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於讀者理解；説的話要直截了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敍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於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税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這種情況反映在當時的文壇和詩壇上，便分別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秦中吟(15張)

初唐詩人寫樂府詩，多數襲用樂府舊題，但已有少數另立新題。這類新題樂府，至杜甫而大有發展。杜甫善於用樂府詩體描寫時事，所作如《兵車行》、《麗人行》、《悲陳陶》、《哀江頭》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元結、韋應物、戴叔倫、顧況等人，也都有新題樂府之作。元結還提出詩歌創作應“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使“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新樂府序》）。他們可説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唐朝元和年間（806年～820年）發生的用通俗化的樂府體寫時事和社會生活的詩歌運動。

樂府詩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紳、張籍和王建等人。宋代郭茂倩指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明代胡震亨説：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西漢設置樂府，掌宮廷和朝會音樂。由樂府採集和創作的詩歌遂被稱做“樂府”。樂府詩相當一部分採自民間，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現實和可以入樂幾個特點。後來文人也仿作樂府詩，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樂府詩統稱作古樂府。元和四年(809)，李紳首先寫了《新題樂府》20首（今佚）送給元稹，元稹認為“雅有所謂，不虛為文”，於是“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寫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後來白居易又寫成《新樂府》50首，正式標舉“新樂府”的名稱。白居易還有《秦中吟》10首，也體現了同樣的精神。新樂府作為詩歌運動，其創作並不限於寫新題樂府。當時張籍、王建、劉猛、李餘等人，既寫新題樂府，又寫古題樂府，都體現了詩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與白居易、李紳約定“不復擬賦古題”，後來見到劉猛、李餘所作古樂府詩，感到“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於是又和了古題樂府19首。雖用古題，但或“全無古義”，“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元稹《樂府古題序》），其實質、作用與新樂府是一致的。這樣，在當時形成了一個影響很大的詩歌運動，文學史上稱之為新樂府運動。

“元白”指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他們同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元白”並稱，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個時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劉禹錫詩云：“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雲‘元白’…。”又《舊唐書·元模傳》：“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的主要文學活動在唐憲宗元和年間(806年—820年)，因而把他們創作的詩歌和仿效他們的作品統稱“元和體。”《新唐書·元稹傳》：“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又唐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後憲宗歿，穆宗立，改年號為慶821年—824年)，白居易、元稹將自己的詩歌編輯成集，分別名《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故又稱他們的詩作為“長慶體”。

遊國恩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上分析了新舊樂府的區別：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樂府詩集》分樂府為十二類，共最後一類標名為“新樂府辭”，即本於白居易。所謂新樂府，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這裏有三點須説明：一是用新題。從建安時代起，文人樂府也有少數寫時事的，但多借用古題，反映現實範圍既受限制，題目和內容也不協調。新樂府則自創新題，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也有一些自創新題的，但內容又往往不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是從杜甫創始的，但還不是所有新題都寫時事。新樂府則專門“刺美見(現)事”，所以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諷諭詩”。三是新樂府並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因此儘管實際上它們全是“未嘗被於聲”的徒詩，但仍自名為樂府，並加上一個“新”字以示區別。這從音樂上來説，是徒有樂府之名；但從文學上來説，卻又是真正的樂府，因為體現了漢樂府精神。概括地説，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而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就是新樂府運動形成的一般歷史過程。元稹、張籍、王建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2] 

新樂府的特點有三：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始於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實。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新樂府詩多來嘗“播於樂章歌曲”。從音樂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新樂府運動由於前有杜甫開創的傳統，後有元結、顧況繼其事，張籍、王建為先導，到了“元白”時期，明確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論，加之元、白詩才蓋世，寫作了大量新樂府詩歌，給當時以極大影響，使這一偉大的文學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 ^[1]  《師友詩傳續錄》載：“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為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新樂府運動在貞元，元和年間與韓柳古文運動相繼磅礴於文壇，有着共同的社會原因。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籍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則是要求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統一，為內容服務，表達直切順暢，讓人容易接受。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曆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發揚了《詩經》、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良的詩歌傳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新樂府運動的詩歌創作，實踐了上述理論主張。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的樂府詩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時期極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從各個方面揭示了當時存在的社會矛盾，提出了異常尖鋭的社會問題。如白居易的《杜陵叟》、《賣炭翁》，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等，都是直接描寫勞動人民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為他們的悲慘命運鳴不平的；白居易的《繚綾》、《紅線毯》、《重賦》、《輕肥》等，是直接刺責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並從中反映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閣山北村》、張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權階層惡勢力為非作歹、殘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元稹的《夫遠征》、張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遼水》等，是反映邊地士兵之苦和反對窮兵黷武的；白居易的《鹽商婦》、元稹的《估客樂》、張籍的《賈客樂》等，是反映當時商業經濟的畸形發展，富裕商人和窮苦農民之間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陽人》、《井底引銀瓶》，張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婦》等，是同情婦女們不幸遭遇的。諸如此類的作品，大都具有較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鮮明的傾向性。在藝術上，儘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風格互有差異，又大都體現出平易通俗，直切明暢的共同特色。它們展示了新樂府運動的實績。

新樂府運動的創作，既要針砭現實、指斥時弊，自然就不能不觸犯許多權勢者。白居易説，他的詩曾使得“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竟至“言未聞而謗已成”(《與元九書》)，可見鬥爭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橫遭毀謗，遠謫江州，以他為主要倡導者的新樂府運動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實上，統治階級的腐敗和現實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樂府運動已無法再繼續下去。儘管如此，它在中國詩歌史上卻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並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唐皮日休作《正樂府》10篇，聶夷中也多寫反映現實的樂府詩，就是對新樂府運動傳統的直接繼承。 ^[1]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縴夫的悲慘生活。

《田家行》、《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