一個強國。

⒈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建立郡縣制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勞而祿有功”的原則，根據功勞和能力選拔官吏，削弱貴族特權，建立郡縣官僚制度。

⒉推行盡地力之教。

⒊實行平糴法。

⒋作《法經》。

背景：楚國衰落，楚悼王用吳起變法。吳起（約前440年－約前381年），衞國人，在衞國謀求發展不成，投奔魯國，在曾參門下學習，取齊田居兒為妻，因未回家奔母喪，曾子中斷了師生關係。魯穆公用他為將，他殺妻求將。到魏後參與李悝變法。前383年，魏武侯時，吳起受魏相公叔痤排擠，離魏至楚。周安王二十年（前382），楚悼王任用吳起進行變法，裁減冗官，廢除貴族的世卿世祿，明法審令，禁止私門請託，也日益強盛了起來 ^[21-22]  。但楚國舊勢力太強，楚悼王剛死，吳起就被亂箭射死。

變法內容是：

制定法律並將其公佈於眾，使官吏民眾都明白知曉。

凡封君的貴族，已傳三代的取消爵祿；停止對疏遠貴族的按例供給，將國內貴族充實到地廣人稀的偏遠之處。

淘汰並裁減無關緊要的官員，削減官吏俸祿，將節約的財富用於強兵 ^[23-25]  。

糾正楚國官場損公肥私、讒害忠良的不良風氣，讓楚國羣臣不顧個人榮辱一心為國效力 ^[26]  。

禁止私人請託，統一楚國風俗 ^[27]  。

廢除“兩版垣”，改為四版築城法，建設楚國國都郢（今湖北省荊州市西北） ^[28]  。

魏惠王將國都遷至大梁，招徠士人，發展水利，對外用兵，圖謀吞併以濮陽為都城的衞國，引起周圍國家的不滿。這時，齊威王任用鄒忌等人進行改革，大力整頓政治，鼓勵臣民進諫，制定法律，招撫流亡，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實力僅次於魏的大國。周顯王十六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戰和周顯王二十八年（前341年）的馬陵之戰，齊國以田忌為將軍，孫臏為軍師，用奇計打敗了魏軍，從此，齊國成為中原最強的國家。為了滿足對人才的需求，齊宣王擴建位於齊都臨淄的稷下學宮，對前來稷下的學者，給予士大夫的優厚俸祿和舒適的生活待遇，讓他們專心學術，培養弟子，促進了學術的進步和繁榮。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的變法最為徹底。商鞅變法鼓勵人口增殖，重農抑商，廢除世卿世祿制度，獎勵軍功，編制户口，實行連坐之法，使秦國成為戰國中期以後最為強大的國家。雖然後來商鞅發動叛亂失敗被殺，死後被車裂，新法卻並未廢止。

⒈廢井田，開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來每人有份田，都沒有固定的田界，因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劃分。商鞅變法鼓勵人民擴大耕地面積發展生產，開阡陌，就是對人民擴大了的耕地，設立阡陌作為固定的田界，這就對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證。封疆，是天子、諸侯國境上及貴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為封，封上又植樹以為標誌，稱為封疆。開封疆，就是對當時貴族私有田宅設立的界劃。開阡陌封疆，就是破除舊的封疆阡陌，重新規劃，不得私自移動。這樣維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

⒉獎勵軍功，禁止私鬥

獎勵軍功，凡是有軍功的，均可以得到賜爵、賜地、賜官的獎賞。殺得敵人甲士一人，並取得其首級的賜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庶子一人，可當五十石俸祿的官。制定了軍功二十等爵：⑴公士；⑵上造；⑶簪象（又稱謀人）；⑷不更；⑸大夫；⑹官大夫；⑺公大夫；⑻公乘；⑼五大夫；⑽左庶長；⑾右庶長；⑿左更；⒀中更；⒁右更；⒂少上造；⒃大上造；⒄駟車庶長；⒅大庶長；⒆關內侯；⒇徹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種種特權、減刑、服飾、墳墓。嚴格禁止私鬥，違犯的各以輕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勵人們為國家作戰，併產生了大批的自耕農和地主，形成了“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局面。

⒊重本抑末，獎勵耕織

當時把農業稱為本業，是國富兵強的基礎，而把商業和手工業稱為“末業”。商鞅對努力經營農業的免除賦役，而對從事商業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沒收為官奴婢。這對發展農業生產有好處。為了增加税收，鼓勵一家一户的生產，規定家中有兩個成年男子結婚後必須分家，另立門户，女子到一定年齡必須出嫁，否則，多交納賦税。在客觀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農經濟的發展，從而成為封建經濟的重要特徵。一家一户成為生產經營單位，分家析產，使階級經常在變動當中。

⒋推行縣制

秦孝公以前存在縣一級行政機構，但不普遍。商鞅變法普遍推行縣制，萬户以上縣設令，不滿萬户的設長，俸祿由三萬石到一千石不等，在縣令、長以下設丞等，官吏領取國家俸祿，國君有權任免。這一套機構有利於中央集權，成為中國郡縣制國家機器的雛形。

⒌頒佈法律，實行連坐。

⒍徒木為信，申明法令。

⒎遷都咸陽。

⒏改革賦税制度。

⒐革除戎狄風俗。

魏惠王稱霸之時，韓國國力尚弱，臣子申不害勸説君主韓昭侯依附魏國，承認魏國霸權，同時對內以法治國，實行進一步改革。 ^[29] 

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在韓國實行變法。

申不害除了與其他法家人物一樣講法治外，主要強調君主的統治之“術”，即任用、監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認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們是否名副其實，工作是否稱職，言行是否一致，對君主是否忠誠，再根據瞭解到的情況進行提拔和清除。“術”的提出，對於當時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課制度，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第一步是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統治，穩固了韓國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韓國實力大增。與此同時，大行“術”治，整頓官吏隊伍，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又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極力主張百姓多開荒地，多種糧食並重視和鼓勵發展手工業，特別是兵器製造。 ^[29]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30] 

趙武靈王是戰國時趙國的一位奮發有為的國君，他為了抵禦北方胡人的侵略，實行了“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內容是穿胡人的服裝，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作戰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蟬為飾的武冠，金鈎為飾的具帶，足上穿靴，便是騎射。為此，他力排眾議，帶頭穿胡服，習騎馬，練射箭，親自訓練士兵，使趙國軍事力量日益強大，而能西退胡人，北滅中山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由於戰爭頻繁，各國都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士兵來源於募兵或徵兵。當時所説的“練卒”或“練士”，當是招募而來，並經過相當訓練、具有較好裝備的常備軍。但遇大戰時，也隨時徵發適齡男子服兵役。如秦趙長平之戰，秦昭王親赴河內，下令民身高七尺到六十三歲的男子都要開赴上黨。各國為了激勵士兵奮勇作戰，採用不同的獎賞辦法，如齊國的技擊之士，得敵首者可拿到賞金；魏國的武卒，其家屬可以免役。秦國除用獎賞外，還用嚴刑相脅，這也是秦軍戰鬥力很強的原因之一。

戰國時王權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裏，如軍隊的將帥都由君主任命。戰國早期，軍將常由相邦充任，以後則由其他高官為之。將帥非常設官，戰事結束後即罷。在調動軍隊時，君主用虎符為信物。虎符為銅質、虎形，分左右兩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將領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調動軍隊，就需帶上右符，經過合符，軍將才能聽命而動。根據秦國“新郪符”的銘文，地方發兵超過五十人，就必須有王符。可見君主對軍隊的控制相當嚴格。

各地大量鐵器出土，表明其廣泛性。方法有所提高，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前提條件。生產工具方面所出現的革命性變革，主要是鐵器的出現和廣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經有了鐵器，但不普及。進入戰國後，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離不開鐵工具。在《孟子》書裏已提到鐵耕。《管子》則以為：農夫必須有鐵製的耒、耜、銚，女工必須有針和刀，制車工必須有斤、鋸、錐、鑿。否則他們就不能成其事。據所知，河南、陝西、山西、山東、河北、遼寧、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過戰國鐵工具，可見當時使用鐵器的區域異常廣闊。而且鐵工具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如有鋤、臿、鐮、銍等農具，也有斧、鑄、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種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樣的差異。在青銅器時代，銅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製成的工具並存。到戰國時，不僅木、石工具漸漸消失，就是青銅工具也日益減少。鋭利而堅固的鐵工具大量地使用於農業和手工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牛耕外，還有馬耕，地區更為廣泛。

識別土壤，施肥技術，比歐洲早一千多年。

由於各國土壤、氣候等不同而種植不同的莊稼，糧食作物品種也有所不同。

戰國時，鐵製農具已排斥木、石農具普遍用於生產中，便利於砍伐樹林、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和深耕細作，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時，農民們注意識別土壤性質，因地制宜地選擇不同的作物進行種植。施肥技術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種，糞肥、綠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開始注意選擇籽種，防治蟲病，實行畦種法，播種疏密得宜，便於通風排澇，善於培根、除草、間苗和掌握農時季節。普遍推廣一年兩熟制，大大提高了單位面積的年產量。魏國李悝曾對當時的糧食產量估計説，一畝地（約當今三分之一畝）在平常年景，可以產粟一石半（約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豐收時可以達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歉收時則只能打一石、七鬥、三鬥。農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糧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則平常年景一家種地百畝所產糧食，夠全家一年半食用。當時一石相當今60斤，從而可知，中國的農業有根本性的突破，在當時已奠定了基礎。

冶鐵是一種新興的金屬冶鑄業。最初大約始於春秋末，到戰國時有了很大的進展。《山海經》中提到“天下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敍述某山的各種資源時，常有“其陽多銅，其陰多鐵”的話。反映出人們對鐵礦資源情況的瞭解已很充分。《管子》還説：“上有赭者，下有鐵”，則當時人已掌握通過辨認礦苗來找礦的方法。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戰國鐵器。其中以農具、手工工具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還發現有鑄造鐵器所用的鐵質或泥質的範。根據對出土鐵器化驗結果得知，當時從塊煉法煉製出一種質地較軟的鐵，但也能將其加工冶煉成堅硬的生鐵。由於生鐵性脆，時人乃用柔化技術使其變成韌性鑄鐵。冶工還掌握了將塊煉法得到的鐵滲炭成鋼的技藝。在戰國幾百年間，能從較原始的塊煉法進入到冶鑄生鐵和鍊鐵為鋼的冶鑄方法，技術進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國冶鐵技術在當時世界上已居於領先地位。

冶銅業在戰國手工業中仍佔據頗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銅綠山，發現一處屬於春秋到戰國時期的銅礦遺址，礦井深達五十米，井下有縱橫交錯的巷道，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設木製的支架。礦工用青銅或鐵製的工具開採礦石，用木轆轤作為提取礦石的工具。據今人的估計，當時在連續幾個世紀中，開採的礦石可達十萬噸左右，從這一遺址的情況來看，當時開採銅礦已具有較大的規模，開採技術也較為先進。

銅除了鑄造禮器、樂器之外，還要鑄作錢幣、符節、璽印、量器等物，社會對銅的需求量很大，故銅器物製造水平仍有提高。據《周禮·考工記》，當時有所謂“鐘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鑑燧”這樣的“六齊”。“齊”指銅、錫的比例，“六齊”即按六類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銅、錫比例。為了更好裝飾銅器表面，在銅器表面刻出細槽，再將金、銀絲嵌入，形成美觀的圖案花紋。器物銘文也可採用此法。這就是所謂的錯金銀，銅器經過這種加工之後，具有更大的藝術魅力。

絲麻織物的生產也頗為發達。東方的齊國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當時。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織品中，有很細的麻布，每平方釐米有經線二十八支，緯線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數量很多的絲織品，保存較好，尤屬罕見，其中包括絹、羅、紗、錦等不同品種，以絹的數量為最多。絹每平方釐米有經線五十支，緯線三十支。最細密的，經線這一百五十八支，緯線達七十支。絹被染成紅、黑、紫、黃、褐等顏色。羅、紗是屬於質地稀薄的絲織物。這批織物中最珍貴的錦，是用提花機織出的質地較厚的絲織品，上面有五彩的動物或人物花紋，表明當時已有構造複雜的紡織機，織匠則掌握了難度較高的紡織技巧。出土品中還有不少的刺繡。繡的方法分平繡、鎖繡兩種，繡於羅或絹上，繡出色彩絢麗的龍、鳳、虎等圖案花紋。從上述遺物看出，戰國時絲織品生產方面，無論是紡織、染色或是提花、手繡，都達到較高的技術水平。

戰國手工業，一部分為官府經營，一部分屬民營，官府手工業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戰國時不過繼其餘緒而已，但在經營的門類、規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發展。像新出現的冶鐵業，也是官府工業中所不可缺少者。當時官府除生產和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鹽、鐵、錢幣之外，還旁及於漆器、陶器、紡織和金銀玉石等領域。

民營手工業約開始於春秋末，進入戰國後獲得很大發展。鹽、鐵等重要門類中，有不少民營作坊。如魏的猗頓以經營河東池鹽而著名，經營冶鐵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趙的卓氏、郭縱，都以冶鐵而致富，史稱孔氏“家致富數千金”，郭縱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經營其他礦產者，如秦的巴寡婦清，其先世就擁有出產丹砂的礦山，故能“擅其利數世”。官府作坊的產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費，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營則不然，其產品主要是供銷售。因而民營手工業的發達，可為市場提供更多的商品，對商業交換的興盛起到重要作用。

因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帶來了商業的發展。政府也承認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徵收各種税捐。

商人的種類：⑴坐列販賣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經營的販夫販婦。⑵富商大賈，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財力。戰國時代商人的詳細情況，請參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為了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戰國時幣的種類多，流通數量大。各國銅幣的樣式不同，齊、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幣，三晉主要是鏟形的布幣，秦、周主要是圓形有孔的圜錢，楚國主要是形似貝殼的蟻鼻錢。金幣有楚國壓成方塊的郢爰、陳爰。戰國初年，魏國每石粟賣三十錢，農民每户種一百畝地在平常年景的收穫，除去吃飯和交税，餘四十五百粟，可賣一千三百五十錢，每户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錢，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錢，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錢，還不足四百五十錢。

隨着商品交換的發展，貨幣關係活躍起來。戰國時，不僅各國鑄造貨幣，而且很多城市也鑄造貨幣，因此各地貨幣的樣式不同，種類繁多。解放後發現的戰國貨幣，不下幾百種之多。從其鑄造材料看，有銅幣和金幣。從其造型上分：刀幣，流行於齊、燕等國；鏟幣，流通於三晉等國；圜錢，流通於秦和東、西周等地；銅貝（蟻鼻錢），流通於楚國。楚國還有鑄金幣：郢爰、陳爰。種類多、流通量大，反映了當時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種類繁雜，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隨着貨幣的發展，高利貸也風行起來。此外還有重農抑商政策。

隨着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形成，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發展，有代表性的是齊國的臨淄、燕下都、楚國的郢、定陶、趙國的邯鄲。城市是統治階級對農村行使統治權的據點，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貸者聚居的場所。城市從政治上統治農村，從經濟上剝削農民。

戰國時社會經濟處於飛速前進當中，但各地區是發展不平衡的。齊、魏不僅自然條件好，而且社會改革早，因而成為戰國初年比較發達的國家。秦國原來比較落後，因地處關中沃野，變法比較徹底，因此後來居上，成為戰國後期最強盛的國家。楚國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業、商業也相當發達，曾與齊、秦併為強國，因軍力不強，被秦國滅掉。

諸侯紛爭，打破了使原本周文化獨尊的局面，各地文化開始有“本地化”的趨勢。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為五大系統：東方齊系、東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晉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統的文字大體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異，因此彼此文書往來並沒有太大問題。

戰國時代的散文創作十分興盛，有各種歷史散文，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語的文字寫成，或汪洋恣肆如莊子，或娓娓動人，或激情橫溢，或絢爛多彩，或譬喻連珠韓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徹如孟子，或邏輯嚴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恰合，使屈原的詩作具有極大的藝術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時，對楚辭有發展和創造，在騷體中變化出賦體，對後代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戰國時代，社會的劇烈變革對學術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階層的形成和統治者的提倡，許多學派紛紛出現，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當時，最有影響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還有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以韓非、商鞅為代表的法家，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以公孫龍子為代表的名家，以孫臏為代表的兵家，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以張儀、公孫衍、蘇秦為代表的縱橫家，以呂不韋為代表的雜家等。各派各家都著書立説，廣授弟子，參與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滲透，學術思想極為繁榮。秦統一六國，崇尚法家，兼用陰陽家，焚書坑儒，迷信暴力，將法家學説過分誇大君權的一面發揮到極致。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時期，是由封建領土製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在此期間新舊階級、階級之間的鬥爭複雜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從本階級或本集團利益出發，對宇宙、社會以及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説，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這樣，在思想領域裏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活躍的、後世十分少見的“百家爭鳴”的局面。所謂“諸子百家”，並非實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農家等等。後人把這九家稱為“九流”。“三教九流”的説法就是從這裏來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戰國時，傑出的天文學家齊人甘德有《天文星佔》，魏人石申有《天文》。他們發現五大行星中的熒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現象，測定金星和木星的會合週期長度，並定火星的值星週期為一點九年，木星為十二年，與現代科學測定極為相近。石申對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恆星什宿度的測量，是早期恆星定量觀測的重大成果。後人將兩人的著作合稱《甘石星經》。戰國時，關於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和安排大致齊備，對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實行顓頊歷，以夏正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尾。

戰國時的《墨經》中，有許多幾何命題，如兩條並行線之間等距、三點共一直線，同圓的半徑相等、矩形四角皆為直角等。發明了計算工具算籌，用十根小棍擺成不同的形狀來表示數字，進行計算，大大加快了計算的速度，此外，光學八條也是墨經的重要成就。《考工記》中有分數的簡單運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與名稱。《周髀算經》的成書可能在漢初，但它是先秦測量學的經驗總結，其中使用了相當繁複的分數算法和開平方法。

力學知識在《墨經》中也有很好的闡述。認為，力是人體所具有的使運動發生轉移和變化的手段，指出槓桿平衡與兩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長短都有關係，發現船的形體大小與其在水中下沉深淺有一定的均衡關係，是關於浮力原理的樸素表述。 ^[33] 

【注】秦趙本是同祖分支，所以一樣是姓嬴氏趙，另有説法依封國氏，本詞條參照《史記·秦本紀》。而先秦都是男子稱氏（氏+名），女子加姓（輩分/母國/名+姓）。

【注】金文中呂氏之齊稱“齊”或“齊侯”，田氏之齊稱“陳”或“陳侯”（見陳侯午敦、陳侯午簋、陳侯因諮戈）。陳侯即田侯，上古“陳”、“田”同音，皆屬定母、真部、平聲。田齊立國之初，與呂氏齊侯同時存在。

【注】秦氏，宋氏，燕氏都是其國亡國後才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