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議

臣子向皇帝上書言事，條議是非的文字的統稱。

奏議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上行公文文體，是古代臣下上奏帝王文書的統稱，包括奏、議、疏、表等。由於自身的特性，使其具有極大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曾國藩説“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而奏議在析事明理，加強公文的説服力、震懾力、感召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寫作經驗，尤其是它的修辭運用，在實用性與可讀性的實現上奠定了堅實基礎。許多奏議是集突出的實用性和極強的可讀性於一體，因此研究奏議修辭對於當今公文的寫作具有重要意義。它為當代秘書工作者及其公文寫作提供理論參考概觀今同的公文寫作實踐，最為薄弱、最沒引起足夠重視的是公文語言表達和修辭。很長時間以來，公文寫作中大量存在格式化的“官樣文章’’，相互仿效，上下蹈襲，依葫蘆畫瓢。相當一部分公文寫作者對“辭達而已矣”的公文修辭原則做片面理解，以為只要把話説明白通順就可以，用不着在遣詞造句和表達技巧上下工夫，甚至誤認為公文表達排斥創新，不求生動，不講究修辭。新的黨八股已成公害，文牘主義越來越嚴重，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妨害了政令的貫徹，影響了公文的權威和效果的發揮，損害了組織和機關的形象。古代奏議通過巧妙的修辭運用，真正做到了言煉意精、言巧意新、言之有文、言之有采。從事文秘工作及公文寫作的同志可以從古代奏議的研讀中，比較其中的繼承與革新，從而使自己的寫作更為嫺熟自如，尤其是古代奏議的諸多語言表達和修辭運用，值得廣大秘書及公文寫作者反覆揣摩，理解其中真諦，以便使當今的公文寫作更為嚴謹，更富有表現力。

曹丕説過：“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1]  ，他所説的文章就主要指奏摺一類。曹丕論文不僅是以才子的身份，更是以帝王的身份，站在國家政務的高度來論的。古代受交通條件的限制，皇帝不可能隨時微服私訪來考察大臣，大臣也不可能隨時隨地晉見皇帝，進一次京師是很難的，有的人在外做官，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未能進京。因此，奏摺就成了那個時候大臣與皇帝溝通的唯一渠道，大臣將自己所要經管以及所發生的政經大事只有通過奏摺來向皇帝稟報，皇帝則通過對奏摺的批覆傳達旨意，大臣再按照皇帝在奏摺中的批覆來辦理執行。既然是唯一渠道，做大臣的能不高度重視嗎？相應的，皇帝日理萬機，他想知道自己手下的大臣哪一些能幹，有經天緯地之才；哪一些庸庸碌碌，純粹是在混日子，也主要是從大臣的奏摺中來考察來分析，奏摺成了皇帝考察大臣行政能力、忠誠程度的主要渠道。因此，朝廷、皇帝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看奏摺，以處理奏摺的多寡來判斷某個皇帝是否勤於政事。大臣也無不把寫給皇帝的奏摺看作是展示自己才華和領導能力的機會，因此，李密的一道《陳情表》，誰看了都會感動流涕，也就在歷史上留下了萬世孝親的美名；諸葛亮一道《出師表》，誰看了都會感慨唏噓，由此也形成了諸葛萬世忠誠的歷史形象。能寫好奏摺的人，往往也具備了辦事之才。如曾國藩能從奏摺的草擬中發現李鴻章不同於常人的才幹；從李元度給他洋洋灑灑的文章中發現他卓越的謀略；胡林翼翰林出身做到湖北巡撫時，還要跟別人比試比試寫奏摺的高低；左宗棠經邦濟世的才幹主要還是靠在駱秉章的幕中練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