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

南北朝是中國一個分裂的朝代，分為南朝和北朝。南朝依次是劉宋、蕭齊、蕭梁、南陳；北朝是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出身於北周八柱國之一的李唐宗室，修《晉書》，奉南北朝共為正統。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奉南朝為正統。

南朝出現在東晉滅亡後漢族政權的延續，其皇族主要是士族或次級士族。南朝各政權都以建康（今江蘇南京）為都，且存在時間普遍較短。後為隋朝所統一。 ^[93] 

南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早年以“躬耕”“樵漁”為生，家境較為貧寒。後加入北府兵，在鎮壓孫恩、盧循起義中戰功卓著。後來又打敗稱帝的桓玄，迎立被廢黜的晉安帝。晉安帝義熙三年（407年），劉裕任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完全控制了東晉朝廷大權。義熙五年（409年）四月，劉裕出兵北伐南燕，次年攻下南燕都城廣固、俘虜南燕皇帝慕容超，把疆域擴展到青州地區。義熙八年（412年），劉裕又派大將朱齡石攻入益州，消滅割據稱王的譙縱。這兩次征伐的勝利，進一步樹立了劉裕的威望。為建立更大的功績，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乘後秦內亂之機、北伐關中，並於次年佔領洛陽，攻破潼關，直搗後秦國都長安，俘虜了後秦皇帝姚泓，滅掉後秦。然而對劉裕來説，取代司馬氏建立新王朝才是頭等大事，所以滅掉後秦後，聽説自己的心腹劉穆之病逝，害怕政局有變，便留下兒子劉義真鎮守關中，自己匆匆趕回建康。不久，劉義真被夏國的赫連勃勃打敗，隻身逃回，關中地區得而復失。 ^[94]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419年1月） ^[95]  ，劉裕殺安帝而另立琅邪王司馬德文，是為晉恭帝。元熙元年（419年），劉裕受封為宋王，在次年（420年）六月接受晉恭帝的“禪讓”即帝位，建元永初，國號宋，是為宋武帝。 ^[94] 

宋武帝是東晉門閥政治的終結者，在即位後打擊豪強，鎮壓不聽命的世家大族，加強了中央集權；又實行“土斷”，限制豪強非法佔有勞動人口：發佈放免軍户以及赦免奴婢的命令，使國家控制的勞動人口增加。他對下屬的不同意見採取寬容和接納態度，生活上力行節儉，反對奢侈，是南朝以開明、節儉著稱的皇帝 ^[2]  。 ^[94] 

宋武帝去世後，宋少帝劉義符繼立，因為嬉戲失德 ^[3]  ，被輔政大臣徐羨之、傅亮及謝晦所殺 ^{[3]  [4]}  ，改立宜都王劉義隆，是為宋文帝 ^[5]  。他後來與北府名將檀道濟剷除把持國政的徐羨之等人，又使宗室掌管朝政大權，同時任用士族和寒人共同參與朝政，使文帝一朝出現了宗室、士族、寒門相互制衡的政治平衡局面，至此政局穩定。在此基礎上，宋文帝整頓吏治、發展農業生產，使社會安定，民勤本業，餘糧棲畝，史稱“元嘉之治”。 ^[94] 

自元嘉七年（430年）起，宋文帝屢次北伐，由於準備不足，再加上文帝的錯誤指揮，以致“兵荒財單”，國力大減。大將檀道濟、裴方明因軍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剷除。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再次伐魏，卻“北伐敗辱，數州淪破” ^[6]  ，長江以北的廣大國土飽受魏軍蹂躪 ^[7]  。劉宋的國力遭到了重挫。 ^[8] 

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被太子劉劭所殺，三子劉駿趁機率軍奪位，即孝武帝。宋孝武帝在位前期在政治、經濟、軍制、户籍、禮制、税制等領域等領域均推行了系列改革；其統治時期“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全面形成；軍事上，先後在青州“四戰四捷”、“破七城”擊潰魏軍侵犯 ^[10]  ；大明四年（460年），於梁州的北陰平地區再次擊退北魏侵犯；一時“民户繁育，將曩時一矣” ^[11]  。然其統治末年，一改前期的息兵簡政的風格，開始居傲自滿，大興土木、窮奢極欲乃至恣意妄為，加重了百姓負擔，以致原本在他在位前期逐漸出現好轉的劉宋，在他統治末年走向衰敗。其統治時期，發生兩起宗室戰事，最後還屠廣陵城。當時民謠言道：“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即是劉宋宗室間殘殺的反映。 ^[9] 

孝武帝病逝後，其子前廢帝劉子業繼立後又大殺宗室，後為湘東王劉彧所殺，是為宋明帝。然而他亦大殺宗室，使孝武帝的子孫盡亡。明帝晚年為政失誤，造成劉宋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盡陷於北魏，國力大大衰退 ^[12]  。明帝之子後廢帝劉昱繼立後，政局動盪，履有叛變。

劉宋宗室內的骨肉相殘愈演愈烈，為蕭道成建立新王朝提供了機會。蕭道成起初任中兵參軍，明帝時逐漸升為督南兗和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明帝死後又任右衞將軍、衞尉。後廢帝時由於平定江州刺史劉休範的反叛，地位和威望大增，成為掌握朝廷大權的“四貴”之一。在消滅政敵袁粲與沈攸之後，蕭道成在升明三年（479年）逼迫宋順帝劉準“禪位”，登上帝位，國號齊，年號建元，是為齊高帝。劉宋滅亡。 ^{[13]  [94]} 

南齊存在僅二十四年，是南朝宗室內鬥最嚴重、歷時最短的一個朝代。 ^[94] 

齊高帝即位的政風也如同宋初，崇尚節儉。高帝在位四年即去世，由太子蕭賾繼立，即齊武帝。武帝為政清明，與北魏無戰事，安民保境，史稱“永明之治”。當時皇帝利用典籤官作為耳目，來監察諸州政事及宗室諸王。

齊武帝去世後，由皇太孫蕭昭業繼立，由蕭子良、蕭鸞輔政。然而蕭昭業奢侈荒戲，國政漸由蕭鸞掌握。蕭鸞有意篡位，殺蕭昭業後改立其弟蕭昭文，不久廢帝自立，是為齊明帝。明帝繼位後，大殺宗室諸王，使高、武二帝的子孫被誅殺殆盡 ^[13]  。其皇室內部的骨肉相殘比劉宋有過之而無不及。 ^[94] 

明帝去世後，由太子蕭寶卷繼立。蕭寶卷為人昏庸殘暴，殺死顧命重臣，激起地方叛亂。亂事平定後，他又殺平亂有功的雍州刺史蕭懿。永元二年（500年），蕭懿之弟、雍州刺史蕭衍以報仇為名宣佈舉兵，在江陵立蕭寶卷之弟蕭寶融為帝，是為齊和帝。次年（502年），蕭衍攻入建康，蕭寶卷被將軍王珍國所殺。

中興二年（502年），蕭衍接受蕭寶融“禪位”，國號梁，年號天監，史稱梁武帝，蕭齊滅亡。 ^{[14]  [94]}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不僅在南朝，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算得上皇位坐得長久的。他接受前朝皇室骨肉相殘的教訓，對宗室採取優待政策，即使犯重罪也不予追究；大興儒學，設立學校，實行土斷，勸課農桑，制定《梁律》，減輕賦税，使梁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達到南朝之鼎盛。以吉、嘉、軍、賓、兇為內容的五禮制度在此時日漸成熟。中書省起草詔令、門下省“駁議”詔令、尚書省執行詔令的三省制已經成型，尚書省下設的吏部、祠部、度支、左官、都官、五兵六尚書實際上是後來尚書六部的淵源，強化了尚書省的執行職能。三省六部製作為一個新的中央行政制度從舊的行政系統中脱胎出來。梁武帝改革九品中正制，以通經或詩賦取士，不問其出身。 ^[94] 

梁武帝信奉佛教，曾三次出家為僧。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很多是在他統治時期興建的。 ^[94]  由於僧侶道士不用賦税，以致近一半的户口記名其下，使國家財政蒙受重大損失。當時的宗室及官員貪財奢侈，沉陷在紙醉金迷中而不能自拔。 ^[15] 

梁武帝初期，北魏在漢化運動後矛盾叢生，國力逐漸衰退。至鍾離之戰後，魏軍大敗，梁武帝有意北伐，但範圍不出淮南地區，直到普通七年（526年）才收復南齊時丟失的壽陽 ^[96]  。到北魏發生六鎮之亂時，梁武帝派陳慶之護送北魏北海王元顥北返繼位，先勝後敗，又以失敗告終。

東西魏時期，東魏將侯景受東魏及西魏逼迫投奔梁，梁武帝任用他北伐東魏。但在梁軍戰敗後，梁武帝意圖送還侯景以求和。侯景得知後舉兵叛變，南攻建康，史稱侯景之亂 ^[16]  。梁將蕭正德引他渡江，使侯景攻入建康，梁武帝退至台城，侯景包圍台城，之後各地雖有勤王之師，但皆觀望。侯景聞知勤王師後一度和談，但最後叛約並攻陷台城，囚禁梁武帝，梁武帝最後被餓死。建康淪陷後侯景屠殺江南世族，為南朝政治帶來毀滅性打擊 ^[17]  。侯景先後立殺梁簡文帝蕭綱及淮陰王蕭棟，最後篡位，建國漢。但是侯景勢力僅在江東一帶，湖廣、四川一帶依舊由梁室掌控，只是梁朝各宗室互相攻擊，無暇討伐侯景。之後湘東王蕭繹擊敗了其他梁朝宗室勢力，後又得到廣州太守陳霸先的加盟，實力大增，於是蕭繹派遣大將王僧辯與陳霸先合軍討伐侯景，接連擊破侯景部將任約、宋子仙，之後在台城與侯景展開決戰，侯景戰敗逃跑，後被部下所殺。侯景之亂平定。

承聖元年（552年），湘東王蕭繹於江陵繼位，為梁元帝。之後據守益州的武陵王蕭紀稱帝並進攻江陵。梁元帝向西魏求救，武陵王蕭紀後為西魏攻滅，益州亦被西魏奪走。承聖三年（554年），蕭詧引西魏軍趁機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殺 ^[18]  ，西魏立蕭詧為傀儡，史稱西梁。

梁元帝被殺後，陳霸先與王僧辯立晉安王蕭方智為帝，即梁敬帝。而後北齊送蕭淵明南下，梁軍被擊敗，王僧辯屈事而迎立蕭淵明為梁帝。陳霸先於是率軍擊殺王僧辯，復立梁敬帝，之後陸續擊敗北齊南侵軍隊及王僧辯餘黨徐嗣徽，專政梁廷。最後於太平二年（557年）篡位，建國號為陳，定都建康，改元永定，史稱陳武帝，梁亡。 ^[94] 

陳武帝是吳興（今浙江長興）人，此時，中國南方經過了多年的戰亂，當時僑姓世族及吳姓世族皆因侯景之亂而受創，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許多地方勢力亦紛紛割據。由於無法盡數平定割據勢力，武帝採用安撫的方式穩定統治。

陳武帝死後其侄陳蒨繼位，即陳文帝。此時盤據兩湖原是蕭繹部將的王琳叛變，聯合北齊、北周大軍東征建康。陳文帝先是擊潰王琳北齊聯軍，繼而封鎖巴丘，阻止北周順江東進。至此國勢方定。在位時期，他勵精圖治，復甦江南經濟，使南朝陳國勢強盛 ^[20]  。

陳文帝去世後由太子伯宗繼位，即陳廢帝。不久，其叔安成王頊廢帝自立，即陳宣帝。當時北周意圖滅北齊，於是邀陳朝共伐北齊。陳宣帝有意收復淮南於是同意，並於太建五年（573年）派吳明徹北伐，兩年後收復淮南。而後北周趁機攻滅北齊，並在太建九年（577年）南征，陳軍慘敗，南朝陳岌岌可危。不久後，北周武帝突然去世，北周內亂，遂無意南征。

楊堅在建立隋朝後陳宣帝去世，由太子陳叔寶繼位，即陳後主。他荒淫奢侈，國政大亂，朝政極度腐敗。當時官吏剝削嚴重，人民苦不堪言。隋軍在南方收成季節，火燒南方的田地，嚴重削弱南陳的經濟實力，南朝陳國力大衰。

禎明三年（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任楊廣為主將，發動南征。陳後主恃長江天險，照常歌舞 ^[21]  。次年正月，隋軍攻入建康，陳叔寶與愛妃張麗華、孔貴人避入井中後被俘，南朝陳遂亡。隋朝統一，結束了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北朝承繼五胡十六國，是中國歷史上與中國南朝同時代並存的北方王朝的總稱，其中包括了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數個王朝。北魏、東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鮮卑族建立，北齊則由鮮卑化漢人所建。

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部最初生活在大興安嶺北段，後南遷到呼倫貝爾草原的呼倫池，開始由氏族部落向國家形態過渡。前秦於淝水之戰崩潰後，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孫拓跋珪於前秦太安二年（386年）召集舊部重建代國。同年四月又改稱魏國，史稱北魏，次年建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皇始三年（398年），拓跋珪把都城從盛樂南遷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部所建立的國家至此已然形態完備。到拓跋珪之孫太武帝拓跋燾即位後，先後攻滅北燕、北涼，於太延五年（439年）重新統一了北方，與南朝宋對峙，形成南北朝局面。拓跋燾統一華北後又滅鄯善，控制西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又反攻劉宋，直逼瓜步，並揚言渡江。之後掠奪五萬户北返。至此，北朝扭轉了國力被南朝壓制的局面，但軍力也大損，北魏將士“疾疫死者甚眾” ^[22]  。獻文帝拓跋弘皇興三年（469年），北魏軍攻破南朝宋的青、冀二州，疆域進一步向南擴張。 ^[100] 

伴隨着鮮卑拓跋部南下的征程，他們也先後經歷了狩獵、遊牧、農耕等經濟形態。而從事農耕經濟使鮮卑族領略了中原物質文明，從而產生認同先進文明的向心力；完備的國家形態以及北方統一的實現，更增強了這個民族吸收漢族先進文化的迫切性。拓跋珪遷都平城後，在平城營建宮室，建立宗廟，又制定郊廟、社稷、朝覲、饗宴等禮儀。他還仿漢人制度建立太學，並在太學舉行祭奠孔子的活動。又接受漢人李先的建議，蒐集天下經書，編成《眾文經》。北魏拓跋統治者向中原擴張之初，就注意任用漢人，利用他們的統治經驗治理國家。拓跋珪在領軍征伐途中，處處留心安撫接納漢族士人，凡是有來拜訪的，不論年少年長，全都接見，如果發現有才能者，就加以任用。拓跋珪的兒子拓跋嗣即位後，把國子太學改為中書學，這個由中央朝廷辦的具有極高地位的學校，一直延續到魏孝文帝太和年間。中書學容納了精通儒學的知識分子、懂得治國的政治家、政績卓著的良吏、號為忠義的功臣、文武雙全的將領、北方各地的大族、南朝降人等各種人才。 ^[100] 

北魏統治者雖然任用漢人，但對他們並不十分信任。清河人崔逞，受拓跋珪之命給東晉襄陽戍將郗恢寫回信，因信中稱東晉皇帝為“貴主”而被拓跋珪所殺。拓跋燾當政時，漢人段暉因在馬鞍中藏有金子，被懷疑欲投奔南朝而被處死。漢人崔浩，歷事三朝，尤受拓跋燾的重用和信任，曾“專制朝權”，然而最在“國史之獄”中被族誅，並牽連其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 ^[101]  。北魏統治者雖然對儒家文化興趣濃厚，但對儒家典籍並不十分了解。北魏前期的禮儀制度與漢族傳統也存在巨大差別。上述現象表明，北魏建立前期，鮮卑拓跋部雖然與漢族錯居雜處並注意吸收漢文化、任用漢族人才。但族際壁壘並未消除，民族矛盾依然嚴重。 ^[100] 

北方的統一，使鮮卑拓跋部完成了從征服者到統治者的角色轉變，所面臨的任務也從對北方的軍事征服和穩定政權，轉變為維持其政權的長治久安以及實現南北方的統一。

拓跋燾統治後期，刑罰殘酷，最後被宦官宗愛所殺，宗室之亂至文成帝拓跋濬時方平定。獻文帝拓跋弘幼年即位後，鮮卑貴族乙渾專權，隨後被拓跋弘生母馮太后及朝臣合力誅殺。事後，馮太后開始臨朝聽政。皇興元年（467年），皇子拓跋宏（即孝文帝元宏）出生，馮氏還政於拓跋弘。後馮太后與拓跋弘的矛盾日漸激化。皇興五年（471年），拓跋弘讓位給兒子拓跋宏，自己做太上皇，仍掌握大權。承明元年（476年），拓跋弘暴崩後（有説法認為被馮太后所害），馮太后再度臨朝聽政，並開始進行被稱為“太和改制”或“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系列改革。 ^{[100]  [104]} 

太和八年（484年），北魏朝廷下詔實行百官俸祿制度。在此以前，北魏的文職官僚們沒有俸祿。拓跋軍事貴族們可以通過征服戰爭掠奪大批財富，通過征戰立功獲得鉅額賞賜，而各級文職官僚“惟取給於民”，實際上是縱容貪污受賄和搜刮百姓，“競為聚斂”，吏治極為敗壞。實行俸祿制後，北魏嚴厲打擊貪腐惡習，規定“枉法無多少皆死”。在嚴法峻刑的威懾下，貪官不得不束手收斂，吏治狀況為之改善。 ^[100] 

不久，又相繼實行均田制、三長制、租調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三個制度互相配合，三長負責監督鄉里，一是落實均田，二是查閲户口，防止向國家繳納租調的人口流失；均田制使農民和土地結合，有能力向國家繳納租調：租調製保證國家每年有固定的財政收入。 ^[100] 

太和十四年（490年），馮太后去世後，親政的拓跋宏排除阻力，繼續堅持改革，並把改革從政治經濟深入到禮儀制度、社會習俗等文化層面。太和十八年（494年），拓跋宏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漢族文化中心洛陽，隨後又作出幾項進一步推進漢化的決定：1.禁止官員在朝廷説鮮卑語，以漢語為“正音”即官方通行語言；2.禁止穿鮮卑服裝，不分男女一律改着漢裝；3.改鮮卑複姓氏為漢姓，如改拓跋氏為元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實行門閥制度，明確規定漢族“五姓”、郡姓和鮮卑八姓為高門望姓，拓跋宏本人和皇室帶頭與漢族高門通婚；4.把遷到洛陽的鮮卑人的籍貫改為河南郡洛陽縣，死後安葬洛陽，不得遷回代北。此外，還按照魏晉之法改革官制，釐定魏律等各個方面。 ^[100] 

馮太后及拓跋宏推行的改革措施得力，成效顯著，不僅推進了北魏國家和拓跋鮮卑等少數民族社會屬性的封建化。也促進了北魏各少數民族同漢族的民族融合。有學者統計，自魏晉到南北朝，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的總人口數多達千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在南北朝時期完成民族融合歷史進程的。拓跋宏所推行的漢化改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北朝民族大融合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00] 

太和十八年（494年），太子元恂意圖北返平城，拓跋宏得知後廢太子並在數年後將其賜死。保守派穆泰、陸叡於平城擁王兵變，後被鎮壓，拓跋宏還親自北巡安撫。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拓跋宏死後，宣武帝元恪繼位，由於部分守舊貴族和鮮卑武人的反對，北魏統治者逐漸廢棄了以前的民族和解政策，又恢復了鮮卑族的特權，於是新的矛盾產生了，北魏開始逐步走向衰落。

拓跋部進入代北平城以後，蒙古草原又興起一個強大的遊牧政權——柔然。北魏建立以後，柔然騎兵幾乎每年都南下侵擾邊境，成為北魏北方的巨大威脅。為抗擊柔然，北魏在北邊由西向東設置了沃野（今內蒙古五原縣東北）、懷朔（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縣西南）、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懷荒（今河北張北縣北）等六個主要軍鎮。 ^[100] 

六鎮中的每鎮都有鎮都大將，這些大將在北魏初期都是由拓跋宗室或鮮卑八族王公擔任，鎮兵也大都是拓跋部成員。他們被視為“國之肺腑”，可隨時返京任職。六鎮的設立主要是對付柔然騎兵，這就決定了六鎮地區的鮮卑人必定要保留許多鮮卑族特點，以保持能騎善射、剽悍勁勇的品格。所以當進入中原的鮮卑人大力推進漢化時，六鎮地區的鮮卑人卻沒有與他們同步。 ^[100] 

當拓跋宏在平城推行改革時，柔然統治下的高車族試圖從柔然汗國中獨立出來，這使得北魏北方邊境的壓力得到緩和。北魏孝明帝元詡時期，高車族的獨立終於取得成效。柔然在攻打高車失敗後國內權力爭鬥加劇，在爭權中失敗的柔然首領阿那瑰投降北魏，後在北魏幫助下重登柔然王位。此時的柔然已成為北魏的盟友。 ^[100] 

隨着北方的威脅逐漸消失，六鎮鮮卑人的作用日益被北魏王朝所忽視。由於仍保有鮮卑原始習性，他們被漢化的貴族歧視為“代北寒人”，與謫罰的罪人和刑徒為伍。六鎮鮮卑人對自己的地位和境遇日趨惡化而越來越心懷不滿和憤恨。到正光五年（524年），這種不滿和憤恨的情緒終於爆發。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先聚眾起義，殺鎮將，建年號。不久，起義烽火便蔓延到河北、山東、關隴地區。六鎮鮮卑或被起義裹挾，或被朝廷徵召，紛紛湧入河北、關中地區。 ^[100] 

六鎮起義歷經三年，方定被平定，並形成許多軍閥。其中以鎮守晉陽的爾朱榮的勢力最大，爾朱榮經過一系列軍事攻伐，攻滅了關東勢力最大的葛榮及其他羣雄成為實力最強的軍閥。元詡意圖聯合爾朱榮對付胡太后，但被胡太后毒死。胡太后先後立元詡獨女敬哀公主及堂侄元釗為帝。同年，爾朱榮以替孝明帝報仇為由，率軍攻佔洛陽，掌控朝政。他在河陰將北魏幼主和胡太后沉入黃河溺斃，改立孝莊帝元子攸，又殺死朝臣兩千餘人，史稱“河陰之變”，爾朱榮則於晉陽遙控朝政 ^[23]  。此事後，任職北魏朝廷的鮮漢高門遭到毀滅性打擊 ^[100]  。元子攸憤為傀儡，於永安三年（530年）在爾朱榮晉見時親自將其殺掉。而後爾朱榮之侄爾朱兆、從弟爾朱世隆擁長廣王元曄為帝，攻下洛陽後殺元子攸，改立節閔帝元恭。同年軍閥高歡起兵反對爾朱集團，高歡於信都擁元朗為帝，並在中興二年（532年）攻下洛陽後，改立孝武帝元修。 ^[24] 

元修不願為高歡所制，有意聯合關中鎮將賀拔嶽對付高歡。高歡先發制人，於永熙三年（534年）暗殺賀拔嶽。元修則任宇文泰代之，並與高歡決裂，西逃投奔宇文泰。高歡再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為帝，即東魏孝靜帝，遷都鄴城。元修西奔後不久被宇文泰毒殺，宇文泰改立南陽王元寶炬為帝，即西魏文帝，定都長安。至此，北魏分裂成由六鎮懷朔地區鮮卑和漢族豪強集團所控制的東魏，以及由六鎮武川地區鮮卑和漢族豪強集團所掌握的西魏。 ^{[24]  [100]} 

東、西魏建立後，表面上由拓跋氏後裔所繼承，實際上分別由高歡及宇文泰控制，他們的子孫在數年後分別篡奪，形成北齊與北周的對峙。由於東魏繼承北魏的國力較多，所以不論在軍力、經濟或文化上均勝過西魏，但東魏在多次進攻後皆失利。

536年高歡率竇泰等人西征西魏，竇泰軍於潼關戰敗。隔年高歡趁關中大飢時率軍再度西征，於沙苑之役敗給軍力不多的宇文泰，至此分裂局勢大定，戰場也轉向河東地區。538年，東西魏又爆發河橋之戰，雙方互有勝負。543年，東西魏邙山大戰，戰爭形勢激烈，攻防交錯。546年高歡再率十萬大軍西征，但受阻於玉壁城。守城的是西魏將領韋孝寬，高歡無法攻克玉壁，東魏死傷七萬餘人，高歡無奈退兵，隔年病死於晉陽。高歡死後，其長子高澄繼承霸業，對外驅逐叛將侯景，鞏固疆土，對內加強高氏政權，積極準備代魏自立，但不久離奇遇刺。其弟高洋繼任後於550年廢殺東魏帝，並屠殺東魏皇室，東魏亡。高洋建立北齊，改元天保，史稱北齊文宣帝。

在抵抗東魏進攻的同時，宇文泰任人為賢，推行改革，使西魏國力逐漸強盛，也影響隋唐的政治制度與集團分佈 ^[25]  。宇文泰趁南朝梁於侯景之亂後宗室諸王內鬥之際，先後攻下蜀地及江陵，並立西梁為魁儡國。西魏後由廢帝、恭帝相繼繼立。556年宇文泰去世後，其侄宇文護專政。他於隔年廢西魏恭帝，國號周，立宇文泰子宇文覺為北周孝閔帝，西魏亡。

北齊建國後，高洋先後擊敗庫莫奚、契丹、柔然、山胡等族，並攻下南朝梁的淮南地區。在經濟方面，農業、鹽鐵業、瓷器業都相當發達。北齊大致上同北魏，持續推行均田制。這些使得北齊的國力在初期均勝過北周及南朝陳。然而高洋在後期荒淫殘暴，併為了維護鮮卑貴族，屠殺漢人世族。他對人民的壓迫更重，使得北齊國勢衰落。齊廢帝高殷繼立後，由其叔高演輔政。但高演不久即篡位，是為孝昭帝。高演在位期間，國力漸漸復元，還親征庫莫奚。但他在兩年後去世，由其弟長廣王高湛繼立，即北齊武成帝。高湛昏庸好色，北齊國力大衰，不久去世，由後主高緯繼立。高緯在位時，北齊國政混亂，還被陳朝攻下淮南，最終在577年亡於北周。

北周繼承西魏版圖，於556年由宇文覺立國，但朝政由他的堂兄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先後殺死宇文覺和周明帝宇文毓，於560年改立宇文邕為帝，即周武帝。宇文邕採韜晦之計，在十二年後成功殺死宇文護，親掌朝政。

六鎮鮮卑南下，在某種意義上説是第二批拓跋鮮卑進入中原。如果説從平城到洛陽的北魏拓跋鮮卑是漢化先行者，那麼從六鎮進入中原的拓跋鮮卑就是追隨者。但是這個追隨者並沒有亦步亦趨，他們保留着自己的語言，保留着自己的鮮卑姓氏，甚至還把鮮卑姓氏賜給漢人。但這種保留並不意味着全面倒退。 ^[100] 

六鎮鮮卑有時候可能因自己的強惶而輕視漢人的文弱。但他們並不拒絕回漢人合作，也不排斥漢族文化。東魏高歡任用范陽人盧景裕教授子弟儒家經典，以後的諸帝也“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北齊甚至規定各個郡縣推舉精通儒家經典的人為孝廉。孝廉答對朝廷策問，回答得好則加以提拔。這種制度無疑刺激了儒學的發展。 ^[100] 

建立西魏北周的六鎮鮮卑所在的關隴地區，人力、物力遠遠不如東魏北齊富庶，為了與東魏北齊及南朝政權抗衡。西魏北周統治者除在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在軍事上實行府兵制以外，還竭力促成鮮卑與漢人的結合。在這方面府兵制具有重要意義。在府兵制度下，宇文泰是最高統帥，下設六個柱國大將軍，每個柱國大將軍督兩個大將軍，每個大將軍督兩個開府，共二十四軍。柱國大將軍、大將軍由鮮卑人和漢人擔任，漢人將軍也被賜予鮮卑姓。在西魏北周政權中，不僅包括鮮卑貴族上層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獨孤等家族，還包括京兆韋氏、弘農楊氏、武功蘇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和柳氏等關隴大族，形成胡漢緊密結合的關隴集團。 ^[100] 

西魏北周對待儒學的態度比東魏北齊還要積極。宇文泰雅好經書，任用蘇綽制定體現儒家治國思想的《六條詔書》；採用《周禮》設計的模式運轉國家機器；任用大儒盧景宣充實儒家五禮制度。明帝宇文毓在位時，進一步完善官學，使儒學進一步發展。武帝宇文邕親自行尊三老之禮，被史家稱為“一世之盛事”。據史書記載，當時的北周是“天下慕向，文教遠覃”。 ^[100] 

北周武帝改革府兵制，提高府兵地位，擴大兵源，軍力大片增強。建德六年（577年），北周出兵攻滅北齊。隨着北方重新統一，胡漢融合進入新階段。 ^[100] 

北周武帝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有着統一南北的雄心壯志。他所領導的北周，是一個經過又一番胡漢融合過程而產生的具有勃勃生機的政權。這個政權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都體現出民族融合的新特點。這不僅是北方新局面的出現，也折射出中華民族歷史重新走向全國統一的曙光。但武帝英年早逝。北周朝政大權落入外戚楊堅之手。 ^[100] 

楊堅為北周十二大將軍楊忠之子，他還是太子宇文贇的岳父。南陳太建十年（北周建德七年，578年），周武帝去世，太子宇文贇繼立，即周宣帝。他荒淫昏庸，迷信佛道二教，立五位皇后並奪人妻子。他殺宗室功臣宇文憲並大撤諸王就國。楊堅開始集結文武諸臣，形成一股龐大的集團。周宣帝去世後，其子宇文闡繼位，即周靜帝，劉昉、鄭譯矯詔以楊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入朝輔政。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等人不滿楊堅專權，起兵討伐楊堅，史稱“三總管叛亂”。楊堅得李德林策劃，以韋孝寬等人平定了叛軍。

南陳太建十三年（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靜帝禪讓帝位於楊堅，楊堅即隋文帝，改國號大隋，年號“開皇”，北周亡。隋開皇七年（陳禎明元年，587年），隋文帝廢西梁後主蕭琮，西梁亡。

隋開皇八年（陳禎明二年，588年），隋文帝發動滅陳之戰，以楊廣、楊素為行軍元帥，以賀若弼和韓擒虎等人發兵攻陳。隔年（589年）隋軍攻陷建康，南朝陳亡，中國再度統一，南北朝時代結束。

北朝疆域方面，北魏自代北之地崛起，從後燕、夏奪取了大部分疆域，又先後滅北燕、北涼，到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基本統一了北方。北魏剛統一北方時的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邊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葉尼塞河上游、貝加爾湖，帶有柔然、高車（敕勒）、契骨等部族，其中柔然與北魏為鄰，最為強大，在今蒙古杭愛山脈的東段車車爾勒格一帶建有可汗庭。北魏的東界已退至遼河以西，控制今大淩河下游，遼東成為高句麗的範圍。北魏的西戎校尉府駐在杅泥（今新疆若羌），控制着焉耆（今新疆焉耆）和鄯善一帶，但未能擴展到西域其他地函。南界在今黃河以南，佔有今河南中部及山東西北局部。 ^[89] 

南朝宋繼承東晉疆域，其河南地於太初四年（422年）之後逐漸被北魏併吞。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元嘉北伐失敗，魏軍反擊，一度到達建康（今江蘇南京）對岸長江邊，從此疆域擴展至淮河一線，南朝僅保住今江蘇北部。但北魏在西部已失去對西域的控制，退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朝齊時，相繼失去雍州沔北及淮南豫州之地。南朝梁時因北伐獲得淮北之地，又開拓閩、越、平俚洞，破牂柯。 ^[89] 

（“南齊、北魏對峙圖”圖冊參考資料 ^{[74]  [91]}  ）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梁中大通六年），孝武帝討伐權臣高歡未成。出奔關中，依靠宇文泰在長安建都，史稱西魏。高歡另立元善見為帝，遷都鄴，史稱東魏。東、西魏的界線大致在黃河、今山西西南、河南西部、湖北北部。東魏武定五年（547年，梁中大同二年），侯景以河南地降梁。這時，吐谷渾首領誇呂稱汗建國，西魏的西域部分為吐谷渾所佔，伊吾被柔然佔有，西界退至敦煌。 ^[89] 

（“梁、東魏、西魏對峙圖”圖冊部分來源 ^[92]  ）

西魏廢帝二年（553年，梁承聖二年），攻取梁的益州，次年攻下樑元帝所在的江陵，其疆域增加了今湖北西部、四川。今貴州和雲南名義上也隨益州的歸屬而成為西魏的一部分，實際上已為當地民族所佔。西魏又劃出江陵附近數縣，建立附庸政權後梁（或稱西梁）。與此同時，北齊奪取了南朝江淮間土地，與南陳隔江對峙。南陳陸續收復淮南及部份淮北之地，並且一度奪下北齊黃河以北之地（573年—577年） ^[26]  。北周武帝滅北齊後，取陳江淮之地，領土大大擴充。陳末國土則僅剩長江以南至交廣地區。且侯景之亂後，在寧州爨蠻影響下，周圍的部族紛紛自立，因此在今四川長江和大渡河以南、湖南西部、廣西西部已經不再有南朝的郡縣存在。此外，南北朝後期，林邑（位於今越南中部）佔領了原日南郡剩下的三個縣，使南朝疆域的南界退到了北緯18°一線。 ^[89] 

宋、齊、梁、陳四朝均定都建康（又稱建業，今江蘇南京）。梁元帝時曾短暫定都江陵（今湖北荊州），到梁敬帝時仍都建康。 ^[85] 

北魏最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時遷都洛陽。 ^[85] 

東魏至北齊時以鄴城（今河北臨漳）為都，西魏、北周則以長安（今陝西西安）建都。 ^[85] 

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會階層分為世族、齊民編户、依附人及奴隸 ^[27]  。世族擁有大量不需付税的依附人從事生產與作戰，影響朝廷的税收。雖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世族的擁護，不過也扶持寒門以平衡政治勢力，並且在南朝梁時萌芽出科舉制度 ^[28]  。南朝世族因為長期安逸而逐漸衰退，在侯景之亂後徹底崩潰。北朝統治者缺乏政治的經驗，所以重用漢人世族，引起雙方的文化採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最盛。混合的過程產生激烈的思想衝突、政治鬥爭或種族衝突，例如六鎮民變、宇文泰的鮮卑化政策。北周鮮卑軍比北齊少，政治地位不如南朝陳。最後藉由宇文泰開創的關隴集團，吞併政治日趨腐敗的北齊。周武帝去世後，漢人楊堅掌握朝廷，通過授禪北周靜帝建立隋朝，經營八年之後，發兵滅南陳統一中國。開創出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國。

南朝宋之後設有門下省，至此確定了三省制度。門下省負責獻計策和勸諫皇帝，參與機密之事，又成為大權掌握的機構。

南朝政承襲東晉，實行州郡縣三級制。而僑州郡縣及雙頭州郡也因為土斷而變成一般州郡。自東漢末期實施的州郡縣三級制，到隋平陳後改為州縣二級制而結束。南朝的州設刺史，郡設太守，只有丹陽郡因為是首都所在地而設尹。縣設令、長。自宋以後，令多於長。與郡同級的有王國和公國，設內史和相。還有特為習稱蠻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數民族設置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陳左郡、東宕渠僚郡等。當時州郡縣有等級之分，大致上以距離首都遠近為品級高低之分，諸州佐吏則按州的等級設置官員。揚、荊二州還有“二陝”之稱呼。 ^[26] 

北魏在北魏孝文帝以後，官制模仿南朝，至唐代仍沿用。北周時按周禮，設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之後六部體制的源頭。北朝政區承襲十六國，如同南朝一樣為州郡縣三級制。然而州轄區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級直接管理縣，使得郡級逐漸虛級化，到583年隋朝正式定為州縣兩級制。北魏也設有僑州郡縣和雙頭州郡（如南雍州），並將州郡縣按人口數分等級。為了防範新附或異姓叛變，於406年將各級行政長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須一位為宗室。北魏原設有負責地方軍政的行台及管理數州軍事的都督。到北齊定為行台制，北周則為總管制，都是負責數個州郡軍事與行政的政區單位。北齊因為州轄區越分越細，於是設置行台兼管數州民政及軍事 ^[29]  。西魏則改稱都督為總管，性質同北齊行台。北周時，總管一般兼任駐州刺史，並以所駐之州為名 ^[30]  。北魏還特為鮮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漢人除外）設置領民酋長來管理該族，地位只次於州刺史。又延續十六國政區，設有管理州境內其他民族的護軍，其地位等同郡守，至457年廢除。還有鎮戍制，於重要的軍事要地設鎮。鎮由鎮將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鞏固首都平城的六鎮最重要 ^[31]  ，至孝文帝遷都後勢微。六鎮民變後，北朝的鎮戍專管軍事，不再具政區性質。

隨着中原人口的大批南下，不僅使南朝增加了勞動力，而且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為南方的進一步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南朝政府對北來的流民起初採取僑立州郡的政策，後來，東晉和南朝政府為了擴大剝削對象，改行土斷政策。

所謂土斷，就是撤銷僑州郡縣和僑籍，讓僑户和土著居民一起在當地著籍，並且同樣負擔國家的賦役。自東晉到陳朝時期，共進行九次土斷。土斷後，南朝境內的僑寓政府便陸續消失了。

南朝時期，南方的農業普遍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是長江中、下游的荊、揚二州。揚州是南朝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很快。宋在湖熟起廢田四千多頃，向京口、姑熟移民。齊在句容修赤山塘。揚州“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

三吳（吳郡、吳興、會稽）經濟發展尤為突出。宋在烏程修吳興塘，溉田二千餘頃；又在會稽一帶開墾湖田，“皆成良業”。東晉、南朝政府的各種支出，主要依靠三吳。洞庭湖周圍的荊、湘地區發展也很快 ^[32]  。梁罷義陽（河南信陽）鎮兵以後，“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與浙江相鄰的閩中、鄱陽湖周圍地區，也有較快的發展。此外，淮南地區，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壽春附近有芍陂灌溉農田，地方千里，“良疇萬頃”，是重要糧食產地。江南地區普遍實行麥稻兼作，嶺南種雙季稻。

元嘉以前，淮南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元嘉末，由於宋魏戰爭，淮南遭到破壞。經過齊、梁二代的經營，江淮間一些地區的生產也迅速恢復、發展。益州則號稱“沃野天府”，物產豐富。廣州也是富庶的經濟地區。

當時南朝作物品種日趨多樣，耐寒及越冬作物日益普遍。此時，僅水稻品種就有30餘種。昔日中原地區的麥、菽、粟等耐旱及越冬作物在南方得到了種植和推廣。僅謝靈運《山居賦》所提及的農作物就有稻、秫、麻、麥、粟、菽等，蔬菜、果木及水生作物則更多。至遲在陳朝時，麥粟之類已經成為封建政府徵收田賦的內容之一。此外，經濟作物的栽培也超過了兩漢，不但具有鮮明的南方特色，而且出現了一些單一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户。第五在種植水稻方面，雖然仍保持着傳統的火耕水耨的耕作制度，但隨着人們對水稻生長規律的進一步掌握，其內涵已有明顯的變化，精耕細作的程度加強了。火耕已非惟一的殺蟲施肥的方法，糞肥被廣泛使用，綠肥也日益普及。 ^[86] 

東晉、南朝水利工程有了明顯的發展，特別是小型水利工程漸趨普及，形成了沿港濱湖地區以水網圩田為主、山地崗阜地區以陂塘堰壩為主的特色。 ^[86] 

此外，南朝在牛耕有所發展的基礎上，創造了單牛、短轅的框型犁。它的出現，對農田耕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適合南方水田生產的犁、耙之類的工具日臻完善。 ^[86] 

在南方經濟的發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採取田莊形式進行生產。其中北方士族南遷時，都帶來大量部曲和佃客，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們到處“求田問舍”，不擇手段地謀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帶掠奪土地達萬頃。與此同時，南方士族地主也進一步擴張自己的經濟力量。

士族地主在他們佔領的平原和山澤上建立田莊，當時稱為“墅”或“園”。如會稽士族孔靈符在永興建墅，“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謝靈運在始寧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個果園，沿水渠兩岸有大批良田。

農業在士族田莊經濟中佔主導的地位。田莊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統。在耕地上種有稻、麥、粟、桑、麻、蔬菜等作物。僅次於農業的是園林業，經營竹木果樹等。此外，還有養魚業和畜牧業，並從事紡織、釀造、製造生產工具等多種手工業生產。由於從事多種經營，使士族地主田莊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

田莊裏的生產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隸。士族地主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是殘酷的。但它把大量勞動人手組織起來，在山區水濱進行墾植，特別是在東晉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還關心生產的時候，地主田莊對江南地區的開發是起一定的積極作用。以後，由於門閥土族日益腐朽，田莊也就成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自耕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對象。他們對政府的負擔有租調、雜税、徭役三大項。宋、齊時的田租大概沿襲東晉後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調剝削，在宋孝武帝規定：“天下民户，歲輸布四匹”，歲輸布四匹，只是每户農民應納户調的平均數目，徵收時仍採取“九品相通”的辦法，即事先評出户產，定出户等，然後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在戰爭時期，一般農民也有兵役負擔，各種徭役更是隨意徵發。於是，許多自耕農破產流亡，越來越多地淪為士族田莊裏的部曲和佃客。

東晉南朝時期，紡織業比較發達，養蠶技術已經相當可觀，豫章等地一年蠶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絲、綿、絹、布等是南朝調税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其中荊、揚二州的紡織業尤為發達。錦業在益州也早負盛名。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户遷到江南。南朝後期，織錦業也發達起來。富豪人家穿繡裙，着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

北魏初，每匹絹值千錢，孝文帝以後降到二、三百錢，説明絲織品的生產已增加。 ^[105] 

南北朝時，政府都設有專官管理礦冶。建康尚方有東、西二冶（宋、齊時有南冶，後廢），州、郡有礦冶的設冶令。另外還有不少私家冶鋪作坊；北朝從北魏道武帝開始，也設置官冶，鑄造兵器。 ^{[86]  [105]} 

在冶鑄技術上，用水排鼓風冶鑄已在南朝應用。鍊鋼技術也有很大進步。那時還發明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即把生熟鐵混雜起來冶煉，火候到時，生鐵先熔化，滲淋入熟鐵中，然後取出反覆鍛鍊，就成為優質鋼，用來製造寶劍和刀、鐮。灌鋼法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鋼鐵冶煉技術，用它生產的鐵除製造武器外，尚有較多的富餘，可以用於製造生產工具。尤其是堅硬耐磨的灌鋼工具的出現，是生產工具的一大革新，為丘陵、崗阜、湖泊、沼澤、灘塗的開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86]  [105]} 

煮鹽方面，北魏池鹽產地主要在河東郡，鹽產很多。東魏、北齊之際，海鹽產量很大。鹽的生產主要掌握在官府手中。 ^[105] 

東晉南朝時，瓷器的燒製有新的發展。當時瓷器的代表性產品是通體青釉的青瓷，產地比較集中的是會稽郡（浙江紹興）一帶。青瓷胎質純，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造型多樣美觀。考古發掘，江南許多地區的制瓷技術逐漸成名，並各有自己的特點。 ^[86]  北朝時期，勞動人民還成功地燒出了白瓷。 ^[105]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加上江南河流縱橫，水上交通方便，為商業發達提供了基礎和有利條件。

士族豪強兼併土地，官府賦税徭役繁重，許多中小地主和農民被迫從事商販活動。貴族官僚有免關津税特權，在任期屆滿時帶着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官府徵收租調要農民折錢交納，農民被迫出賣自己僅有的農副產品。因此，南朝出現商業畸形發展的現象。

當時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今廣東廣州）等地。建康是東晉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這裏“貢使商旅，方舟萬計”。蕭梁時期，建康城內有居民28萬。城內有四個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餘處。會稽、吳郡、餘杭等地也是“商賈並湊”。

番禺是海外貿易中心，南洋各國，以及天竺、獅子國（斯里蘭卡）、波斯（伊朗）等國的商船，“每歲數至”，或“歲十餘至”。江陵“當雍、岷、交、梁之會”，商業也較發達。成都不僅商業繁盛，而且也是高級絲織品的重要產地。市場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產、生活用品。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東晉、南朝都注意貨幣鑄造，但幣制混亂，數量不足。

經由魏晉時儒學獨尊的地位被破除後，到了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已經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現了以法治國、務實求治的主張和“無君論”等有價值的觀點，也產生了消極頹廢、遁世遊仙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玄學思想。

南北朝時代，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不同於兩晉時期的新形勢，玄學思潮歸於沉寂，佛道二教繼續發展。佛教大量譯經，廣泛流行，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民俗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儒學面臨嚴峻挑戰。由於佛教的急劇膨脹，使原來儒、玄、佛、道的相互關係及其歷史格局發生新的變化。當時佛道爭論十分激烈。佛道之爭中，道教是比較被動的，不僅造出一個傳説，強調佛陀是老子變的，而且還大量“抄襲”佛經的內容。對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則需要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又必須面對文化上的張力。 ^[66] 

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迅速，其中南朝風格偏向華麗纖巧，而北朝風格偏向豪放粗獷。

南朝時，以謝靈運為代表的山水詩人把田園情趣擴大到對自然山水的熱愛。沈約是“永明體”詩人的代表，“永明體”詩講究聲律對偶，追求藝術形式完美，為格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97]  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敍事長詩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蘭詩》為代表。

南北朝辭賦也在繼承楚辭、漢賦的基礎上有所變革，形式上多為短篇，不以用典和堆砌詞藻為要；內容上抒情多於詠物，如江淹《別賦》、庾信《哀江南賦》便是這個時期辭賦的代表。 ^[97] 

民歌方面，由於南北文化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樂府詩集》即有“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説法。 ^[98]  《敕勒歌》是北朝樂府民歌的代表作，影響很大。 ^[99] 

南北朝時期的小説主要有兩類：志怪小説和筆記小説。筆記小説具有史料價值，故在史學中敍述。志怪小説很多題材和故事源於遠古神話傳説和歷史人物的傳聞逸事，也深深打上道教和佛教影響的時代烙印，如南朝宋東陽無疑的《齊諧記》、劉義慶的《幽明錄》、劉敬叔的《異苑》，齊祖沖之的《述異記》，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北齊顏之推的《還冤記》等都是志怪小説的名作。 ^[97] 

劉義慶的《世説新語》，是一部主要記述魏晉人物言談逸事的筆記小説。語言簡約傳神，含蓄雋永，生動描寫了魏晉名士的清談、品題等活動，以及名士們的性格特徵及其人生追求和嗜好，涉及漢末魏晉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思想等多方面的內容，成為研究這時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106] 

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自成系統的古典文學研究專著，提出文學應反映現實、文質並重的主張，闡明瞭文學評論的依據和標準，探討了文學作品的構思、想象、風格、繼承、創新等問題。同時期人鍾嶸所作《詩品》，是中國最早專門評論詩歌的著作。對兩漢至梁代的五言詩進行總結和優劣評判。梁武帝長子蕭統組織文人編選的《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選集，其中涉及探索文章的體裁和流派，取捨的緣由和標準，因此具有文學評論的價值。 ^[97] 

南北朝繼承了漢代以來設官修史之制。宋設著作官（宋齊梁陳時官名及分職屢有更改），負責撰修國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齊始有國史與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設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與起居官逐漸分職。北齊始設史館（或稱史閣），為專門修史機構，影響中國日後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設著作官制度。南北諸朝又有大臣監修史書 ^[35]  。此外，南朝梁時始行編修武帝、梁元帝的“實錄”，是為唐代開始一朝接一朝修實錄的濫觴 ^[36]  。

紀傳體斷代史書在南北朝史學仍佔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 ^[37]  ，私修的有如范曄《後漢書》 ^[38]  。

反映社會各種狀況的史書，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曄《後漢書》、沈約《宋書》當中新增“獨行”、“逸民”（或“隱逸”）、“列女”等類傳記各種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的《高僧傳》 ^[39]  和僧祐的《弘明集》 ^[106]  ；記述寺院建築的有楊炫之《洛陽伽藍記》 ^[39]  ；地理類著作方面，以酈道元《水經注》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 ^[40]  ；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是極具史料價值的雜記類著作 ^[106]  。少數民族歷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據政權而深受重視，成就較高的有北魏崔鴻的《十六國春秋》 ^[41]  。

南北朝的注史之學，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注着重資料蒐集、補充史事，不再侷限於對音訓及解釋史文，對中國的注史方法產生有相當影響。裴松之對史料相互考異，日後史家有所繼承，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裴注裏又有對前代史家的評論，這推動了中國史學批評的發展 ^[43]  。

隨着佛教的傳播，發展佛像、壁畫、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中敦煌千佛洞、雲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成為中國造像藝術寶庫之中的瑰寶。此時佛教盛行的思想有般若學 、涅槃學、地論學、成實學、攝論學等。 ^[69]  竺道生強調佛性在於每個眾生之中，關鍵在於能否“自見”，開啓了後來禪宗覺悟不離世間的先河，他“一闡提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則體現了佛教的平等觀。 ^[70]  道教靈寶經前接上清經的教法，又借用和融匯了佛教的概念和術語，在中古道教的教義、思想、儀式等領域，佔據了主流的地位。 ^[67]  十六國晚期出現改革道教的寇謙之，他受東晉靈寶派的影響，製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等經八十餘卷。在精義經理方面無所創新，卻明確聲稱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租米錢税及男女合氣之術，嚴格齋戒禮拜，使道教組織更為嚴密，道規教儀更為完備。

此一時期的三教論爭主要表現為佛教與道家、道教兩種不同思想體系的爭論。通過爭論，道教與佛教互相吸收，呈現一種互融互攝的景象。佛教對道教無論是從教規、教儀，還是從教典、教團等方面，都產生了一種示範效應，這對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處的。而道教也為佛教從印度順利移植至中國，並逐漸適應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中國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緣。 ^[44]  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斷豐富並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產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在傳入中國時佛教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鑑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經的造作過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襲佛經之處，道教的宮觀設施、組織形式、宗教儀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鑑佛教之處。又如受“大道無形”思想的影響，早期道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後世道教“設像立教”的形式與佛教卻別無二致，正是受佛教影響使然。在宗教哲學方面，道教義理的思辨水平與佛教相比略為遜色，因此道教也積極援引佛教哲學以提升自身的理論水平。 ^[68] 

同時，道教影響了中國藝術及科學。例如《遊仙詩》等文學，描述神仙飄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説抒發情懷。道教名士陶弘景、陸修靜均擅長神仙文學 ^[34]  。

南朝陸探微所畫人物肖像極其傳神。民間傳説張僧繇畫龍不敢點睛，點睛則龍會飛去。 ^[97]  而畫論、畫史研究在此時期已建立，如南朝謝赫的《畫品》，提出繪畫品鑑的六法，而其中的“氣韻生動”説更被歷代畫評家奉為最高水準。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著名的有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等 ^[46]  。石窟藝術最雄偉的是雲岡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豐滿，兩肩寬厚，衣褶線條緊貼身軀而雕，莊嚴中寓有慈祥，表現出佛的胸懷氣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態，給人以恬靜的美感。洛陽永寧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殘像最為精緻，面目傳神。隨著山水詩的出現，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開始轉變，山水景色也成為繪畫的內容。南朝還有不少以人物畫著稱的畫家，也有人在團扇上畫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的山水。南齊謝赫撰著了研究繪畫理論的《古畫品錄》，而他所總結的“六法”，已不僅限於人物畫，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歷代帝王、貴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獸等。石獸又稱避邪，由獅子造型演變而來，有驅邪、求福或昇天之含意。其中已齊武帝陵前的天祿（雙角石獸）、齊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風格承襲漢代石獸雕刻，善於利用整塊石材，以洗練的手法表現雄偉的氣勢。

南北朝時期，書法發展呈現兩條主線：南朝承“二王”新體書風並加以深化，出現了不少書家，存世的作品以士族文人的行草尺牘為主。北朝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遊牧文化與南朝的中原文化形態截然不同，書法以刻石為主，有碑刻、摩崖、墓誌、造像、磚文等，類型極其豐富，藝術成就高。北朝碑刻即所謂的魏碑書法，結體扁方、構架緊密、方筆折角、骨力雄勁，在書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97]  。著名的有《龍門二十品》《張猛龍帖》《鄭文公碑》《石門銘》等，以及眾多的墓誌銘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龍顏碑》《瘞鶴銘》等。 ^[45]  在南北朝後期，隨着民族融合的不斷深入，南北書家之間相互學習借鑑，南北書風也不斷融合，這種書風的融合一直延續到唐代初期。 ^[87] 

譜學（或叫譜牒學、家譜學）在南北朝門閥政治影響下而大盛一時。各豪族郡望為求鞏固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乃撰修家牒，以彰顯自身血統、門第及婚宦。繼家譜出現後，又有了家譜學的研究，當時便出現“統譜”“百家譜”等書籍。 ^[42]  南齊王儉對東晉賈弼之的《姓氏簿狀》進行修補，南梁王僧孺對《百家譜》進行改定，又相繼撰成《十八州譜》《百家譜集》《東南譜集抄》等，形成王氏譜牒學。 ^[106] 

南梁阮孝緒撰《七錄》，其中的《記傳錄》就是史學目錄。 ^[106] 

南梁顧野王的《玉篇》，在文字學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106]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由於邊疆民族內遷、北方人羣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於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 ^[62]  。

北魏至東魏時農學家賈思勰面對持續的天災人禍，主張重視農業，並以齊民謀生為己任，撰寫了農書《齊民要術》，在中國或世界的農學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齊民要術》以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特別是山東地區為重點。描述當時農業生產概貌，並介紹中國傳統農業細耕和多種經營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術在內的農業科技的高超水準。 ^[64]  這是中國農業科學第一次系統的理論表現形式，反映了當時農業發展的先進水平。 ^[106] 

南朝宋的祖沖之出身世代熟悉天文歷算的家族，從小對天算有興趣。他平生著作豐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曆”表》《駁議》；數學方面有《綴術》《九章術義注》《重差術》。他在科學上有三大成就：一，在張衡、劉徽的基礎上，將圓周率數值精準到小數點後七位數字；二，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歲差”數值記入曆法運算中。還將閏月規則修整，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三，在機械方面，製作出指南車、千里船（即腳踏輪船）、水力運轉的水碓模，以同一原動輪帶動碓和磨作功。 ^[65] 

北齊張子信“視差”現象的發現，是繼“歲差”之後古代天文學研究的又一偉大成果。從南朝劉宋《元嘉歷》，再到祖沖之的《大明曆》，直至北周《丙寅元歷》，曆法的計算一次比一次精確。 ^[106] 

北魏的酈道元從小志於地理學研究。由於當時地理著作不夠完備，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際進行實地考察。然後他以《水經》為藍本，完成《水經注》。 ^[63]  《水經注》不僅是中國古代一部地理學名著，也是一部優秀的山水文學名著。 ^[106] 

造船業在東吳的基礎上又有較大的發展。運輸、作戰用的艦船隻很多，往來於東海、南海和內地河道的船隻頻繁，大者可載重二萬斛。 ^[86]  北魏能造盛谷二千斛的大船，由官府經營。 ^[105] 

造紙業有了新的發展。壓光和染色是這一時期造紙技術的新成就。當時紙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紙是一種質地優良的紙張 ^[33]  。造紙業的發達對當時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86] 

在南北朝時期，朝代常因為軍權流入權臣手中而更替。南朝的軍事制度大至延續東晉募兵制。北朝在軍事制度方面，在北魏初期採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統一華北後逐漸成為世兵制。北朝後期出現府兵制，成為隋唐兵制的基礎。

南朝兵種以步兵和水軍為主，騎兵較少。兵源原本來自世兵制。但是因為戰爭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户變為民户，兵源趨於枯竭，於是改以募兵制為主。南朝軍隊區分為中軍（亦稱台軍）及外軍。中軍直屬中央，平時駐守京城，有事出徵。在南朝宋時，宋武帝劉裕加強皇宮兵力，以圖扭轉東晉以來外強內弱的局面。然而，由於宗室自相殘殺而失敗，歷朝屢次有篡位之事發生。外軍則歸各地都督管制。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與中央抗衡。

北朝方面，北魏軍隊在初期以鮮卑騎兵為主力，其補給是由各部自行掠取。在統一華北過程中，漢族逐漸加入軍隊。當攻城戰增加後變為步、騎兵混合。之後步兵成為主力兵種。北魏統一北方後，軍隊分為中軍、鎮戍兵和州郡兵。中軍在平時守衞京城，有事則成為對外作戰的主力。鎮戍兵是為保衞邊防而設置的。鎮相當於州、戍相當於郡。初時僅設於北部邊境，後來擴展到南部邊境。州郡兵，是維持諸州治安的軍隊，有時也充作鎮戍兵或是隨軍出征。北魏後期也逐漸形成固定的兵户 ^[19]  。

東晉時期，門閥士族達到極盛階段。南朝以後，雖有寒門地主稱帝，但門閥士族的特權仍得到承認。

南朝規定，高門大族的子弟二十歲登朝做官，庶族地主子弟三十歲才能試做小吏。高門大族升遷極快，短時期內就可“坐致公卿”。南朝的“清華貴重”的官職，幾乎全被高門所壟斷。他們竭力維護自己的特殊社會地位，宣揚“士庶天隔”，同庶族寒門保持着嚴格的界限，不同寒門通婚共坐。

為嚴格區分士、庶，於是譜學盛行。東晉南朝時，賈弼之祖孫三代專精譜學，撰《十八州士族譜》，共七百多卷。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也都有譜學專著。譜學是吏部選官的重要依據，是維護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大多數士族地主缺乏征戰理政的才能，但也有少部分新興士族階層，在動亂時期乘勢而起，成就事業後注重自身或後人文化教育，是社會頂樑柱。

不甘心受到排擠的庶族通過各種途徑登上政治舞台。南朝的開國皇帝，就都是通過領兵打仗、控制軍權而上升起來的庶族。

由於士族缺乏辦事能力，皇帝又怕他們難以控制，所以南朝時以寒人典掌機要，處理政務。

東漢時政事歸台閣，曹魏時權力集中到中書監、中書令手中，南朝時權力又集中到中書通事舍人手中。通事舍人不僅替皇帝起草詔令，又掌管政令，成為天子身邊的實權職務。權力移歸近臣，反映了皇權的加強，也反映士族已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

南朝時，寒人擔任的另一要職是典籤。南朝君主鑑於東晉方鎮勢強，威脅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為州鎮軍政長官，以寒人為典籤進行控制。典籤職微權重，州鎮要事，須典籤簽署方能實行。典籤每年數次回京向皇帝報告，所謂“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口”。因此，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籤，故又有“諸州惟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之語。 ^[88] 

部曲、佃客是世家豪族控制的依附人口的主要部分，奴隸則是他們的私產。

部曲原來的主要任務是作戰，但隨着南方戰事的減少，越來越多的部曲被用於生產。梁張孝秀“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就是典型的例證。

佃客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依官品賜給的，一部分是私自招誘的。東晉、南朝的給客制規定：第一、二品官佃客無過四十户，以下每品遞減五户，至第九品佔五户。此外還有典計、衣食客等。這一部分佃客無獨立户籍，而是登記在官僚地主的户籍上。他們不給國家交租調，服力役；而交納百分之五十的地租給官僚地主。當時，“南北權豪，競招遊食”，私招的佃客很多。

部曲、佃客為世家豪族世代佔有，不經“自贖”或“放遣”，是不能獲得自由的。他們實際上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世襲農奴。東晉南朝時，世家豪族都有大批的奴隸，政府毫不限制。農民破產自賣或在流亡中被掠，是奴婢的主要來源。他們是地主的私產，因而可以抵押或買賣。為了防止逃亡，奴隸都被“黥面”。

南朝時，奴殺主人以及逃亡、暴動的事多有記載。在奴隸們的反抗鬥爭之下，統治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糜喃為客”“發奴為兵”等手段，使大量的奴隸轉化為地主的佃客和國家的士兵。

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服裝史的大變動時期，這個時候因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來住，胡服便成了當時時髦的服裝。緊身、圓領、開叉就是胡服的特點。

禮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禮服祭服，仍只有一種，與漢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異。

平冕服：各級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紋，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等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等七章，天子用刺繡文，公卿用織成文。

北周冕服：北周武帝漢化政策相成功，大力推行中國古代的周禮之制，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據周禮而定。

委貌冠服：為公卿行卿射禮之禮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緣為領袖。

朝服：同於漢代，天子與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來區別，亦都有五色朝服，不過漢代平時常朝以皂朝服、絳服為多，而魏晉南北朝則以絳朝服為主。

通天冠服：魏晉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禮服。着絳紗袍，皂緣中衣，黑鞋。

遠遊冠服：為皇太子及諸王所服，着朱衣，絳紗袍，皂緣白紗中衣，白曲領。

百官冠服：以絳紗為主。但陳制較複雜，百官位高者以朱衣為朝服，位卑者，則以皂衣為朝服，皂白紗緣中單。

品色衣：天台近侍及宿衞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錦綺饋繡，名曰品色衣。

常衣：主要是褲褶服，用途非常廣，可以做朝服、軍服、便服、從貴族到庶民均用到它。

皇后謁廟服：是女性官服中，最隆重的禮服，也是皇后的嫁服。

入廟佐祭服：為妃、嬪、命婦之祭服。在晉及南朝宋、陳均為皂上皂下。

親蠶服：為皇后行親蠶禮之禮服，均為青上縹下。

助蠶服：為妃、嬪、命婦助皇后行親蠶禮之禮服，在晉及南朝陳為縹上縹下。南朝宋為青上青下。

朝服：以上三朝均以為女性之朝服。

比周禮服：女性官服與男性官服同樣，非常複雜，用色亦多，與前述朝代大不相同。

東晉、南朝時期，廣大人民的身份日益低落，許多人淪為世襲的農奴，除了部曲、佃客外，還有屬於官府控制的兵户、吏户和百工户等。

晉、南朝繼承了三國以來的世兵制，兵户世代當兵，受壓迫極重。兵户除服兵役外，還要耕田紡織，向國家交納租調。兵户的地位比自耕農低，甚至比佃客還要低。

東晉、南朝的地方機構和中央官府都擁有一定數量的吏，少者數十，多者成千上萬。地位低的文武吏，被迫為官府服各種雜役，耕種官田，在官府手工作坊中進行生產，他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格外沉重。吏的來源，大多是來自“吏門”。這種吏户是世襲的，非經官府放免，不能免役。

南朝時，百工即各類手工業者很缺，故官府對他們的控制極嚴。貴族、官僚私佔百工户往往受到懲治。百工户從民間徵調到官府作坊後，與配到作坊裏的刑徒為伍，終年勞作，世代相襲，社會地位卑下，處境是同樣悲慘的。

南北朝時，位於今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又稱高麗）政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更加密切，每年都有經常性的使節往來。在此期間，高句麗一面稱臣納貢於北朝，以保證了遼東地區的和平；一方面結托南朝，使其能利用南北對峙的局面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增強保障。北朝和南朝都對高句麗有所冊封，這使其在對周邊民族和政權的征戰中擁有了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優勢，得以在遷都平壤後逐步確立對百濟、新羅的戰略優勢，基本控制了朝鮮半島北部。 ^[93] 

高句麗崇信儒家思想，在平壤設立太學，學習儒家經典。後來，佛教也傳入高句麗併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位於今吉林省集安市的丸都山城遺址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風水”理念。在丸都山城附近，還有大量與中原壁畫題材相似的出行、戰爭、狩獵、宴飲以及涉及佛教題材的飛天、菩薩等壁畫，體現出中原王朝對高句麗的文化影響。 ^[93] 

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出使南朝的百濟使者回國不僅帶回《涅盤經》和《毛詩》，而且還有工匠和畫師。朝鮮東海岸曾出土過一些花紋磚，和南京出土的齊梁時代的磚的蓮花、纏枝紋等風格相同。朝鮮忠濟南道公州郡宋山裏古墓出土的“梁瓦官為師矣”銘文的蓮花紋磚，説明當時百濟引進南朝工匠及其工藝技術的事實。此外，中國的史書以及陰陽五行、醫藥等，都在這一時期傳入朝鮮，對朝鮮的科技文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86] 

孫吳至南朝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了各種紋飾的銅鏡和透雕的金飾件。同時，有不少中國人經過朝鮮半島移居日本，其中就有製陶匠和縫衣匠，他們的移居促進了日本手工業技術的發展。據日本文獻記載，近年日本考古發現了一些具有中國南方風格的陶器（如鐘形器、五聯罐、盤口壺等）。在一些古墓周圍發現的埴輪陶俑，其服飾和南朝陶俑相同。 ^[86] 

漢代開始的“絲綢之路”在南朝時仍然暢通，同時由於航海業的發展，與西域、西亞各國又開通了海路交往。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和大同元年（535年），波斯國王派使節到建康訪問。這些交流帶來了西方的玻璃製造技術。《南史》記載，大秦國曾遣使由海道至建康贈送各種琉璃（即玻璃），數年後一琉璃工人來，煉石為水晶，並傳其術。説明此時中國已經學會了玻璃製法。 ^[86] 

南朝時，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中國互有來往。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笈多王月愛（應為新日王鳩摩羅·笈多一世）遣使到建康訪問。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笈多王朝又遣使訪問建康。此後梁、陳期間，也都有使節來訪。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國王又遣使至建康贈送象牙佛像。此後，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及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都有使節來訪。 ^[86] 

這一時期，中國和印巴次大陸的佛法交流非常頻繁，既有許多中國人西行求法，也有許多印巴次大陸的僧人來中國從事譯經和傳經。大量的印度佛經被譯為漢文，印度的不少藥方也隨東來僧人傳入中國。 ^[86] 

航海業的發展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科技文化交流。六朝時，不少文入學士遷往交趾一帶居住，對傳播中國科技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的建築、造紙和紡織等技術傳人越南。扶南國、佔婆國（今越南中部）也多次派遣使節來中國訪問並贈送禮物，南朝朝廷也回贈了很多禮品。 ^[86] 

（南朝帝王世系參考資料 ^[84]  ）

（北朝帝王世系參考資料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