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號蓉生，義烏朱店人，人稱“朱義烏”。五歲從師認字，聽鄰座同學讀《中庸》、《論語》，就默默記住，等到塾師教他時，大半已能背誦。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佔義烏，朱一新父朱鳳毛帶頭組織民團抗禦，家屬避居深山。時一新已成少年，往來家中與避居地，父親説他：“小少荒山弟妹俱，往來侍母備薪儲；最難一卷隨身讀，避寇三年不廢書。”19歲中秀才，同治七年（1868），就讀金華麗正書院、杭州詁經精舍。次年，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詁經精舍”肄業。這所由乾隆時著名學者阮元創辦的書院，照例於每年六月由學使命題考試。此年，學使徐壽衡侍郎出了經、史、辭章數十道題，連當時頗有名氣的生員都感到為難，不得不“殫精罩思，併力合作”。唯有一新獨自答卷，寫成的捲紙厚達一寸。徐侍郎大為讚賞，評為“一日干裏，必可大成”。是時詁經精舍特置超等生六名，一新即屬其中之一。在金華、杭州數年的求學生涯，誠如他自己所説成：那時十分拘謹，慎交友，不優遊，專心學業，終其一生也。“沒有一日棄書不觀”。

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陝西道監察御史，以劾內侍李蓮英，降主事，告歸，張之洞延主廣雅書院。一新著有《無邪堂答問》五卷，《奏疏》一卷，《詩古文辭雜著》八卷，《京師坊巷志稿》四卷，《漢書管見》四卷……等，均《清史列傳》並傳於世。

清同治九年（1870），一新參加鄉試，與比他小四歲的胞弟朱懷新同時中了舉人。一新所作策論中已露直陳時弊的端倪。考中舉人，一新當年就到北京，捐資任職“內閣中書舍人”，擔任一般文秘工作。因為在京都，又在收藏掌故檔案圖籍極其豐富的內閣辦事，見聞多，視野也更廣闊。內閣中書舍人三日輪到一次值班，十日輪到一次值宿。一新有較寬裕的時間從事讀書著述，著成《漢書管見》，着手編纂《京師坊巷志》。光緒二年（1876）中恩科進士，殿試二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館，改列一等，升翰林院編修，為《國史》儒林、文苑傳搜撰資料。在京供職時，利用業餘時間蒐集資料，實地調查，廣徵博引，歷時15年編成《京師坊巷志》。又著《漢書管見》4卷。八年，法國侵佔越南，進而企圖侵佔雲、桂兩省。上疏力主就地募集兵勇，堅決抗擊法國侵略者 ^[1]  。

光緒九年（1883）夏，法國軍隊強使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進而窺視我國雲南、廣西。八月廿二日，朱一新上《請速定大計以耆危局疏》，請求堅決抗阻法軍侵越。同年十二月，法軍大舉進攻中越邊境的中國駐軍，因將領互相拆台，中國軍隊潰敗，朝廷又派李鴻章與法國特使在天津議和，處處退讓。十年（1884）四月十八日，朱一新與同事二人上《和議末可深恃疏》，建議加強海防。九月初七又單獨上《敬陳管見疏》，提出加強防務、抵抗入侵之策略。

十一年（1885）秋，朱一新被簡放湖北鄉試副考官，參與選拔人才。生員周樹模策論中有觸犯時忌的語言，一新仍大膽薦拔他中舉人。工作結束，受慈禧破例召見。是年冬，任陝西道監察御史，職司言官，更敢直陳己見，指斥時弊。十二年六月，他上《敬陳海軍事宜疏》，提議將膠州建成海軍基地；閩粵添置水陸學堂，訓練儲備人才，這些議論頗受當時有識之士讚賞，但未被掌權者採納。這一年，慈禧派醇親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光緒帝戴湉能生父）到天津巡閲北洋海軍，又派太監李蓮英隨行。八月十四日，朱一新上《預防宦寺流弊疏》，其中説：今夏巡閲海軍之役，聞有太監李蓮英者隨至天津，道路譁傳，士庶駭愕。意深宮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外臣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閲軍大典，而令刑餘之輩廁乎其間，將何以詰兵戎而崇體制？從古閹宦之流，巧於逢迎而昧於大義，往往引援黨類，播弄語言，使宮闈之內，疑貳漸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為，以陰竊夫作福作威之柄。此前代之積弊，皆史冊所昭垂。疏入，朝士震駭，一新坦然無懼。慈禧閲表震怒，詰問“深宮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麼意思？八月廿七日，一新上《明白回奏疏》作辯解；大意説：現在醇親王整頓海軍，不能不出去巡迴視察，可是他位高望重，遠涉海洋，聖心可能為他安全考慮，而派太監隨行，表示體恤重臣，這就是臣所謂“不得已之苦衷”的意思。由於措詞不夠明白，以致造成誤解。他不但不承認自己説錯了，反而進一步揭露李蓮英這個奴才恃寵而驕、妄自尊大的罪過：親藩遠涉，內侍隨行，在朝廷則為曲體宗親，在臣庶則很新鮮。還聽説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接醇親王，親王不肯乘坐。李蓮英卻上船乘坐，沿途辦差的誤以為親王來了，真駭人觀聽，如果該太監不收斂，繼續這樣做，“為害何可勝道?”呵責奴才，傷及主子。慈禧更加惱怒，將朱一新降職為六部主事候補。直言受責，朱一新就以母親患病為由請準回鄉。十三年八月，應兩廣總督張之洞函聘至廣東，主講肇慶端溪書院兩年，並編纂《德慶州志》。十五年，任廣雅書院（廣州廣雅中學前身）掌教，後將平日講學的重要內容，輯成《無邪堂答問》5卷。平生精通經史，博約務實。對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清政府喪權辱國，滿懷憂憤。《清史稿·朱一新傳》謂“言論侃侃，不避貴戚”。其遺著合編成《拙盦叢稿》16冊，今存。另有康有為編《朱一新論學文存》行世。

一新以母疾求歸，台省同官相送，京師士民皆説他是真御史。他認為直抒己見，指陳時弊，是守職盡責，因此丟官並不怨憤後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白：所謂諫臣，要論理是非，不計利害，不詭隨，不矯激，……今則多半明哲保身而不説。該説的大家不説，那怎麼行呢!我自不量力，想振厲頹俗，使天下知道有正確的言論。雖因此不幸而獲罪，但亦無愧職守。另一信中説：一新身唐言責，愧負清時。近以災異，上言請斥宦寺，迭奉嚴旨詰責，左官六曹。一身之進退行藏，久已置之度外。第念時艱方亟，絲毫無補，而徒使小臣得直諫之名，大局鮮轉圜之益。深愧積誠未至，無以感動聖聽也。竊意居言路時，當直陳所見，以期無負此官；既鑿枘矣，則老親在堂，自當早為歸養計。一新自京歸裏，母病即愈。他曲盡孝養，布衣素食，無異寒士。一生自奉儉約，在京供職13年，無官邱亦無私宅。他先是寄離草市蘇家坡金華會館，光緒五年大病，友人以其地偏僻，照顧不便，改賃位於廣寧門（俗稱彰義門）大街西磚兒衚衕的法源寺僧舍居住。官俸菲薄，除書籍衣被外，別無長物。當官時已清苦，丟官後連原來的一點固定俸祿也失去，當然更清貧。他説：“至境遇之順逆，則有莫之為而為者，凡事到無可奈何時，唯有聽之於數，固未嘗以是為慼慼也”。

直言遭謫丟官，一新心胸坦蕩，更不以清貧為恥，因一向認為“士不固窮，何以為士；素位而行，貧賤無可恥也。”故鄉山水雖美，長期寓外後得以敍天倫之樂，承菽水之歡，但沒有多少積蓄，又無大片田土，一家老少衣食難缺，難以長期優遊自適。離京不久為謀甘旨之需致書知己求助。遠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張之洞，馳函商聘朱一新到廣東肇慶主講端溪書院。張之洞（1837—1908），字香濤。直隸（今河北）南皮縣人。同治三年（1864）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此時任兩廣總督。他們在北京時就相互熟悉，並曾同為纂修《順天府志》出力。張之洞深知朱一新的學識、才能和事業心，這時以疆吏要員身份，不顧社會上可能發生的羅致重用謫官人士的非議，誠懇函邀一新赴粵。雖然路途較遠，一新還是於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到廣東，次年初到肇慶，任端溪書院主講。 ^[1] 

在端溪書院，教務相當繁重，他熱愛諸生，誘掖開導不遺餘力。在《寄王雪澄年丈》中簡要介紹他的工作情況：端溪課卷雖只有二百名學生，往往一卷就有百頁以上。一月兩課，共有四五百卷，半年不下兩三千卷。儘管辭章有佳構，而經史多未入門。諸生都樂於作業，我哪能辜負他們而不作開導呢？分析批示動輒千字，竭盡二十晝夜的精力，才能完事。課期既密，諸生只有應課的時間，很少讀書工夫。他們寫日記勉強從事，敷衍塞責。住院的學生中，也有勤苦嗜學的，問我讀書方法，由於言語不通，答以筆談，幾於手疲。此正是我的興趣所在，自然不以為苦！

十五年（1890），一新移任廣州廣雅書院山長（掌教、院長）。廣雅書院由張之洞創建，收錄廣東、廣西兩省各一百名高才生員。院規是“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分經、史、理、文四齋肄業，延請四人輔導管理，而山長專授經訓、性理及史事、辭章。生員各有日記冊，記錄學習心得及質疑問難，院長及時批閲並以書面作答，這在端溪書院時朱一新就已實行。光緒十八年（1892）秋，朱一新應院內師生請求，將過去三年問答諸生所問的內容，加以整理和補充，編為五卷，刻印成《無邪堂答問》一書。無邪堂是廣雅書院講堂，由張之洞命名並題匾，堂名源於《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邪堂答問》是朱一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他自己説：近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抄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札記非札記。漢宋學術持其平。……其有謬託漢儒之義以抵宋儒而實失漢儒之真者，浸淫害道，則必嚴辨之。九流百家之書，釋迦、摩西之教，以及近時洋務西學，自有俾實用者外，其或謬詡新奇以大害人心者，亦必嚴切之。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汩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務求可行而不敢為高遠之論；言時務必明大勢而深鄙夫揣摩之徒。雖不敢謂百世不惑，要有異乎近時名下士之所為。諸生幸多就我繩墨，以此為教，庶鮮流弊。第使今之名士見之，必有罵我不通者。通不通何足論，期無誤諸生未學之意而已。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合不合何足計，期不負聖門教人之旨而已。

朱一新從小愛好濂、洛、關、閩的學説，對宋、元以來的學者都能説出他們的得失。他對弟弟朱懷新説：“古人求治國之道在於經，後人求治國之道在於史。若處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的效果明顯，所以對地理、經濟尤其用心，凡所議論，皆有實際意義，不能説大話，譁眾取寵。”朱一新不但通曉漢宋儒學，而且自認為史學更強。他生在鴉片戰爭之後，列強不斷侵略中國的時代。凡有關國外政治、地理、歷史、時事的書報地圖，無不悉心閲讀，可以説學貫中西。《無邪堂答問》中，卷一就有關於新疆形勢，吉林、黑龍江兩省邊防、籌邊以屯墾為要等的論述和西遼疆域考、《元史》西域地名考、《水經注》漸水篇刊誤等。卷二的《景教流行中國碑考》約3．5萬字，引用列舉的書有80餘種，有正史、私人著作和西人著作中譯本，對當時世上基督教及其支派、伊斯蘭教、佛教的情況及其與中國的關係皆有論述。其他各卷重點講治學，亦有關於邊防和時事的論述分析。抵禦侵略，保衞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愛國熱忱溢於言表。朱一新客觀地對待漢儒許慎、鄭玄等人的古文經學，以及宋儒工程（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到乾隆、嘉慶年間，始於東漢時的今文經學開始復興，他們在諸經中尤重今文《春秋公羊傳》，故稱今文公羊學派，首倡者為莊存與，接着又有劉逢祿、龔自珍等一大批學者上述一新的學術思想所謂“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就是指明學術思想的分歧。至於一新稱為“近時名下士”大約主要是指康有為而言。

光緒十六年（1890），康有為移居廣州。朱一新在廣州與康有為時相過從，每辯論自晚達旦。朱一新遺著中有多封致康有為書信，對他的學説提出批評與勸誡，明確反對康有為“援儒人墨（或稱陽儒明墨），用夷變夏”的主張。錢穆教授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朱一新的學術思想有較詳論述。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中關於清代學術，有一大段記朱一新的學術觀點及成就。説他主張兼採漢宋之學，主張“漢學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朱一新政治上守舊，然而學術上所論足破康有為的“新學偽經”、“孔子改制”的附會曲解。

朱一新所編《京師坊巷志》，是《〔光緒3jl順天府志〕的一部分。順天府即北京的地方行政區域，主要是京師即北京城和大興、宛平兩縣。《順天府志》由萬青黎、周家楣修，張之洞、繆荃孫等編纂。從光緒五年（1879）四月開局到光緒十一年（1885）告竣。全書130卷，是一部記述清末京師順天府轄區情況最完整最豐富的地方誌。朱一新應邀參與纂修，負責坊巷即街道和衚衕部分。接受協纂任務後，白天步行到街道衚衕詳細詢問情況，晚上即筆錄所見所聞，再參證舊有圖籍，考察鈎稽貫通，往往到四更尚未休息，數易其稿。光緒十一年夏繕錄成編，但不是定稿，後因受命擔任湖北鄉試副考官，委託同事繆莜珊編修續成。等他回京時，志書已刊印，其中不少錯漏無法更正。朱一新編纂這部志書，依照宋敏求《長安志》體例，態度嚴肅認真。《順天府志》書成後，朱一新暇時對有關掌故，隨看隨錄，寫滿書眉，直到去世時還沒有完成。光緒二十三年（1897），其弟懷新刊《拙庵叢稿》（實是《朱一新全集》）時將原書上的添注請人加以繕錄，分刊成兩卷。一新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粗略計算，這兩卷書中引用的著作在320種以上。對了解清末北京城內街道衚衕的情況極有參考價值，建國後北京出版社曾與另一著作合併重印。

朱一新應聘到廣東肇慶主講端溪書院時，又應邀主持編纂《德慶州志》。唯因在端溪只有兩年，教務繁忙，所能利用的業餘時間極其有限，所以只完成部分初稿。移掌廣雅書院後，仍繼續此項工作，但亦只是業餘來做。在《清史列傳·朱一新》中曾記載着有《德慶州志》。朱一新關心故鄉的方誌事業。他曾覆信金華知府陳仲英：“敝郡前志體例繁蕪，纂述漏略，疆域沿革，語焉不詳，人物藝文，散而無紀。其中顛倒舛誤，更僕難數。欲整理而排比之，非改弦更張不可。茲事體大，雖因實創，非具卓識莫能主持。”接着又提徵集資料、籌集款項可能遇到的困難，並介紹順天、湖北修志的經驗。又鼓勵他説：“讀來渝，雅意勤拳，毅然為之，以存敝邦掌故，所為以經術飾吏治者，非閣下其誰與歸?”朱一新甚至曾有自己參與纂修府志之意，但這個願望終於未能實現。 ^[1] 

朱一新治學主張漢、宋兼併。認為學術“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又考據之學，由辭章之學”。他的義理之學，主要見於《無邪堂答問》一書，考據之學成就亦著，《漢書管見》四卷就是代表作。考據古籍（樸學）的風氣以清代乾隆、嘉慶朝最盛，後人所稱的乾嘉學派就是考據學派。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的蒐集整理。朱一新傾注多年心血 撰著定稿，刊行後為世人所重。這裏摘引《漢書管見》的開頭《高祖記》中兩條，已見其一斑：（劉邦） 母媪（顏）師古注：媪，女老稱也。皇甫謐等妄引《懺記》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説，蓋無取焉。《宋書·符瑞志》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烏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後。斯即小顏所譏皇甫謐等之説爾。為泗上亭長 《史記》作泗水。按：泗水是也。《水經注·泗水篇》小沛縣治故城南土宅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亭長，即此。

朱一新所説的經濟之學，即經世安邦、治國安民的學問。他在《無邪堂答問》中關於東北、西北邊防的形勢與對策就有這方面的精闢見解。19世紀70年代，俄羅斯侵略新疆，日本侵略台灣、吞併琉球。當權的左宗棠主張加強西北邊塞防務，李鴻章則強調海防更為重要，引起“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光緒九年（1883），朱一新撰《海防策》，認為當時的急務為治水師、扼險要、儲將才、精器械、興團練、開餉源六項。每項皆提出較詳細的精密規劃。例如治水師，他提出沿海建為北洋，江浙、閩粵三軍，每軍配以鐵甲兵輪等意見。

朱一新相信民眾，認識民眾的力量，主張依靠發動民眾來鞏固國防。同年八月廿二日上《請速定大計以耆危局疏》中，着重提出“興團練”，其中説：無亨則編為保甲以防豪右之橫行，有事則集為鄉團以輔官軍之不逮。遍地皆民，即遍地皆兵。其他如治理黃河、京師治水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朱一新著作中亦有所論及，可惜沒有給他施展抱負的機會。 ^[1] 

朱一新於辭章之學亦造就頗深。遺著《拙庵叢稿》中有駢文存、詩存、試帖存、律賦存各一卷。《律賦存》卷有賦33篇，其中有抒情寫景之作，也有論政言治之篇。詩集作品雖不甚多，但別具一格，如《詠南史新樂府》之一《同泰寺》：涅槃經，無遮會，連理瑞技生，五色祥雲靄。佛言須捨身，方免眾生一切罪；眾生不肥帝已瘦，荷荷索蜜難入口。大慈復大悲，倩佞佛佛知否?平生奉贖億萬錢，悔不買蜜藏枕邊，此時口苦佛不憐。”

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四日，一新偶感微恙，七月初二日移卧書房，客來探視，尚能迎送。午後忽對胞弟懷新説：“剛才集了兩句詩：‘撒手白雲堆裏去，回頭四十九年非’，用來自挽你看怎麼樣?”懷新勸解説：“您神志清新，何至於此!”一新含笑點頭。末時，兄弟倆還攜手散步，到申時，一新即漸昏迷並斷斷續續自言自語，大意是明年（1895年）迎養父母竟成虛願；自己精力漸衰無以滿足諸生之望；高麗為神京屏蔽，必不可棄（時日本侵略朝鮮，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訂《馬關條約》）。延至酉初，這位愛國正直、學識淵博的學者與世長辭，終年49歲。遺著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秋由其弟懷新主持編纂刻印，分訂16冊，名《拙庵叢稿》。故居“約經堂”為本地清代標準民居，十八間樓房組成四合院，與胞弟懷新（1850—1898，光緒十五年進士，歷任主事、知縣、知州）故居同樣一幢十八間合成朱店村“大夫第”。建築特別，精雕細刻，房門皆陰刻詩文，藝術性很強，在民居文化中獨具一格。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廣東學政惲彥彬奏請將朱一新宣付史館立傳並賞卿銜，理由是“平日講學之詞，義精識卓又復平正通達，生徒成就甚眾”。次年十二月，禮部議奏照定章加五品銜得到批准。宣統元年六月，兩廣總督張人駿奏請恢復朱一新原職原銜，取消以前降調處分，此時朱一新逝世已16年，當然無從復職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