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

作為文學的一個專門術語，現實主義最早出現在18世紀德國的劇作家席勒的理論著作中。但是，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文學流派和創作方法的名稱則首先出現於法國文壇。法語中的Realisme一詞，來源於拉丁文Realistas（現實，實際）。現實主義名稱的出現和這種文藝思潮的存在根本就是兩回事。

R·韋勒克的《文學研究中現實主義的概念》 ^[1]  一文，追溯了現實主義術語在歐美各國的發生史。這個概念在文學領域的具體運用是1826年。在法國，法國小説家商弗洛利（Champfleury，1820--1889）用現實主義當作表現藝術新樣式的名詞，他於1850年在《藝術中的現實主義》一文中，初次用這個術語作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標誌。

這個術語的流行與畫家庫爾貝和小説家尚弗勒利的積極應用有關。1855年，庫爾貝舉辦了一次個人畫展，引起一場大辯論，文藝史上稱為"現實主義大論戰"。就在這次論戰中，他創辦了一種定期刊物，命名為《現實主義》。1857年，庫爾貝的熱心支持者商弗洛利又把他的文集定名為《現實主義者》，捍衞現實主義信條。同時其友人迪朗蒂又推出文學評論雜誌《現實主義》，雖然曇花一現只出了六期，但其文風具論戰性因而產生廣泛了影響。從此在歐洲文壇上正式樹立起一面現實主義的旗幟，這一術語也就在法國流行起來了。

眾所周知，巴爾扎克（1799--1850）是現實主義這個名詞最深刻含義上的作家，他的《人間喜劇》乃是深刻的規範化的現實主義文學。但是，巴爾扎克正如這一流派的夥伴們司湯達，狄更斯、薩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樣，都不曾用"現實主義"這一名詞來標明他們的新型的文學流派。而在俄國，首先使用這個術語的是文藝理論家皮薩列夫（見其《現實主義者》），不過那已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了。

被20世紀的現代主義先鋒派視為保守的現實主義，在19世紀誕生之時也具有挑戰文學成規的前衞品格。迪朗蒂曾明確地説："這個可怕的術語'現實主義'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顛覆者。説'現實主義'派是荒謬的，因為現實主義表示關於個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達。成規、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對的東西。"

準確地説，現實主義挑戰的是浪漫主義的藝術成規，衞姆塞特（通譯為維姆薩特）和布魯克斯在《西洋文學批評史》 ^[2]  中就把現實主義理解為十九世紀中葉的一種逆動，它抵制"不現實的各種事物"。迪朗蒂和尚弗勒利繼承了30年代普朗什抵制浪漫主義的思想，尖鋭地攻擊雨果、繆塞、維尼等浪漫派作家，指責他們"無視自己的時代，企圖從往昔的歲月裏掘出殭屍，再給它們穿上歷史的俗豔服裝。"現實主義者則拒絕這種詩的謊言。因此現實主義是作為浪漫主義的對立面和論辯敵手出現的，它本源地含有反對幻想和偽飾崇尚真實的意義。歷史地看，現實主義發端於與浪漫主義的論爭，最終在與現代主義的論戰中逐漸喪失了主流話語的位置。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1832年英國議會通過改革選舉制度的法案，工業資產階級參加了政權。這兩個事件標誌着資產階級在歐洲範圍內的勝利。歐洲各國在英、法資本主義勢力的影響下，陸續於40年代末經歷了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過渡。這種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直接影響着文學，成為現實主義文學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形態的劇變，使人的道德觀念和文化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本主義在歐洲各國不同程度的發展，使人們頭腦中物質利益觀念不斷加強，金錢成了衡量人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尺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隨之發生變化。人在掙脱封建束縛從而獲得一定的人身自由後，又在物質財富面前喪失精神的、心理的以及人格的自由。在熱衷於創造物質財富並依賴於物質財富的生存環境中，人對人的壓迫與剝削以新的形態表現出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趨於惡化。

現實告訴人們，啓蒙主義者所宣示的“價值”，和浪漫主義者所追求的“理想”並未實現，人們需要以一種新的冷靜的眼光重新看待現實並思考自己的命運，尋求改善自己生存處境的方法。於是，追求客觀冷靜分析解剖現實的社會心理和風氣隨之形成。反映在作家創作上，就是他們摒棄浪漫主義的主觀想象和抒情，通過對社會現實作如實細緻的描繪，揭露社會的黑暗，展示在物質與金錢擠壓下的人的各種心態，並倡導社會改良。反映在讀者方面，這樣的文學也剛好滿足了特定社會條件下讀者的審美心理，從而受到歡迎。寫實性和批判性很強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由此應運而生。

黑格爾的辯證法、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唯物論、孔德的實證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分析和批判，以及自然科學的新成就如細胞學説、能量轉化學説、進化論等，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一些現實主義作家的思想和創作，使他們積極探求新的觀察和表現現實的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學的成就打開了人們的視野，鼓舞人們以新的角度和方法，去尋找社會問題的產生根源和解決方案。許多作家以研究者姿態出現，試圖以科學家那種細緻入微的觀察、分析和推理的方法研究社會，解剖其中的奧秘。不少作家將動物學、生理學、解剖學等最新自然科學成果用之於文學創作，將自己看作社會的研究家、解剖家、記錄員等。所有這些，都強化了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客觀與寫實因素。

歐洲文學史上現實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與古羅馬。但18世紀英國小説、法國啓蒙運動文學和俄國諷刺文學等，則是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在藝術方法上的直接先驅。從反映現實的基本方法上説，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頗不相同的，但現實主義也借鑑了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藝術經驗，如歷史題材處理上的風俗畫風格、心理描寫上的某些技巧、描摹大自然時的細緻入微等。

現實主義經過泰納、恩格斯、別林斯基直至20世紀盧卡契等理論家的發展，及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托爾斯泰等偉大作家的文學實踐而達到高潮。現實主義理論日趨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話語成規。它包括以下層面的涵義：

第一，真實客觀地再現社會現實，這是現實主義術語的最根本的意義。達米安·格蘭特用“應合”理論解釋現實主義的客觀性成規，他稱應合為一種文學的認真心理，“如果文學忽視或貶低外在現實，希翼僅從恣意馳騁的想象汲取營養，並僅為想象而存在，這個認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議。”這強調的是文學對現實的忠誠和責任。R·韋勒克從現實主義反對浪漫主義的文學史背景來詮釋這層涵義：“它排斥虛無縹緲的幻想、排斥神話故事、排斥寓意與象徵、排斥高度的風格化、排除純粹的抽象與雕飾，它意味着我們不需要虛構，不需要神話故事，不需要夢幻世界。”這個意義上，企望真實地呈現社會生存的本真樣態。作為浪漫主義的論辯敵手，作為社會邊緣貧困小人物的代言，現實主義理論強調披露真實，戳穿偽飾現狀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説，現實主義抵制作為布爾喬亞知識分子話語形態的浪漫主義，轉而追求客觀性，為那些墮入貧困被邊緣化的弱勢羣體發聲。顯然具有素樸的人間情懷和人道精神。

現實主義“客觀再現當代社會現實”的理論涵義在盧卡契的論述裏得到了最深入的闡釋。這位現實主義最忠誠的信仰者和最後的辯護師撰寫了大量論著，總結現實主義藝術經驗，迴應現實主義在20世紀遭受的挑戰：《現實主義歷史》（1939）、《巴爾扎克，司湯達和左拉》（1945）、《偉大的俄國現實主義者》（1946）、《歐洲現實主義研究》（1948）、《當代現實主義的意義》（1958）等等。首先、他從認識論的高度重新闡釋了現實主義客觀性的涵義：“藝術的任務是對現實整體進行忠實和真實的描寫。”盧卡契提出了對現實進行整體描寫的現實主義藝術要求，所謂整體描寫就是反映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追求文學描寫的廣度，從整體的各個方面掌握社會生活；向深處突進探索隱藏在現象背面的本質因素，發現事物內在的整體關係。其次，盧卡契並沒有把現實主義的客觀性理解為排除任何主觀因素的純客觀性，他不是把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視為一面靜止的鏡子。盧卡契肯定了主觀認識的重要性，強調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統一、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的統一。盧卡契兩面作戰，一面為現實主義的純潔而與自然主義戰鬥，把福樓拜和左拉那種缺乏整體性的瑣碎客觀性排除出現實主義陣營；另一面又要回應現代主義的挑戰，批評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其他現代派作家，認為他們使所有內容和所有形式都解體了。因此，現代主義達不到對現實整體的真實反映。

第二，廣為人知的典型理論。典型論構成現實主義理論的一項核心內容，概括而言，典型論欲求解決的即是文學人物的特殊與一般的關係問題。黑格爾和謝林為典型論的流播奠定了美學基礎，黑格爾認為性格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一個性格之所以引人興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則“是由於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與個別人物的特殊性融會在一起，在這種統一中變成本身統一的自己。”據韋勒克的歷史追溯，典型術語的最初使用者是謝林，意指一種象神話一樣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廣泛使用這個概念，典型概念從浪漫主義轉移到現實主義，與巴爾扎克和泰納的轉用相關。在《人間喜劇》的序言裏，巴爾扎克自稱為社會典型的研究者，泰納則頻繁使用此術語討論社會階層人物的性格,逐漸演變成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理論概念。典型也是別林斯基論俄國小説時常用工具，他甚至認為：“典型性是創造的基本法則之一，沒有它就沒有創造……必須使人物一方面成為一個特殊世界人們的代表，同時還是一個完整的、個別的人。”果戈理筆下的科瓦遼夫少校不是一個科瓦遼夫少校，而是科瓦遼夫少校們，即使是描寫挑水人也不是僅僅寫某一個人，而是要借一個人寫出一切挑水的人。這就是別林斯基所説的典型的本質。魯迅的《阿Q正傳》發表後讓許多人不安，總以為寫的是自己，獨特的這一個阿Q擁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為國民性的代名詞。現實主義把這種個性和共性的完美結合的文學形象稱為典型形象。

第三，歷史性的要求。在韋勒克看來，歷史性是現實主義理論中比較可行的一個準則，他援引奧爾巴赫對《紅與黑》的評述説明這一點：“主人公‘植根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的總體現實中，這個現實是具體的，同時又是不斷髮展的’”。韋勒克的看法是對的，現實主義確有歷史性的維度。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信中説“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置身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的具體的總體現實中刻畫才能達到“充分的現實主義”的高度。而且，這個具體的總體現實還是不斷髮展的，就象盧卡契所闡述的現實主義要塑造那些生動的辯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本質轉化為現象並在現象中顯示自己；它還塑造着這過程的那個側面，即現象在過程運動時揭示着自己的本質。另一方面，這些個別的因素不僅包含着辯證的運動，互相轉化，而且彼此間不斷相互影響；它們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的諸因素。真正的藝術從而總是通過塑造這些因素的運動、發展、展開來表述人類生活的整體的。”簡單地説，現實主義的歷史性維度即是要求真實摹寫複雜的社會關係，並且反映出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矛盾運動過程。現實主義的歷史性要求，實質上是以社會分析為核心，即以摹寫人的社會經驗和社會本身的結構為藝術原則。而且現實主義竭力通過人的現實矛盾去揭示人與社會的辯證法則，現實主義確認，對社會現實觀察得越仔細研究得越深入，對事件及細節的相互關係和矛盾運動理解得越透徹，就越能獲得真實的力量。

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思潮既是歷史的繼承，又是現實的創新。它總彙了十八世紀以前的文學經驗，補充了文藝復興時代現實主義歷史具體性之不足，擺脱了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克服了啓蒙時代現實主義的説教成份和浪漫主義的主觀性。它又從文藝復興文學中接受了性格描繪的具體性從古典主義和啓蒙時代文學中接受了社會分析因素，從浪漫主義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漸喪失了前代文學中特有的樂觀主義，卻沾染了無法擺脱的悲觀主義。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彷彿是文藝復興和啓蒙時代現實主義特點的有機結合，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它能從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中，從人與環境的多種關係中去描寫人，特別是它在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現社會生活的真實，直接分析社會的經濟關係，對現實作出尖鋭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又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學史上，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成了歐洲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發展的最高峯。

現實主義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包含了各種現實主義者理論和觀點藉以產生髮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範式。現實主義首先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哲學傳統和世界觀。現實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是建立在它對道德進步和人類能力的悲觀主義認識基礎上的。現實主義者把歷史看作是循環的而不是進步的，他們對於人類是否有能力克服反覆出現的衝突，建立持久的合作與和平深表懷疑。現實主義世界觀更多看到的是人類本性中的惡，以及人類經驗中週而復始的悲劇。現實主義的這些哲學觀點在修昔底德、霍布斯、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中就有了強烈的反映。在20世紀，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則是這類現實主義的一個典型代表，儘管現實主義的哲學基礎在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Butterfield）、馬丁·懷特（MartinWight）和漢斯·摩根索的著作中才得到了明顯的表現。

一般説來，現實主義作品具有三個特點：

一是細節的真實性。要有真實的細節描寫，用歷史的、具體的人生圖畫來反映社會生活。現實主義作品是以形象的現實性和具體性來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讀者觀眾如入其境。瓦薩拉的《畫家的生活》曾敍述了一些有趣的藝術史軼事：孔雀啄食貝那左尼畫得太逼真的櫻桃；喬託的老師用刷子驅趕喬託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蒼蠅。這種現實主義概念雄霸人類藝術史近兩千年，至今仍保留在日常生活中。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過典型的方法，對現實的生活素材進行選擇、提煉、概括，從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質特徵。可以説，典型化是現實主義的核心，是區別於自然主義的標誌。生活現象是紛紜複雜的，如實記錄生活，不過是照相師的手藝；現實主義則要求作者從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選取有意義的人物與事件，經過個性化和概括化的藝術加工，創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環境。正如恩格斯説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是具體描寫方式的客觀性。作者要通過對現實生活的客觀，具體的描寫，從作品的場面和情節中自然地體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愛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別地説出來。法國文學史家愛彌爾·法蓋解釋説："現實主義是明確地冷靜地觀察人間的事件，再明確地冷靜地將它描寫出來的藝術主張。……要從幾千幾萬的現實事件中，選擇出最有意義的事件，再將這些事件整理起來，使之產生強烈的印象。"這同恩格斯所説的"除了細節上的真實之外，現實主義還要求如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義基本一致。

如果我們不把現實主義簡單地理解為各種真正藝術所固有的現實性，而是理解為單獨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寫的原則和藝術方法的話，那麼，在西歐來説，現實主義的形成，一般認為在文藝復興時期。從文藝復興的現實主義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批判現實主義，其中又有十八世紀啓蒙時代的現實主義。文藝復興時期的現實主義以描寫人物生動的豐富的感情，慾望和感受而著稱它表現出人類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純潔，而且富有詩意。但在分析社會關係方面又不及啓蒙時代的現實主義。後者具有更多的社會性和分析性，強調創作要有明確的社會目的及思想教育作用。

司湯達（或譯作“斯丹達爾”），原名亨利·貝爾，是19世紀法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一生不到六十年，並且在文學上的起步很晚，三十幾歲才開始發表作品。然而，他卻給人類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遺產，包括數部長篇，數十個短篇故事，數百萬字的文論、隨筆、散文和遊記。他以準確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練的筆法而聞名。被譽為最重要和最早的現實主義的實踐者之一。代表著作為《紅與黑》（1830年）、《巴馬修道院》（1839年）。

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是巴爾扎克。他早年創作浪漫主義小説失敗，三十年代開始創作以“風俗研究”、“哲學研究”和“分析研究”為分類，創作了150多部小説作品，包括上千個人物的社會百科全書式的小説《人間喜劇》。這部現實主義文學鉅作，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描寫中，以客觀、冷靜和精確的筆法，反映了法國貴族的沒落和資產者的崛起。小説中的人物性格鮮明，是一個個典型的“社會人”形象。在時代和經濟劇烈的變化中，社會對人產生的影響，成為人性和生活變化的主要原因，貴族的沒落和資產者的發跡，金錢的罪惡，人性的扭曲，都在時代和社會的變化中完成。

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19世紀中葉，法國偉大的小説家，莫泊桑曾拜他為師。於1821年12月12日出生在盧昂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間法國的時代風貌，揭露了醜惡鄙俗的資產階級社會。

從小生活在醫院環境，培養了福樓拜的實驗主義傾向，使他注意對事物進行縝密觀察，而與宗教格格不入。他與青年哲學家普瓦特萬很早就結成了親密的友誼，普瓦特萬的悲觀主義思想和唯美主義觀點對福樓拜有相當影響。福樓拜思想上還有着斯賓諾莎無神論思想的明顯影響。

他在上中學時就熱心閲讀浪漫主義作品，並從事文學習作。這些作品表現了“惡魔式的利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式的狂熱，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短篇小説《狂人回憶》（1838年）寫他對一位音樂出版商妻子的熾熱感情，這位出版商的妻子就是《情感教育》中阿爾努夫人的原型。

福樓拜同時也是傑出的文體家，他的“客觀而無動於衷”的創作理論和精雕細刻的藝術風格，在法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

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包法利夫人》（1857年）、《薩朗波》（1862年）、《情感教育》（1869年）、《聖安東尼的誘惑》（1874年）、《布瓦爾和佩庫歇》（1879年）和短篇小説集《三故事》（1877年）等，對19世紀末及至20世紀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被譽為“自然主義文學的鼻祖”、“西方現代小説的奠基者”。

法國最後一位現實主義小説大師莫泊桑，寫過六部長篇小説，但卻以短篇小説著稱於世，其代表作有《羊脂球》、《項鍊》等。他的長篇小説《一生》寫主人公貴族女子約娜，一生對丈夫和兒子兩代人先後失望的悲慘生活，表現了由於主人公缺乏對社會道德的認識，最後希望破滅的悲劇。《漂亮朋友》則以杜洛瓦對社會道德風氣的認識，憑藉漂亮的外表，由一個小職員躋身上流社會的故事。表現了在道德腐化墮落的社會里，小人物不擇手段向上流社會鑽營，成為顯貴的現實。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現實主義文學著名代表作家。薩克雷的創作是從諷刺小説開始的，在《名家們的小説》、《加哈甘少校歷險記》等小説中，初步顯示了他的諷刺才能，在後來的《勢利小人集》中，他採用新聞報道、民間故事和寓言的方式，塑造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勢利小人形象。

與薩克雷同期的英國現實主義文學著名代表作家。蓋斯凱爾夫人最著名的小説是《瑪麗·巴頓》，這部小説主要描寫工人和資產者之間的矛盾鬥爭，作者以宗教化解了兩者之間的矛盾。

喬治·艾略特的小説《亞當·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米德爾馬契》，都以婚姻為主題，表現主人公在婚姻生活中的痛苦選擇。

英國最著名的現實主義女作家是勃朗特姐妹中的夏洛蒂，她一生創作了四部小説，《教師》、《簡·愛》、《謝利》和《維萊特》。其中《簡·愛》成為經典名作，這部小説一反以往愛情小説對俊男美女的描寫，而是以一個並不漂亮的瘦小女子簡·愛為主人公，描寫她自強不屈的愛情、事業和人生道路。簡·愛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同樣具有叛逆性格的羅徹斯特，在愛情戰勝了美麗優雅的英格拉姆小姐。這部小説最突出的貢獻，是塑造了一個堅強、自尊，具有強烈自我人格和反抗精神的現代女性形象。這意味着，女性在男權社會和舊道德觀念的束縛下，開始走上自我獨立的道路。

英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是狄更斯，他一生共創作了十四部長篇小説作品，其創作分為前期、中期和後期。前期的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和《老古玩店》。這些小説繼承了歐洲小説的遊記傳統，以幽默諷刺的手法，揭露了社會機構的虛偽和腐敗本質。在這些小説裏，孤苦的兒童形象被塑造出來。作者對他們進行了深切的同情，這是對小説人物形象的一個新的發現。

狄更斯中期的小説代表作品有《遊美札記》，《董貝父子》和《大衞·科波菲爾》，以及《聖誕故事集》，這些小説對人的庸俗勢利，冷漠無情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大衞·科波菲爾》帶有自傳性質，寫主人公的辛酸成長史。狄更斯早五十年代後創作了廣泛反映現實生活的《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雙城記》和《遠大前程》。《荒涼山莊》和《小杜麗》對以司法制度為主的社會不公正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小説的描寫內容中，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儘管現實主義者對道德進步和人類能力都持悲觀主義的態度，但它們對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根源的認識又是不同的。經典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植根於人性。它認為人性本惡，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利益對立和衝突受人類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觀規律的支配，是無法避免的。與經典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更多的是根源於國際體系的性質。新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國際體系與國內體系不同，“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係，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的關係。”“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徵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國際體系由於缺乏國家之上的權威而導致互相的不安全、衝突及對於有組織的暴力的依賴。國際體系的性質導致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不斷髮生。國家可以通過外交和權力均衡的方式來緩和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影響，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它的影響。

其次，現實主義也可被視為一種理解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視為現實主義的學者們可能持有上述現實主義的那種哲學悲觀主義，但當他們努力闡述有關主權國家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理論概念時，就往往超越這種悲觀主義。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力圖建立能用以解釋和預測國際行為的社會科學理論。然而這兩類現實主義學者間的界限並不總是涇渭分明的。現實主義者基本的哲學觀點是，國際政治一直是，也將永遠是以權力、軍事力量和現實政治的運用為標誌，他們對國際法、道義以及諸如聯合國等到機制的價值持懷疑主義態度。可見，現實主義是一種理解國際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種單一的、統一的理論。現實主義的許多批評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認識到，現實主義也是一種理解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許多相關理論組成的集合體；而把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單一的、統一的理論的觀點實際上忽視了現實主義思想中的多樣性，結果使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認識過於簡單化了。雖然安全研究中的見解經常受哲學現實主義的影響，但當代在國際政治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大量爭論卻是圍繞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現實主義理論上的問題而展開的。

必須指出，儘管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關於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經常不一致，但他們在下述有關國際政治的本質問題上擁有共同的核心理念。

首先，他們相信國家是國際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為體，是構成當今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因此，國際政治的研究將集中於國家間關係的研究，而較少注意非國家行為體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他們認為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事實上不可能取得國家那樣重要的地位。

其次，現實主義者將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權威視為國際政治中最顯著的特徵。在無政府狀態下，“自助必然是行動的準則”，國家必須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來保護其利益。競爭是這種無政府體系的必然結果。國家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軍事安全領域，但也表現在經濟和其它領域。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國家都深切地關注其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和相對於他國的相對優勢，這種關切引導着國家的行為，使國家之間的合作較難達成。

第三，現實主義者認定，國家將最大限度地尋求擴大其權力或安全。一些現實主義者集中於權力，認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這種現實主義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現實主義者則將權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爾茲強調權力不過是實現安全目標的一個手段而已。

第四，現實主義者假定，國家是國際事務中統一的和理性的行為體，它能夠合理地確定其對外政策目標，考慮各種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導致的結果，然後選擇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目標的政策方案。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指出的，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説，國家是一個統一的理性的行為體，它會仔細權衡可供選擇的各項行動成本，並尋求預期效用的最大化，儘管這樣做還存在着相當的不確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選擇的足夠的信息。

以上述這些假定構成了現實主義者分析國際政治的出發點，但這並沒有導致他們對於國際政治的一致認識或關於國家行為的單一理論。雖然每一現實主義者都接受這些核心假定，但由於他們對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現實主義理論的認識不同，從而導致他們對當代國際政治作出了某些不同的解釋，形成了現實主義者在國際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異。

國際秩序反映了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的某種方式。它應包括三個方面內容：國際秩序的基本單位是什麼？它們互動的方式是什麼？它們之間的互動以什麼為目標？。按照權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國際秩序可以劃分為世界政府型、霸權型、權力均衡型、參與型和國際組織型五種類型。現實主義者從上述四個基本假定作為分析國際政治的出發點，根據他們對國際秩序的理解，認為權力均衡即均勢（Balance of Power）是主權國家體系中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理想模式。因為在他們看來，國際政治的現實狀況永遠處於“圍繞權力的鬥爭”中，通過相互對立的實力主體——國家間的均勢和抑制進行操縱，在各種實力之間將產生出穩定和秩序。均勢有助於防止全球性霸權的產生、確保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各成員國的獨立、防止戰爭的爆發等功能。

均勢理論是現實主義者推崇的理論之一，也是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均勢反映了國際關係中權力均衡和不均衡的各種態勢，而均勢理論則是一種研究權力均勢轉變之特點、規律、原則、手段和形式的分析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處理國際關係的特殊政策。阿諾德·沃爾弗斯認為，均勢是一個有助於描述當代國際體系的概念，均勢是指“兩個對手之間的力量的平衡，或大體上的平均分配，也就是霸權或統治的對立面”。儘管均勢仍有一些缺陷，但它作為管理權力的一種方法仍然值得推崇。他不同意集體安全的方法，認為民族國家迄今為止尚未表現出多少願意利用集體安全辦法來解決國際衝突的傾向，而均勢才是最符合當代國際體系的方法。基辛格也是均勢理論的積極倡導者。這位被稱為“均勢大師”的前美國國務卿，承襲和發揮了十九世紀初梅特涅和卡斯爾雷的均勢思想，進而提出依靠均勢建立一種適合美國霸權需要的“和平結構”的主張。他認為，這種“和平結構”是“外交哲學”的重要目標，而均勢政策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説歷史能給人以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不可能沒有平衡而取得和平，也不可能沒有剋制而實現正義。”肯尼思·沃爾茲對均勢也十分看重。他認為，均勢理論是結構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如果説有什麼獨特的、關於國際政治的政治理論的話，均勢理論就是。”。當然，對均勢理論進行全面系統闡述的當首推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

摩根索以人性本惡為哲學基礎、以權力和依據權力來界定的國家利益為核心概念，建構了他的現實主義均勢理論體系。他認為，“政治同一般社會一樣，受客觀規律的支配，這種規律的根源存在於人性之中。”“作為政治規律之根源的人性，自力圖發現這些規律的中國、印度和希臘古典哲學以來，迄未改變。”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人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權力；國家的本性同人的本性一樣，國家為了本國的利益也要追求權力。“政治的鐵律”即各國都要追逐強權利益。政治家無可選擇，在國際舞台上只能按強權政治的原則辦事。

摩根索從國家追求強權和強權政治的邏輯出發，直接導引出均勢論。他説：“若干嚮往強權的國家，各自試圖維持現狀或推翻現狀，最後必然會導致一種稱為均勢的格局及旨在維持這種結構的政策。”“均勢和旨在維持均勢的政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必不可少的穩定因素。”

同許多其他現實主義者一樣，摩根索認為，均勢是一個以各國競爭為基礎的國際體系裏管理權力最有效的方法。均勢是權力政治的副產品，也是國家在某種情況下追求的政策目標。他將均勢視為國家對外政策的萬能工具，是維護各國獨立所必不可少的，主張通過均勢來限制國際強權鬥爭，通過外交來儘可能協調互相沖突的各國利益，以便確保國家的獨立和國際體系的穩定。

在摩根索看來，均勢既是維持國際體系穩定、防止戰爭的有效手段，又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狀態”——若干國家強權分配大致均等的實際狀態。均勢內部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一旦由於外部力量，或由於組成這一體系的這一或那一要素起了變化而導致均衡失調，該體系便顯示要重建原均衡或確立新均衡的趨勢。”

國際體系是一個從均勢到非均勢再到均勢的不斷循環的過程，也是一個從穩定到動盪再到穩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和狀態下，任何主權國家都不可例外，要麼參與直接對抗型的均勢，要麼參與競爭型的均勢。

他認為均勢有四種不同的含義：

（1）針對一定事態的一種政策；

（2）一種實際存在的狀態；

（3）大體均等的強權分配；

（4）泛指任何強權分配。

維護或重建均勢的過程可以通過兩種方法進行，或削弱實力較強一方的力量，或增加實力較弱一方的力量。具體地説有：分而治之、戰後領土補償、裁減軍備或增強軍備、組建聯盟和設立緩衝國等方法。然而，維持國際和平靠的不是均勢本身，而是均勢所基於的國際共同意識。“在均勢通過對抗勢力之間的力學相互作用得以對各國的強權嚮往施加限制之前，相互雄長的國家先得承認均勢是它們各種努力的共同框架。”這樣一種共同意識會限制一切帝國主義所固有的無限度的權力慾，並防止它成為政治現實。

儘管現實主義者都認為均勢是解決權力競爭造成的國際衝突或不穩定局面的最有效辦法，但他們對均勢問題的認識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這在經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兩位代表人物摩根索和沃爾茲身上表現的最為明顯。兩人對均勢形成的原因、兩極還是多極、哪個更有助於國際體系穩定等問題的認識上，都存在着明顯的分歧。

關於均勢形成的原因問題，雙方的解釋是不同的。沃爾茲認為，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均勢原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他與摩根索不同，不是從國家的主體性和自律性努力這一構架中，即還原主義的方式來解釋這一原理的成立和機能，而是從國際體系的結構和單元的相互作用中，推導出均勢形成的必然性的。他説，“均勢理論的開端，是對國家的設想：國家是單一的行為主體，國家最起碼要維護自身的存在，而從最大限度而言，國家追求對世界的統治。”國家以或多或少理智的方式，通過使用可找到的各種手段，如提高自身實力和結盟等手段，去實現它們所看到的目標。但在國際政治的競爭環境下，國家之間不可避免會產生互相影響和衝突，國家的行動和互相影響的結果是趨向於均勢的形成。

沃爾茲認為均勢是國家體系必然出現的一個特徵，是不管國家是否尋求建立和維持平衡狀態都必然會發生的一種體系趨勢。“不管是一些國家還是所有國家有意識地尋求建立和維持平衡狀態，或者，不管是一些國家還是所有國家想要征服世界，均勢形成的趨勢還是會出現。”國家為了達到控制別國的目的，可能有動機改善自身的地位，但這種嘗試將會刺激別國採取類似的反對行動，去平衡正在崛起的大國，其結果是均勢仍會恢復。因此，均勢並不是各國自覺維持的一種平衡狀態，而是一種自然狀態。

摩根索強調國家的行為引起國家間互動和相互關係，從而產生均勢的結果。儘管他也承認均勢是國際政治實際存在的一種狀態，但他同時又認為維持均勢狀態是彼此獨立的每個國家的一種政策。而沃爾茲強調國際體系的結構對國家互動的影響，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迫使每一個國家為擺脱安全困境而採取同樣的行動，從而導致均勢的產生。顯然，沃爾茲對均勢原因的認識與摩根索有着顯著的區別。

對於第二個問題，即兩極還是多極均勢，究竟哪個更有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雙方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摩根索認為均勢的理想形態是多極均衡，在一個主要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中，多極均勢是常態。多極均衡是1648年至1945年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而兩極格局則是歷史的反常。在多極均勢中，因為沒有單一大國的主導，各種聯盟因時而異，大國間的外交斡旋和經濟的相互作用是經常發生的事情。這樣系統本身的靈活性就增大了，形成兩大敵對集團的可能性就相應地減少了，因而系統性戰爭行為也會隨之減少。

但沃爾茲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參與者數量越少的體系越是穩定，參與者數量越多則越不利於穩定。因為隨着國際行為體數目的增加，每個政策制定者採取特定行動所產生的不確定因素的數量也隨之增加；而不確定因素越多，一個政策制定者對潛在敵人的意圖和行動就越可能產生誤判。因此，多極體系的不確定因素要比兩極體系多，多極體系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也比兩極體系大。在沃爾茲看來，兩極均衡最有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簡單的兩極關係及其所產生的很大的壓力會使兩個國家變得保守起來，雙方都力圖維持現狀，即使發生戰爭，也是維持均勢的戰爭”，目的在於制止另外一個大國建立霸權。

沃爾茲還從經濟相互依存和安全依賴性兩個結構因素説明了兩極均勢比多極均勢更具有優越性。其實，不管是為了安全還是為了權力，平衡權力還是平衡威脅，均勢理論要求國家採取的手段是一樣的，那就是“平衡”政策。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國際體系的現狀，確保國家不受威脅，增強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

總之，經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對均勢問題的認識是有明顯分歧的。它們對均勢問題的不同認識，本質上源自於雙方對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現實主義的不同認識所致。經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對於手段和目的、原因與結果的考察是不同的。

摩根索認為，權力是國家對外行為的決定因素，權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理性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應最大限度地獲取權力。在均勢中，國家對外行為的政策目標就是要平衡這種權力，以維護國家自身的安全和國際體系的穩定。而沃爾茲認為，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國家目標可能使用的手段，權力太大或太小都有風險，國家最終關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權力。在均勢體系下，國家並不是要謀求權力的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均勢的實質就是要實現大國間權力的均衡分配。

經典現實主義“把因果關係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於相互作用中的個人和國家那裏尋找原因，從個人和國家的行為及其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後果中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國際政治的規律並不是單向地從相互作用的單位到其所產生的後果，而是雙向地進行的，”存在於單位層次上的原因是與存在於結構層次的原因相互作用的，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單位層次，又注意結構層次”，才能夠“全面把握國際體系內的變化和延續”。

儘管摩根索與沃爾茲在均勢問題上存在以上這些不同看法，但他們都認為，國家對彼此之間的力量是多疑的，國家必須時刻注視着現實的威脅或可能的威脅，集中各種手段以應付這種威脅已成為國際生活的基本方式。“由於相互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因而行為者總是相互猜疑，並且經常彼此敵視。儘管就其本性而言，它們並不願意相互猜疑和敵對。……且不論每個國家是否具有侵略性，從整體上講，它們的行為本身導致了軍備競賽和聯盟體制。”這種“安全困境”是權力均勢產生的根源和結果。

均勢是現實主義者推崇的國際秩序模式，現實主義者認為“均勢維護了國家獨立”的觀點，主要是從下述兩個角度來判斷的：

第一，均勢的固有特性，即在一個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任何一國企圖獲得世界性支配地位的努力，總會招致其他國家自動的、以聯盟為方式的制衡壓力。因此，國際體系中的均勢結構，可以阻止一國或國家集團成為該體系的支配性力量，從而自動達到維護他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目的。

第二，認為均勢的存在為維持國際秩序所必須依賴的其他制度，如外交、國際法和大國管理的實施提供了條件，從而為國家的獨立在法律上提供了一種國際保障。

然而，均勢果真如現實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可以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國家的獨立嗎？

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均勢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弱小國家的獨立其實是一種假象。在被稱為歐洲均勢“黃金時代”的18世紀，恰恰是歐洲大國火併、大國掠奪和瓜分小國、戰禍連綿的時代。而此階段歐洲列強對殖民地的掠奪和瓜分恐怕也是一個“黃金時代”。而這些行為都是在所謂均勢原則的名義下進行的。大國對波蘭的三次瓜分便是典型的例子。

赫德利·布爾在批評“均勢維護國家獨立”這一命題時指出，對於受均勢之害的弱國來説，均勢是一種殘酷的原則，“維持均勢的原則毫無疑問往往是犧牲小國利益而為大國服務。大國間的均勢經常是通過瓜分和吞併小國來維持的。”可見，所謂和平一方面只是相對於未爆發大規模大國戰爭而言，另一方面則是將戰爭和衝突轉嫁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從歷史事實看，所謂均勢可以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國家獨立的命題值得懷疑。

再從均勢的本質來看，這個命題也是與均勢本身的邏輯存在着矛盾。均勢是存在利益衝突的強權政治的產物，它是建立在對各國實力的測定大致均衡的基礎上的，但這種測定只能是靜止的和粗略的，很難精確計算。在國際社會中，由於沒有一個國家能有把握地肯定它對任何特定時期的強權分配的測算是正確的，所以，為確保不至於由於任何測算錯誤而使自己在強權鬥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力爭一個起碼的安全保障，各國實際上都不以力量均勢為目標，而以取得自己的強權優勢為目標。而且，既然沒有一個國家能預知它測算錯誤到底會有多大，所有國家終究都得謀求在情況許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強權。

正如尼古拉斯·斯拜克曼所指出，“實際情況是，各國只希望看到對它們有利的平衡（不平衡）。它們的目標不是均衡，而是一邊倒。如果一個國家的力量同潛在的敵人一樣強大，是談不上真正的安全的。要想得到安全，就必須比對方略強一些。如果一國的力量被別國的力量完全抵消，那它就沒有行動的可能性。只有當一國擁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餘力量時，才有可能採取積極的對外政策。”

貪得無厭的強權欲，在各國的強權追求中總是潛在地存在着，但在均勢中找到了使之轉化為現實的強大推動力。永無止境的強權追求，其邏輯的結果是導致各國在強權鬥爭必然要引起衝突和戰爭。由於各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某國的發展遠遠超過其他一些強國時，關心維護現成強權分配的國家就會為了維護原有的強權地位聲稱其破壞了均勢，必然會想方設法遏制其發展。而這個國家則由於自身實力的增強也會按照自己的利益提出對己有利的權力分配。

國際政治的動力學，即各國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不平衡發展，當它在維持現狀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起作用時，必然會導致均勢失調，因而看來只有戰爭才能使維持現狀國家至少有一個矯正均勢，使之有利於己的機會。於是預防性戰爭就發生了。

摩根索指出，預防性戰爭“儘管在外交語言上令人厭惡，也為民主輿論所厭惡，但實際上是卻是均勢的自然產物”。可見，摩根索是充分認識到均勢和戰爭的內在聯繫的。他在後面還指出，“不難發現，自現代國家體系誕生以來已經發生過的大多數戰爭都淵源於均勢。”

赫德利·布爾在談到均勢與國際秩序的關係時也指出，“均勢的主要作用也並非維護和平，而是維護國家體系本身，因此，當別無他法來阻止一個潛在的國家獲取霸權時，維持均勢便需要戰爭來實現。”

其實，均勢真正的作用並不是維護和平，而是維持現狀，即維持現存的不對稱的、不平等的強權分配，實質上是謀求或保持優勢。任何聲稱要保持均勢的國家實際上都是在謀求優勢，“號稱意在均勢實則志在優勢”——這就是均勢內在的本質。因此，所謂均勢可以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國家獨立的命題也是與均勢本身的邏輯相矛盾的。

至於大國均勢下的保障制度，它的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保護了一些國家的獨立，但總的説來，這種保障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所謂的“國際保障制度”本身就是大國利益角逐的一種妥協和折衷，它更多反映的是大國的利益分配，而不代表弱小國家的利益和立場。因此，所謂的“國際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維護一些弱小國家的獨立，但無法永遠保障這些國家的獨立。而且國際保障制度在多變的大國關係中也是不穩定和脆弱的。一旦利益轉換，攻守易勢，舊有的大國關係及其安排就會發生變化。

總之，均勢作為一種國際秩序模式，它並不能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國家的獨立。究其原因在於均勢作為一種國際政治的指導原則，它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均勢原則的邏輯矛盾之一是，它必須首先考慮主要均衡力量的需求，其次才能考慮次要均衡力量的需求，總體均勢的重要性必須優先於任何局部的或特殊的均勢。為了維持總體均勢或大國間均勢，大國總是以犧牲小國利益為代價。

均勢原則的邏輯矛盾之二是，在均勢體系下，各國實際上都不以力量均勢為目標，而以取得自己的強權優勢為目標，而且總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強權，這勢必與均勢的內在趨向維持現狀，即維持現存的強權分配發生矛盾，其結果必然要引起大國間的衝突和戰爭。

所以，均勢不能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原則，也不能當作對外政策的目標、原則，更不能將其絕對化、理想化為一種維持國際秩序的模式。當然這並非説均勢在當今就毫無作用了，已經過時了。均勢是存在利益衝突的強權政治的產物，在當前國際政治中現實利益衝突還大量存在，強權政治仍充斥現實世界的21世紀，均勢作為一種遏制霸權、反對霸權的手段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利用均勢來維護國家利益仍不失為一項可以選擇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