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9月，岑仲勉出生於廣東省順德縣，其父孝轅公為前清舉人，他出生僅三歲就去世了。其父關心海防和新學，留心經世之學，岑氏自雲志學之年曾得見其父批讀的杜佑《通典》。 ^[46]  他年幼時就已經開始課習北碑、臨摹漢隸以及誦讀四書五經。及長，他又跟隨其堂伯父攻金石刻辭，並在課餘時間自己取來《通鑑綱目》進行點讀。後來他又自行修讀了《通典》等政書，習而好之，逐步對歷史產生了興趣。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攻習經史與宋明理學，深受乾嘉考據學的薰陶，對於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以及德清俞氏之學尤為服膺，學有根底。 ^[19]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岑仲勉執教於靈州速成師範及高州中學。 ^[19]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岑仲勉進兩廣遊學預備科，意在出國留學，但因經費不足，未能成行。10月，進入北京高等税務學校，在此期間，岑仲勉研習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也掌握了多門語言，為以後的邊疆史研究做了準備。 ^[19] 

民國元年（1912年）12月，畢業後，岑仲勉本想東渡日本深造，但由於家境困窘，無奈只好放棄赴日本深造計劃，轉而投身工作謀生計。 ^[19] 

民國二年（1913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岑仲勉先後在上海江海海關、兩廣都司令部財政科工作。閒暇之餘，岑仲勉開始了科學和史學的研究工作，期間曾研究植物學，自20世紀20年代末期，岑仲勉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西北史地和中外交通史。 ^[1] 

民國十年（1921年）開始，岑仲勉在史學界薪露頭角，發表了四五十篇頗具水平的隋唐史和中外交通史文章於中山大學《史學專刊》《輔仁學志》等國內知名學術刊物，較為代表性的如《新唐書突厥傳疑注》《漢書西域傳康居傳校釋》《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蹟》《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上》《隋書州郡牧守編年表》等。當時正在清華大學執教的陳寅恪評價説：“專君文讀訖，極佩。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 ^[1] 

民國十二年（1923年）以後十餘年間，岑仲勉曾致力於中國植物名實考訂和植物分類學的研究。民國十二年（1923年）和民國十三年（1924年），岑仲勉分別發表了《對於植物學名詞的管見》和《楮構説》，後來又撰寫了50萬字的植物分類學手稿一部。自然科學的素養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洗禮，對其後來的史學研究產生了直接影響。 ^[19] 

民國二十年（1931年），岑仲勉在廣州聖心中學任教，潛心文史，尤其致力於中西交通的專門之學。取西洋漢學之精華，融入傳統的實學，把順德先賢李文田的西北史地考證推向新階段。該校校刊《聖心》雜誌，連續發表了岑仲勉考證西域南海史地的多篇論文。 ^[20]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當時國內學術刊物紛紛刊登他對西北史地考證的文章。著名歷史學家陳垣讚賞他的專長，特約他為《輔仁學志》撰稿。他在這個刊物及在《中山大學史學專刊》發表許多文章，均史事翔實，論斷有識，備受讚揚。他廣泛應用對音方法考訂邊陲外域古名，作為史料補充，這是他研究史學的特色。 ^[23]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岑仲勉發表了第一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專著《法顯傳考釋》（即《佛遊天竺記考釋》），這部作品的發表代表了岑仲勉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1]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岑仲勉在陳垣的推薦下，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史語所給岑仲勉的史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資源，由於時代原因，他跟着史語所一起長期顛沛流離。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又移往昆明，民國三十年（1941年）遷抵四川重慶南溪板栗坳。岑仲勉隨史語所四處輾轉，飽經戰禍風霜，流離顛沛。在戰亂中，圖書分散，治學條件極為艱苦。 ^[1] 

在史語所期間，岑仲勉主要致力於隋唐史和西北史地研究，在隋唐史研究方面，他創見性開拓了以碑證史的唐史研究路徑，與陳寅恪以歷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遙相呼應。他特別注重對隋唐史的考據及對唐代文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7月，岑仲勉因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人發生矛盾，憤然離開史語所，南下廣州，進中山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任教。 ^[1]  從事先秦史、隋唐史、文獻學、史地學、中外交通史、民族學等研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後，科研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變化和麪貌，岑仲勉一如之前地關心時事，並把學術研究和現實聯繫起來。 ^[1]  岑仲勉來到中山大學後主要致力於講授隋唐史、培養學生及著書立説。此時岑仲勉已是六十四歲的高齡，健康和精力已經大不如前，但他卻毅力過人，老來彌篤，著述不輟。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他幾次參加新史學重大問題的討論，如關於古代歷史分期問題，岑仲勉著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關於田制與賦税制問題，著有《西晉佔田和課田制度之綜合説明》《租庸調與均田有無關係》《就佔田課田問題再説幾句話》及《唐代兩税基礎及其牽連的問題》；關於農民戰爭問題，撰有《如何探討我國農民戰爭發展的規律》。這些作品多有其獨立的見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同時亦反映了他對建設和發展新史學的期望和熱情。 ^[19] 

1950年1月，岑仲勉完成了他在中山大學的講義《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校內流傳，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全國高校內部交流， ^[22]  後又經整理，於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9] 

1953年，政府提出根治黃河的規劃和措施，作為一貫經世致用的學者，岑仲勉對治理黃河表現出極大的關心及熱情，他先後發表有關論文多篇，如《關於黃河遷徙的研究》一文總結了歷代治黃經驗及利弊得失，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和好評。接着，他於1955年完成了《黃河變遷史》一書的撰述。該書凡六十餘萬字，對元代以前黃河變遷的歷史進行了概述，並闡述了歷代治理黃河的名論及其實施。岑仲勉的《黃河變遷史》資料翔實、例證突出，為治理黃河水利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成為研究黃河史的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 ^[19] 

1957年，岑仲勉筆耕二十餘年的《突厥集史》（全二冊）和《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兩書脱稿，於翌年分別由北京中華書局和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兩書問世之後，引起國內外突厥學研究者的重視。

1960年，岑仲勉另外兩部作品《唐人行第錄》《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最終定稿並相繼出版。 ^[23] 

1961年初，岑仲勉應中華書局之請，着手編撰一本考證唐代官吏的專門性著作。為了早日完稿，他抱病進行研究工作，用了約半年的時間就寫成了初稿。不幸1961年夏末，岑仲勉重病不治，未能最終定稿便與世長辭。 ^[19] 

岑仲勉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20世紀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餘審》《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45] 

其中，岑仲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和姓纂四校記》，他在抗戰轉徙之間的所有工作，其實都是為此項工作而作文獻搜錄工作之間的意外收穫。岑仲勉校勘採用窮盡文獻的治學方法，致力於該書的芟誤、拾遺、正本、伐偽，程功之巨，發明之豐，校訂之曲折，徵事之詳密，堪稱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岑仲勉從數千種古籍中採錄《姓纂》所記近兩萬名歷代人物（唐人佔絕大多數）的事蹟，逐一考次訂異，並據以糾訂前人輯校本的各類錯誤。這期間岑仲勉完成大量論文與專著，中心是圍繞《姓纂》校訂工作展開，更大的規劃則是對唐代史事站在現代學術立場上的重新認識。為求《姓纂》二萬人名之取捨斟酌，他幾乎翻檢全部存世與唐五代史交涉的典籍，幾乎所涉每一種書都發現各種文本脱誤、事實訛晦、傳聞不實、真偽混雜的情況。 ^[47] 

岑仲勉對宋代以來的石刻專書作了系統梳理，發現前人考訂方法存在眾多偏失，乃成《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等系列札記，逐種考定，闡釋義例，追求真相，足為石刻研究之典範。對正史、《通鑑》《唐六典》《唐會要》等基本典籍，用力更勤，如《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摘出司馬光疏失達數百則之多。 ^[47] 

《隋唐史》一書是在教學過程中由講義而形成專著的， ^[4]  初為油印講義，編定於1950年，當時還叫做《隋唐史講義》，由高等教育部作為大學教材印發給各個高校作為教學參考。1957年，該書經修訂後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並正式更名為《隋唐史》，通行全國。岑仲勉的《隋唐史》分為隋史和唐史兩部分。其中隋史有19節，附錄2篇，唐史有68節，另有附圖13幅。所涉內容廣泛，幾乎對隋唐史的所有重大問題都有涉及。在內容的選取上，該書的突出特點便是視野開闊、內容豐富。

其中，像陳子昂在唐文改革中地位的看法，岑仲勉在第17節“文字由駢儷變為散體”中對此作了卓越的論述。岑仲勉認為，由駢文轉變成散文的風氣，在唐人的記載中已經有確論認定是陳子昂開創的這種風氣。岑仲勉經過研究，不認為是韓愈推動了古文運動。他説道：“大致能恢復古代散文之格局，唐文起八代之衰，斷推子昂為第一。” ^[5]  他認為：“唐文革命，早在百餘年前，韓、柳只集大成耳。” ^[6]  他這一觀點是很新穎的。另外在第45節“牛李之李指宗閔（宋祁説），李德裕無黨（範攄、《玉泉子》、裴庭裕及孫甫説）”中，岑仲勉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心力來為李德裕作辯護。他在文章開頭就表達了自己的憤慨，他認為是牛僧孺和李宗閔結黨營私掌握了話語權，對李德裕的形象進行抹黑，以致於後人無從認識李德裕的真實形象。所以他從古籍中記載的“牛李”一詞入手，通過考證，他認為這裏面的“李”並不是指李德裕，而是指李宗閔。他説：“‘牛李’一詞之初意，當時人用以指斥僧孺、宗閔之結黨營私，五代時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意。無如牛黨之文人，好為讕言，施移花接木之計，把‘李’字屬之德裕，形成‘牛’、‘李’對立，藉以減少僧孺之過惡。” ^[7]  他經過多方考證辨析，最後得出“德裕無黨，僧孺一派有死黨，記載甚分明，奈史家弗察，妄稱‘牛’、‘李’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垂四十年。” ^[8]  的結論。他對李德裕以及牛李黨爭的系列觀點和論證，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岑仲勉對突厥史研究的成就與貢獻主要體現在《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二部書中。《突厥集史》是岑仲勉耗費20多年心血完成的鉅著，內容幾乎網羅有關突厥的正史、文集、典籍、碑文墓誌和各類雜記等全部史料。該書分為上下兩冊，共十七卷。上冊包括卷首和前十卷，卷首敍述該書的引言、遍例以及後記和參考書目，前十卷是作者彙集各種正史、文集、典籍、碑文墓誌和各類雜記等有關突厥史料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編排，詳細介紹了突厥從起源到分裂再到滅亡的過程。下冊即卷十一到卷十六，並另附錄一卷，是對突厥傳記和文碑以及相關問題的校注和考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是對沙畹《西突厥史料》的商榷和補正，內容涉及到“西突厥分立時間”、“西突厥世系考”等問題。二書問世後受到了中外學者的廣泛肯定，蘇聯學者拉里昂夫認為此書出版後，“突厥史漢文史料在科學上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彙集。” ^[13] 

岑仲勉在突厥史研究過程中，對其中涉及到的人物、時間、地理等史實等進行了詳盡考證，這也是他治突厥史用力最勤的地方。如《通鑑考異》載：“《舊唐書·高祖紀》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李建成）往幽州、秦王（李世民）往幷州以備突厥，唐歷亦同今據《實錄》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幷州事。”岑仲勉認為，八月六日應該是八年六月之訛誤，《資治通鑑》底稿肯定也有此訛誤，所以司馬光對校《實錄》説八月無此事，但是在《舊書·紀》卻記載的是六月而非八月，所以時間應該是八年六月。 ^[13] 

沙畹《西突厥史料》是關於突厥史的名著，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岑仲勉指出沙畹之書史料取材：“約分兩部。一列傳之部，應別為論證。一編年之部，完全採自《冊府元龜》，即就《冊府元龜》言，亦未之盡，他書記載有明標年號既不難改定者，更為遑及，或反附入注中，使讀者不易比定事實，更或不明中史書法，讀‘是歲’如‘十二月’，則可議之處仍多。”所以他特撰《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一書，對《西突厥史料》一些存疑的地方給予商榷和訂正。 ^[13] 

在西突厥分立問題上，“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後來由於內部紛爭而分化，遂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兩個部族。對於西突厥分立史料記載頗多，沙畹指出：“中國載籍中指判別有時不甚顯明，蓋北突厥之分離，至室點密之子達頭可汗之時始見確定，而其動因乃在北突厥沙缽略可汗與大邏便之不和，大邏便走依達頭可汗，自是以後西突厥開始獨立，然無論中國史文記述如何之泛，大邏便非西突厥之一可汗，彰彰明也。” ^[9]  岑仲勉指出沙畹的這一結論是由於他沒能發現《舊唐書》記載錯誤所致。《舊唐書》載：“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缽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 ^[10]  如果再檢索其他古籍就能發現《舊唐書》的錯誤，《新唐書》載：“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缽可汗。……沙缽略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萬，使與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為沙缽略所禽。” ^[11]  《隋書》也載：“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缽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 ^[12]  根據《新唐書》和《隋書》的比對可以看出，西突厥之所以分離，是因為突厥可汗沙缽略與木杆之子大邏便有矛盾，而並非《舊唐書》中所説的是沙缽略和木杆有矛盾，而《冊府元龜》也是引用《舊唐書》的記載，所以《冊府元龜》的記載也有誤，沙畹卻根據《冊府元龜》《舊唐書》記載便得出“大邏便非西突厥之一可汗，彰彰明也”的結論，顯得是有問題的。 ^[13] 

依陳達超教授所整理之《岑仲勉先生著述要目》，岑仲勉在《聖心》雜誌共發表論文31篇， ^[14]  其中一期14篇，二期17篇，今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一書者26篇。 ^[15]  這26篇論文均為史地考訂類，篇制不一，長者數萬言，短者百十字。就內容而言，大體可劃分為八類：

岑仲勉的研究更將學術目光拓展到“史源”追考所涉及的文獻之考訂上。即在史地考訂中，他逐漸發現不少史料雖廣為學人所知，也多有使用，但這些史料本身往往問題多多，缺乏細緻、詳盡的整理考訂，嚴重影響學術研究之拓展。因而在其早年史地研究追討史源的過程中，他往往會“順帶”做些校勘、輯佚、辨偽之類的文獻考據工作。儘管目的或許尚不在文獻考據本身，然而其“順帶”作這些文獻考據工作的同時，也就逐漸形成了一種將追討史源與文獻考據緊密聯繫的學術思路。他強調對古籍本身應予深入考辨，而不可輕易斷為偽造了之；同時認為，對古籍的利用不能不辨良莠隨便徵引，而應充分注意對史料本身作詳細整理，且認為史料整理不夠，適成學術發展進步之瓶頸。 ^[17] 

岑仲勉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27]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問題，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 ^[26]  除郎官石柱研究外，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山大學的講義《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內部交流，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公開出版。岑仲勉1949年後的研究中，喜歡引時人論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觀念多有趨時之論，也喜歡講唯物論和辯證法。《隋唐史》講義附錄中即有“試用辯證法解説隋史之一節”。岑仲勉説：“實則一切現象，屬自然的或人事的，無不可應用辯證法以觀察其因果”。文後岑仲勉又引了列寧一段關於編證法的論述以及其它時論。附錄二“論陳亡之必然性”，開始即講：“唯物論辯證法範疇中有所謂必然性與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從事物本質、本身發展出來的現象、事變。偶然性是可有可無的現象，在其一般總過程上説，並不由現象的本質、本身生出來的現象，但可以説是出現於兩個必然事變現象的交叉點上。” ^[34] 

陳寅恪曾給梁方仲贈過一個詩條，抄錄了陳詩《壬午春日有感》。原詩是：“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麤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詩後有陳寅恪一段話：“尊作有真感情故佳。太平洋戰後弟由香港至桂林曾賦一律。仲勉先生時在李莊，見之寄和一首，不知尚存其集中否？和詩僅記一二句，殊可惜也。拙作附錄，以博一笑。方仲兄 弟寅恪敬啓 十月十六日。”20世紀50年代初，岑仲勉在《隋唐史》講義中對陳寅恪多有批評。岑仲勉《隋唐史》除正文中對陳寅恪多有駁難外，註解中有些批評，可能讓陳寅恪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岑仲勉在隋唐史諸問題上對陳寅恪的駁難，陳寅恪雖在後來有些文章中有所涉及，但從未直接回應。 ^[36] 

2016年11月26日至27日，紀念岑仲勉誕辰13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學人館召開。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