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

《漢書》開創了“包舉一代”的斷代史體例。《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祖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漢書》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圖冊(1張)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漢朝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敍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户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 在我們面前。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漢朝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跟。《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班固（32—92），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字孟堅。班彪子。 ^[12]  東漢大臣、史學家、文學家，與司馬遷並稱“班馬”。

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其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採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22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鉅作。

工作開始幾年，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被捕入獄，書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説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讓後人瞭解歷史，從中獲取教訓，並無毀謗朝廷之意。後來班固無罪開釋，漢明帝賜給了班家一些錢財，幫助他們寫下去。

漢明帝頗賞識班固的才能，召為蘭台令史，秩俸為六百石，後轉遷為郎。當時蘭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聞名，班固與弟班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輕”的典故。班固又奉詔完成其父所著書。

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率兵伐匈奴，班固隨其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大破匈奴後，勒石燕然山的銘文，即出自班固手筆。

班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洛陽令種競被班固的家奴醉罵，懷恨未忘。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班固受牽連而被免官職，種競利用竇憲事敗之機，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獄中，年六十一歲。此時所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漢書》未完成而卒，漢和帝命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所存資料，續寫班固遺作，然八表完成，班昭便卒。同郡的馬續是班昭的門生，博覽古今，漢和帝召其補成剩下的“天文志”。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以漢朝西漢一朝為主，上起漢高祖元年，下終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體例上全承襲《史記》，只是改“書”為“志”，把“世家”併入“列傳”，全書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八十餘萬字。

到了唐代，顏師古認為《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書》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書中所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漢朝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漢書》的這一部分，多用《史記》舊文，但由於作者思想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武帝以後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文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因此比《史記》更顯得有史料價值。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是從漢高祖至漢平帝的編年大事記。

雖寫法與《史記》略同，但不稱“本紀”，如《高帝紀》、《武帝紀》及《平帝紀》等。由於《漢書》始記漢高祖立國元年，故將本在《史記·本紀》的人物，如項羽等，改置入“傳”中；又由於漢朝東漢時期不承認王莽建立的政權——新朝，故將王莽置於“傳”中，貶於傳末。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錶，而新增漢武帝以後的沿革。

前六篇的記載包括：記載漢初同姓諸侯王的《諸侯王表》，記載異姓諸侯王的《異姓諸侯王表》，記載漢高祖至漢成帝的《功臣年表》等，藉由記錄統治階級來達到尊漢的目的。

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今人物表》，班固把從三皇五帝到秦楚之際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時期的官制。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

由於《漢書》已用“書”為大題，為免混淆，故改《史記》中的“書”為“志”。

《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將《史記》的“禮書”、“樂書”改為“禮樂志”，將“律書”、“曆書”改為“律曆志”；將“天官書”改為“天文志”，將“封禪書”改為“郊祀志”，將“河渠書”改為“溝洫志”，將“平準書”改為“食貨志”。

同時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藝文志”、“地理志”，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敍西漢一朝的歷史。

其中，如《地理志》詳述先秦時期、秦朝、西漢時期的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名門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

《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説而編成。但從另一角度看，卻保存了大料的自然史資料。

《天文志》則保存上古至漢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食、月食等天文資料。

《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西漢時期的刑法，並且點出漢文帝、漢景帝用刑之重，更指出漢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的惡果。

《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代的經濟發展情況。

《溝洫志》則記述上古至漢朝的水利工程，並説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同時以時代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

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為標題。

《漢書》列傳中有關文學之士的部分，多記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內容，如《賈誼傳》記有“治安策”；《公孫弘傳》記有“賢良策”等，這些都是《史記》沒有收錄的。

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傳》、《循吏傳》、《遊俠傳》、《酷吏傳》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傳》、《元后傳》、《宗室傳》，這些也是《史記》所沒有的。

四夷方面，有《匈奴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西域傳》等三傳。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傳”最後一篇作《敍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列傳”以記載西漢一朝為主。“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説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曩説疏紊尚多，蘇、晉眾家剖斷蓋砂，蔡氏纂集尤為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漢書》舊無註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愛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愛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説，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雲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説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核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未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遁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餌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泛説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説，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説，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云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説，苟會扃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偝，元凱解《傳》，無系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愛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智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説，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註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諸家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悦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祗，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援，(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雲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雲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雲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衞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悦《漢紀》音義。) ^[3] 

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餘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訛，恐誤後學，臣謹參括眾本，旁據它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

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二年三月，靖又上言：“案顏師古敍例雲：班固《漢書》，舊無註解，唯服虔、應劭等各著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二學當否，號曰《漢書集註》。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見，續廁其末，掎摭前説，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眾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略，裁以己説，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儒註解，名姓可見者二十有五人，而爵裏、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其附著及舊説所承註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以聞望德，刻於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啓卷具知。”奏可。今列之如左：

荀悦，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服虔，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應劭，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伏儼，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劉德，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鄭氏，舊傳晉灼《集註》雲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李奇，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鄧展，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文穎，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張揖，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蘇林，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張晏，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如淳，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孟康，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項昭，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韋昭，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晉灼，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劉寶，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4] 

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駰《史記序》雲，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於瓚，酈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雲，案《庾翼集》於瓚為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雲，翼病卒，而大將軍於瓚等作亂，翼長史江虨誅之。於瓚乃是翼將，不載有註解《漢書》。然所採眾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故得具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為於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於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雲，秘書校書郎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眾家訓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郭璞，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蔡謨，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崔浩，以下內容同《漢書敍例》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秘書少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 ^[5] 

《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原因。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滅亡，將《高帝紀》置於首篇。《漢書》中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西漢末年劉歆著《三統曆譜?世經》，構建了一套系統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説，主要觀點之一便是以“漢為堯後”。《漢書?高帝紀》據此整理自唐堯至劉邦的具體世系，系統宣揚“漢為堯後”。但劉歆宣揚“漢為堯後”説，是希望劉漢皇朝能像唐堯禪位於虞舜一樣禪位於王莽，因而是為了服務於漢政權和平過渡的政治需要；而班固宣揚“漢為堯後”説，則是有鑑於劉邦“無土而王”，需要從神意角度做出歷史解説，為劉漢政權的合法性提供理論依據。《高帝紀》所述劉氏世系並非班固憑空杜撰，而是依據《左傳》的記載得來的。《左傳》涉及劉漢世系的記載主要有三處：一是文公十三年，敍述了劉氏先人士會逃到秦國，晉人設計將他騙回。留在秦國的部分家眷改以劉為氏。交代劉氏的來歷。二是襄公二十四年，士會之孫範宣子歷數自己的世系。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範氏，其是之謂乎?”三是昭公二十九年，借晉史蔡墨答魏獻子的話，敍述自劉氏先人劉累到成為範氏的過程。《高帝紀》糅合《左傳》三處記載，外加劉向之説，補上了士會留秦一支從秦遷至魏再遷至豐的過程，而高祖正是出自該支。顧頡剛指出：“言劉氏為其後的只有《左傳》和圖讖，五經家則從無是説。《左傳》編於劉歆之手，圖讖起於哀平之間，這一説的來源也就可想而知”。班固依據五行相生之五德終始理論，勾勒出了一個自伏羲氏而至劉漢的天命王權體系，“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貼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漢書?高帝經贊》）。通過作《高帝紀》，班固依據《左傳》關於劉氏世系的論述，考究出了一個自唐堯至劉邦的劉氏家族世系。班固正是藉助於這兩個系統的建立，從而對劉漢皇朝的歷史統緒做出了神意化的解釋。所以，以陰陽五行學説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説”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説教，便成為《漢書》正統史觀的主要內容。 ^[8] 

《漢書·董仲舒傳》與《史記·儒林列傳》中的《董仲舒傳》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漢書》將集中體現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天人三策》完整地收入《漢書·董仲舒傳》，並在“贊”中列舉了劉向、劉歆和劉向曾孫劉龔等人對董仲舒的評價，其中劉向的評價最高，認為董仲舒有雖伊呂不以加的“王佐之材”；而劉歆、劉龔則認為“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班固充分認識到了《天人三策》所宣揚的天人感應思想對西漢武帝以後整個思想界產生的極其重要的影響。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理論基礎的災異學説，被劉向、劉歆等人進一步發揚，用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由班固整理，體現東漢官方意識形態的《白虎通》中的《封禪》《災變》總結前代學者的災異理論説，“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白虎通·封禪》）；“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白虎·通災變》）。集中反映班固災異思想的《漢書?五行志》，正是通過記載董仲舒、劉向和劉歆等人的災異理論，夾雜自己的災異觀點編成的。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説，還創立《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蹟，把歷史上和當時的各種自然現象和災異與社會人事等聯繫起來，闡釋自己對歷史、政治、現實的看法。例如記述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為是由於齊桓公好色，寵信女子，以妾為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董仲舒也以為，齊國不守綱常禮教，故遭天災懲戒。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董仲舒以為王室將亂，而諸侯莫救，未擔負其保衞王室的責任，故上天降災於四國，預示其將滅亡。劉向以為，宋、陳兩國是王者之後，衞、鄭兩國與周同姓也，卻都外附於楚國，沒有尊周室之心，故天災四國。西漢惠帝四年十月，未央宮兩次發生火災，班固借劉向之口解釋為因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立惠帝姐姐魯元公主的女兒為皇后，殘忍暴虐，悖亂綱常，因此凌室和織室兩處分別發生火災。凌室是皇宮供養飲食之處，織室是供奉宗廟衣服之處，這兩次災禍等於告誡皇室沒有供奉宗廟之德，祭祀將會斷絕。後來惠帝果然無後，眾大臣誅呂氏而立文帝。 ^[8]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立《陳涉世家》《項羽本紀》。《漢書》認為尊立項羽於《本紀》，冠於漢代帝王之上，不合禮法，體例不嚴;陳勝於秦末稱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所以也不應列為《世家》。因此，班書將陳、項俱改為《列傳》，就是要嚴格維護儒家綱常禮法。

《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即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帝在位七年，竟然刪削不載。班固認為，雖然當時朝政皆出於呂后，但惠帝並未被廢，名義上還是天子，孔子修《春秋》，於魯昭公流亡他國，每歲書“公在乾侯”，《史記》的體例與孔子修《春秋》“尊尊親親”的觀點不合，實際上破壞了禮法秩序。此外，《漢書》大力表彰征伐匈奴的衞青、霍去病等人功績，以及出使西域、匈奴的張騫、蘇武等堅貞不屈和一心向漢的氣節。例如《衞青霍去病傳》記述蘇建勸衞青招賢納士，壯大勢力，衞青説：“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在《酷吏傳》中對酷吏也多有迴護，認為他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他還極力批評呂氏、霍氏等外戚專權亂法，其目的實際上都是在宣揚儒家“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的綱常秩序。 ^[8] 

在敍事上，《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 今，凡是研究西漢歷史，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在體裁方面。《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説“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朝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以後歷代的“正史”都採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中國史學的重大貢獻。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

《漢書》把《史記》的“本紀”改稱“紀”，“列傳”改稱“傳”，“書”改稱“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

《刑法志》系統地敍述了國家律令，為研究中國律法發展具有參考意義。

《地理志》記錄了當時行政區劃、户口，物產、經濟、民情等內容。

《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流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而來，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後人非常推崇，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朝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

《漢書》史料來源，武帝前為《史記》。後一為其父書，二為各家所續《史記》，三為其它記載。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説：“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也認為：“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桃之宗焉。” ^[7] 

《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於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注的大約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

關於《漢書》的注本，唐朝以 前諸家所注都已失傳。清朝的王先謙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漢書補註》，該書旁採諸家之説，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 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閲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 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

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窺管》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閲讀。

《讀漢書雜誌》（清朝·王念孫），《漢書注校補》（清朝·周壽昌），長於音訓和文義。《漢書疏證》（清朝·沈欽韓）， 《漢書辨疑》（清朝·錢大昭），《漢書管見》（清朝·朱一新），《漢書瑣言》（清朝·沈家本），精於考證，訓詁和校勘也頗有可取。《漢書窺管》（民國·楊樹達），長於訓詁校勘。

《漢書新證》（現代·陳直），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出土的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的《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的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強，成就斐然，至 今無可替代，是閲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等人的觀點，採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的《校書八表》、梁玉繩的《人表考》、楊守敬的《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的《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宋代王應麟作《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對三百八十多種圖書進行了詳細考訂，“所考證者，漢書著記即起居注，家語非今家語，鄧析子非子產所殺、莊忽奇嚴助之駁文，逢門即逄蒙之類，不過三五條而止”，又收未錄之書二十七種，“《易》類增《連山》、《歸藏》、《子夏易傳》；《詩》類增《元王詩》；《禮》類增《大戴禮》、《小戴禮》、《王制》、《漢儀》；《樂》類增《樂經》、《樂元語》；《春秋類》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歸》、《素王妙論》；法家增《漢律》、《漢令》；縱橫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傳》、《甘氏歲星經》、《石氏星經》、《巫咸五星佔》、《周髀》、《星傳》……”，是第一部系統研究《漢書藝文志》的學術著作。王應麟認為《漢書·藝文志》中將於長《天下忠臣》歸入“陰陽家”是不恰當的，又考定皇甫謐所云《伊尹湯液》即《漢書·藝文志》之《湯液經法》。又如：“老子指歸不著錄隋志：十一卷，嚴遵撰。列子釋文雲：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清人姚振宗又作《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補書三十四種。

《漢書》這部史學鉅著，分為紀12篇，主要記載西漢帝王的事蹟；表8篇，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蹟等；志10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種社會現象；傳70篇，主要記載各類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等。

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書”，《漢書》改稱“志”。

《史記》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的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

斷代為史始於班固，以後列朝的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説“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可見，其史學地位之重要。

《漢書》在中國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文學的典範，例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除此之外，《漢書》亦記載少數民族歷史。《漢書》繼承《史記》為少數民族專門立傳的優良傳統，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敍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歷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首先，《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敍史方法，體例為後世沿襲。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本位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則合乎作者的心理，因為前朝已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歷朝官修“正史”均以斷代為史。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漢朝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側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漢朝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學家的讚譽，併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其次，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繫，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查看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

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漢書》繼承了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的體例。

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漢朝西漢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

《漢書》十“志”中，《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敍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在《藝文志》中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漢書·藝文志》還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的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十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中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班固生活的時代，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統思想。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漢書》神化漢朝西漢時期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漢朝東漢時期的正統性和神化漢朝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説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説”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説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 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説，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蹟。

《漢書》的版本很多，唐朝以前的版本多已佚失。

清朝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了“殿本”，又稱“武英殿本”。

清朝同治年間，清政府又刊印了“局本”。

清朝刊印的“殿本”和“局本”都是《漢書》較好的版本。

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刊印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時期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

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鉛印本（共十二冊），是經過了專家學者的精

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是如今的通行本。

顏師古注《漢書》是集註本。

一是北宋仁宗時期刊刻的景祐本。據王先謙《漢書補註敍例》:“顏注《漢書》，至宋仁宗景祐二年，韶州餘靖為秘書丞，奏言文字舛訛，命與王沫同校。靖撰《刊誤》一書，增入江南張泌校説六條，所謂景祐刊誤本也。”因該本改正之處頗多，故又稱其為“景祐刊誤本”。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二中評論曰:“唯是乃景祐二年監本，獨存北宋時面目。惜補板及剜損處無從取證，然據是可以求其添改之跡。”景祐本為現存最早之《漢書》刻本，此處肯定了對景祐本所做工作，但只可惜景祐本經流傳數代後已不完整。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近代商務印書館百衲本《漢書》即以宋景祐本刊刻而成，由此可窺其大概。此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本文後題“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與監本首載宋景文所用參校諸本中之《景祐刊誤本》合。下面將景祐本與監本做以比較:《高紀》二年六月“置中地郡”，服虔注:“中地，在扶風。”監本載:“宋祁曰，註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此本正作“右”。錢大昕《養新錄》中《漢書考異》正監本之訛，而與景祐本相合者有十幾處。現核對此本，如哀紀“二年春正月”，“二”上無“元壽”二字。《百官公卿表》“宣平侯張歐”不作“寧平俞侯”;“欒賁”不作“樂賁”。《五行志》“能者養以之福”，不倒作“之內”。《佞幸傳》“龍思侯夫人”，不作“龍雒”;均對應相符。顧廣圻手跋雲:“是書向藏士禮居黃氏，後歸藝芸書舍汪氏，錢宮詹所云景祐本，殆即於士禮居見是書也。”《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記述有宋本《前漢書》七十卷，其曰:“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閲。”與《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載相符，應為同一版本。黃丕烈題曰:“此北宋精刊景祐本漢書，為餘《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匿中三十來年矣，非至好不輕示人。”由此可見，宋景祐本為《漢書》善本中之精品，深為後世藏家所珍愛。此版保存了北宋版刻《漢書》的原本面貌，校刊精良，雖已失散部分內容，但仍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對其後的眾多版本有較大影響。

另一是南宋寧宗時刊刻的慶元本，又稱建安本。慶元本所依據之版本和注本，以及校刊成書情況，史籍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十七史商榷－監版用劉之同本》雲:前明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甬川張邦奇修補監中十七史舊版，並添入宋遼金元，十一年七月成其《漢書》。所據建安書坊劉之同版也……餘靖之後，又有宋文祁校本，凡用十六本參對而成。建安版即用景文本為正，又別採入諸家辯論凡十四家，刻於寧宗慶元中。既冠師古敍例於前，又附餘靖宋祁原校所採先儒姓名書目。……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雖與宋祁同時而祁卻未採。今書已依賴之同採之得存。毛氏汲古閣版於顏注外僅存臣佖等五條，其餘盡去之，不如監版所據之建安版為該備。《漢書補註敍例》又記載:“至寧宗慶元中，建安劉之問又取宋校本，更別用十四家本參校，又採入蕭該《音義》、司馬貞《索隱》、孫巨源《經綸集》、《學官考異》、章衡《編年通載》、楊侃《兩漢博文》、《漢書刊誤》、《楚漢春秋》、史義宗本《西京雜記》、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筆記》、三劉《刊誤》、《紀年通譜》，刻之為建安本。”

慶元本今世不多見，對後來的其他版本有較大影響，如南監本即採用建安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慶元間刊本《漢書》一百卷。其後為《漢書》目錄，末有“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雙行木記。卷三十一《陳勝項籍傳》後又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的雙行木記。日本學者尾崎康認為此本為黃善夫、劉元起家塾之敬室刊本，只不過是改刊了目錄末的木記的後印本。由此可見，南宋慶元刊本《漢書》以宋祁校本為主，在此基礎上又參校了熙寧本、卷子古本、史館本、國子監本、陳和叔本、邵文伯本、謝克念本、楊伯時本、李彥中本、張集賢本、王性之本、趙德莊本、沈公雅本、王宣子本等另外十四家善本，逐一讎對。其每卷末題有“右宋景文公參校，手所是正，及數家辨疑，並附古注之末”或“宋景公自題此卷末雲:除刊誤已改正外，其別標誌則予自得於他本，今將所標誌者並附入於古注之末”(卷十二《平帝紀》後)等內容大致相同，措辭略有差異的注語，説明此刊本《漢書》基本是宗奉宋祁校本的。追其淵源，此刊本與現存刊刻時間較早、質量較好的“景祐本”又是一脈相承的。後代的明國子監本、清武英殿本都是承襲此本。此本改正了景德監本的很多錯誤，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中對此多有考證。此外，該刊本還將一些很有價值的名儒辯論附於宋祁的校語之後。這些資料對於研究《漢書》及西漢歷史具有極高的價值。此部《漢書》流傳頗為罕見，國內僅此一部。

另有始刊於南宋，畢工於元至正間的宋鷺州書院大字本。《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雲:“《漢書》，宋鷺洲書院大字殘本。半頁八行，正文十六字，註文雙行二十一字，每卷末皆記二行雲。又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注之下，又有正文若干字，註文若干字一行或二行在卷題後。……，字較宋景祐本尤爽目，惜僅‘景十三王傳’、‘司馬相如’兩卷。”《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載有海寧吳槎客收藏的此本《漢書》，書雲:“其行囊攜得《漢書》殘宋本數冊，字尤悦目，在宋槧中信為佳刻。餘所藏景祐本外郤(同隙)無別本可對，惟範史亦有此十六行十六字本與此本當是同出一時。卷第下撰書注，書亦分兩行，蓋款式同也。其中字句之不同與註釋之詳略，餘固未及取景祐本相勘，而紙墨精好有過之無不及矣。”可見，此殘宋本與景祐本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經輾轉流傳，已殘闕不全。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