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史通》共20卷，原為52章，今存49章，分為內、外兩篇，內篇為主，外篇為輔。其中內篇10卷，本為39章，今存36章，亡佚3章，即《體統》《紕繆》《弛張》僅存篇目。外篇10卷，共13章。

概括地説，“內篇”主要講歷史編纂學，是《史通》的主要內容、主要貢獻。各篇之間聯繫緊密，內部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系統。“外篇”主要講史官和史書的沿革，雜評過去史書的優劣得失。各篇之間沒有關聯，沒有系統，很像雜論。

具體而言，《史通》的基本內容大體可分為五個方面：一是釐清史學發展的歷史。其中《六家》《二體》，從史書的內容和形式上闡述了史學的起源；《史官設置》《古今正史》，勾勒出史學發展的大勢；《雜述》概括史學的多途發展。二是討論史書表現形式的基本理論，其中以紀傳體史書的結構、體例為主，包括《載言》《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等。三是關於史書編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論，包括《採撰》《載文》《補註》《敍事》等。四是關於歷史認識和撰述原則的理論，包括《品藻》《直書》《曲筆》《鑑識》《人物》等。五是闡述作者經歷、撰述旨趣和史學的社會功用，包括《辨職》《自敍》《忤時》三章。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內篇的第一章《六家》，是劉知幾對隋唐以前史書體裁體例的全面總結，也是全書開宗明義的總綱。劉知幾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的體裁和體例也在不斷演進。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尚書》家）、記事體（《春秋》家）、編年體（《左傳》家）、國別體（《國語》家）、通代紀傳體（《史記》家）、斷代紀傳體（《漢書》家）六家，並一一考鏡源流、發展、宗旨、利弊得失。並指出，這六家已經窮盡了古往今來的史籍。但是，隨着社會的發展，只剩下兩家了，於是專門立《二體》章詳加討論。《二體》比較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的優劣，其後又以多章文字着重對“二體”中的紀傳體體例和結構做了深入細緻的剖析。而“六家”“二體”經過發展演變，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出現了“十流”。因此，劉知幾又設《雜述》章來詳細論述“十流”，將其視為“史氏流別”，歸入“雜史”。

由“六家”到“二體”，再到“十流”，集中反映了劉知幾的“通識”觀念和“通變”意識，反映了《史通》內篇的結構嚴謹、秩序井然、體系完整，構成了《史通》在宏觀方面的史書體裁的理論體系，是讀者研讀這部書的一條主線。

從總體上看，《史通》第一次對中國古代史學作了比較全面而詳盡的理論總結，不僅評論初唐以前歷史著作的優劣得失，對史官建置、史書源流、史學性質、史書體裁、史學功能、修史態度、歷史文學等各方面作出了評論和總結，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務和史學的發展方向，特別強調史家的素養。 ^[8] 

劉知幾自幼便喜歡詩賦，有很好的文筆。大約十一歲時，父親便給他講授《尚書》，希望他能精通此部經典，成為名家。但《尚書》的內容多為春秋以前史官記錄的政府文件以及政治論文，語言深澀，枯燥難懂。劉知幾對此毫無興趣，雖然父親嚴格督教，仍沒有什麼長進。然而，當父親給兄長們講授《左傳》時，劉知幾卻很感興趣，因而常常放下《尚書》去偷聽；他被《左傳》中精彩的歷史故事和父親的生動講述所深深吸引，暗自記下來許多內容。在父親講解後，劉知幾常常將自己記下的精彩情節描述給兄長們聽，這件事引起了父親的注意。父親知道這個兒子志不在《尚書》，便轉而為他講授《左傳》。劉知幾進步飛快，僅僅一年時間，講解記誦就全部完成了。

少年時，劉知幾便開始廣泛接觸歷史典籍，增長了知識，拓寬了視野，激發了求知慾，加深了對歷史的瞭解和對史學的興趣，同時也養成了一定的批判精神。高宗永隆元年（680），二十歲的劉知幾中了進士，出任獲嘉縣（今屬河南）主簿，負責掌管文書檔案。劉知幾做此官，不求升遷，公務之餘，一心研究史學。他常往來於長安、洛陽之間，借閲公私藏書，盡情閲覽；官位雖未提升，但學術成就卻越來越大。武后聖歷二年（699），三十九歲的劉知幾被調到京城長安，任定王府倉曹，參與編纂《三教珠英》，這是一部大型的詩歌選集。後出任著作佐郎，正式成為史官，掌修史之事。

然而，當時史館的大權掌握在依靠武則天且不學無術的武三思手中，且內部互相排擠，劉知幾提出的編修史書的正確意見和建議都不被採納，在種種碰壁和左右為難後，他只得“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這裏的“志”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借釐定羣史、商榷史篇，獨創一家之學；另一層是追求史家的“實錄”精神，不受權貴的左右。終於，在景龍四年（710），50歲的劉知幾撰成《史通》。 ^[8] 

“史家三長”，包括才、學、識三個方面。所謂“才”，主要是指運用史料，掌握史書體裁的寫作能力；所謂“學”，主要是指編寫史書所必備的知識和學問；所謂“識”，主要是指史家對史料、史事的見解和觀點。劉知幾認為，“史家三長”中，“史識”最重要，“史才”次之，“史學”再次之。這一説法的提出，既尖鋭地批判了當時史館的弊端，又為史家加強自身修養提出了具體標準，指明瞭努力的方向。因此這個理論在當時就得到了人們的讚揚，也對後世的史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劉知幾指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所謂實錄、直書，就是不虛美，不掩惡，美惡必、書，如實地記載史實。對於那些敢於直書的史家，劉知幾熱情地加以讚揚，他説：“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史通·直書》）而對那些“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的史家，劉知幾痛斥他們“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通·直書》）。因為史書的作用是“申以勸誡，樹之風聲”，“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所以只有真實記錄歷史，才能發揮其作用。

劉知幾總結了唐以前的史書編纂方法，認為中國史書體裁的演變分為六家和二體。而《左傳》的編年體和《漢書》的斷代紀傳體漸成主流。而史家往往“各相矜尚”，對自己所採用的體裁大加讚賞，而對另一種體裁則加以貶抑。劉知幾則是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指出兩者的長處與不足。他説，編年體史書記事明晰，“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然而編年體記載人物詳略不均，“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而紀傳體長處是能包羅萬象，“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它的短處是，同一事件常在許多人的傳中重複出現，既過於斷續，也難分先後。所以，他最後的結論是“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兩者“各有其美，並行於世”。

劉知幾在《史官建置》中，論述了沒官修史的重要性。他認為，史書的作用，不僅僅是能“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户庭而窮覽千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活着的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因此，修史“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 ^[4] 

該書內容雖是史論，但亦涉及不少文論問題。如語言問題，該書堅決反對濫用古語，而要求書面語言應接近口語，因為它“近真”。對那種“怯書今語，勇效昔言”（《敍事》）的現象嚴加批評，而對多記鄙俚時語的王劭的《齊志》，則大加讚揚。該書認為，著史的主要任務是“敍事”，“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它認為史傳文應“文約而事豐”，應做到“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不野，使人味其滋三，懷其德音，三複忘疲，百遍無數”（《敍事》）。還提出了表現上的四種敍事之法，“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蹟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贄淪而自見者”（同上），在修詞技巧上，提出“省句”“省字”兩種方法。根據“尚簡”原則，它進一步提出“用晦”之義。所謂“晦”，指的是“言近而旨遠，詞淺而義深”的境界。這就與文學上的概括性，典型性聯繫起來。它要求作到“文如闊略，語實周贍”，使讀者“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句外”（同上）。該書對簡單模擬古人，即“貌同而心異”的作法提出批評，主張應“貌異而心同”，學其精神實質才是“模擬之上”。另一方面，該書並不反對生動文筆的表現力，“史之為務，必籍於文”，但反對一味追求文采而忽略內容。《敍事》篇説：“其立言也，或虛加練信，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這是強調史書的文字特點，反對把齊梁的浮靡文風帶進史書中去。明確指出“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核才》）。但《史通》並不完全否定文學的價值和文學作品的作用。《載文》篇有“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浮政，共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共惡存乎楚賦”，肯定了《詩》《騷》的價值。在該書裏，不僅從史傳文角度批判了長期流行的華而不實的文風，而且從內容到形式，否定了駢文的體制，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該書雖仍用駢文所寫，並未實踐自己的主張，但其所論，則頗能命中要害，

關於《史通》的優點，《郭延年序》（見《史通通釋冷》）説：“考究精核，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黃叔琳説它“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史通·黃叔琳序》）都給予很高評價。它對後代也有很大影響。清代桐城派所講的“古文義法”，如方苞的《左傳義法舉要》，即用該書方式以論文。但此書究為論史之作，對語言藝術的多樣性認識不足，對某些文學作品，如志怪小説，橫加非議，表現了它的侷限性。 ^[3] 

該書也存在着諸多缺點。如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不注重史書表志的作用；不能完全“直筆”；輕蔑敵視農民起義等等，表明了作者思想和時代的侷限性。 ^[5] 

《史通》是集唐以前史論之大成的宏偉鉅著，在中國文學史上，它第一次總結了史書的編撰體例，並論述了編撰史書的方法和技巧。它將古代史學分敍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總歸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史部五七四庫全書精華體。然後，對六家、二體的優缺點進行評述；並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等，作了透徹的分析。

在編纂方法方面，《史通》涉及範圍廣泛，包括敍事、言語、題目、斷限等十多種問題，有的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史通》總結前史在敍事方面的經驗，批評各史冗句煩詞、雕飾詞藻的病例，反對駢文入史和因襲古人詞句的做法，提倡用“當世口語”撰史。這些主張都有很高的借鑑價值。

關於史官制度，在《史官建置》《辨職》《忤時》諸篇中，論述了歷代史官建制的沿革，史官的職責，以及唐代官修史書的弊端。

《史通》還主張對當時各“雜史”區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並提出堅持秉筆直書、反對曲筆的作史原則。

此外，《史通》還論述了關於史學工作的問題。它把史學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並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三長”之説，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2] 

現代歷史學家白壽彝：《史通》“在形式上有近於《淮南子》的‘牢籠無地，博極古今’。……在內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揚雄《法言》的傳統，以反對詭説異辭；繼承了王充《論衡》的觀點，以攻擊欺惑牴牾；重視了應劭《風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並吸收了應劭辨識人物兼偏長短，陸景品藻賢愚善惡，劉勰評論古今文章等特點。”（《中國史學史論集（二）》）。 ^[11] 

現代歷史學家許冠三：“劉知幾師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傳》《論衡》《文心》三書尤具決定性作用。”“《左傳》是劉知幾史學入門師，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創建實錄史學原理之實存典範，影響於《史通》字裏行間。”“從《史通》所言史之大用與要務看，更顯得知幾是《左傳》學派之傳人。”（《劉知幾實錄史學探源》，《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2輯） ^[12] 

原曲阜師範大學教授許凌雲：劉知幾繼承了孔子、司馬遷以來的優良史學傳統，繼承了揚雄、桓譚、王充以來的批判哲學的戰鬥風格，也繼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論衡》和劉勰《文心雕龍》的撰述形式，寫出了《史通》。 ^[13] 

在該書的撰寫過程中，該書已經開始流傳，但是，讚賞者不多，質疑者不少，劉知幾還專門寫了一篇《釋蒙》來為自己進行辯解。《釋蒙》其文已佚，所以不知道當時人為何對《史通》作何批評，亦不知劉知幾如何應對的。據《舊唐書·劉子玄傳》記載，劉知幾去世後，唐明皇令人抄寫其《史通》進呈，讀後大為讚賞；“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然該書問世伊始雖已得到當時最高統治者唐玄宗和同時代史家徐堅的認可及褒揚，但在復古崇經之風盛行的中晚唐很少有人提及其書，好像並未大行於世、廣泛流傳，至少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説明其大受歡迎。其主要原因概為《史通》的《疑古》與《惑經》兩篇對儒家經典和聖賢人物進行了尖鋭的批判。《史通》一書對《尚書》《春秋》所載聖君賢臣的事蹟大膽質疑，對孔子修史的某些做法也大加批判。這讓後世特別是唐宋時期的一些文史學者極為不滿。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學者柳璨撰《史通析微》（又名《柳氏釋史》）一書，該書是最早專門評論《史通》的著作，今已不存。但據兩唐書《柳璨傳》可知柳璨在書中批評《史通》對先賢經史多有指摘，評價失當。北宋孫何著有《駁史通》“若干篇”，今已經不存。這些指責，雖然只是針對《史通》的部分篇章的某些問題，但措辭嚴厲，對《史通》的整體評價，對唐宋時人對《史通》的接受或與一定影響。

總的看來，唐宋時期的學者多從經學的角度對《史通》進行了錯誤的批評指摘。《史通》一書從宋至明，少人問津，論者不多。正如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史通平議序》所言：“昔人以其詆訶前賢，語傷刻核，而《疑古》《惑經》諸篇，尤為世所詬病，故其書始成，傳習者少，而訛脱者亦甚。” ^[6] 

明清時期是《史通》整理、研究最為興盛的時期。明代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陸深《史通會要》3卷，李維禎、郭延年《史通評釋》、王惟儉《史通訓故》20卷。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黃叔琳《史通訓故補》20卷，浦起龍《史通通釋》20卷、紀昀《史通削繁》4卷。 ^[6] 

民國以後至當代，從史學的角度對劉知幾及其《史通》的研究繼續深入進行。這些研究成果或以傳統學術專著的形式出現，或以生動活潑的人物傳記形式呈之，持論公允、認識深刻。大致如下：

對《史通》進行校注或箋證的相關成果頗多。1990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趙呂甫《史通新校注》，其書正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的《史通通釋》為底本，體例大致為先對正文作註釋，然後輔以作者説明，同時個別章節以附錄的形式收錄前人研究成果。共作註解6300餘條，校勘記約有2200餘事，100餘萬字，是當代《史通》文獻校注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趙呂甫之前，另有數家。陳漢章為浦起龍《史通通釋》作《史通補釋》，其書被柳詒徵贊曰：“鈎稽事實，疏通證明”，“以唐事證《疑古》篇之説，使子玄文外微旨昭然若揭。”楊明照於陳漢章後又作《史通通釋補》。程千帆在陳、楊等人的基礎之上又兼採諸家之説將盧召弓、孫星如等所為校勘記匯為一編，作《史通箋記》。程千帆以後有張振佩作《史通箋註》。

對《史通》進行譯註的則不得不提到程千帆作序，姚松、朱恆夫先生譯註的《史通全譯》一書。該書以浦起龍的《史通通釋》為底本，同時吸收了前人的校注成果。

對《史通》的“評”與“平議”之作。1934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呂思勉《史通評》以浦起龍《史通通釋》及四部叢刊本相較而定為一本，用現代史學觀點對《史通》評議，於《史通》正文後並附有考據和辨證，以“抉劉氏思想之所由來，揚榷其得失，並著其與今日之異同。”此類作品另有張舜徽《史通平議》等。 ^[6]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説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萬曆五年（1577年）的張之象刻本。萬曆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於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

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後續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校勘，並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 ^[5] 

嘉靖十三年（1534年），陸深依據《史通》舊刻本在做校勘工作的同時，採集其中精粹者，編為《史通會要》3卷（收於《儼山外集》卷24～26），凡為《建置》《家法》《品流》《義例》《書凡》《修詞》《敍事》《效法》《雋永》《篇目》《叢篇》十一篇。《史通會要》的主要內容來自於《史通》。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紀昀就浦起龍的《史通通釋》本“細加評閲，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硃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屬，因鈔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 ^[7]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唐代史學家。二十歲舉進士，授獲嘉主簿。武則天時累遷著作佐郎、左史、鳳閣舍人，兼修國史。睿宗時升任大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兼修國史。玄宗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後因長子犯事流配，貶安州都護府別駕，不久去世，年六十一歲。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