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

《水經》是中國第一部記述水系的專著。著者和成書年代歷來説法不一，爭議頗多。《隋書·經籍志》載“《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改《隋志》之郭“注”字為“撰”，郭成為作者。但《新唐書·藝文志》稱為桑欽撰，宋以後人的著作大多稱為桑欽。《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巳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文尋句，大概三國時。”

《水經》簡要記述了137條全國主要河流的水道情況。原文僅1萬多字，記載相當簡略，缺乏系統性，對水道的來龍去脈及流經地區的地理情況記載不夠詳細、具體。

《水經》同名異書有兩種，一種指北魏和東魏時期酈道元所注的《水經》，另一種指唐代張又新的《煎茶水記》。《水經注》則是酈道元在《水經》基礎上擴充撰成，記載的河流水道1252條，達三十萬餘字，共40卷。全文超過《水經》20餘倍。

《水經》，《煎茶水記》（下簡稱為《煎》）是唐代張又新所撰的一部茶書，《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有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著錄此書，題曰:“唐張又新撰。……後有葉清臣《述煮茶泉品》一篇……清臣所記，稱又新此書為《水經》。案《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九卷引此書，亦稱《水經》，或初名《水經》，後來改題，以別酈道元所志歟?”(參考：陳亮、王勇“《水經》亦屢讀”中的《水經》，《水經》同名異書考辨)

酈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長， 北魏范陽（今河北省涿縣）人。出生於官宦世家.他的父親酈範年少有為，在太武帝時期，給事東宮，後來以他優秀的戰略眼光成為了一個優秀的軍師，曾經做過平東將軍和青州刺史。酈道元也先後在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陽（公元493年北魏首都南遷到這裏）擔任過騎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將等中央官史，並且多次出任地方官，做過冀州（今河北省冀縣）長史，魯陽郡（今河南省魯山縣）太守，東荊州（今河南省唐河縣）刺史，河南（今洛陽）尹等職務。 　酈道元前半生，北魏正是鼎盛時期，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統一北方之後，經過獻文，文成等諸多帝王的勵精圖治，至後來的北魏孝文帝的積極改革，北魏國力日漸強盛。酈道元也跟隨孝文帝等人致力於統一大願的實現。然而，在孝文帝死後，北魏從500年開始，國內矛盾又開始高漲起來，逐漸走下坡路，至527年，六鎮叛亂，四方叛亂揭竿而起。

酈道元在做官期間，“執法清刻”，“素有嚴猛之稱”。頗遭豪強和皇族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酈道元在奉命赴任關右大使的路上，雍州刺史蕭寶夤受汝南王元悦慫恿派人把酈道一行圍困在陰盤驛亭（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亭在岡上，沒有水吃，鑿井十幾丈，仍不得水，最後力盡，和他的弟弟道峻以及兩個兒子一同被殺害。

酈道元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志於地理學的研究。 他喜歡遊覽祖國的河流、山川，尤其喜歡研究各地的水文地理、自 然風貌。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機會進行實地考察，足跡遍及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安徽、江蘇、內蒙等廣大地區，調查當地的地理、歷史和風土人情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遊覽名勝古蹟、山川河流，悉心勘察水流地勢，並訪問當地長者，瞭解古今水道的變遷情況及河流的淵源所在、流經地區等。同時，他還利用業餘時間閲讀了大量古代地理學著作，如《山海經》、《禹貢》、《禹本紀》、《周禮職方》、《漢書·地理志》、《水經》等，積累了豐富的地理學知識，為他的地理學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基礎。

通過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現象同古代地理著作進行對照、比較，發現其中很多地理情況隨着時間的流逝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不及時把這些地理現象的變遷記錄下來，後人就更難以弄明白歷史上的地理變化。因此，應該對此時的地理情況進行詳細的考察，同時查閲古代文獻，與古代的地理學著作相印證，將地理面貌的歷史變遷儘可能詳細、準確地記載下來。

《水經注》是中國北魏時期地理著作， 散文作品。酈道元撰。酈道元以《水經》為綱，作了20倍於原書的補充和發展，實際上已另成專著。全書共40卷，約30萬字，所記水道1389條。逐一説明各水的源頭、支派、流向、經過、匯合及河道概況，並對每一流域內的水文、地形、氣候、土壤、植物、礦藏、特產、農業、水利以及山陵、城邑、名勝古蹟、地理沿革、歷史故事、神話傳説、風俗習慣等，都有具體的記述。「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繁徵博引，詳加考求，態度嚴謹，引用書籍多達437種。

其中以敍述北方水系最為精詳，通過親身調查研究，對前人訛誤多所釐正。南方個別水流，因當時南北政權對峙，情況不熟，不免有某些疏誤。《水經注》一書集中國6世紀以前地理學著作之大成，為歷史地理學、水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考古學、水利學等方面的重要文獻，也是魏晉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水經注》的研究歷來受到重視，在清代已成為一門專門學問。

其一，是書不同子《山海經》以山海為綱、《漢志》以郡縣為綱，而是獨創一柏的以水道為綱的地理撰述。鄖氏在《水經》確立了因水證地的撰述方法基礎上，開創了“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的方法，對後世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二，是書以水道為綱，兼及水道經行各地的地理、歷史、經濟、人物等各個方面，內容至為豐富詳實。這種撰述是隻有在漢魏以來出現大量的地方性地理記述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它與後世地理學的研究，不只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隊又在體例上給後區以至要啓示。此書內容所及，幾乎涉及到漢晉正史地理志著錄的一切郡縣乃至域外地區，由是成為此後續寫任何地方誌書及中西交通史書者，無不徵引的重要參考書。

其三，是書繁徵博引以地理為主的四百三十七種古籍以及漢魏碑刻，原書多已散快，因此書流傳，才使後人得見吉光片羽，鳳毛麟角，為保存了大量寶貴文獻。它還收集和汲取了當代各地水文、水利、灌溉、農事、建築、林園等現實材料。因此成為南北朝以前中國古代地理知識的一個結集。

其四，是書繼承了《山海經》和《禹貢》大一統思想的傳統。它撰寫於南北朝時代，作者卻能超脱自己出身北魏的束縛，超脱南北分裂局面，而是把漢族活動的範圍，作為統一記述的對象。

其五，是書行文簡潔雅馴，並帶有駢體修辭特色，可謂生動優美的山水散文。

中國古代記載河流的專著就叫《水經》，其作者歷來説法不一，二説晉郭璞撰，一説東漢桑欽撰，又説郭璞曾注桑欽撰的《水經》。當代酈學家陳橋驛認為即使漢桑欽撰有《水經》，晉郭璞為其作注確有其事，本酈道元所注的《水經》當是另外一部，是無名氏所為，其成書年代，諸家説法不一，全祖望認為是東漢初，戴震認為是三國時作品，今人鍾鳳年又認為是新莽時所作，諸説尚難確認，不過大體應為漢魏之作不成問題。

《水酈道元在他自己序文中就寫道：首先，古代地理書籍，《山海經》過於荒雜，《禹貢》、《周禮·職方》只具輪廓，《漢書·地理志》記述又不詳備，而一些都、賦限於體裁不能暢所記述《水經》一書雖專述河流，具系統綱領，但未記水道以外地理情況。他在遊歷大好河山時所見所聞十分豐富，為了把這些豐富的地理知識傳於後人，所以他選定《水經》一書為綱來描述中國地理情況。正如王先謙所説，酈道元注《水經》的目的在於“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右”（《王先謙合校本序》）。其次，他認識到地理現象是在經常變化的，上古情況已很渺茫，其後部族遷徙、城市興衰、河道變遷、名稱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複雜，所以他決定以水道為綱，可以進而描述經常變化中的地理情況。而更重要的是，他當時身處政局分裂時代，他嚮往祖國統一，着眼於《禹貢》所描寫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版圖廣大的祖國，他利用屬於中國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來作綱，可以把當時人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從而充分體現他要實施祖國統一的決心。由此説明酈道元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他所著的《水經注》是一部愛國主義著作。

《水經》將支流等補充發展為1252條。今人趙永復將全書水體包括湖、澱、陂、澤、泉、渠、池、故瀆等算入，實記2596，倍於《唐六典》之數。註文達30萬字。涉及的地域範圍，除了基本上以西漢王朝的疆域作為其撰寫對象外，還涉及到當時不少域外地區，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若干地區，覆蓋面積實屬空前。

所記述的時間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當代，上下約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內容十分廣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勝景、歷史沿革、風俗習慣、人物掌故、神話故事等等，真可謂是中國6世紀的一部地理百科全書，無所不容。難能可貴的是這麼豐富多彩的內容並非單純地羅列現象，而是有系統地進行綜合性的記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為貼切：“他賦予地理描寫以時間的深度，又給予許多歷史事件以具體的空間的真實感。”（《水經注選釋·前言》）

《水經》是中國古代地理名著，其內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個方面。

所記大小河流有1000餘條，從河流的發源到入海，舉凡幹流、支流、河谷寬度、河牀深度、水量和水位季節變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經的伏流、瀑布、急流、灘瀨、湖泊等等都廣泛蒐羅，詳細記載。所記湖泊、沼澤500餘處，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處，伏流有30餘處，瀑布60多處。所記各種地貌，高地有山、嶽、峯、嶺、坂、岡、丘、阜、崮、障、峯、磯、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僅山嶽、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處，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記洞穴達70餘處，植物地理方面記載的植物品種多達140餘種，動物地理方面記載的動物種類超過100種，各種自然災害有水災、旱災、風災、蝗災、地震等，記載的水災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所記的一些政區建置往往可以補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記的縣級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於城邑的聚落包括鎮、鄉、亭、裏、聚、村、墟、戍、塢、堡等10類，共約1000處。在這些城市中包括國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羅奈城、巴連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國城等，林邑國的軍事要地區粟城和國都典衝城等都有詳細記載。交通地理包括水運和陸路交通，其中僅橋樑就記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處。經濟地理方面有大量農田水利資料，記載的農田水利工程名稱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門、石逗等。還記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資料。在手工業生產方面，包括採礦、冶金、機器、紡織、造幣、食品等。所記礦物有金屬礦物如金、銀、銅、鐵、錫、汞等，非金屬礦物有雄黃、硫黃、鹽、石墨、雲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礦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氣等。此外還有兵要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等各方面資料。

除了豐富的地理內容外，還有許多學科方面的材料。諸如書中所記各類地名約在2萬處上下，其中解釋的地名就有2400多處。所記中外古塔30多處，宮殿120餘處，各種陵墓260餘處，寺院26處以及不少園林等。可見該書對歷史學、考古學、地名學、水利史學以至民族學、宗教學、藝術等方面都有一定參考價值。以上這些內容不僅在數量上驚人，更重要的是作者採用了文學藝術手法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所以它還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在文學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寫水着眼於動態”，“寫山則致力於靜態”，它“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散文的集錦，神話傳説的薈萃，名勝古蹟的導遊圖，風土民情的採訪錄”。《水經》在語言運用上也是出類拔萃的，僅就描寫的瀑布來説，它所用的詞彙就有：瀧、洪、懸流、懸水、懸濤、懸泉、懸澗、懸波、頹波、飛清等，真是變化無窮。所以説《水經》不僅是科學名著，也是文學藝術的珍品。

如此豐富的內容，其價值自不待言。這裏僅就歷史地理方面來説，就有取之不盡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復原了北京周圍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烏素沙漠的歷史變遷。可以運用它來研究古代水道變遷，湖泊湮廢、地下水開發、海岸變遷、城市規劃、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等等諸多課題。

在《水經》中， 酈道元所記述的內容包括了中國各地的地理情況，還記述了一些國外的地理情況，其涉及地域東北至朝鮮的壩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新頭河 （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今哈薩克斯坦鹹海），北到流沙 （今蒙古與內蒙古部分沙漠）。可以説，《水經注》是北魏以前中國及其周圍地區的地理學的總結。

詳細地記述了河流流經區域的地理情況，包括山脈、土地、物產、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興衰、水利工程、歷史遺蹟等古今情況，並且具有明確的地理方位和距離的觀念。像這樣寫作嚴謹、內容豐富的地理著作，在當時的中國，以至世界上都是無與倫比的。

從 《水經》中可以看到，酈道元以其飽滿的筆觸，為展現了一千四五百年前中國的地理面貌，使人們讀後可以對各地的地理狀態及其歷史變遷有較清晰的瞭解。例如從關於北京地區的描述中，可以知道當時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歷史遺蹟、河流以及湖泊的分佈等，還可以瞭解到北京地區人們早期進行的一些大規模改變自然環境的活動，像攔河堰的修築、天然河流的導引和人工渠道的開鑿等。這是現在所能得到的關於北京地區最早的地理資料，也是研究北京地區歷史地理變遷的一個重要地點。這些資料對於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的。科學和經驗告訴，地理情況是隨着自然條件的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加強而不斷髮生變化的。要真正瞭解和深刻認識今天的地理情況，單靠對現在的地理狀態的研究是不夠的，還必須深入瞭解地理情況的變化過程及其原因，以認識和掌握它的發展規律，為今天的建設事業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説，《水經》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可多得的珍貴的歷史地理文獻。

《水經》中的內容，除酈道元親身考察所得到的資料外，還引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資料，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達437種之多，還有不少漢、魏時代的碑刻材料。這些書籍和碑刻，後來在歷史的變遷中大都已經散佚了，幸而有酈道元的引用轉錄，才尚存一斑，使能夠知道這些書籍和碑刻的部分內容。這又是研究中國文明發展歷史的極其寶貴的資料。

如此宏富的鉅作，受到當時時代和條件的限制，難免存在不少錯誤。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確指出其黃河河源問題上的“紕繆”。另外由於他不可能到邊遠地區和南方進行實地調查，這方面錯誤也較多。有些地方的引書也不盡可信等等，但這些並不損害全書價值。

《水經》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後人將其所餘35卷，重新編定成40卷。由於迭經傳抄翻刻，錯簡奪偽十分嚴重，有些章節甚至難以辨讀。明清時不少學者為研究《水經》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訂正了經注混淆500餘處，使經注基本恢復了原來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輯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註疏工作，清末著名學者楊守敬與其弟子熊會貞用了畢生精力撰寫了《水經注疏》和編繪了古今對照、朱墨套印的《水經注圖》，最近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點校、陳橋驛覆校的《水經注疏》，為今後研究利用《水經》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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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已積累了較豐富的水文地理知識，具體體現就是秦代有了一部水文地理著作，秦代的《水經》。

秦代《水經》，這是後人給取的名字。它附在《山海經·海內東經》末，全文近500字，描述26條水道的發源地、流向和歸宿。敍述的基本地理事實與《漢志》及漢代《水經》沒有矛盾。所記水道分佈範圍，大體與秦帝國疆域相一致。它所包含的某些水道，如涇水、温水、白水、（不是漢代《水經》中的温水和白水），甚至連漢代《水經》都未著錄。秦代《水經》中記載了26條水道，比起只記述了9條主要河流的《禹貢》篇來，有了很大的進步。

漢朝滅秦朝後，也很重視水利工程建設，並投入很大力量治理黃河。出現了召信臣、王景等有名的水利專家。同時也出現了漢末《水經》這樣的水文地理著作。 漢末《水經》是一部爭議較多的作品，它的寫作年代和作者，至今仍無定論。由於酈道元注《水經》時，沒有註明《水經》的作者，至使後來的疑難增多。漢末《水經》，按《唐六典注》的説法是共記水道“百三十七”，每條水道各成一篇，並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60條。描述時，以水道為綱，記述每條水道的發源地、流向、流經地區、歸宿、主支流的分佈關係等，從而較完整地反映了全國各地的河流水系概貌。原書已失，幸賴酈道元為它作注而存於《水經注》中，流傳至今。但只有123篇，比《唐六典注》講的少14篇。所記水道，繁簡不等，並有一些錯誤。酈道元作注時，曾糾正60餘處。以濁漳、清漳兩水為例，濁漳水較詳細，清漳水簡略。這與河流長度有關，河流長，流過的地方多，記述自然也多。河流短，流過的地方少，記述自然簡略。 漢末《水經》與秦代《水經》比較，又有了進步。以水道數目論，為秦代《水經》的5倍多，以字數論，約為秦代《水經》的20倍。《水經》所引河流137條，共7000餘字，而《水經注》所引河流多達5000條以上，達30.3萬餘字，共40卷。《水經》所述水道源流，相對簡略，而酈注則逐一記述河流源頭、流經地區、流域地形、水文、氣候、土壤、礦藏、農業、水利、地理沿革、歷史故事、碑刻題記等，旁徵博引，詳加考證，引用書籍多達437種。《水經》和《水經注》為我國的古代的水文地理學留下了豐富的考證資源。

《漢書·地理志》

Book of Han: Annals of Geography

honshU diliZhi 《漢書·地理志》《漢書》是漢代歷史學家班固的著作，《漢書》的體裁是紀傳體， 其內容是斷代史。在體例方面《漢書》的特點之一就是首創《地 理志)。後來的史書大多全有(地理志》專類，不過有的名稱 不同。“ 班固創立《地理志》以西漢時期的孤域政區為主，分錄其山 川物產等內容。在地質方面它記錄有關郡國的礦產，以及管理 礦產的鐵官、銅官、金官、鹽官所在的地方，對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較詳細的記載。此書對於研究西漢的礦產資源的開發情況， 具有重要意義。(李部榮陳寶國)

班固（公元32- 92年）著的《漢書·地理志》由三部分組成，卷首收錄我國古代地理名著《禹貢》和《職分》二篇，這是對前代沿革的簡單交待；卷末有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作為附錄；中間是主體部分，是班固的創作，這部分以記述疆域政區的建制為主，為地理學著作開創了一種新的體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據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區為綱，依次敍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的1587個縣、道、邑、侯國的建置沿革。在郡國項下，都記有户口數字，把這些數字加起來，就能得出漢平帝二年的全國人口數為59594978人，這個數字雖不能説十分準確，但它卻是當時全國各郡縣户口數彙總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時，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國人口數字的一部史書。在縣、道、邑、侯國的項下，則根據地區特點，分別選擇有關山川河流、礦藏、物產、經濟發展和民情風俗等等，各郡寫法體例一致，便於對比、查找，為今天研究歷史地理，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全書還記錄了周秦以來許多寶貴的地理資料，如在上郡高奴縣下記 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 ，這是最早的關於石油資源的記載；在西河郡鴻門縣下記 有天封火井祠，火從地出也 ，這裏所記的火井，就是天然氣；據統計，它載有鹽官共36處，鐵官共48處，反映了當時鹽、鐵產地的分佈情況；書中記水道和陂、澤、湖、池等，合計300多處，記在發源地所在的縣下説明它的發源和流向，較大的河流還記所納支流和經行裏數，這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變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在《漢書·地理志》的影響下，後世以論述疆域政區建制沿革為主的著作不斷湧現，例如20部 正史 中，有地理志的共16部，它們都是以《漢書·地理志》為典範寫成的。自唐代以後編修的歷代地理總志，如《元和郡縣誌》、《元豐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統志》等，都與《漢書·地理志》同為疆域地理志性質的著作。宋代以來，大量增加的地方誌如各府志、州志和縣誌等，也無不受到《漢書·地理志》的影響。

《漢書·地理志》的寫作，是在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形勢下出現的，併為統治者所歡迎和需要。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漢書·地理志》對於我國的地理學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一方面，它開闢了一門沿革地理研究的領域，這是值得稱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響下，地理學的研究忽視了對於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態與發展規律的探索。後來，地理學更多地涉及到歷史學方面的內容，這也與《漢書·地理志》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體制有一定關係。

由於歷代編修的疆域政區地理志是我國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傳統特色。如果這種傳統可以稱之為體系的話，那麼古代地理學體系的形成是從《漢書·地理志》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