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

廣東文明史始於秦統一嶺南，中原移民遷入推動了廣東的開發。雖然從秦代開始，番禺城（廣州）已成為我國南方重要的外貿口岸，但珠江三角洲一直都是一片大海，直到唐宋時期，珠三角經過長期的泥沙堆積，洲灘漸露，河網初具雛形 ^[99]  。自唐宋時期開始，大量中原及江南移民由粵北南雄珠璣巷陸續南遷到珠江三角洲地區，珠三角才進入開發階段 ^[100-101]  。明代，朝廷積極開發珠江三角洲，命諸將分軍屯田，珠三角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 ^[99]  。明代初期，廣東人文興起，才賢大起，明中葉之後開始直追中原。 ^[9] 

廣東文化的發展至清代達到了高峯時期，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國與世界貿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傳播着東方文明。 ^[5]  近代，廣東文化成為中國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發展的先導。1839年，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在澳門成立 ^[6]  。鄭觀應的《盛世危言》 ^[7]  、康有為與梁啓超推動變法，到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廣東文化始終是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領導力量。新中國成立後，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國內各地方文化的復興提供了條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廣東進入新文化時期，起飛的經濟與廣東文化、粵式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廣東文化的現代階段。

宋代，廣東開始設立書院，有26所。廣東第一間略具規模的書院是廣州禺山書院，建於南宋嘉定（1208-1224）年間，遺址位於當時廣州府學背後（今日越秀區中山四路附近）。除禺山書院外，廣州還有番山書院和濂溪書院兩間，而佛山有6所書院。元代，在廣州創立的書院有玉巖書院和濂泉書院。

明代時期，隨着私人設書院講學之風漸起，廣東書院數量激增，創建的書院達150所，總數已位居全國第三。廣東名儒陳獻章創立了很有影響的江門學派，廣東成為全國重要的學術中心 ^[8]  。而湛若水、方獻夫、霍韜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創建了大科書院、石泉書院、四峯書院、雲谷書院四大書院，並在此切磋學問、講學，藏修十餘年，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名儒，西樵山成為當時全國知名的“理學名山”。宋明理學昌盛，有幾座南方理學名山，宋代以武夷山、廬山為主，明代則首推廣東南海的西樵山。明代，廣東考中進士共855人。 ^[9] 

清代，廣東的書院發展空前。據記載，清代廣州書院在數量上據全國之首，學堂書院不僅數量眾多，形式齊全，而且分佈集中。當時，省級的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與府級的羊城書院並稱“廣東三大書院”，堪稱清前期廣東教育的中心，而縣級的西湖書院、禺山書院同樣不遑多讓，其後在粵秀山的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等掀起了廣東書院的改革風氣，廣東也一躍而成為全國樸學研究的重地，促成廣東書院發展的高峯時期。 ^[8] 

廣州除了官辦書院眾多，民間書院（宗族祠）同樣發展迅速，鼎盛時期達數百間，在大小馬站、流水井一帶連成了壯觀的書院羣，形成了多層次的民間教育網絡。而西樵山有三湖書院、云溪書院和雲瀛書院，三湖書院更孕育出思想家康有為 ^[10-11]  。此外還有肇慶端溪書院，是“廣東四大書院”之一 ^[12]  。清代，廣東考中進士共965人。

1839年，美國傳教士塞繆爾·布朗在澳門創辦了馬禮遜學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課程設置有漢語、英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衞生、地理、音樂等，學制3至4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容閎曾就讀於這所學校，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的大學畢業生、第一代西醫黃寬也是馬禮遜學堂的高才生 ^[6]  。1864年，清政府在廣州創辦廣州同文館，它是廣州最早的一所外語學校。 ^[139] 

1898年，梁肇敏、鄧家仁、陳芝昌等人就在廣州西關創立了時敏學堂，學堂開設了修身、國文、地理、政治等富有現代特色的課程。隨着社會各界“教育興國”的呼聲不斷，迫於形勢，1901年，清政府頒佈了“興學詔”，要求將各地的書院改為小學堂、中等學堂和高等學堂，推行西式教育，廣東廣雅書院、越華書院、禺山書院、格致書院等書院相繼改為廣東高等學堂、廣府中學堂、番禺初級師範學堂、嶺南學堂。當時的嶺南學堂還開設了足球、網球、棒球、田徑、游泳等體育活動，學堂借鑑歐美，將低年級的學生編為童子軍，組織體育鍛煉，高年級的學生組成陸軍團，完全採用軍事化的管理。後來，許多新式學堂的學生都加入了同盟會和參加了辛亥革命。 ^[140] 

漢代時期，陳欽、陳元父子是當時嶺南著名的經學家，陳元更設館於洛陽，傳授《春秋左氏學》，被譽為“嶺南之儒宗” ^[13-14]  。廣州漢議郎學者楊孚向皇帝極力主張以孝治天下，得到漢和帝的採納，下詔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同時獎勵有孝行的臣民，救濟孤寡貧老者，使“孝治”禮教影響後世千餘年。楊孚還撰寫了我國第一部地區性的物產專著《異物志》，在行文中，運用藻言韻語，便於士民誦讀。因此，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説他的“《異物志》是詩之流亞”，又説“廣東詩，實始於楊孚”。 ^[15] 

宋代，廣東出現了馮元、林巽、王大寶等一批經學大師。南宋時期，南宋名臣崔與之與弟子李昴英在廣州創立了嶺南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流派--菊坡學派，是當時嶺南學術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的是經世致用的學問，要培養的是有正氣、有學識、有能力、有功績的讀書人。菊坡學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觀。李昴英便是菊坡學派培養的嶺南歷史上第一位探花，其重要門生有陳大震、張鎮孫、李春叟、何文季等。 ^[16] 

明代，廣東大儒陳獻章提出了以“自然為宗”、“學貴自得”的哲學主張，打破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啓明代心學先河，創立了“江門學派”。他一生致力於授徒講學，弟子遍天下。

清代，廣州形成了以陳澧為代表的“東塾學派”，陳澧是位通曉天文地理、樂律算術、駢文填詞的嶺南大儒。錢穆曾評陳澧“晚清次於曾國藩的第二號人物，學術史上主漢宋兼採，力主新式學風” ^[17]  。鴉片戰爭後，鄭觀應、康有為、梁啓超、容閎等力主變法強國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學，主張興辦學校。培育了一大批思想進步鋭意創新的社會精英，為辛亥革命積蓄了巨大能量。 ^[18] 

東漢時，嶺南文學家有陳元、楊孚。晉代廣東文學代表人物一為黃整，一為王範。南朝陳代，有南海郡人劉刪 ^[19]  。嶺南文學從唐代開始興盛，當時以廣東粵北地區為中心，代表人物有張九齡、劉軻、邵謁等。宋代，珠三角地區逐漸取代粵北成為嶺南文學中心，崔與之、李昴英、餘靖是當時有全國影響的人物，崔與之更是開嶺南宋詞之始。 ^[20] 

明代，廣東以南園前五子、南園後五子詩社為代表的文人社團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詩人在廣州南園創立南園詩社，對明代嶺南詩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明嘉靖年間，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結南園詩社，被尊稱為“南園後五先生”（南園後五子） ^[21-22]  。

清代，廣東出現了以“嶺南三大家”和“嶺南七子”為代表的一批詩人，使嶺南詩壇與中原、江浙詩壇三足鼎立。“嶺南三大家”的詩作在清代詩壇享有極高聲譽，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居於重要地位 ^[23-24]  。近代，珠三角地區仍保持宋元以來的中心地位，出現了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物。 ^[19-20] 

嶺南畫壇從明清起有較大發展，人才輩出，風格獨特，技法紛呈，求新求變。明代廣東南海林良是宮廷中最傑出的水墨花鳥畫家，是明代院體花鳥畫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寫意畫派的開創者，在明代院體畫中獨樹一幟，對後世畫壇，包括宮廷畫家、職業畫家、文人畫家均產生重大的影響 ^[25-26]  。

清代，隨着廣州國際貿易繁榮，洋畫師也來此謀生，並收徒授業，培養出第一批中國油畫師。19世紀30年代後，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來華傳授水粉畫技法，大大提升了廣州“外銷畫”水準，林呱即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頭像》曾入選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是最早在歐洲畫展上亮相的中國畫家。當時還出現了一種叫通草畫的外銷畫。目前通草紙水彩畫主要收藏在西方的博物館中。在英國，通草紙畫藏量可觀的機構至少有十二個，大英圖書館、荷蘭萊頓民俗博物館、牛津大學博德利恩圖書館、塞西爾畫廊、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馬德里民俗博物館等等都有豐富的收藏，有的多達二三百幅。 ^[27] 

20世紀初，在廣東產生了“嶺南畫派”。嶺南畫派是中國傳統國畫中的革命派，他們主張以倡導藝術革命，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途徑；以形種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以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手法 ^[28]  。嶺南畫派在中國畫的基礎上融合東洋、西洋畫法，自創一格，着重寫生，多畫中國南方風物和風光，章法、筆墨不落陳套，色彩鮮豔，學者甚眾，它與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為20世紀主宰中國畫壇的三大畫派之一。 ^[29] 

從明代開始，廣東湧現眾多知名的書法家及其作品。陳獻章是當時廣東的大書法家，門下弟子甚眾，自成一格，形成“白沙書派”，開嶺南書法之先河，陳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筆被稱作茅龍筆。“白沙書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趙善鳴、鄧翹、蕭文明等。明代中葉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懷三兄弟，黎民表在德慶錦石山（華表石）絕頂壁上的手跡“華表石”三字，是廣東金石中的著名遺蹟。

明末至清代是嶺南書壇的興盛時期，代表人物有王應華、鄺露、陳子壯、屈大均、陳恭尹、彭睿、蘇珥、黎簡、宋湘、吳榮光等。彭睿被人稱為“草聖”，其書畫人稱“竹本派”。鴉片戰爭後，嶺南書法風格也出現了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蘇引壽、蘇仁山、蘇六朋以及朱次琦、陳澧、李文田、康有為等。李文田自創具有嶺南特色的碑派書法，對廣東及整個嶺南書壇作出重要貢獻。嶺南碑派的領袖應推康有為，其門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啓超、崔斯哲、江孔殷、張柏楨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應數梁啓超。

民國時期的嶺南書法名家輩出。除康有為門下弟子外，還有王為、葉恭綽、胡漢民、林直勉等。在帖學書法上的名家有潘飛聲、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國後，除了老一輩的嶺南書法名家如商衍鎏、葉恭綽、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書家更是收徒教學，形成幾個嶺南書藝流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吳子復、秦萼生、麥華三、李曲齋等。20世紀六十年代活躍在嶺南書壇的書法家還有侯過、伍根天、阮退之、佟紹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書法家紛紛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陳景舒、黃子厚、關曉峯、李緯、盧有光等。 ^[30] 

嶺南古琴從漢代便逐漸發展起來，歷代都出現不少有名的琴人，寫作了不少琴學的典籍，創造和保藏了不少有名的古琴樂器和琴譜。早在南北朝時期，廣東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藝造詣。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遷至廣東岡州崖山，中原琴藝也在岡州留下一批琴譜，相傳《古岡遺譜》就是在當時遺留下來的古琴譜。明代時，著名琴人輩出，有陳獻章、鄺露、陳子壯、陳子升等；藏琴豐富，有琴曲流傳至今。清代，嶺南古琴學愈加昌盛，嶺南琴派聲名漸顯。 ^[31]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帶產生了廣東音樂，又稱“粵樂”，是在當地民間“八音會”和粵劇伴奏曲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間，是廣東音樂的興盛時期。20世紀40年代後，不少廣東音樂名曲更成為了國宴、迎賓音樂而被譽為“國樂”。廣州番禺區沙灣鎮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東音樂之鄉”。 ^[32-33] 

潮州音樂既有傳統古樂之遺制，又有本地的創造發明，形成一個成熟、豐富的多樂種、多形式的地方音樂。由於符合潮人對音樂的欣賞習慣和心理素質，不僅在文娛演出、節俗禮儀活動中廣泛應用，而且以“閒間”、家庭合樂等方式融入民間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鑼鼓以其花式豐富、氣勢磅礴而著名，列為中國三大鑼鼓之一。潮樂中以椰胡為流傳最廣泛、民眾最喜愛的特色樂器。潮州箏藝是當代中國古箏的一大流派 ^[34]  。

廣東漢樂分佈在廣東梅州、汕頭、韶關、惠陽等地區，又以梅州市大埔縣為代表，舊稱客家音樂、外江弦、儒家樂、漢調音樂等。據查是古代漢民由中原南遷時帶入的，有“中州古樂”之稱，在大埔流傳至少有五百年以上的歷史。廣東漢樂保留了原有中原音樂的特點，並與大埔當地的民間音樂（如打八音、中軍班音樂）等相融合，同時又吸納了潮樂（如大鑼鼓）的一些成分，已成為廣東三大樂種之一。 ^[35] 

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主要流傳於梅縣、興寧、五華、紫金、博羅等客家人聚居地。題材廣泛，意境含蓄，善用比興手法，語言生動通俗，講究押韻。客家山歌曲調豐富，大致有號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節山歌、快板山歌、疊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客家山歌旋律優美，幾乎所有曲調中都有顫音、滑音、倚音等裝飾音，因而使本來簡單的旋律變得迴環曲折、委婉動聽。而且因為在山地唱歌，旋律高亢、悠長，節奏自由。 ^[36] 

粵劇又稱“廣東大戲”，發源於佛山，以粵方言演唱，漢族傳統戲曲劇種之一。粵劇源自南戲，源流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間，是以明清時期流入廣東的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梆子腔等諸腔為基礎，並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間音樂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劇稱西皮）、二黃為主的我國南方一大劇種，其唱腔屬皮黃系統板腔體。粵劇形成於廣東，後傳入廣西、香港、澳門，在東南亞和美洲各國有華僑居住的地方均有粵劇演出 ^{[98]  [112]}  。粵劇於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9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13]  。以粵語演唱的曲藝品種，有粵曲、木魚歌、龍舟歌、南音和粵謳等。 ^[28] 

潮劇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劇種，流行於潮汕地區。潮劇淵遠流長，在潮安縣出土的明宣德年間劇本《新編全相志孝劉希必金釵記》，是國內出土最古老的南戲演出本，戲文語言中已加進一點潮州方言，這是南戲、正字戲傳入潮地後開始發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戲漸趨成熟，至光緒年間為鼎盛，有200家潮州戲班。在潮汕民間舊時還流傳着用潮汕方言誦唱的説唱本子，稱為“歌冊”。潮州歌冊廣泛傳誦於婦女間，現存歌冊最早創作年代為明代。歌冊的體裁為兩類，一是傳奇故事體，一是歌行體。潮州歌冊刊刻在清代甚盛，現存傳統本子有數百部，流傳至東南亞及內地，流播甚廣。 ^[34] 

廣東漢劇是客家地區流傳的地方劇種，有源於湖北漢劇、徽班、秦戲班底，湖南祁陽戲各説。客家漢劇傳統劇目據稱有800多個，完整劇本有300多個，唱、做、念、打(舞)表演藝術豐富，武打戲還把南派武功融於其中。角色行當分為生、旦、醜、公、婆、烏淨、紅淨七行，唱腔音樂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種聲腔，成為廣東地方一大劇種。客家地方戲劇還有採茶戲和花朝戲，都是由民間歌舞發展而來。客家民間舞蹈品種繁多，多數為風俗道具舞，較為著名的有船燈、鯉魚燈、採茶撲蝶、席獅舞、杯花舞等 ^[36]  。嶺南的戲曲劇種還有採茶戲、雷劇、瓊劇（亦稱瓊州戲，海南戲）等。

嶺南建築主要主要分為廣府建築、潮汕建築和客家建築。

廣府建築(49張)

廣府民居主要分佈於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廣府早期的民居建築，較為明顯受到江南地區建築模式的影響 ^[37]  。其代表是鑊耳屋，多用青磚、石柱、石板砌成，外牆壁均有花鳥圖案。因其山牆狀似鑊耳，故稱”鑊耳屋”。在明清時期，一般是出過高官的村落或有功名的鄉紳才有資格在屋頂豎起鑊耳封火山牆。鑊耳屋象徵着官帽兩耳，具“獨佔鰲頭”之意，也是家境殷實的象徵。後來，只要是發了財的村民，都會建造一所鑊耳屋以顯示其富有與氣派 ^[38]  。開間越多意味着等級越高，這自然與先民的等級觀念相關。 ^[39-40] 

潮汕民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佈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規模較小的城鎮平民居屋有佈局狹長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點金為基礎橫向或縱向擴大規模，稱“三廳串”、“八廳相向”、“四馬拖車”、“百鳳朝陽”，其外部輪廓則保留十分規整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大規模的集居式住宅稱為“寨”，這是清代潮汕地區鄉村居民軍事化的產物。從平面上可分為方案和樓寨，從外圍方式上可分為圍牆和圍樓。在潮陽，這種集居式住宅稱為“圖庫”。海濱貧民舊時所居多為塗(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織成牆體的茅屋。潮汕地區建築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採用貝灰和石材。 ^[41] 

客家建築的代表是客家圍龍屋。歷史上客家人社會宗族制的強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祠堂設施的完善和族譜連續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視祠堂的建造。祠堂住處講究風水，重視堂號家聲。客家圍屋堂號，或有直書故土祖地，或言志明義，這些堂號的命名習慣與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現了超大型的土樓和樓房組合成的大理圍龍屋。土樓建築多以夯土或土坯磚為材料，漸而發展到以花崗石、大青磚為建築材料，十分堅固，規模巨大。 ^[42] 

清末至民國時期，嶺南地區出現了騎樓建築，曾經是我國海南、廣東、廣西、福建等沿海僑鄉特有的南洋風情建築。騎樓最早起源於印度，後經東南亞傳入到中國華南地區 ^[136]  ，嶺南地區的騎樓都是當年華僑從南洋返鄉所建。 ^[43-44] 

餘蔭山房(35張)

嶺南園林主要指珠三角的廣府園林 ^[45]  ，是中國傳統造園藝術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國造園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現代園林的創新和發展上，更上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嶺南園林的獨特風格：求實兼蓄，精巧秀麗。在建築形式上，嶺南園林有比較鮮明的特色：一是體型輕盈、通透、樸實。二是裝修精美、華麗，大量運用木雕、磚雕、陶瓷、灰塑等民間工藝、門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細刻，再鑲上套色玻璃做成紋樣圖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猶如一幅幅玲瓏剔透織綿。三是佈局形式和局部構件受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如中式傳統建築中採用羅馬式的拱形門窗和巴洛克的柱頭，用條石砌築規整形式水池，廳堂外設鑄鐵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嶺南文化特點。現存的清代嶺南四大園林分別是清暉園、餘蔭山房、梁園、可園，其他著名園林還有寶墨園、順德和園、粵暉園等。

清代是中國園林建設的鼎盛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個中心，珠三角很多致仕的官員和文人雅士回鄉後都建造私家園林，主要是為了修身養性、頤養天年，閒暇時邀約一幫文人雅士吟詩作畫 ^[102-103]  。在18至19世紀初期，廣州海珠區、西關一帶曾湧現出由十三行商人興建的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私家園林，包括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在內的眾多名園，被稱為“行商庭園”。它們不僅是嶺南園林的巔峯之作，還引發了清代時期歐洲各國模仿“中國式”園林的盛況。1742~1744年間，英國建築家錢伯斯曾兩次來到廣州考察庭園建築。錢伯斯將中國建築設計風格帶到了歐洲，極大地影響了18世紀西方建築“中國風格”的發展，使中國式園林在歐洲風靡了近百年。 ^[46-47] 

嶺南盆景

嶺南盆景又稱廣東盆景，是我國盆景藝術五大流派（蘇、揚、川、徽、嶺南）之一，嶺南盆景有“活的中國畫”美譽。由於廣東的自然環境優越，可提供作盆景的樹種很多，所以，嶺南盆景以樹樁盆景較為盛行。嶺南盆景的盆栽藝術，也有近千年歷史。據史料記載，宋哲宗親政時，蘇東坡被貶廣東，他一到惠州，就賦詩大讚“嶺南萬户皆春色”。到了清代，盆景藝術已普及於民間。《瓊州府志》記述：“九里香，木本，有香甚烈，難長，選最短者，製為古樹，枝幹拳曲，作盆盂之於，有壽數百年者。”

然而，嶺南盆景的發展與藝術風格的形成，乃是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事。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對發展盆景藝術十分重視，省、市園林部門，先後成立盆景協會，並在廣州流花湖西側開闢了西苑，作為嶺南盆景藝術研究中心，由孔泰初擔任技術指導，將嶺南盆景三個藝術流派的優點集中起來，融為一體，因材取勢，就木取景。幾十年來，孔泰初先生為發展嶺南藝術，總結出一套經驗，從而豐富了嶺南盆景的造型風格，使嶺南盆景的藝術造型多姿多彩。

廣東會館(6張)

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發源地，廣州自古就是中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55]  ，富有海洋文化的特質，崇商重利，冒險進取，內外開拓，逐漸形成了中國歷史“三大商幫”之一的粵商，包括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陸豐幫以及其餘廣東各地的商幫。明清時期，粵商足跡遍佈全國，他們所建立的廣東會館、嶺南會館、廣肇會館、粵東會館、潮州會館在全國的地域分佈相當廣泛 ^[56]  。

明清時期，粵商更漂洋過海，廣東會館也逐漸遍及世界各地。廣東會館除集中分佈在東南亞與美洲各國外，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廣東會館。 ^[57]  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顯赫，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羣體，代表人物有盧觀恆、伍秉鑑、梁經國、吳健彰等，而廣州十三行更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58-59]  。近代，廣東出現了一批對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舉足輕重的民族企業家先驅，粵商是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幫之一，嶺南商業文化是近代中國商業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

近現代嶺南商業文化對內產生輻射力的重要原因在於粵籍商人的實力，以粵港華資金融為核心的“華南財團”財力雄厚，外地粵商社團組織活動能量相當大，不論是對先進的大都市上海，還是內地一般城市，都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粵商迅速成為全國經濟的領跑者。 ^[60] 

廣府民系的工藝美術，品類繁多，有的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三雕一彩一繡”是廣州傳統工藝美術的主要代表，即廣州象牙雕刻、廣州玉雕、廣州木雕、廣彩 ^[48]  。廣繡。廣府工藝品還有石灣陶藝、佛山剪紙、佛山秋色、肇慶端硯、新會葵藝、東莞煙花以及肇慶草蓆、陽江風箏、佛山醒獅、朱義盛首飾、木版年畫、金銀銅錫箔、染色紙、獅頭、彩扎燈色；以及各地在建築裝飾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磚雕等，其中以端硯、粵繡、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28] 

“石灣公仔”為代表的石灣陶藝品，是嶺南民間藝術的一朵奇葩，早在明清時期就享有“石灣瓦，甲天下”的美譽。歷經千百年的傳承和錘鍊，石灣陶藝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深受國內外人士喜愛和讚賞。石灣公仔更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121] 

廣雕雕刻藝術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按雕刻的質體分類，可分為廣州欖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磚雕、骨雕等。廣雕是指以廣州為代表的具有嶺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藝及其製品。廣雕中最負盛名的是廣州牙雕、廣州玉雕、廣州木雕。清代以來，廣州工匠根據西方客户的要求，選擇各種名貴材料，精鏤細刻，形成了新穎、生動逼真、精巧細膩的廣雕藝術品，更成為朝廷貢品，故宮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陳祖章、翁昭、翁榮標、李定寧等。 ^[49-50] 

廣繡與潮州刺繡合稱粵繡，是中國四大名繡之一。廣繡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唐代成為朝廷貢品，到明代中期已揚名海外，18世紀風靡了英國皇家及上流社會，英、法、德、美各國博物館均有收藏，故宮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廣繡的優秀作品。廣繡大致分為兩大品類:" 一是盤金刺繡，二是絲絨刺繡。"盤金刺繡以金線為主，輔以彩紛刺繡，金碧輝煌，燦爛奪目，雍容華貴。絲絨刺繡開絲纖細，色彩繽紛，繡出的花鳥尤其精美。 ^{[48]  [51]} 

廣州外銷扇(12張)

廣彩的全稱是“廣州織金彩瓷”，產生於清康熙年間，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所謂織金彩瓷，就是在各種白胎瓷器的釉上繪上金色花紋圖案，彷彿錦緞上繡以色彩絢麗高雅華貴的萬縷金絲，然後用低温焙燒而成。廣彩是運用中國織錦圖案的手法，以色彩豔麗、構圖嚴謹、繪工精細著稱，宛如無數金銀彩絲織於白玉之上，顯得是那麼光彩奪目、富麗堂皇。作為外銷瓷，廣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國際聲譽，有“世界官窯”之稱，歐洲許多國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廣彩瓷品。 ^[52] 

中世紀以來，扇子在歐洲被女性視為必不可少的服裝點綴品，這些外銷扇材質名貴、工藝奇巧、紋飾華美、色彩絢麗，廣州外銷扇受到18世紀至20世紀的歐洲貴婦歡迎。廣州工匠將“廣式”工藝與西洋審美相融合，包括象牙鏤雕、玳瑁拉絲浮雕、累絲燒藍、鵝毛彩繪、寶石鑲嵌、鎏金錯銀等各種令人讚歎的製作工藝，創作出了大量中西風格共融、專供外銷的扇子。 ^[53] 

潮汕地區是中國工藝美術10個重點產區之一，潮汕工藝美術品類豐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藝、刺繡和木雕。潮汕地區陶瓷生產歷史悠久，楓溪工藝陶瓷最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與浙江東陽木雕並列為中國兩大民間木雕體系。潮州金漆木用於建築裝飾、傢俱裝飾、神器裝飾以及案頭擺設。近代以來，在潮繡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利用特種材料或吸收外來工藝手法，發展為珠繡、抽紗等新的繡種，在60年代，又發展了通錦繡的新品種 ^[54]  。潮汕工藝美術品還有潮汕剪紙，潮汕嵌瓷、潮州鑼鼓和麥稈貼畫等傳統手工藝品，琳琅滿目，素享盛名，產品遠銷世界各地，同時又是上乘的旅遊購物工藝品，深受人們喜愛。

金漆木雕是木雕藝術的一種形式，它以木雕為基礎，髹之以金，自明代開始逐漸形成定式。明初的木雕多為平面雕飾，至萬曆年間始向單層鏤通發展。清代是這一藝術形式發展的鼎盛時期，不少達官貴人對“金碧輝煌”情有獨鍾，於是，所營建的祠堂和豪宅，無不以金漆木雕裝飾。現存的金漆木雕代表作最早的有開元寺的大殿龕桌和圓雕貼金千佛塔；較完整的建築有晚清時期的潮汕“已略黃公祠”等。潮汕金漆木雕多以樟木或杉木為基本原料，加以生漆和金箔。雕刻形式有浮雕、立體雕和通雕等。

粵菜是中國的四大菜系之一，粵菜即廣東菜，是中國傳統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源自中原 ^[137]  。狹義上的粵菜指廣府菜（即廣州府菜），廣義上又包含潮州菜（也稱潮汕菜）、東江菜（也稱客家菜），三種風味各具特色 ^[138]  。廣州菜範圍包括珠江三角洲、粵西、粵北部分地區，香港、澳門等地，但凡使用粵語的地區都屬廣府菜文化圈。 ^[61]  用料豐富，選料精細，技藝精良，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擅長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處。還兼容許多西菜做法，講究菜的氣勢、檔次。

清末時期，粵菜被廣東商人帶到上海。民國時期，粵菜在上海逐漸取得霸主地位，並贏得“國菜”的殊榮，“食在廣州”的聲譽便由此而起 ^[62]  。粵菜更被廣東華僑帶到世界各地，成為最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菜系，是中國菜在國外的代表 ^[63]  。

“喝茶”在粵方言裏稱作“飲茶”，廣州人愛“飲茶”，茶文化既是民俗文化，又是飲食文化。據説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到廣州時，就曾與貼身侍衞上過茶樓飲早茶。毛澤東有“飲茶粵海未能忘”詩句。在廣州，民間以茶相待已成為一種禮節，如有客到，第一件事便是奉上一杯“靚茶”，第一句話是“請飲茶”，以此表示主人的熱情、友好和禮貌。由於嶺南自古具有“重商”的價值取向，“飲茶”也從家庭走向市場，使廣州的茶文化集觀賞價值、體驗價值、服務價值和商品價值於一身。飲茶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超越了單純“茶”的範疇，已經成為社會交際方式的一種。

潮州工夫茶：《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稱：“中國講求烹茶，以閩之汀、漳、泉三府，粵之潮州府工夫茶為最。”

廣府地區的節俗有迎春花市、番禺飄色、生菜會、醒獅、龍獅、鰲魚舞、黃閣麒麟舞、市橋水色、佛山秋色、魚燈、乞巧、中秋燈會、元宵燈會、重陽登高、鳳舞、八音鑼鼓、木魚歌、龍舟、北帝誕、波羅誕、鄭仙誕、金花誕、何仙姑誕、日娘誕、魚花誕、田了節、盂蘭節、木偶戲、賣身節、羊城荷花節等 ^[64]  。潮汕地區節俗有營老爺、燒塔、出花園、賽大豬、鹽灶拖神偶、汕頭迎春聯歡會；客家地區有梅州國際山歌節；廣東連南瑤族地區有盤古王誕（耍歌堂節）。

主詞條：粵語、客家語、潮語

粵語是澳洲第五大語言 ^[65]  ，粵語在香港、澳門享有官方語言地位。粵語被聯合國正式定義為語言，並且有一説法，把粵語認定為日常生活中主要運用的五種語言之一（Leading Languages in daily use） ^[66]  。

廣府文化是指廣東省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的文化，具體範圍包括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及其周邊的粵西、粵北部分地區 ^[104-105]  。由於廣府人主要是自唐宋時期開始由粵北南雄珠璣巷陸續南遷入，因此珠璣古巷被譽為廣府文化的發祥地 ^[104-105]  。廣府文化在嶺南文化中影響最大，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廣東文化的代稱。如廣州話稱為“粵語”、“廣東話”；廣州戲劇音樂分別稱為“粵劇”、“粵曲”、“廣東音樂”；廣東曲藝説唱之一的粵謳 ^[157]  ；廣州工藝品的重要品類被稱為“廣繡”、“廣彩”、“廣雕”、“廣式傢俱”、“廣琺琅”等。廣府早期的民居建築，較為明顯受到江南地區建築模式的影響，代表建築有鑊耳屋、嶺南園林，清末在廣州的西關地區形成了獨特風格的西關大屋民居。近代受西方文化影響，在僑鄉出現有異國風格的碉樓，在城市出現別墅式居宅，這些均開了南國建築風氣之先河。廣州的象牙雕刻、玉器、紅木傢俱、積金彩瓷等；佛山陶瓷、木版年畫、剪紙、金銀銅錫箔、染色紙、獅頭、彩扎燈色；新會葵扇；東莞和南海煙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築裝飾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磚雕等，其中以端硯、粵繡、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潮汕文化是在古閩越文化基礎上，以中原漢文化為主體融合俚僚畲胥等族文化而形成的， ^[67]  粵東畲族祖先所創造的文化，是潮汕文化中一支古老的來源，也就是潮汕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基礎。 ^[68]  畲族文化與潮汕文化的關係歷史上就是極其密切的， ^[68]  經過長期的影響、融合，畲族文化已成為潮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69]  廣東潮汕地區的潮汕人所創造的文化即為"潮汕文化"，是漢民族中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的一個支系。潮汕文化包含着許多文化特質，其中，語言是最具有區別性特徵的一種。因而，通常把潮汕文化理解為由講潮汕話的民系所創造的一個文化共同體。潮州文化具有民間性、兼容性、精細性、開拓性等特點，是一個動態的開放體系。它的形成過程，是本地畲族等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經過多次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而逐漸融合的過程。在自成體系之後，由於潮汕人的遷徙，潮汕文化向海外傳播，同時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斷髮展。

潮汕文化傳統的形成與延伸，受區域環境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制約，同時也滲透着中華文化固有的基本精神。具體地説，潮汕文化乃溶合海洋文化，畲族文化、宗教文化、中原文化而成。顯示出鮮明的區域個性。影響潮汕文化的最重要人文因素是畲族文化，對潮汕文化的影響是極為深廣的， ^[68]  畲族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經過長期的影響、融合，畲族文化已成為潮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70]  。潮汕文化的底基，其畲族文化的素質是非常深厚的，越談越難以分開。 ^[145]  潮汕鳳凰山是中國七十多萬畲族同胞世代相傳的始祖開基地、民族發祥地，在中國80多萬畲族同胞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將潮州本地畲族文化保護傳承好，對中國的畲族同胞來説有重大意義。研究畲族文化與潮汕文化的結合、影響和淵源，可以見證少數民族與漢文化融合。 ^[143] 

畲族是古代潮汕最有影響力的土著民族，畲族文化是潮汕土著文化的主體， ^[71-72]  潮汕文化的形成受到畲族文化的影響，經過長期的影響、融合，畲族文化包括語言、民歌、戲劇、風俗習慣已融合到潮汕文化之中。比如潮汕人把用方言唱出來的歌謠，稱為“畲歌”。畲歌格式至今仍被潮州歌冊採用，而且潮州歌冊還秉承了畲歌的史詩形式和“小説歌”的形式。畲民還有一些特殊的節日，比如農曆正月初的拜始祖盤瓠節、三四月間的拜老爺節或田頭伯爺協天大帝節等。而農曆十月十四(五)日的神農節，畲民又稱“五穀爺生”節。這些習俗直到今天仍在閩南和潮汕地區廣泛流行。宗教文化在潮汕大行其道，顯然與畲族的影響息息相關。乾隆年間，潮汕九縣立寺觀達三百餘座，堪稱宗教活躍區。潮汕宗教文化，同樣屬複合體，主要表徵為儒、釋、道並存，尤以道教影響更深。 ^{[71]  [73-74]} 

潮汕方言，即潮汕話，又稱潮州話，屬漢語方言八大語系之一的閩南語系。它的詞彙豐富，幽默生動，富有極強的表現力，並保存着很多古漢語的成份。潮汕話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語言體系，更多地受到畲族語言的影響。 ^[75]  潮汕方言中的許多詞語——“媽汶笑”、“蠻汶笑”（意為微笑）、“浪裂”（意為非常）、“有盤”、“有盤口”（意為有辦法）、“天普霧普霧”（意為天亮前後）等俗語以及大量無字可書但卻説起來十分形象生動、明白貼切的詞語，其中當有很多畲語的遺蹟。 ^[144] 

潮汕地區民間藝術包括潮劇、英歌舞、燈謎、剪紙、版畫、龍鳳舞、雙鵝舞、紙影（即潮汕木偶戲）等。潮汕工藝美術包括木雕、石雕、美術陶瓷等。其中潮安縣金砂鄉從熙公祠的石雕精雕細刻的潮汕文化，堪稱潮汕地區石雕的瑰寶。潮繡是我國四大名繡之一——粵繡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現，明、清兩代更趨成熟。潮繡講究構圖均稱，色彩濃烈，富麗堂皇，針法千變萬化。 汕民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佈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 大規模的集居式住宅稱為“寨”，在潮陽，這種集居式住宅稱為“圖庫”。潮汕祠堂系統地運用木雕、石雕、嵌瓷這三大潮汕建築工藝，裝飾豪華，富麗堂皇，雄偉壯觀。此外潮汕土樓也頗具特色。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種帶有民間信仰性質的慈善機構。在這種善堂文化的薰陶下，潮汕人都樂於做慈善事業。

潮汕民歌， 畲族人喜歡唱歌，是一個以歌代言的少數民族。畲族民歌歷來對潮州文化，特別是對潮州民歌 (兒歌)的影響頗深，在民間有“畲歌仔”、逗畲歌”等。根據材料記載，很久以前畲族便有盛大的節日“盎歌會”，以傳喝《高皇歌》和《麟豹王歌》為核心內容。《麟豹王歌》是反映盤瓠王英雄事蹟的史詩。這些畲歌，大多可在潮州的歌謠中拽出它的影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鳳凰山畲歌中的《送神歌》。該詩反映了先前畲胞生活的艱辛，而在潮州戲中又是另一番表現。 ^[75]  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調，而蛋歌卻是最原始與它有影響的東西。畲歌、蛋歌是最純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 ^[144]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傳統文化，這也是潮汕人一直驕傲的地方。除了傳統的節日外，他們還保留着盂蘭節，中秋燒塔,新年燒龍等等中原已消失的習俗。另外較有特色的還有“人節”食七樣羹，澄海賽大豬，鹽灶拖神等等習俗。潮汕菜源於潮汕地區，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時至今日，潮汕菜已經發展成為獨具嶺南文化特色、馳名海內外的我國名菜之一。潮汕小吃，品種繁多，香味可口。信手拈來就有西天巷蠔烙、貢咕鵝肉、老姐豬腳飯、老媽宮粽球、朥糕，以及各類粿品、甜品。潮汕功夫茶, 融精神、禮儀、沏泡技藝、巡茶藝術、評品質量為一體的完整的中國茶道形式。

廣東客家民系主要分佈在梅州、河源、惠州、韶關、深圳龍崗等地。客家人是歷史上由於戰亂、饑荒等原因，中原漢民族逐漸南下，其中一部分進入贛閩粵三角區，與當地畲族、瑤族等土著居民發生血緣上和經濟文化上的交融，最終形成一個獨特而穩定的漢族支系。他們具有獨特的客家方言，獨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態。因此客家文化概括地説是以漢民族傳統文化為主體，融合了畲、瑤等土著文化而形成的一種多元文化。 ^[76-79]  南宋以來，客家先民與畲族先民對於封建官府的軍事鬥爭接連不斷，他們經過長期的接觸和交流，面對封建官府的壓迫，認識到彼此利益的一致性，建立了親密關係，逐漸走向融合。 ^[78]  客家文化與畲族文化幾乎到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難以分辨的程度。畲族自稱“山哈”或“山達”，“哈”、“達”，畲語意為“客人”，“山哈”即指居住山裏的客人，所以景寧漢族稱畲族為“客家人”，畲族稱漢族為“民家人”。 ^[141-142] 

客家文化在語言、服飾、生產方式、民風民俗等方面都受到畲民的影響。畲民的服飾對客家人尤其是對客家婦女的影響很深。過去客家婦女髮辮盤成高鬢，狀如獨木舟，謂之“船仔鬢”，並系以紅繩，插上銀簪，顯然是受到畲族的影響。客家人的某些禮俗亦頗似畲民。如過去的客家女子大多數夜晚出嫁，男方家點蒸子或松明火把去迎親，女子婚後第三天即回孃家謂之“轉門”；畲族婦女和客家婦女都不纏足；男女關係也不像中國傳統社會那樣，有所謂“男女之大防”。生產生活方式上例如畲民種菁，客家人也種菁。客家人和畲民都愛唱山歌，常用山歌來抒發種種喜怒哀樂之情。 ^[80] 

客家先民向畲族學習當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例如，開墾梯田；種植適於山坡旱作的稻子“畲禾”和適於山區的早熟水稻“百日子”，以及單季稻“八月白”等；施用草木灰作肥料；將青石燒成石灰施入深山冷水田，使田得其煖；利用田邊地角種植芋頭等等。畲族的這些墾殖耕作方法，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客家山區中仍可見到。至於在飲食和生活器物方面，如畲民用大瓢作水瓢，以長柄瓢當舀酒的酒瓢等日常器物，也傳給了客家人。 ^[81] 

三山國王信仰。三山國王是今日粵東客家人中影響最大的神帝之一，不少人認為它是客家人獨有的神明。但其實粵東的福老人、畲族人民以及從粵東移居台灣、海南島、東南亞各國的移民都信仰三山國王。如潮安碗窯、山犁、李公坑、饒平石鼓坪，豐順風坪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國王神，每年正月都要舉行迎送三山國王神的儀式，其中潮安碗窯、山犁畲民還把三山國王神置於必須迎送的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館黎族館中，至今還陳列着一面寫着三山國王字樣的三角形紅旗。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國王的明證。 從時代特點來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粵東土著民族的信仰，而當時粵東的土著民族是後來畲族與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國王信仰也是由畲族傳給客家人的。 ^[82-83] 

客家圍屋是客家民居的典型代表，是軍事鬥爭的產物，軍事防禦能力強大，圍屋比土樓的門少，每個門都是木頭包鐵皮的、三層的。最重要的是，圍屋四方形的圍牆四角各有一個高出來的炮樓，所以 “沒有軍事死角” ^[84]  。客家民居還包括土樓、圍龍屋、走馬樓、五鳳樓、四點金、多槓樓及中西混合式等多種形式，集中體現了中原宮殿式、府第式、四合院式等建築風格，反映了客家人的歷史和傳統文化變遷。 ^[85] 

客家方言是漢民族共同語的一個分支，既保持了唐宋中原的古韻，又在閩粵贛特定的生存環境中吸收當地畲族、瑤族的語言因素而形成獨具特色的客家話。如客家語用“娓”來稱呼母親，這在漢語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中都是少見的。然而在畲語和苗、瑤語中則多用“娓”來稱母親，其中不難看出淵源關係 ^[81]  。章太炎對客家語言系統作過一番研究工作，他選取了63條客家話詞語，用《説文》、《爾雅》、《方言》、《禮記》、《毛詩》、《戰國策》、《老子》等古代典籍加以印證，説明客家方言的詞彙與古漢語同源，客家話保留了部分中州音韻。 ^[86] 

客家山歌繼承了中原地區古代民歌的傳統和《詩經》風格，後隨客家人由北而南的遷徙，吸收了畲族、瑤族等土著居民歌謠的精華，是客家人在長期勞動和生活中集體創作的民間文藝奇葩。 ^[87-88]  歷經千年傳承、興盛不衰，廣泛流傳於廣東省梅州、惠州、韶關、河源等14個客家方言地區，具有濃郁嶺南特色和深厚羣眾基礎。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發情懷的特有表現形式，被譽為有《詩經》遺風的天籟之音。 ^[89] 

客家祭祀，客家人有所謂“檢骨葬”的風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贛南，以及與客家相鄰的閩南地區都很盛行，其要點是“每至大寒前後，攜鋤執簍，齊詣墳頭，自行開視，如骨少好，則仍安原所，否則檢骨瓦嬰，挑往他處。明歲此時，又再開看，’因為重在檢骨再葬，所以“有數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擇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後，乃發擴啓棺，檢取骸骨貯之罐中而改葬焉。”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次葬”；檢骨改葬之時必須用於布把骨殖擦乾淨，稱為洗骸，故又稱“洗骨葬”。此俗的來源，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中所謂的“孝敬祖宗，負骸轉徙”的觀點是經不起推敲 ^[90]  。其實這種風俗也是古代荊楚蠻、五溪蠻和百越民族的舊俗，晉張華《博物志》、《南昌史・顧憲之傳》、《隋書・地理志下》、宋朝朱輔《溪蠻叢笑》等書都有相關記載。中原漢人素主入土為安，《周禮》有“禁遷葬者與嫁瘍者”之制，客家此俗是客家先民與包括畲族先民在內的古代湘贛閩粵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產物 ^[91]  。嶺南地區的畲族、壯族、仫佬族均有“二次葬”的風俗。 ^[92-94] 

客家菜承傳了中原飲食文化和南遷後新的食材和飲食習慣，又受到畲族等土著飲食文化影響 ^[95]  。與客家人的生活環境、生活水平有很大關係。客家人早期既多聚居山高水冷地區，地濕霧重，食物宜温熱，忌寒涼，故多用煎炒，少吃生冷，在使用香辣方面更為突出，菜餚有“鮮潤、濃香、醇厚”的特色。擂茶是一枝獨秀的奇葩。作擂茶時，擂者坐下，雙腿夾住一個陶製的擂缽，抓一把綠茶放入缽內，握一根半米長的擂棍，頻頻舂搗、旋轉。邊擂邊不斷地給擂缽內添些芝麻、花生仁、草藥（香草、黃花、香樹葉、牽藤草等）。待缽中的東西便搗成碎泥，茶便擂好了。然後，用一把撈瓢篩濾擂過的茶，投入銅壺，加水煮沸，一時滿堂飄香。

雷州文化，即是雷州民系、雷州半島文化的簡稱 ^[96]  ，又稱雷文化，範圍包括現今廣東省西南地區雷州半島上的雷州市、徐聞縣、遂溪縣、湛江市。地方特色文化有雷祖祠、雷州方言、雷州音樂、雷州歌、姑娘歌、雷劇、雷州石狗、儺舞、雷州換鼓、雷州陶瓷。雷州半島的歷史人物有陳文玉、白玉蟾、鄚玖、陳璸、陳昌齊、烏石二、陳喬森、李晉熙、蔡忠、李浴日等。 ^[97] 

汕尾歷史上多元文化兼容幷蓄、交流激盪，融合昇華，形成獨具特色的海陸豐文化。 ^[159-160]  海陸豐文化一般認為它以福佬文化、客家文化為主，兼有廣府文化。椎髻跣足、刀耕火種的畲族文化，也是海陸豐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158] 

高涼文化，即高陽民系的文化，發源於古代高涼郡 ^[129]  ，範圍包括現今廣東粵西地區的湛江市、茂名市、陽江市。以高州話、吳川話和陽江話為代表方言，地方特色文化有冼夫人崇拜、冼太廟、銅鼓、年例、陽江刀剪文化、高州角雕、陽江風箏、陽江漆畫、陽江奇石、根雕等。 ^[124-128] 

西江文化作為一個地域文化，產生於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環境之內。西江流域在廣東境內包括封開、鬱南、懷集、廣寧、德慶、羅定、雲浮、新興、高要、四會、肇慶等縣市（原肇慶地區），分屬西江及其支流賀江、新興江、羅定江、綏江等流經範圍。由於梧州（蒼梧）歷史上在西江所處的重要地位和所作出的貢獻，又具有代表性，因此，西江文化地域也包括廣西梧州。 ^[150-151] 

嶺南區域歷史開發有自北向南、從西往東、從山區到沿海的空間推移過程，也形成了與此大致相應的地域文化分佈格局。西江地區作為嶺南開發自西往東空間推移的第一站，文化發生比許多地區要早，故封開、梧州一帶有“初開粵地”之説（轉見廣東省科學院丘陵山區綜合科學考察隊主編：《廣東山區國土開發與治理》第85頁，廣東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後來又成為嶺南文化的一箇中心。 ^[150-151] 

磨刀山遺址的考古發現把廣東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從距今約13萬年前的馬壩人時代提前至距今80萬—60萬年，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作為嶺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磨刀山遺址入選“201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於2019年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61]  。

以磨刀山遺址為代表的南江舊石器文化，表明距今數十萬年前，最早的南粵先民即踏足南江流域，並在此繁衍生息。磨刀山遺址和南江舊石器地點羣的考古成果，不僅延長了嶺南古代社會和文化歷史的長度，同樣也拓寬了嶺南文化的深度。位於南江流域的磨刀山遺址，是南江文化的始發點，也是嶺南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根” ^[161]  。

海陸絲路、由水而興。古時，交通多依靠水道，受羚羊峽天險的影響，從當時嶺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廣信(今封開)出海，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從廣信渡過西江，沿南江一直向南，在羅鏡、太平跨過分水嶺後分別沿鑑江、漠陽江南下出海。南江打通了肇慶封開的古廣信到南海的通道，即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的對接通道，成為了中原漢人南遷嶺南、雷州半島乃至海南島的一條交通要道，而羅定也因此成為粵西與南路沿海各縣貨物運輸中心，南北賓客絡繹不絕，經濟繁榮昌盛。歷朝歷代均在此建州制縣，使之成為嶺南州縣建制最多之地 ^[152]  。

南江（今羅定江）是嶺南文化的臍帶， 將它和西江、 北江、 東江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是因為它孕育的青銅文化給嶺南帶來了文明的曙光， 它曾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黃金水道，見證着嶺南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過程。隨着歷代大量漢人的移入， 形成了南江地區開放、 兼容的多元文化特色 ^[153]  。

漠陽江是廣東一條單獨流入大海的小河，貫穿陽江市全境。漠陽江流域由於三面環山，一面靠海，土地肥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易守難攻的魚米之鄉。由於這個優勢，遠古時代土著文化在這裏孕育和發展。隨着歷史的發展，中原漢人南下，使得漢文化移植到這裏。以後閩人和少數海外居民入居，帶來閩南文化和海外文化。多元文化在這裏相互交融、整合成具有自己文化特質和風格的流域文化，就是“漠陽文化”。漠陽文化屬於廣府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宋代以後漠陽文化不斷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質和風格 ^[155]  。

廣義上的廣府文化是指廣信文化，區別於狹義的主要流行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州）府文化：一些學者以行政區劃來解釋“廣府”，認為“廣府”即“廣信府”，提出了“封開是‘廣府首府’”，為廣義的“廣府人”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此提法的依據是:漢武帝統一中國， 在嶺南設交州，下轄兩廣及交趾地區，刺史治就設在古廣信，即今天的廣東封開與廣西梧州一帶，所以封開是中央政權在嶺南粵語區域最早的行政首府。“廣信府”歷時長達近400年，誕生了輝煌的“古廣信文化” ^[162]  。

到東漢時，班固撰《前漢書·地理志》首次使用“粵地”一詞稱呼作為漢族地域文化雛形的廣信文化。據《説文》粵“從寀從於”，是個合體字，寀於即蒼梧也，説明其時廣府漢族地域文化的雛形是以蒼梧郡治廣信縣為中心的，陳欽、陳元、牟子、士燮等影響全國的著名學者就是出現於其時其地。正因為漢文化巨大的內聚力，與百越文化相結合，這才將嶺南散沙狀的部族，凝聚成為一個族羣。因此，廣府民系，廣府方言、廣府文化於廣信的“漢化定型”便由此內聚而成 ^[163]  。

2011年，史學文化界對此初步達成共識：“廣信（今封開、梧州）亦成為最早的廣府首府，嶺南古都。”嶺南古漢族最早形成的民系——廣府民系，並不是人們過去所認為的遲至南宋末年珠璣巷開基的，而應該提早1000多年，已在廣信作為嶺南文化古都之際便形成了。珠璣巷開基的僅是這個民系後來融入的一部分。否則，無以解釋在南宋之前，活躍於兩廣的、操着今日白話的粵人屬於哪個民系或民族 ^[165]  。

語言學家羅康寧在《粵語的文化價值》中強調：“雖然廣州話沒有全濁音，但粵西、桂東一帶的粵語，是有全濁音的。”今天的“封川話”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古漢語“濁塞音”的聲母系統，這是粵語起源於封開的直接證據。同樣，很多濁音的讀法也存在於梧州話中 ^[165]  。

“廣信府”的主要區域是粵語區域，其中西江流域是粵語的主要分佈區域，其粵語與廣州話的共同特徵較其他粵語區域明顯。可見，“廣信府”對粵語的形成與廣府民系的形成，影響至深 ^[162]  。

廣信文化成為兩廣地區凝聚地方認同的文化紐帶與文化符號，成為共同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 ^[165]  。

漢族是自秦漢以後由中原各地陸續大量地遷入廣西，遷入時間不一，遷入地點不斷變化，又與當地少數民族長期共處互相同化，加之各地的地域交通情況各有不同，所以廣西各地的漢族發展情況比較複雜， 各具特點，稱謂很多，有客人、土州人、民户、黎民、百姓、新民、來人、菜園人、蔗園人、射耕人、疍民、官人、軍人、客家、平語人、伢人、六甲、土拐、白話人、湘人、廣佬、福佬 、反壯、先人、唐人、平原人、高山漢、山湖廣等不下數十、百種，這些稱謂是因原居地(祖籍地)或因遷入先後、職業、居住環境、語言、習俗等之不同而得名的。

廣西漢人基本上操漢語，漢語方言主要有粵語、西南官話、客家話、平話、湘語、閩語等六種。粵語主要流佈於整個桂東南地區和橫縣、南寧以及左右江一帶縣城集鎮；西南官話 使用人口在500萬以上，主要流佈於桂北地區及其他一些地區的縣城；客家話主要流佈 於陸川、柳江、柳城等縣，並散佈全區各地；平話北起靈川、南至憑祥，西至百色，東達靈 山的廣大地區之交通要道附近；湘語主要流佈於桂北的全州、灌陽、資源 三縣和興安縣大部；閩語主要流佈於南流江沿 線博白、陸川等地及西江上溯沿其支流到達賀州、平樂、桂平等地，流佈範圍大而分散。 ^[98] 

有人曾以語言作區分，將廣西漢族分為“官、平、白、客”數支，但僅僅語言( 方言) 差別還不足以全面反映民族內部的分支及特點。近年有的學者主要根據習俗文化心理與民族關係特徵，參照地域、語言(方言)特點將廣西漢族劃分為：普通漢族、客家人、蔗園人、百姓人、六甲人、疍民、伢人、福建人等數支。普通漢族支是指與中原地區所謂“一般漢人” 的風俗民情相去不遠、具有漢族內部一般特徵通性的漢人。廣西這部分漢人，人多、分佈廣，包括了大部分操官、湘、粵語的人羣。以此為基本參照，根據習俗文化、語言、羣體意識等差異而再劃分出上述的客家、蔗園、百姓等各支系。蔗園、百姓、伢人、六甲仍保持有一般漢人的基本特徵，但又都帶有因受當地“少數民族同化”(如壯化、侗化、仫佬化等傾向 ，而以壯化為主)而增加的若干特徵。總之，被少數民族同化而新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語言、習俗心理，造成了這幾支漢人的一些各自特色而另成支系。疍民則是由“水居”而形成了一些特殊習俗和認同心理的漢族支系。客家人與福建人則因方言特點突出和有不同於一般漢人的某些習俗心理而另分支。

漢族社會中，宗族觀念很強，幾乎每村都有公共的祠堂，有一年幾次的聯合祭祖活動， 新中國建立前還有公田和專門的家族組織，如今公田沒有了，但宗祠、宗族、聯宗祭祖等組織與活 動形式仍大多保留。漢人地域觀念較強，新中國建立前，外地各省入桂者多組織同鄉會，串聯同籍 人士聯誼互助，這類同鄉會所建立的會館很多，遍佈各地城鎮，其中以廣東、湖南、江西、 福建等省為最。廣西漢人的宗教信仰是揉雜式的，沒有形成統一的宗教，少數有信仰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 的，而以道教、多神崇拜為主，特別崇尚祖宗崇拜。漢族神靈體系有佛教的寺、庵，道教及 多神信仰的祠廟、壇、台、堂等類型，幾乎每村都設有“社”、“廟”，尤以家廟(家庭神 台)、家神的供奉尤為盛行。封建傳統道德思想對人們仍有較大束縛力，如男尊女卑、宗嗣 繼承、多子多福等觀念仍有較深刻影響。漢族通行一夫一 妻制的父系家庭，婚姻家庭比較穩固，過去崇尚複合大家庭，如今已向小家庭分化。婚姻保 留有傳統儀式，唱嘆(哭嫁)、鬧洞房、回門等儀式在農村仍比較流行。葬式多行二次葬，也 有部分地區實行一次葬，不少地方還保留着某些繁雜的葬儀，如打齋、做道場、守靈、守孝 、唱教、祭奠等。節慶很多，主要節日有春節、二月八社、清明、端午、中元、中秋 等，還有三朝、滿月、百日、對歲，做壽等人生禮儀。逢節慶，喜舞獅、舞龍。 ^[98] 

廣西的主要地方劇種。在原已流行於廣西的崑腔及地方小戲的基礎上，吸收了湖南祁劇 、湖北漢劇、安徽徽劇成份，相互融合而成。腔調以彈腔為主，兼有高腔、崑腔、吹腔及雜 調，屬皮黃系統板腔體的戲曲形式。樂器伴奏分文場和武場。文場使用胡琴、月琴、三絃及 曲笛、梆笛和嗩吶；武場使用脆鼓、戰鼓、大小堂鼓、扎板、大小鑼、鈸、星子、碰鈴等。 桂劇演出分生、旦、淨、醜四大腳色行當，以演小生、小旦、小丑“三小戲”見長。表演質樸細膩，聲調優美，唱腔委婉，加之使用桂林方言演唱，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深受人們歡迎。

多數學者認為桂劇是由湖南祁劇在清乾隆嘉慶年間隨移民而傳入廣西，故能與祁劇同台演出。習用桂林官話演出，屬皮簧系統劇種。傳統 劇目有“大小本雜八百出”之説。聲腔有高腔、崑腔、彈腔、吹腔和雜腔小調，但以彈腔( 南北路)為主。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唐景崧曾建桂林春班，並撰劇40出，合為《看棋亭雜 劇》。其表演在草台期間以歷史戲為主，較為粗獷。30年代後則以“三小戲”見長，重做功 ，表演細膩，生活氣息濃郁。行當大體分生、旦、淨、醜四大行。舊時多為班社劇。 1938年歐陽予倩在桂林組建桂劇實驗劇團，在劇目、表演、導演、化妝、裝飾方面進行全面 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先後建立了16個桂劇團。歷年代表性劇目有《拾玉鐲》、《 西廂記》、《鬧嚴府》、《合鳳裙》、《打棍出箱》等，創編劇目有《開步走》、《金田起義》、《泥馬淚》、《瑤妃傳奇》等。

我國南方一大戲曲劇種，形成於廣東，於清咸豐年間傳入廣西，主要流行於桂東南、南寧以及左右江一帶粵語地區。清咸豐年間粵劇“廣東班”常到桂平、南寧等地演出，一些粵曲愛好者常雲集“廣東班”住地，參加吹拉彈唱，學習粵劇演唱藝術，逐漸形成了廣西自己的粵劇藝術隊伍。

彩調是地方戲曲劇種，廣西各地均有演出。舊時各地稱呼不同，桂北地區稱為調子， 在地方誌書中稱採茶、唱燈，鐘山一帶叫“耍牡丹”，桂西南則稱作“咿嗬嗨”。1955年春，定名為彩調。清代中葉，湖南人移居廣西，不少擅演花鼓的泥水、瓦、木、 鐵 匠穿鄉遊村，業餘演出，約於清末方立足廣西。初時，多在農村及圩鎮演出，主要以小丑、 小旦為主(“二小戲”)，表演幽默詼諧、載歌載舞的愛情小戲。後增加小生為“三小戲”， 多演生活小戲，稱為“江湖調”。部分藝人一度參加桂劇班演出，稱為“陰陽班”，在劇目 、音樂、表演、化妝上受桂劇的影響。演出劇目有《王三打鳥》、《三朵小紅花》、《三看親》、《喜事 》、《五子圖》等。音樂上已形成獨具特色的腔、板、調、曲四大類計400餘首。表演上輕 松活潑，以矮樁扇花、手巾花見長。有青蛙、鯉魚、桃子、梅花等動植物臉譜，富有鄉土氣 息。

據考，彩調劇是由廣西民間歌舞和説唱文學接受湖南花鼓戲、雲南花燈戲、江西採茶戲的影響演變而來。其藝術表演形式經歷了由一戲一腔、一問一答、一唱一和、邊歌邊舞 的“對子調”，到一戲多腔、具有統一風格的彩調音樂和較完整的戲曲表演體系的“江湖調 ”的發展過程。彩調善於反映生活，“江湖調”在反映生活方面比“對子調”前進了一大步 ，人物增多，劇情趨向曲折。生、醜、旦是彩調戲的主要腳色行當。

廣西素有“歌海”之稱，生活在這“歌海”中的漢族和壯、瑤、侗、苗等兄弟民族一 樣能歌善舞，其山歌既有一般漢族山歌的特點，又由於受廣西少數民族山歌的影響，而具有 濃郁的地方色彩。

廣西漢族山歌內容豐富，有生產勞動過程中的“節氣歌”、“插秧歌”、“收禾歌”、 “打場歌”、“漁歌”；紅白喜事中的“哭喪歌”、“哭嫁歌”、“酒歌”；各種社交活動 和娛樂活動中的“情歌”、“猜謎歌”等。山歌的形式又因地區的不同而各具特點，故又有 “柳州山歌”、“桂林山歌”、“桂北山歌”、“桂東南山歌”、“水上民歌”等稱。流行於桂林、柳州、桂北、桂西北及桂中一些地區的山歌，大都用西南官話演唱，由於廣西稱西南官話為“桂柳話”，故又稱“桂柳山歌”。桂東南、桂南以及散佈於各地的水上疍民的山歌是用粵語來唱的，又叫“白話山歌”。另外還有用客家方言唱，流行於陸川、博白、貴港 、柳江、柳城等地的“客家山歌”和用閩南方言唱，流行於博白、玉林、北流、桂平、賀州 等地的“閩南山歌”等。廣西有一部分操平話的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長期雜居共處，分別與 壯、侗、苗、仫佬等民族相互同化，形成為具有“融合特徵”的漢族不同支系，他們的山歌 明顯受到當地少數民族影響，如主要流行於三江侗族自治縣境內的漢人六甲歌，帶有明顯的 “侗味”；柳城的漢人百姓歌，帶有較明顯的“壯味”、“仫佬味”的特點。

漢族民間傳統舞蹈之一。在廣西各地均極為流行。龍是民間崇拜的吉祥物，人們視其為 管雨水之神的化身。每逢喜慶佳節，都要以龍舞助興，俗稱“耍龍燈”。龍舞主要道具是“ 龍 ”。龍用木、竹、布、紙紮成，形式多樣。內燃蠟燭，專門在晚上表演的叫“龍燈”，不燃 蠟燭，以彩布、綢緞為龍衣，只供觀賞或能上、下、左右舞動的叫“布龍”。大者長達數十 米，龍頭高數米，做工精巧，造型威武，此外還有小型的“板登龍”、“百葉龍”。舞龍時 ，一人手持綵球在前戲龍，巨龍左右翻卷，舞動幅度大，動作連貫，一氣呵成；舞者情緒熱 烈，伴之以陣陣緊鑼密鼓，展示出一種龍騰虎躍，翻江倒海的磅礴氣勢。廣西農村，幾乎村 村有舞龍隊，新春佳節都要走村串户表演，有時各村舞龍隊還開展競賽，交流技藝，活躍了 節日氣氛，促進了人們的往來，增進了團結。

地方戲曲劇種。舊稱本地班、老廣戲、五六腔等。流行於桂西、桂南部分地區。 因活動中心在舊邕州一帶，故名邕劇。起於清嘉慶、道光年間，源於湖南，屬皮簧系統。與 祁劇、桂劇、賓陽絲絃戲、粵劇關係密切，表演、唱腔多相近。大小劇目700餘出，分本路 、廣路兩大類。本路劇目多來自祁劇、桂劇，廣路劇目多來自粵劇。其中有不少“排場” 戲。語言用桂西南官話，雜有一些客家話、平話、壯話、白話俚詞俗語。較有影響的如《 攔馬過關》、《李槐賣箭》、《雪仲冤》等。武功屬南派，講究真刀真槍的“五色真軍器” 。行當有生、旦、淨、醜四大類，細分則與粵劇相似，以小武、武生、散發、花臉當家。“ 文革”後已無專業劇團。

地方戲曲劇種。流佈於玉林、欽州、梧州、南寧、崇左市部分縣、市，又稱採茶戲。由採茶歌發展而來的民間歌舞。形成或傳入年代：一説清乾隆年間從江西經粵北傳入； 一説隨福建、廣東移民傳入。最初僅一醜、一旦演唱歌舞小戲，如《十二月採茶》等。後創編了許多新戲，如《兩親家》等。唱腔以茶腔為主，後吸收了南音和民歌小調等。表演活潑風趣，載歌載舞。

地方戲曲劇種。亦稱地戲或長衫戲。流行於桂東南岑溪市及邊鄰地區。在當地 民 間歌舞“舞春牛”基礎上發展而成。另模擬一些農事活動或生活情節，稱為“戲插”。清末 民初形成為戲。20世紀60年代後創編一批現代生活劇目，如《雞籠》、《親家》等。以春牛 調為主。岑溪文藝隊在創作演出新劇目的同時，對音樂、表演作了改革，使影響不斷擴大。在藤縣， 牛娘戲又稱牛歌戲。

地方曲種。又名玩子。流行於桂林、柳州、宜州、平樂、荔浦等地。清乾嘉年間 由江浙的灘簧傳入桂林衍變而成。初為業餘彈唱，道光年間出現盲藝人專業彈唱。有坐唱、 立 唱和走唱形式。至清末有化裝穿戲服演出，俗稱“文場掛衣”。傳統曲目有《武二探兄》、 《 五娘上京》、《寶玉哭靈》等。唱腔有越調、灘簧、絲絃、南詞四大類。伴奏樂器以揚琴為主。

地方曲種。流行於桂林、柳州一帶。據説從湖南傳入桂林衍變而成。因語調 特點和演唱風格不同，可分為桂林漁鼓、宜州漁鼓、全州漁鼓等支派。演唱者手抱漁鼓，執 簡板邊打邊唱。傳統曲目有《隋唐傳》、《天寶圖》、《萬花樓》等。多用一人主唱眾人 伴唱形式。唱腔有南路、北路之分。南路唱腔柔和婉轉，北路唱腔高亢明朗。伴奏樂器有漁 鼓、簡板、碟子等。

民間吹打樂。流行於桂南、桂東南，尤以玉林、梧州、欽州地區為盛，故名 。一般以嗩吶為主，由高低兩支嗩吶主奏，伴以大鑼、蘇鑼、堂鼓、更鼓、沙鼓、大鈸，有 些還加進二胡、笛子、月琴、秦琴等。廣泛用於民間婚喪、及祝壽、新屋落成等喜慶活動。 曲牌較多，根據需要選用。民間有班社組織。 ^[98] 

門開七面的一種漢族農家傳統住宅。七門，即大門，中門，後門和大、中門間東西兩側各一房一門，中、後門間東西兩側各一房一門。其優點：關閉中門即成兩套兩房一廳，互無 影響的兩單元住宅，便於父子、兄弟分居。暢開中門，即為四房兩廳的單元房間。這種住宅 一般為木或磚(土磚、土衝牆)結構。

廣西漢族鄉村的傳統院落住宅。分封閉式和開口式兩種。建築材料或磚或木，因地制宜。一般坐北朝南。北面正中為堂屋，左右分別為客廳和糧倉；東廂房作廚房和餐廳， 西廂房為卧室。四周有圍牆或僅築牆將東西廂房連接起來並在圍牆同堂屋相對處開門的為封閉式三合院，無圍牆的為開口式三合院。中間的空地主要用作曬場，也有在周邊種植花草果木。

過去，廣西漢族農村婦女節日套裝。特點是一套三件，即頭巾、上衣、下裙。3件相配， 色彩紛呈，極具節日喜慶氣氛。上衣為天藍色，襟開右衽。開襟處繡有3道彩色圖案；長袖 並繡8條不同色彩花紋作點綴。下系裙，裙分上、 下不同色彩的兩段：上段用淨白色表示純潔，下段繡花表示心靈手巧。頭部沿額頭纏長1.7 米、寬28釐米並褶疊成7層的黑色頭布。這種套裝既要表現具體人的個性特徵，又要顯示其 素質修養，一剪一裁都必精工細作，一針一刺均須色彩搭配得體，整幅畫面宜佈局統一。費 工耗時，猶如藝術品。現有已經很少有人穿了。

過去，桂北漢族農村婦女服裝。其特點衽開右側(城市婦女同類服裝都衽開左側)，袖窄，長至手掌，衣下襬齊腰，襟附有衣袋。紐扣用同色布盤結，堅實耐用。服色多為藍靛、青、黑等。用料價廉，容易清洗。手工縫製。款式簡單美觀，方便日常勞作。 現在已無人穿了。

過去，廣西漢族農村男子服裝。特點：襟開於胸部，沿胸紐扣，用同色布料 盤結，堅實耐用。衣下襬與腰齊，袖窄，長至手掌。左、右胸部，左、右腹部均各縫一衣袋 ，衣袋外開，胸部衣袋約小於腹部衣袋。無衣領，僅在平肩處滾圓邊。經濟耐穿，剪制簡易 ，穿着舒適，特別方便在田間，山野勞作。每逢節日喜慶，串親訪友，穿這種服式的青、壯 年，多頭纏長巾，腰束布帶，足繞綁腿，更顯山村男子剛勇之派。

農村婦女日常服裝。流行於廣西日照短的高寒山區。其特點襟開右側，圓形 矮領。衣、袖均比一般服裝寬大而長，下襬均在臀部以下，甚至平膝。無衣袋，束布質腰帶 。服色一般青、藍或黑色，隨人所愛。用料為粗、厚布料，剪裁也較簡便，唯耗料較多，但 能保暖，穿着舒適大方。 ^[98] 

海南省漢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其餘民族是解放後遷入的幹部、職工和移民，分散於全省各地。黎族是海南島上最早的居民。世居的黎、苗、回族，大多數聚居在中部、南部的瓊中、保亭、白沙、陵水、昌江等縣和三亞市、五指山市；漢族人口主要聚集在東北部、北部和沿海地區。

海南居民語言種類多，主要使用的方言有：1.海南話：狹義的海南方言，屬漢藏語系漢語閩南方言。海南話使用最廣泛、使用人數最多，全省有500多萬居民通用，主要分佈在海口、瓊山、文昌、瓊海、萬寧、定安、屯昌、澄邁等市縣的大部分地區和陵水、樂東、東方、昌江、三亞等市縣的沿海一帶地區。在不同地方，海南話語音和聲調有所不同，一般以文昌人的語音為標準口音。2.黎話：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黎語系，有本地、美孚、加茂等5個方言。全省黎族人民使用，主要分佈在瓊中、保亭、陵水、白沙、東方、樂東、昌江等自治縣和三亞市、五指山市。3.臨高話：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壯傣語支，比較接近壯語。約50萬居民使用，主要分佈在臨高縣境內和海口市郊西部的長流、榮山、新海、秀英等地區。4.儋州話：屬漢藏語系漢語粵語方言系統。40多萬人使用，主要分佈在儋州、昌江、東方等市縣的沿海一帶地區。5.軍話：屬漢藏語系漢語北方方言西南官話系統，是古代從大陸充軍來海南島的士兵和仕宦留下的語言。10萬多人使用，主要分佈在昌江縣、東方市、儋州市和三亞市的部分地區。6.苗話：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主要在中部、南部地區各市縣以及少數在其他縣的約5萬苗族居民中通用。7.村話：屬漢藏語系壯侗語。約6萬人使用，主要分佈在東方市、昌江縣昌化江下游兩岸。8.回輝話：目前學術界認為屬海南島語系，是語羣中的一個獨特語言。據《瓊州府志》記載，回輝話是大約在宋、元朝期間從外國遷來的居民使用而流傳下來的語言，當時漢人稱之為“番語”。世居的回族居民約6000人使用，主要分佈在三亞市回輝、回新2個村，白沙縣、萬寧市少數居民使用。9.邁話：屬粵語方言系統，比較接近廣州話。是漢人使用的語言，但使用人數不多，分佈不廣泛，目前只有三亞市市郊的崖城和水南一帶居民使用。此外，還有三亞市、陵水縣等沿海漁民使用船上話，港口、鐵路、礦山、國有農場職工使用白話、客家話、潮州話、浙江話、雲南話、福建話等。 ^[106] 

瓊劇是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戲，清代稱為“土戲”或“海南戲”，瓊山、海口一帶稱為“齋”，海外僑胞則稱之為“瓊州戲”、“瓊音”。它以“瓊劇”為名且見諸文字的時間為1936年，其後這一名稱普遍流傳開來，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咸豐年間，梆簧聲腔傳入海南，瓊劇在吸納外來戲曲藝術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更新，演化成以板腔體為主、兼有少量曲牌、用海南話演唱的一個地方戲曲劇種。與此同時，瓊劇藝人編寫的劇目也大量湧現。光緒二十三年（1897）前後，軍戲、青樓戲衰落，併入瓊劇班，形成文武大班的體制，瓊劇中分出文戲佬倌和武戲佬倌兩大系統。民國時瓊劇編演文明戲，變革唱腔，向寫實靠攏。新中國成立後，瓊劇迎來改革發展的新時期，挖掘整理了大量的傳統劇目、唱腔、曲牌和表演程式，編演了一批新劇目，又創新了一批有特色的板腔，行當體制也精簡為生、旦、淨、醜、末五大行。 ^[107] 

臨高人偶戲是全國惟海南獨有、世界少見的稀有劇種。主要流行於海南島西北部的臨高縣及周邊的海口市、澄邁縣、儋州市等市縣中操臨高話的鄉鎮，是中華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瑰寶。

據老藝人相傳，臨高人偶戲源於南宋末期。臨高先民求神拜佛逐鬼驅邪時，皆用人型杖頭木偶。據光緒十七年續修的《臨高縣誌》雲：“臨俗多信奉神道，不信藥醫。每於節例，端木塑於肩膀，男女巫唱答為戲。”後經過藝人改造，搬上舞台，至遲在清康熙年間已形成。臨高縣八旬老藝人陳和成先後於1979年獻出七代珍藏的10個老木偶，其中4個頭部刻有“康熙”年號的標誌。康熙年間就有吳四龍、曹大鑼、王香發、劉綵鳳等30棚人偶班社。

臨高人偶戲是當地羣眾喜聞樂見的重要文化載體，具有獨特的表演藝術，主要特點是，舞台不設布幛，演員手擎木偶化裝登台，人與偶在台上同扮一個角色，以人的表演彌補木偶感情之不足。以來自本地民歌調“阿羅哈”和來自道士調的“朗嘆”作為主要唱腔，優美動聽，地方特色濃郁。戲劇大師田漢1962年到臨高縣視察工作，觀看人偶戲的演出後，稱讚人偶戲為“稀有品種，不同凡響，表演靈動，唱腔動聽”，並賦詩云：“椰子林邊幾曲歌，文蘭江水嫋新波，此間亦有劉三妹，唱得臨高生產多。”人偶戲古老的傳統劇目甚多，解放後也演創作的歷史劇和現代戲。 ^[108] 

儋州調聲是僅流傳於海南省儋州一地並具有獨特地域風格的民間歌曲。儋州在漢武帝時為儋耳郡（前110），自古就有“歌海”的美譽。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居儋期間曾以“夷聲徹夜不息”之句讚譽此地歌風之盛。1962年，田漢先生到儋州視察時稱儋州調聲為“南國樂壇的奇葩”。近期，儋州又因包括“調聲”在內的豐富的民間藝術形式和文化內涵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

調聲是“歌海”中最受羣眾喜愛的品種，是羣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調聲主要在農閒或逢年過節，男女青年聚會於山野賽歌時傳唱，特別是每年的“中秋歌會”尤其熱鬧，參加者往往成千上萬。唱調聲時，男女青年相對排成兩列或圍成圓圈，互相勾住手指，兩手及身體隨着歌聲節奏擺動，載歌載舞。調聲有若干常用曲調，以此為基礎加以發展變化，可以創造出更多新曲，從而常唱常新。歷年蒐集到的調聲曲調已有六百多首，有一定代表性的曲目有《天崩地塌情不負》、《祖國江山花百樣》、《一時不見三時悶》、《單槌打鼓聲不響》等。 調聲歌會是羣眾自娛自樂、自我教育的一種良好形式，儋州市政府已決定將每年的八月十五定為“中秋調聲節”，用以全面保護調聲。 ^[109] 

海南八音器樂是海南器樂的主要品種，因採用弦、琴、笛、管、簫、鑼、鼓、鐃八大類樂器演奏而得名。海南當地俗稱所謂八音既包括樂器、樂曲，也包括樂隊。海南八音唐宋時期即出現了雛形，至明代已發展得十分成熟。明代海南瓊山縣音樂家王浩然因熟操八音而聞名京城，成化年間與兒子同被選為宮廷樂師，他為後世留下了《琶瑟譜》三卷和《八音摘要》二卷。從清代到民國直至新中國成立，這一器樂形式在海南長期盛行不衰。它流佈於整個海南島，並隨着瓊僑的足跡走向東南亞各國。

海南八音的樂曲異常豐富，其演奏按習慣分為大吹打、鑼鼓清音、清音和戲鼓四類。大吹打以雙嗩吶吹奏，配合大件打擊樂器演奏《大開門》、《小開門》之類氣勢磅礴的樂曲；鑼鼓清音分為兩種，一是以小嗩吶為主奏樂器演奏《慶豐收》等樂曲，二是以大嗩吶為主奏樂器演奏《鬧軍坡》等樂曲。清音採用“文排”的弦、琴、笛、管演奏曲調輕巧跳躍、流暢明快的《弄手花》、《送姑》等樂曲；戲鼓以用嗩吶代替演員的演唱，吹奏海南地方戲曲唱腔聯綴而成的《瓊花怒放》、《普天同慶》等“聯套曲”，而以其餘樂器伴奏。 ^[110] 

崖州民歌是海南民歌的古老歌種，根據老藝人的傳説和對傳統民歌遺存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崖州民歌發祥地主要在古崖州的樂羅、黃流（今屬樂東黎族自治縣的樂羅鎮、黃流鎮）一帶鄉村。崖州民歌自漢代開始不斷生髮、演化、豐富，至清代達於極盛，出現了大批的長篇歌冊，目前收集到的已有七十多部約二百七十萬字。

崖州民歌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從人文歷史、自然風光到生產勞動、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無不涉及。其中的二十多部長篇抒情大歌（俗稱“大朝歌”），如《貧家織女歌》、《張生歌》、《梁生歌》等，是崖州民歌中的瑰寶，在當地流傳甚廣。崖州民歌曲詞優美，其曲調主要包括拉大調、柔情調、嗟嘆調、大朝調、搖籃調等，歌詞多為七言，善用賦、比、興等藝術手法。

崖州在歷史上是高官名宦貶謫之所，唐宋時期被貶到崖州的名臣就有韋執誼、丁謂、盧多遜、趙鼎、胡銓等十餘人。他們在貶所致力於傳播中原文化，受其影響，崖州民歌明顯帶上了唐詩宋詞的烙印。除此以外，崖州民歌還帶有明顯的佛教“齋歌”痕跡。唐代佛教傳入海南，在古崖州（今三亞市崖城鎮）建立大雲寺。崖州民歌的嗟嘆調就出自“齋歌”，當與寺廟中的唸誦吟唱有一定關係。 ^[111] 

海南齋醮科儀音樂是海南省影響較大的一種民間音樂形式，它由江南一帶的移民帶入海南，明代時已相當盛行，廣泛流傳於海南省各地，在海南百姓的精神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明代定安縣進士王弘誨在目睹了當時齋醮祭祀活動的情形後，曾以“歲時伏臘走村氓，祝釐（即作齋）到處歌且舞”之句來描述齋醮科儀音樂的演出場景。

海南道教齋醮科儀中，“醮”俗稱“清齋”，用以祭祀與海南有關的伏波將軍、冼夫人、蘇東坡等歷史人物和天妃娘娘、觀音、真武、龍王等傳説中的保護神；“齋”亦稱“白齋”，用以濟幽度亡。齋醮執事者按相應的科儀程式施行法事，在此過程中演奏科儀音樂。其演奏樂器基本上依照周代“八音”範疇配置，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分為器樂和打擊樂兩大類。清朝中葉，齋樂的廣為流傳對瓊劇產生了重要影響。晚清以後，齋醮科儀音樂又套用並改革瓊劇的曲牌和部分唱腔。其音樂特徵是：聲調高、音域廣。誦經唸咒與音樂、擊樂同步進行，其中誦經唸咒語音有官話、粵話、海南話及各種語系，經文的長短句和語音不同致使伴奏經韻虛聲襯音多，拖腔拉板長。海南齋醮科儀音樂的代表作品有《平安朝》、《牙駕朝》、《附功朝》等。 ^[114] 

臨高漁歌是海南省傳統民歌的重要歌種，主要流傳在海南省臨高地區。 漢代以來就有來自內地的漁民遷入今之臨高縣（漢時儋郡屬地），以捕魚為生。宋代臨高的漁業已相當發達。漁民習慣住在海邊，成年的未婚男女有集中居住的習俗，聚居的地方稱為“男子館”、“女子館”。天高月明之夜，他（她）們集中到沙灘上鬥歌，“漁歌唱晚”的歌聲此起彼落。漁民出海，漁歌也隨着在海上飄蕩。漁場、村場處處都是賽歌場。臨高漁歌是臨高漁民生活的寫照，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歷史人文、漁鄉風光、捕魚織網、愛情生活、祭祀海上保護神等等，無所不歌。漁歌具有濃郁的“海味”，曲調似大海般遼闊，似浪花般優美。悠揚抒情的“美調”在漁鄉幾乎家喻户曉，在省內外也享有盛名。“美調”經國家教委審定被編入初中音樂教材。 ^[115] 

海南公仔戲——使用海南地方戲調，以海南方言來表演的一種木偶戲。也被稱為“木偶戲”、“傀儡戲”、“手託木頭戲”。元代已出現手託木頭戲，是歷史悠久且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戲曲表演藝術品種，主要流傳於海南海口、文昌等地。公仔戲的偶像用木頭雕刻而成。製作工藝精緻，每一件都是一件藝術品。角色有各路神仙及動物，現今有生、旦、淨、末、醜、佛祖、老虎等20多種。表演時導演者在幕後操作，手與曲肘並用，木偶可嘴張閉、眼轉動、須能動、跺腳、拂袖等多種動作。 ^[116] 

海南齋戲是流行於海南省境內的一種祭祀性民間戲曲劇種。大約明代已產生，至今已有四百年以上歷史。作為儀式性戲曲，海南齋戲類似我國北方的儺戲。因此有“北有儺戲，南有齋戲”之説。其起源於海南民間的祭祀儀式，隨着外來戲曲劇種的傳入，祭祀儀式吸收了戲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營養，發展成為齋戲。海南最大的地方劇種瓊劇就脱胎於齋戲，現在人們看瓊劇還説“看齋”。海南齋戲唱腔曲調以海南民間小調為主，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粵劇的影響較大。板腔有中板、數字板、自由板、程途、古腔等。旦腳與淨腳演唱使用假嗓，其餘行當使用本嗓。伴奏樂器以竹胡、嗩吶、大管簫、三絃為主。 ^[117] 

海南椰雕是以椰殼、椰木和椰棕為原料的一種傳統雕刻藝術，主要流傳於海南地區。海南盛產椰子，產量佔全國的99％以上，這種資源優勢為海南椰雕藝術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唐代即已出現關於海南椰雕的記載，明清時期椰雕被作為珍品進貢朝廷，贏得“天南貢品”之譽。20世紀中葉以來，椰雕技藝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提高。椰雕製品種類很多，其中既有日用品，也有用於觀賞的工藝品，成品上雕有精緻的裝飾性圖案，製作技藝十分精良。在椰殼、椰木和椰棕上施刻，成本低廉，可以變廢為寶，體現物盡其用的原則。 ^[118] 

花瑰藝術是海南民間對木雕神像、偶像、人物像等的俗稱。在海南，以澄邁縣的花瑰藝術最具代表性。花瑰藝術歷史悠久，其起源與宋代佛、道、儒的興盛有關。過去，佛、道、儒的各種神像都要靠花瑰老藝人制作。宋代，在澄邁縣的白石嶺的早期道觀，祭祀萬天大王和雷公神，相傳出現了最初的雕刻神像。明代澄邁縣開始興起軍坡節，又稱“遊公節”，人們將各路民間保護神抬出來遊行，供人祭拜。清代的佛、道活動更盛，各類廟堂遍佈城鄉。從年初至年終，幾乎月月都有“作齋”（廟會活動）。祭祀的神仙甚多，是花瑰藝術最為興盛的時期。民國以後，廟會活動時興時衰，對花瑰藝術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花瑰藝術多以沉木、樹根、木化石為材料，雕刻神像、木偶像、人物像、自然物像、抽象圖像、裝飾圖像等的造型。 ^[119] 

海南省儋州市洋埔半島鹽田方圓七百五十多畝，是當地重要的海鹽產區，共有大小曬鹽石槽七千三百多個，其中有些石槽已存在了一千多年。洋埔鹽田使用的傳統曬鹽工藝屬板曬法，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工藝是先讓漲潮時的海水淹沒蓄海水池，用以浸泡曬鹽泥地（鹽田）裏的泥沙。退潮後將海水淹浸過的泥沙翻耙曝曬兩三天，泥沙幹後再鋪墊幹茅草，將之夯填入堆築起來的過濾池（鹽泥池）。隨後把蓄海水池中的水倒入過濾池以湮浸池中泥沙，海水慢慢滲漏到鹽泥池底後，透過石縫流入旁邊低於地面的鹽滷水池。次日上午待池中鹽滷水積蓄到一定數量並沉澱澄清後，直接澆灌到石槽裏，經過大半天的曝曬，下午即可結晶成鹽。洋浦鹽田是目前國內保存比較完好的古鹽場，這裏沿用至今的傳統曬鹽技藝是我國製鹽工業發展過程中留下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 ^[120] 

據海南史書和方誌記載，元代海南島已建有媽祖廟5座，至明清兩代，媽祖廟已遍及瓊州府13個州縣。嘉靖《瓊州府志》有載：“今渡海往來者，官必告廟行禮，而民必祭卜方行。”海南許多先民都是宋、元年間從福建莆田渡海遷來，他們把媽祖視為祈求一路順風的海上保護神。平安着陸、安居置業後，他們懷着感恩之情，建廟祀奉，虔誠膜拜。島上居民與海洋的深深情結，註定了媽祖文化在這裏生根發芽，進而形成了較廣泛的民間崇拜。 ^[122] 

“南海航道更路經”又有“南海水路經”、“南海定時經針位”、“順風得利”、“註明東、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名稱，是南海漁民把握海上航行線路的傳統民間知識。 “更”是古代計算航程的單位，一更等於60裏；“路”是指航行的路線圖；“簿”就是本子。《更路簿》就是手抄航行路線圖的手抄冊子，“更路傳”指口傳的航行路線經驗。現存的手抄本《更路簿》產生於清康熙末年，至19世紀中葉趨於成熟，定型成書，世代流傳至今。 ^[123]  　

嶺南地區古代屬百越之地，分屬“南越”（廣東一帶）、“西甌”（廣西一帶）、“駱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一帶）等部落 ^[130]  ，這些百越部落一部分和南遷漢人融合，而大部分則演化為今天的壯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畲族等少數民族 ^[132-135]  。早在商周時期，我國壯侗語族民族（包括壯、侗、布依、黎、傣、水、仫佬、毛南等民族）的共同祖先駱越人，已建立起嶺南地方政權“駱越方國”，駱越方國主要中心在今廣西南寧市武鳴區大明山南麓馬頭鎮到駱越鎮（地圖標為陸斡鎮）一帶。駱越方國地域廣大，包括廣西西江以南，廣東西南部，海南島，南海的東沙羣島、西沙羣島、中沙羣島、南沙羣島等中國島礁及相關海域，一度管理到交趾和九真。駱越方國開發嶺南和南海成績斐然，創造了繁榮的稻作文化，留下了輝煌的花山岩畫，開發了南海和海上絲綢之路，培育了聞名世界的合浦南珠等。 ^[131] 

在廣西，壯、侗、毛南、仫佬、水、瑤、苗、彝、仡佬等民族都熱愛唱山歌，廣西少數民族歌謠題材之廣泛、內容之豐富，一直令人歎為觀止，它涵蓋了各族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諸如生產勞動中的漁獵採集、開山挖地、農事耕作、伐木造屋、築路架橋，社會生活中的倫理道德、尊老愛幼、人際交往、迎來送往、娛樂嬉戲，人生禮俗中的生男育女、成年儀典、婚戀嫁娶、添糧補壽、喪葬祭祀等等，無不訴諸歌；甚至講述本民族的傳統歷史文化、傳授日常的生產生活知識、調解民間糾紛、判斷是非曲直等等，也都以歌代言。由是，相應的歌種、歌名也難以數計，僅《中國民歌集成·廣西卷》就收集了各民族不同曲調的民歌達3000多種。可以説，每個民族的歌謠都是本民族的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 ^[146-147] 

畲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唱山歌是畲族人民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動。畲家人以歌言情，以歌敍事，甚至以歌代言。畲族山歌自由的唱法、質樸的情感，加上即興創作的樂趣，形成其獨特的藝術魅力。由於多居住在山區，人們山嶺相隔，歌聲就成了山哈的心靈翅膀。唱山歌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在過去，畲家人上山唱，下田唱，婚嫁唱，拜年唱，只聽青山綠水間，盈盈歌聲迴繞，山歌成為其民族特色。畲族山歌可分為敍事歌、小説歌和雜歌等。敍事歌主要歌頌祖先事蹟，講述民族起源，其中最廣為傳唱的《高皇歌》(也稱《盤瓠王歌》)，長達兩百多行，是畲族人民的民族史詩，世代相傳。比較重要的歷史傳説歌還有《麟豹王歌》和《封金山》等。小説歌主要關於歷史人物、英雄傳説，大多在家裏唱。雜歌中情歌數量最多，也最有特色，由異性男女對唱。 ^[149] 

廣東乳源瑤歌，瑤語稱“賽花柄”，有“賽過花朵的語言”之意，是流傳於乳源瑤族自治縣勉語系瑤族羣眾中獨特的山歌形式。乳源瑤歌大約形成於500年前，明清時期達到鼎盛，流行於乳源瑤族各個山寨之間，是當地少男、少女成長的必修課程。國內外過山瑤山歌音調都有相同之處，但乳源過山瑤的山歌是用吶喊形式，音高、音長、音大、聲清是其特徵。音高是指以高八度音階為主調演唱；音長指起聲、重點及收尾處用長音作裝飾反覆演唱；音大則是形容演唱時為了傳播得遠，必須用比平常喊話大幾倍的大音量演唱，要做到音圓尖，傳播遠，近處聽了不刺耳，遠處聽得清楚；聲清則指每句、每字都有明顯的落處，伴奏、唱詞一氣呵成，雖然是清唱，但給人以有音樂伴奏的感覺。 ^[148] 

2022年5月，廣州客家山歌成功入選第八批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聯合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廣州客家山歌項目保護單位、傳承人等，通過採風、走訪、觀摩表演等形式進行項目調研，深度摸查廣州客家山歌非遺項目發展現狀，挖掘其歷史源流和本土特色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