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曾國藩居住過的 歐陽故宅(15張)

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國藩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峯縣荷葉鎮天坪村）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兄妹九人，曾國藩為長子，祖輩以務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祖父曾玉屏雖少文化，但閲歷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了。曾國藩五歲啓蒙，六歲入家塾“利見齋”。 ^{[1]  [2]} 

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國藩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曾國藩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國藩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嶽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北京準備來年的會試。 ^[50]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於是返回長沙，與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於湘鄉會館。 ^[3]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於成功登第，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併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欽命曾國藩為四川鄉試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曾國藩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轉侍讀。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會試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轉左庶子，不久升侍講學士。12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淵閣直閣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書科事務。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禮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間，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着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 ^[3] 

咸豐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組織起事。咸豐帝詔羣臣言得失，曾國藩進言“今日急務，首在用人”，又推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書《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指咸豐帝的過失，咸豐帝“怒擲其折於地”，數日後複閲，才心服而納諫，並對其加以褒答。 ^[4]  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

咸豐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途中因母喪歸家。這時太平天國運動已席捲半個中國，儘管清政府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因此，清政府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力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制太平軍勢力的發展，這就為曾國藩的湘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 ^[5]  曾國藩“既入詞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鈎校不倦，于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胡林翼少有“經世志”，在陶澍等的指導下，他以民生為念，博覽羣書，對山川要塞、兵政紀要探討尤力。左宗棠“少負奇氣，有大志，欲因時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輿地、兵法，討論國聞”，“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精通時務”。他們三人不僅互相交往，討論時務，而且以類相求，在他們身邊集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曾國藩因仕途順利，青雲直上，更成為湖南士人爭相結識的對象，影響很大。於是在當時的湖南就形成了一個以曾國藩為中心的經世士人羣體，被後人稱為理學經世派。 ^[54]  11月，清政府命令曾國藩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團練。

咸豐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急於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在其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勇，並向清廷上書徵用了還只是都司的塔齊布。八月，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 ^[6]  。湘軍領導層均出身於耕讀之家，自幼飽讀詩書，深受湖湘學風的薰染，尊奉程朱理學、主張學以致用。 ^[54]  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在組建湘軍時，曾國藩首先面臨的難題是，要向勇卒發高於綠營兵一倍的餉銀，還要買洋炮和制械。曾國藩以保衞家鄉的名義向鄉紳攤派，但所得不多。於是，曾國藩向咸豐帝求了幾千張清朝最高學歷“監生”的文憑和虛銜官職的空白任命狀，然後明碼標價出售。南方几省的士紳出錢就能買到真文憑和空頭官職。靠這種出售功名、賣官鬻爵的辦法，曾國藩在咸豐四年（1854年）建成了一支人數達1.7萬並裝備有幾百門洋炮的湘軍。 ^[57]  在團練湘勇期間，他嚴肅軍紀，先後將5000人的湘勇分為塔、羅、王、李等十營，並將團練地點由長沙遷至湘潭，避免與長沙的綠營發生直接矛盾。 ^[7]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發表了《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裏，他聲稱太平天國運動是“荼毒生靈”，“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接着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故動員了當時廣大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對太平軍的鬥爭當中，為日後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曾國藩命褚汝航為水軍統領，塔齊布為陸軍先鋒，率大小船艦240艘，水陸大軍17000人，揮師東下。3月，嶽州戰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戰中又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曾國藩憤而投水自盡，幸被幕僚章壽麟所救。因戰事不利，曾國藩得旨革職。

此時，塔齊布與守備楊載福、知縣彭玉麟帶領陸軍攻克湘潭。七月二十五日，曾國藩重整水陸各軍後，出師攻陷嶽州，擊殺太平軍曾天養，並攻克城陵磯，因功賞三品頂戴。10月14日取武昌、漢陽，因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因曾國藩努力推辭，而賞兵部侍郎銜。12月2日，曾國藩攻陷田家鎮，殺敵數萬，焚舟五千，進圍九江。曾國藩因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於湖口，燒燬湘軍戰船100餘艘。曾國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曾國藩憤怒至極，打算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 ^[8-10]  曾國藩派李孟羣、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親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齊布卒于軍營，曾國藩趕往九江，統帥他的部隊。8月，收復湖口。9月，補授兵部右侍郎。

咸豐六年（1856年），石達開進攻江西，曾國藩坐困南昌，這時羅澤南卒于軍營中，彭玉麟走千里殺入重圍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10月，曾國藩在長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 ^[11] 

咸豐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國藩偕弟曾國華回籍奔喪。7月，兩次上疏，請求在家終制，獲咸豐帝准許。在當年建“思雲館”。 ^[12] 

咸豐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續賓、楊嶽斌率水陸兩軍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國藩接咸豐諭出辦浙江軍務，救援福建。 ^[13]  十二月，作《愛民歌》以訓湘軍。

咸豐九年（1859年）11月，曾國藩擬四路進兵之策，曾國藩攻取安慶，多隆阿、鮑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續宜攻取廬州。

咸豐十年（1860年）2月，曾國藩破陳玉成於太湖。由於兩江總督何桂清放棄常州而奔上海，導致蘇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國藩馬上趕赴江蘇，並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6月，實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江南軍務。7月，命皖南軍務歸曾國藩督辦。

咸豐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9月25日，曾國藩移住安慶。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銜，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其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同月，在安慶創辦內軍械所。年底，定三路軍進軍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於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國藩奉旨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補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鴻章率軍抵上海。五月，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台，會同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軍回援天京，太平軍集結二十萬人兵力，十月起大戰湘軍四十多天，未能取勝。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鐘山，合圍天京。7月，湘軍攻破天京。同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八月，奏準裁撤湘軍25000人。 ^[14-15]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選漢唐以來各臣奏疏17首，編《鳴原堂論文》。3月，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收養八百孤寒子弟，並從自己養廉銀中捐款課獎。5月26日，曾國藩率軍赴山東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遺書》完稿，共320卷，交金陵書局出版。

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鎮設防，劃河圈圍，清野查圩，馬隊追蹤。9月，經揚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調兵佈防堵圍，沿途又張榜招員。10月，將金陵製造局遷上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併，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製造總局。12月，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

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採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後來，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線”，希望藉此天塹消滅捻軍。 ^[16] 

早在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就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在安慶設內軍械所，這是近代中國師夷之長技的一次嘗試。安慶內軍械所一創辦，他就馬上委託徐壽、華蘅芳等人試造輪船。在徐壽、華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終於克服重重困難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輪船“黃鵠號”。 ^[61]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製造總局下設造船所試製船艦。同時擬設譯書館。從曾國藩創辦的動機看，其主要是禦侮的性質更是顯而易見的。他是想通過自己造船制炮，進而建立一支近代海軍。江南製造局開辦之初，一方面因要製造槍炮供淮軍北上鎮壓捻軍，另一方面也因經費困難，不得不使製造輪船的計劃暫時耽擱下來。 ^[62]  5月，會同李鴻章將江南製造總局由虹口遷高昌廟，徵地擴遷，規制大增。六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諭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31日，至上海視察江南製造總局。8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9月，江南造船廠試製的第一艘輪船駛至江寧，曾登船試航，取名“恬吉”。12月，曾國藩抵達北京，拜見慈禧太后與同治皇帝。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五月初（1870年6月間），發生天津教案，衝突中外人死者計數十名。案發後，中外震驚。曾國藩在保定駐地接到兩道上諭的催辦後，於六月十日到津。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是先議結俄、英、美三國誤傷之人和誤毀之堂、不與法國一併辦理，縮小對立面。關於法國領事，神甫和教堂被殺被毀的原因，曾國藩緊緊扣住武蘭珍原供虛實入手。他在審訊人犯和親自調查後對原供提出三點質疑：一，武氏供詞時供時翻，原籍在天津，與所供晉寧不符，且無教堂指使的確據；二、教堂中有男女150餘名，由各自家庭送來養育，非迷拐而來；三，親自詢問攔輿遞稟的數百名百姓，所謂挖眼剖心之事，均無實據。這三點質疑，是曾國藩推定所謂“挖眼剖心，全系謠言”的根據，也是據此結案的關鍵。曾國藩在辦案自始至終持妥協的態度。儘管他與崇厚的表現也曾有微妙的不同——那就是當外人提出要將天津府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將軍陳國端三人抵命時，他力不準允，並頂着很大的壓力拖延時間進行交涉。最後改判天津縣、府為流放。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 ^[64]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省館所書楹帖被毀，曾國藩深知其中和戰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 ^[17-18]  曾國藩揹負罵名，病情加重，於是召來李鴻章處理案情。津案於九月間正式議結，時曾國藩因請議的指責而調離直隸總督，回兩江總督原任。 ^[64]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鴻章聯銜會奏《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九月，視察水陸各營防務、訓練情況。十一月抵達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遣留學生一事”儘快落實。並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推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管理。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此後，曾國藩時髮腳麻之症，舌蹇不能語。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 ^[1]  ，曾國藩午後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發腳麻，曾紀澤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繪像祀之。朝廷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諡號“文正”，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 ^[19]  6月25日，靈柩運抵長沙。7月19日，葬於長沙南門外之金盆嶺。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於善化縣（今望城縣）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 ^[20]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建曾國藩墓於長沙市嶽麓區坪塘街道伏龍山，也是曾國藩及其夫人歐陽氏的合葬墓。 ^[21] 

面對康乾盛世後清朝的腐敗衰落，曾國藩認為：“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羣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 ^[66]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着。曾國藩説：“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曾國藩建立湘軍的辦法，被概括為“以儒生領山農”。其所用軍官多屬曾國藩自己的學生、鄉親和親戚中堅持封建“義理”的知識分子，招募的勇卒多系“深山寒谷貧苦之民”，標準是“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簡言之，就是在農民中挑選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作為士兵。每營官兵都是同縣同鄉，只聽命於營官，而各營又都只聽命於曾國藩，從而形成了一支以人身依附為紐帶的私人軍隊。 ^[57] 

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提倡忠君衞道、以儒家學説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面。曾國藩主張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繫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化。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説，“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嫺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説“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薰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如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李續宜等人，其中突出者為羅澤南。 ^[58]  可見，湘軍不是由武人建立起來的，而是由文人特別是道學家建立起來的。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説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採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百里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説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一生很注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曾國藩從輪船的製造，到海軍的建制，從水兵的招募與訓練，到海軍經費的籌集和水師章程的制訂等，都作了許多的探索。以後海軍的發展基本是按曾國藩制訂的藍圖進行的。例如，江蘇巡撫丁日昌當時提出在吳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師的設想，當即就得到曾國藩的贊同和支持，曾國藩在給丁日昌的信中稱這是“舉一事而數善備，實屬體大思精”。曾國藩對中國海軍建設的籌劃與支持，促進了中國近代海軍的形成和發展，促進了中國海軍的近代化。 ^[65] 

對於關係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己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67]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藉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説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首先，曾國藩認識對外關係必須順應潮流的變化而變化。原來力爭保全的中華帝國的虛假威儀完全可以放棄，而於國計民生的事項，不得討價還價。這是曾國藩對外關係的原則主張。其次，他總結了一套完整的馭夷之道。他説：“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他從中國儒家古籍中有關做人的倫理中發掘出對外關係的原則。 ^[59] 

曾國藩的守信，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守定和約；二是講“恩信”或曰“威信”。誠信的要訣當然是根據對方的反應來。如果對方狡猾異常，就一定要謹慎行事。信守已經簽訂的條約，把列強的要求限制在條約許可的範圍以內，抑制其貪得無厭的要求，所以，曾國藩説：“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後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

在晚清列強環伺的對局中，所有的士大夫都面臨對外“戰”與“和”的問題。曾國藩也繞不過去。只是曾國藩對“戰”“和”問題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張。他給李鴻章的信中説：“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羈者，束縛也，縻者，籠絡也。其要點在於主和而不在於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發戰爭，實際是一種謹慎的平衡的手段。 ^[59] 

曾國藩對道、鹹以來外交內治的批評固屬痛切，對同治中興方案的設計則尤具建設性。他的方案有兩部分：一是治標，“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惟萬不得已而設備，乃取義善全和局。”簡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業未成前，不輕易言戰。儘管這仍是在不平等條約下的“和局”，但國力未充實以前，只能暫且忍耐。二是治本，曾國藩主張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即近代的軍事技術和科學工藝，同時應平息各種無謂的內訌，以求實精神，勵精圖治，積極改良內政。曾國藩認為，道、鹹以來，外人的每一次戰爭都有相當的軍事、政治、經濟和外交的準備，而中國的反擊則無充分準備，這就是西洋列強總是得心應手而中國之所以屢戰屢敗的根源之一。所以，消除外患的根本辦法在於自強。與其孤注一擲，不如切實整頓內政，羽毛豐滿後再相機反擊，這種見解未嘗不是穩健之策。 ^[68] 

曾國藩和當時洋務派的主和外交，必須和他們的自強主張聯繫起來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於是投降，這和盲目地主戰一樣短視和危險。洋務派的主和，實際上是為自強的政策謀求長期的和平環境，“隱忍徐圖”的自強之道，是中國在面臨強敵時最為理性的選擇。何況，曾國藩還主張對不同的情勢予以區分。他認為對外關係應該着眼於大局，不應該在小事上糾纏。 ^[60] 

在和戰之外，還有更詳細的策略，比如“爭”字。爭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原則問題。同治六年(1867年)，他主張：以列強“所要求各事言之，……鐵路、輪船、行鹽、開棧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計，則當竭力相爭，始終不可移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儘可告以即使京師應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爭回；即使臣工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則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由是觀之，曾國藩在外交上是既講原則，又講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現代外交中經常被運用。 ^[60]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侷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幷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侷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着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22] 

關於世界的本源，朱熹認為天地萬物就只有一個“理”，有此理，才有天地萬物。曾國藩説：“我與民物，其大體乃同出一源。”可見他繼承了朱子“理一元論”的宇宙觀。關於理與氣的關係，朱熹指出有“理”才有“氣”，但“理”是本。曾國藩主張“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可見兩人都認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萬物。關於理學的“理一分殊”曾國藩指出：“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億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 。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他強調人與物，鄉鄰與同室，親與不親，賢與愚之間的差別，這有利於維護封建的倫理綱常。對於理學中的“性”，“命”，曾國藩認為“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這樣，曾國藩也就強調了封建倫理原則也是至高無上的。那麼如何認識“理”，曾國藩繼承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窮理”的主張，並進一步指出：“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研乎至殊之分，無以調乎至一之理。”他認為只有認識“至殊之分”，認識到具體事物，才能認識“理”；反過來，一般寓於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可見這種方法論合乎思想邏輯，具有致知派的特點。 ^[56] 

曾國藩説：“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其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他認為學禮就是學“經濟之學”。“嘗謂古人無所云經濟之學，治世之術，一衷於禮而己。”學“禮”就是學“治世之術“，這是理學經世思想的具體化。在曾國藩看來，“禮”即“理”，禮調節着統治階級的內部關係，是理的外在表現。在人事上要維護以“禮”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綱常；在政治上維護以“禮”為核心的封建禮治。所以他認為：“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莫大於仁，外莫名於禮。”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親親”、“尊尊”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係。 ^[56] 

曾國藩指出：“鏡海先生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將“經濟”獨立出來，可見曾國藩對“經世之學”的重視。而他又進一步強調經世不能脱離義理的控制，要在“義理之內”。要以道德為體，經濟為用。理學是儒學的核心，經世之學是其精神的延伸，起輔助作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在當時中國面臨西方高度物質技術文明挑戰的嚴峻局勢下，注重“經濟”之學正是曾國藩要求改變現狀，興工濟世，挽救危局的反映，他強調義理與經濟膠合，道德主義與功利主義膠合，促成了“中體西用”思想的形式。 ^[56] 

韓愈提出“復性説”：通過修心養性恢復人的“善”性，所謂的“善”當然是指封建倫理道德。曾國藩指出要想復性“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他指出不僅要恪守封建的仁、敬、孝、慈，而且要“力行”實踐，這樣才能恢復人的“善”性。在《致諸弟書》中，他説：“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可見其將躬行提到了相當高的地位，“力行”就是要“腳踏實地”，“不説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知一句便行一句，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實效，反對“但憑心所懸惴者為高。”其務實態度與當時以倭仁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認為程、朱已將問題解決，後來學者只需一切照舊。曾國藩還主張要從具體的小事“實用其力”，“近年軍中聞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可見曾國藩講究身體力行，經世致用，摒棄了當時理學的空疏陋習和只求心性的弊風，並且為他以後從株守宋學到調和漢宋埋下了伏筆。曾國藩的躬行實踐思想對於整頓當時日益腐墮的封建道德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56]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在詩歌方面，他博採眾家之長，但更尊尚北宋詩人黃庭堅。據施山的《望雲詩話》中記載：“今曾國藩酩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一變。大江南北，黃詩價重，部值千金。” ^[23] 

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藴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啓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24]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於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些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説。從乾道——陽剛美——着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着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他説：“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餘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為成體之書。 ^[25] 

曾國藩一生勤勉於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曾國藩書寫的《小石潭記》被世人贊為：融趙孟頫、黃庭堅字於一體。 ^[26]  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範。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27] 

中國第一所近代教育的學校要數同治元年（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但是這所學校開始主要目的是培養外交人才，同治五年（1866年）才加設科學館。在推動中國科技教育近代化方面，曾國藩的貢獻是大的。在曾國藩的主持下，江南製造局不僅是一個大型的近代機器企業，而且它又是一個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的中心。

首先，為了探索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根柢，徐壽等人創議翻譯泰西有用之書。曾國藩接受這一建議，於同治五年（1866年）設翻譯館。該館先後翻譯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書籍百數十種“泰西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實學，遂以大明，此為歐西文明輸入中國之濫觴”。這些書籍的翻譯出版，不但為培養中國近代科學人才作出了貢獻，而且對近代思想界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康有為、譚嗣同最初接觸西學，就是從這些書籍入門的。

其次，開創了中國的職業教育。當時西學初入中國，工人的近代科技知識很少，這對引進和消化西方近代生產技術來説是一個大障礙。為了提高企業工人的技術素質，製造局一創辦，就附設了一所機械學校，原叫畫圖房，後改稱為工藝學堂，注意生產技術力量的培養。這既是中國近代學校的先驅，也是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嚆矢。 ^[63] 

曾國藩接受容閎的建議，派幼童到美國留學，開了中國公費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先河，這也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歷史上，只有日本、朝鮮等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而沒有中國向外國派留學生的先例。在曾國藩接受容閎的建議時，大多數封建士大夫不通時變，以談洋務為恥，而他卻不囿成見，派幼童出國，這是一個很有膽識的舉動。按照曾國藩的計劃，從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緒元年（1875年），先後分四批選派了幼童共一百二十名到美國留學。遺憾的是後來由於受到堅持閉關自守，反對學習外國的保守勢力的瘋狂攻擊，他們未能按原定計劃學滿十五年就於光緒七年（1881年）全部被撤回了。儘管如此，仍然產生了像詹天佑這樣偉大的鐵路工程師。同時，對於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科學文化交流，開闊中國人民的視野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清政府派幼童赴美留學後，又陸續向歐洲和日本派遣留學生。隨着留學生和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的增多，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羣逐漸形成。這是促進中國近代社會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資產階級維新和革命運動與這個新知識分子羣的形成大有關係。 ^[63] 

曾國藩終生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重點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礪，是人道德品質的培養。曾國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弟做到“慎獨”、“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謙”、“恕”等。修“身”是通過保養和修煉以獲得健康的體魄。為此，曾國藩反覆教育子弟要勞逸適度，懲忿窒欲，眠食有恆，耕作時習。曾國藩也注重修“行”，要求自家子弟言談舉止樸實，待人謙敬、寬容，為人不能清高、刻薄，生活上也要去奢侈之風。 ^[55] 

為求達上述目標，曾國藩有一整套教育子弟的方法。訓誡，是曾國藩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家教方法。他把為人處世之道、修身養性之方，直接地教導、告誡子弟，明確要求子弟為或不為，開誠佈公，循循善誘。他常把一些對子弟的要求通過警句和雋語的形式加以概括，以期引起子弟的重視。如“八德”（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本”（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四條”（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悦，四曰習勞則神欽）；“四敗”（婦女奢淫者敗，子弟嬌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這些高度凝練的概括，自然容易為其子弟所熟記和踐行。通過對祖宗嘉言懿行的稱讚，令子弟弘揚祖德，也是曾國藩教育子弟的方法之一。曾國藩的祖父頗有一套治家之法，致使家業興旺。對此，他深為敬重，信守不移。他將祖父相傳之家法概括為“早”（早起）、“掃”（灑掃）、“考”（祭祀祖宗）、“寶”（善待親族鄰里）、“書”（讀書）、“蔬”（種菜）、“魚”（養魚）、“豬”（養豬），作為治家之道的八字訣，叮囑家人時時留心，躬身實踐。曾國藩認為關鍵是要形成一種勤儉持愛的風氣，養成勤儉致富的習慣。曾國藩時常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剖析，把自己行為的對錯得失告訴家人，以作為曾門子弟的借鑑，這也是他家教的方法之一。 ^[55] 

曾國藩之所以如此注重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視為自己的重要義務和職責，究其原因，與他的文化素養和人生態度有關。曾國藩自幼接受儒家學説的薰陶，後受理學大師唐鑑的影響，專治理學，以理學為正宗，程朱理學的思想學説、倫理道德，已深深融入他的思想言行之中，被後人讚譽為“理學名儒”。與此相應，他的人生態度是入世的，看重自身的社會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價值，因而對家人也有嚴格的要求。 ^[55]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鑑，所識拔多賢將。 ^[51] 

李瀚章：其深識遠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52] 

石達開：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見也。 ^[53]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鑑，超佚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絕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曾國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亦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

左宗棠：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28] 

容閎：故其身雖逝，而名聞千古。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稱舊教之特產人物。 ^[53] 

李鴻章：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29] 

朱孔彰：中興景運，羣公輩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邪？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説禮樂，熟詩書，為元帥。”孫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為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30] 

王闓運：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懼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 ^[70] 

趙爾巽《清史稿》：①國藩為人威重，美鬚髯，目三角有稜。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惜秦蕙田五禮通考闕食貨，乃輯補鹽課、海運、錢法、河堤為六卷；又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如戚敬元所紀者。論者謂國藩所訂營制、營規，其于軍禮庶幾近之。晚年頗以清靜化民，俸入悉以養士。老儒宿學，羣歸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者，不可勝數。一見輒品目其材，悉當。時舉先世耕讀之訓，教誡其家。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故雖嚴憚之，而樂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②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34] 

歐陽昱：予觀文正一生，不善用兵而善用人，牛溲馬勃，無不收納。所以羣才效用，大寇蕩平，而為中興第一功臣也。 ^[31] 

陳衍：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愨，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祁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為杜，為韓，為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 ^[69] 

李詳：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 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其間，厚集其氣，使聲採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蓴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 ^[69] 

譚嗣同：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閲歷而得。左文襄晚達，故沈觀最久。 ^[33] 

章太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兇。 ^[71] 

梁啓超：①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吾以為曾文正公今而猶壯年，中國必由其手獲救。②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 ^[32] 

楊昌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範、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72] 

蔡鍔：①曾、胡兩公，中興名臣之錚佼者，其人其事，距今僅半個世紀。②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 ^[35] 

蔡東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禦侮，清之不亡，賴有此耳。 ^[36] 

毛澤東：①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②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 ^[37] 

蔣介石：①曾公乃國人精神之典範。 ^[73]  ②辛亥以前，曾閲曾文正全集一書，……民國二年失敗以後，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悉心討究。 ^[74] 

蔣廷黻：國藩以執兩之道，貫經世之學，於社會之改造，則恢復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謂守舊；於民族之前途，則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謂革新。二者同時進行，乃其對中國近代史之大貢獻也。蓋徒然恢復舊禮教，則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者之機械科學，何況舊禮教之本身，亦復百孔千瘡，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復固有之美德，則此腐化之舊官僚社會，根本不能舉辦事業，更何況社會民族之立場，有何術以全盤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國藩，誠以其眼光遠大，訂此救國救民之方案，與後日國父之民族主義如出一轍矣。 ^[38] 

陳公篤：國藩素拘謹，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獨知人善用，是其特長。 ^[39] 

胡哲敷：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 ^[40] 

蕭一山：國藩以嚴謹勝，宗棠以豪邁勝。 ^[41] 

徐中約：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 ^[42] 

曾國藩出生時，祖父曾經夢到有一隻巨蟒纏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認為曾國藩是巨蟒轉世，曾國藩出生後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樹竟然重新煥發出了生命，讓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轉世這一夢語。而湊巧的是曾國藩患有類似“牛皮癬”一類的皮膚病，（有一説“火蟒蘚”），渾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鱗片一樣的癬，所以曾國藩也相信了巨蟒轉世這一夢語。曾國藩還有一個奇怪的愛好——愛吃雞，卻又最怕雞毛。當時緊急公文，在信封口處往往要粘上雞毛，俗稱雞毛信、雞毛令箭。每當曾國藩看到這種信，總是毛骨悚然，如見蛇蠍，必須要別人幫他取掉雞毛，他才敢拆讀。古時候曾有這樣的説法：“焚燒雞毛，毒蛇聞氣就死了，龍蛇之類，也畏懼這種氣味。”曾國藩對雞毛害怕到這種程度，難免也被人理解為蟒蛇轉世。 ^[43]  在嶽麓書院學習時因為怕別人看到身上的鱗片，所以夏天燥熱時還穿戴整齊地讀書，讓先生大加讚賞。

曾國藩小的時候天賦並不高，其實可以説比較笨，他學習起來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裏讀書，有一篇文章他重複讀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來。他就一遍一遍地讀，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經很深了，他仍然沒有背下來。這可急壞了一個人。原來，他家來了一個賊人，就潛伏在他書房的屋檐下，想等他讀完書睡覺之後再進屋偷點什麼。可是賊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見曾國藩睡覺。賊人實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氣地跳進屋子，對曾國藩説：“就你這麼笨還讀什麼書？我聽幾遍就會背了！”於是賊人將那篇文章從頭到尾地背誦了一遍，然後揚長而去。 ^[44]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同為曾子“宗聖”第七十代嫡孫，曾傳德；字德生（1809-1888年），自幼天資聰慧，秉性謙和淡遠，別有襟期（襟懷、志趣）不務名利，學儒學，研醫術，十歲既可以把曾子《大學》《孝經》背誦如流，並對《本草綱目》頗有鑽研。十六歲鄉試中文舉人，後參加北京會試與曾國藩相識，因知實屬同宗併為傳字輩兄弟，倍感親切，更佳為同榜進士。一日二位新科進士去拜見清當朝大學士、户部尚書王鼎，在王府經王尚書介紹，結識了當朝京都名醫崔建庵，也是天命之為，從此二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曾傳德不負崔建庵在京都開設曾德生醫館， 以其開派祖曾子“宗聖”儒家聖人之風，善待求醫者，既體恤平民百姓又廣交公卿商賈，德藝雙馨，生命復春。因此“德生”醫館在京都享有盛譽，此時與他同宗同輩同榜之誼的曾國藩，已身為清中重臣，官居直隸總督，二人更是交往甚密，互相鼓勵，曾國藩欣然給曾德生題詞：“祖德宗功千載福澤；子承孫繼萬年蒸嘗”橫批“止於至善”，落款：德生仁兄大人正文，滌生曾國藩。此聯既有緬懷曾子“宗聖”之意，又讚美曾德生行醫助人已達到善人之境界。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勞崇光乃道光十二年進士，時任翰林院編修。他為人慷慨、愛惜人才，聽説曾國藩因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氣餒，就點撥他説，讀書人當以立志為之本，為學有為學之志，修身有修身之志，做人亦有做人之志，有志則斷不甘下流。在勞崇光的悉心安排下，曾國藩按時參加了朝考，並拜謁了主持會試的穆彰阿。此前，勞崇光已遣人將曾國藩的詩文抄寫出來，呈送給穆彰阿以及當朝政要預覽。穆彰阿很欣賞曾國藩的策論和文筆，交談之後更是頗感投契，勉勵他莫以士子為限，而要高飛遠舉，以成大器，並取“國之藩籬”之意，建議他將原名曾子城改為曾國藩。 ^[75]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裏，一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係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説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傳一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絝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一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興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一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一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藩説的這些，他自己就能一絲不苟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第二個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一竅不通，也能儘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一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裏，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45] 

曾國藩“曾剃頭”的外號不是因為他殺太平軍而獲得的外號，而是因為他在長沙開審案局，殺了太多的所謂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號。殺錯的人有沒有呢？有。當時長沙的知府叫蒼景恬，他寫了一份回憶錄，裏面就記載曾國藩的審案局，就因一個案子，就錯殺了至少4個人。那是一個冤案，但是曾國藩把好人殺了，把壞人放了。 ^[46] 

曾國藩的人格修煉首先是誠，為人表裏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於世。第二個是敬，敬畏，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第三個就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於安寧放鬆的狀態。第四個字是謹，不説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個字是恆，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

曾國藩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後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聖賢。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衞之道。 ^[47] 

一、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片刻，來複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閲，都是徇外為人。）

五、讀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慾、節勞、節飲食。）

九、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身過、心過、口過，皆一一記出，終身不間斷。）

十、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一、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十三、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一天，天氣晴朗，年幼的曾國藩從學校回到了家裏。剛放下書包，其父就焦急地説：“我明明煮了五個雞蛋，怎麼只有四個？”於是就把曾國藩叫來，對他説：“煮熟的雞蛋是分給你們吃的，現在少了一個，不知是哪個偷吃了，快幫你母親查一查。”曾國藩思索了一下，答到：“這個很容易，我有辦法查出來。”説罷，曾國藩端出一個臉盆，倒了幾杯茶，把家裏的人都喊攏來，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裏，他站在旁邊觀察，結果有一個傭人吐出的茶水裏夾有雞蛋黃粉。曾國藩的父親高興極了，覺得兒子聰明，將來能當官審案子。

富厚堂，是曾國藩的故居。大門口懸掛着“毅勇侯第”四個金色大字。“侯府”建於清同治年間，是曾國藩委託其弟在家營造的。據説建房的時候，曾國藩兄弟對匠工師傅款待很好，而對一般徒弟則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時候要誦“上梁文”，砌工老師傅盡讚美語，操着荷葉土音為之頌曰：“兩江總督太細喱，要到京裏做皇帝。”

那天，看熱鬧的人很多，站在大門口的一個鄉民見大門很高很寬，就稀奇地問:“這張大門怎麼要開這麼寬?”一位對曾府心懷不滿的徒弟就説：“門寬好出喪麼。”師傅聽了，覺得這個“良心”不能喪，就馬上把不吉的話斷過來:“是的，門寬好出喪，千年死一個，萬年死一雙。”

曾府的人聽得上樑的讚語是“要到京裏做皇帝”；對大門的讚語是：“萬年死一雙”，非常高興，馬上把匠工師傅連同徒弟都召進堂屋裏，用上乘的酒、茶，盛情地招待了—番。説來也巧，富厚堂自同治五年建造以來，已有130餘年了，的確還沒死過一個人呢。先是從曾國藩夫人歐陽氏住起，最後一個住的是曾國藩的第四代孫曾昭恆，連續四五代上百人，沒有一位逝世於富厚堂。 ^[86] 

道光二十年（1840），30歲的曾國藩第一次見到了恩師唐鑑。

這一年，63歲的唐鑑由江寧藩司任上進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門接見了唐鑑，獎諭唐鑑治程朱之學卓有成就，並躬自實踐，是個篤實誠敬的君子。這一幕恰好被隨侍在旁的曾國藩看在眼裏。曾國藩見皇帝對唐鑑讚賞有加，不禁對這位湖南老鄉充滿敬意。幾天後，曾國藩來到唐鑑下榻的碾兒衚衕，以弟子之禮拜謁唐鑑。唐鑑見這位同鄉後輩勤奮實在，又如此謙卑，就非常樂意地收下了這個新門生。自此，唐鑑對曾國藩的人生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84] 

曾國藩故居富厚堂(2張)

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國藩的侯府，坐落在位於湖南婁底市雙峯縣東部的荷葉鎮富託村，與湘鄉市、湘潭縣、衡山縣、衡陽縣毗鄰，總佔地面幟四萬多平方米，主體建築近一萬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軸線對稱的明清迴廊式建築羣體。富厚堂坐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鰲魚山從東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圍住。從遠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張圍椅中。周圍自然環境優美，後山上樹木茂密，古樹參天。門前是一片較開闊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東流去，平地四周峯巒疊嶂，羣山環抱。

曾國藩故居已被有關部門確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其代表性建築，主要有“白玉堂”、“黃金堂”、“萬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恆堂”為曾國葆故居）。曾國藩先後晉升為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詔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學士”，升“光祿大夫”，諡稱“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無終身官場打算的曾國藩，準備先動員家眷回籍“立家作業”，自己以後再作引退，因夫人歐陽氏對舊居黃金堂門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為安”，即令其子曾紀澤，“回湘稟商兩叔”，移兑富託莊屋，由曾國潢、曾國荃、曾紀澤經手主持，依照侯府規模，花十年功夫營造了富厚堂。富厚堂佔地四萬餘平方米，建築面積9202.86平方米，為土石磚木結構，迴廊式風格，內外羣有八本堂、求厥齋、舊樸齋、藝芳館、思雲館。八寶台、輯園、鳧藻軒、棋亭、藏書樓等各種建築，當年正門上懸掛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門前花崗石月台上飄揚着大清龍鳳旗、湘軍帥旗、萬人傘等，景象頗為壯觀。整個建築雖具侯府規模卻古樸大方，雖有雕樑畫棟卻不顯富麗堂皇，基本體現了曾國藩對建宅“屋宇不肖華美，卻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即佔去四畝，亦自無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樓竣工，曾國藩夫人、子女和兒媳即回籍住進了富託新屋。

富厚堂原稱八本堂，取曾國藩的“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而得名。後曾紀澤據《後漢書》“富厚如此”而改現名。富厚堂雖不勝豪華，然曾國藩得知修屋花錢七千串而為之駭嘆，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記中寫道：“接臘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為駭嘆！餘生平以起屋買因為仕宦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説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後諸事奢侈，不問可知。大官之家子弟，無不驕奢淫逸者，憂灼曷已！” ^[85] 

富厚堂是否可稱“曾國藩故居”，社會上頗有爭論。1995年10月，雙峯縣人民政府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舉辦了全國首次曾國藩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100多人蔘加了會議，並專程到富厚堂參觀。

曾國藩墓(3張)

曾國藩墓位於長沙市嶽麓區坪塘街道伏龍山，是曾國藩及其夫人歐陽氏的合葬墓。該墓葬始建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1993年，長沙市人民政府將其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將其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13年，國務院將其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曾國藩墓由原望城縣文物局管理，2008年區劃調整，改為嶽麓區文物管理所管理，現由湘江公司管理。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