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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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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振宗(1842年-1906年),字海槎、金生,浙江山陰(今屬紹興)人。晚清目錄學家、版本學家、藏書家。 [3-4] 
姚振宗生於官宦之家、書香門第,深受家學薰陶。畢生致力於目錄學實踐與研究,自謂“凡漢魏六朝簿錄家之源流,漢、隋、唐、宋諸史之經籍藝文,靡不訓究旨歸,得其門徑”。同治六年(1867年),為其父“石獅山房”藏書依四部釐定書目,光緒五年(1879年),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以重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姚振宗手編以上七種目錄學著作。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姚振宗去世。 [3-4] 
姚振宗目錄編纂實踐奠定了目錄學研究基礎,主要學術貢獻是對歷代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的考證與校補。由於藏書豐富,他還自闢出較為科學的圖書管理辦法,為了防潮,還在書櫃下多置石灰、炭屑,櫃頂放置經過烘焙研細的皂角粉等。這些圖書保存方法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著有《漢書藝文志拾補》6卷、《漢書藝文志條理》8卷、《後漢藝文志》4卷、《三國藝文志》4卷、《隋書經籍志考證》52卷及《七略別錄佚文》一卷和《七略佚文》一卷等七種目錄學著作。 [2-4] 
海槎、金生
所處時代
清代
民族族羣
漢族
出生地
山陰(今浙江紹興)
出生日期
1842年
逝世日期
1906年
主要作品
漢書藝文志拾補
漢書藝文志條理
隋書經籍志考證》等
本    名
姚振宗

姚振宗簡介

姚振宗 姚振宗
姚振宗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祖父姚舜輝,湖北潛江縣典史;父姚仰雲,字秋墅,清咸豐間以道員總司江北糧台。振宗少年即好讀書,博覽羣書,考究學問,常詢父舊事佚聞。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進襲浙東,倉皇奉祖母避地江北,先後到江蘇泰州興化、揚州等官所侍父6年之久,深受家學薰陶。他的父親雅嗜典籍,嘗從邵伯購得善本書千種,載歸紹興,不幸毀於兵亂。劫後復事搜求,所獲益多。1867年(同治六年),其父姚仰雲於揚州建造獅石山房,收藏大量古籍,分甲乙等部藏書於室,令姚振宗以四部分類,釐訂書目,自此開始目錄學研究。

姚振宗作品

1869年(同治八年),父歿揚州,舉家重返紹興鑑湖快閣,專攻目錄學。自念不為世用,益發憤讀書,恣覽羣書,博稽書目,深究考證;融目錄學、校勘學、考證學為一體。其後又從味經堂書肆借得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書目》,因念毛氏舊藏多人間秘冊,“自羣經十七史到詩詞典本、唐宋金元別集、稗官小説,靡不擇要髮雕,嘉惠儒林”,但其圖書目錄雜糅多偽漏,誤人非淺,因而重為釐訂,以《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所刊十三經、十七史,仿四庫書目,第其先後,別編《汲古閣刊書目錄》2卷。黃氏蕘圃《士禮居叢書目》中,《百宋一廛賦》後有《百宋一廛書錄》不載卷數,乃就其所載,為之分別輯出,以四部為元部居,成《百宋一廛目》1卷。
1882年(光緒八年),輯成《師石山房書錄》31卷,著錄圖書3200多種,6萬多卷。
1884年(光緒十年),應鄉友陶方琦之邀,編修《湖北通志》,分編藝文志部。
1885年(光緒十一年),編完《湖北藝文志》14卷。自此,更窮研前人著作,成《漢書藝文志拾補》、《漢書藝文志條理》、《隋書經籍志考證》、《後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仰契前儒,下啓後學,終成目錄學大師。
1887年(光緒十三年)後,撰成《快閣獅石山房叢書》74卷,20萬言。一生好古敏求,置心於書,而不屑舉業,晚年在故鄉購地築廬。後因籌餉之功拔兩淮運判。賜四品銜而終老。

姚振宗目錄學貢獻

姚振宗對目錄學的主要貢獻,是在於他對歷代正史藝文志經籍志的補撰、補註。他根據正史藝文志、列傳,參考舊目錄和相關資料,“竭十餘年之心力”,完成了《漢書藝文志拾補》6卷、 《漢書藝文志條理》8卷、《後漢藝文志》4卷、《三國藝文志》4卷、《隋書經籍志考證》52 卷及《七略別錄佚文》一卷和《七略佚文》一卷等七種目錄學著作。
光緒二十七年(1901),姚振宗手編以上七種目錄學著作,名曰《快閣獅石山房叢書》。 [1] 
清史稿·文苑列傳》中,文中讚譽姚振宗:“目錄之學,卓然大宗。”
清末版本專家陳訓慈對姚振宗高度評價:“清乾隆至嘉慶間,越中治部錄之學,惟推二章氏(章學誠章宗源),越百年餘而有先生,其成就且過之,雖不知名於當時,信足矜式於百世矣。”

姚振宗快閣主人

紹興鑑湖“快閣”,建於南宋,為陸游讀書處。“快閣”之名,始於北宋,原建在江西泰和縣城內,著名詩人黃山谷(庭堅)曾在此閣賦詩,詩云:“痴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眺晚晴。”陸游愛其閣名,故而引用。後來紹興的“快閣”也因陸游居住而聞名遐邇。
至明代末年,“快閣”因年久失修早已傾圯。清朝乾隆年間,錢塘人任應烈在原址重建快閣,沿用舊名,擴充原有規模,闢有“桐香書房”、“師舟”、“飛處”、“遊初齋”、“是亦居”、“漱酣亭”等處,江西鉛山名士蔣士銓曾撰有《快閣記》。
任應烈晚年常與友人在此飲酒賦詩,稱為“耆老會”。紹興的文人雅士,多在此聚會,盛極一時。後因歲月消逝,人事更迭,漸趨門庭冷落。
同治八年(1869)會稽姚振宗從陳姓中購得此屋,作為住宅。姚振宗(1842~1906),字海槎,祖居馬山姚家埭。祖母陶氏,是陶堰名士陶載芳之女;祖父姚舜輝,字赤園,曾任湖北潛江縣典史,於道光十年(1830)辭官回鄉,遷居陶堰,姚振宗出生在陶堰後港。
姚振宗的父親姚仰雲,初名湘,號秋墅,以縣丞擢升道員(俗稱道台),總司江北糧台。生有一女三子。咸豐五年,仰雲攜家眷去揚州,獨留長子姚振宗在家侍奉祖母。後因時局突變,太平軍節節挺進,沿長江而下,江北人心惶惶,仰雲便將眷屬移寓蘇州;姚振宗及祖母也由陶堰遷居城內東雙橋下徐姓住宅。
同治八年,姚振宗的父親歿於揚州。巡撫英翰奏請按布政使軍營立功例,從優議血阝。朝廷降旨:“加贈內閣學士,例給血阝銀,遣官致祭”。後來姚振宗將父親靈柩運回紹興,安葬在漓渚七星墩之麓。因其父生前曾有欲居鑑湖“快閣”的心願,所以姚振宗遵遺命購進此屋。姚振宗買得此屋的第二年,依據友人秦樹敏(勉釒且)所藏的《快閣記手冊》進行修葺,恢復舊觀,他將原來的“師舟”改築成“師石山房”,並把其父在揚州購得的獅形奇石陳列室內。當代著名學者、書法家陶方琦即為撰寫《快閣後記》,東湖居士陶浚宣也題有楹聯,“快閣”又煥然一新。
姚振宗勤奮好學,才思敏捷,知識淵博,識古通今。但他三次參加秋闈鄉試,都名落孫山。秋瑾的祖父秋嘉禾(露仙)與他們是世交,曾向姚振宗索閲應試場藝留稿,見其文詞博雅,嘆息不已,便勸勉他:“足下與科舉無緣,不足為此虛擲光陰。”從此,姚振宗便隱居快閣,收購古籍,讀書考證,潛心於目錄學。
他首先對《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及黃蕘圃所著《土禮居叢書》中的《百宋一廛賦書錄》進行考證,發現書中多有遺漏和誤處,均經他認真釐定,加以註釋,分別編成《汲古閣刊書目》2卷,《百宋一廛目》1卷。此時,陶方琦由翰林院編修出任湖南學政,他從學使院寄給姚振宗詩兩首,詩曰:
(一)西頭快閣晚晴天,雲水空明文字鮮,數萬圖書恣供養,幾年心力費讎編,吉金宜合雙週器,精槧還齊百宋廛,早向亭林識宗旨,蒐羅墜業意皇然。
(二)本來身外即浮雲,邃密商量為咫聞,舊宅杜鬱多散失,同時丁陸亦精勤,頻年自嘆成荒落,古簡還期共賞欣,卻慕前賢思適意,未應膏晷徹霄焚。
詩中讚揚姚振宗不辭辛勞,在編校目錄學工作中取得了成就,也感到蒐羅失落史資的意義重大,自嘆不如,還勸他勞逸結合,不宜連夜操勞。姚振宗從住進快閣以後,聚書日多,其中也有宋元古本,為世所罕見的書籍。
所以自光緒五年夏天開始,他即繼承父親的遺志,重編《師石山房錄》,到光緒八年夏,集部總編始成,共31卷。其中分經部、史部、子部,每部都有考證,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源流定論,參以存本的同異。
同年初秋,陶方琦受湖北巡撫彭祖賢的聘請,擔任《湖北省通志》總編修,陶方琦函請姚振宗代撰《湖北省通志》中的藝文志,姚欣然答應。次年秋天,陶方琦服母喪丁憂期滿,入京復職,不料十二月間陶方琦突然病逝京都寓所。姚振宗聞訃大慟。
這一年,姚完成湖北藝文志14卷。光緒十四年,姚振宗鑑於范曄所編的《後漢十志》無藝文志,以後雖有錢氏補志,但漫無制裁,侯康的補輯,也不夠完備,因而姚振宗又另作《後漢藝文志》4卷,其中如釋、道二錄,是根據開元錄《抱朴子》等書加以充實。
接着,姚振宗又蒐集、考證三國時的史資,三國雖歷時僅六十年,且戰事不斷,但文風不衰,文人的著作甚多。可惜陳壽所編的《三國志》中,沒有藝文志的記載。後來雖有鄭默中、經荀勗補輯成編,但因年代久遠,這兩書均已散失。姚振宗便繼續搜採,輯成《三國藝文志》4卷,不久又寫成《漢書藝文志條理》8卷。
此後,姚振宗又花了十年時間,寫成《隋經志考證》52卷,都有他獨特的心得和見解。這部書卷帙最繁,歷時最久,功力最勤,成就最大,深為後人讚賞。
光緒三十二年(1906)姚振宗病死在快閣家中,享年65歲。
他隱居讀書考證,從事目錄學三十多年,終其一生,為後人留下累累碩果。清末版本專家陳訓慈對姚振宗高度評價:“清乾隆至嘉慶間,越中治部錄之學,惟推二章氏(章學誠、章宗源),越百年餘而有先生,其成就且過之,信足矜式於百世矣。” 《清史稿·文苑列傳》中,姚振宗與二章均列入傳記。文中讚譽姚振宗:“目錄之學,卓然大宗。”

姚振宗藏書

篤喜文史。嗜好收藏古籍,家富藏書,其“師石山房”、“快閣”藏書樓藏書超過6萬餘卷。光緒八年(1882),據家藏圖書編成《師石山房書錄》31卷,著錄圖書3 279種。藏書印有“快閣”、“桐香書屋”、“快閣姚氏師石山房”等。
同治六年(1867),其父姚仰雲於揚州建造“師石山房”後,收藏大量古籍,令他以四部分類,釐訂書目,自此泛覽各家圖書目錄,潛心於文獻收集與整理,後遂專治目錄學。
光緒六年(1880),由“味經堂”書肆購得《汲古閣刻書目》,該目著錄簡要,雜糅無序,他仿四庫之例,補正闕佚,重編成《汲古閣刊書目》2卷。次年又編定《百宋一廛書錄》、《湖北藝文志》。目錄學功底極深。
光緒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889~1899)間,盡十年之力,“自《七略》自輯佚,《漢志》之疏補、《後漢》、《三國》之補志、《隋志》之考證,先後勒成專書”,有《七略別錄佚文》、《漢書藝文志條理》10卷、《漢書藝文志拾補》6卷、《後漢藝文志》4卷、《三國藝文志》4卷、《隋書經籍志考證》52卷、《七略佚文》1卷。
他認為目錄學的任務是“辨章學術,剖析源流”,稱“目錄之學,言其粗,則臚列書名,略次時代;言其精,則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各具淵源”。闡述目錄學必須運用考據學、校勘學、版本學知識與方法去研究。他的目錄學思想和在史志目錄工作中所作的貢獻,增加了古典目錄學內容。
《清史稿》稱他“目錄之學,卓然大宗”。光緒二十七年(1901)手編以上7種目錄學著作,名《快閣師石山房叢書》,約200餘萬言。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