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嘉

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1948年定居蘇州，畢生致力於書法事業，是我國著名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和書法教育家。先生為人梗直、質樸、隨和、真誠，不求聞達，不附顯達，孤清自守，清貧相隨，卻胸羅萬卷，筆有千秋。他的書房常掛着一幅自書的對聯：“筆有千秋業，胸無一點塵。”便可算是他一生為人為藝的寫照。

祝嘉作品集(22張)

祝嘉1899年出生在海南文昌清瀾溪田村（今海南省文昌市） ^[1]  一個文化人家庭，其父嗜書如命，愛好字畫，每有所得必張於四壁，使祝嘉先生從小就受到讀書、寫字方面的濡染。1947年後定居蘇州。自幼酷愛書法，八十餘載不移初志，嘔心瀝血，成就卓著。42歲書發憤著成《書學史》一書，並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1940年受聘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主講“金石學”、“文字學”等，並指導學院書法組。祝嘉除大量的書學專著外，其精湛的書藝亦倍受矚目，多次在日本《學書大道》發表，在書法界已頗有名氣，曾作為書法界名人代表，與徐悲鴻、吳作人諸名流一起參加中央政府組織的文化考察團。有感於書法教育狀況，他撰寫了《書法之高等教育問題》、《怎樣復興我國書學》等數篇論文，在藝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抗戰勝利後，祝嘉先生隨社會教育學院遷至蘇州。因社會教育學院圖博系撤消，祝嘉先生被調去市第二中學教國文。 ^[2]  後致力於碑學理論研究，寫作不綴，著述宏富，共計七十餘種三百多萬字，是我國書法碑學理論繼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為之後，在二十世紀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論崇尚周秦漢魏六朝風骨，力倡懸臂中鋒、全身力到，闡揚蔡邕“疾澀”之説、傅山“四寧四勿”之旨，大聲疾呼，不遺餘力，以力矯時病，丕振書風為己任。

祝嘉先生墨跡(19張)

祝嘉大半生都為生活所迫，輾轉於天南海北之間。1899年，祝嘉出生於海南島文昌清瀾溪田村。其父寶齋公為當地廣文小學的校長，酷愛書畫，每每得到墨寶，便張貼於家中四壁。可以説，家學的影響是他一生研究書學的關鍵。祝嘉出生的同年，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甲骨文。祝嘉“有一方印章，雕刻着‘龜甲出生吾墮地’”祝嘉常將此印加蓋於書法作品上，以示與文字、書法的緣分。 溪田村深藏於南國寧靜廣袤的椰林中，距海邊不足一公里，祝嘉在這裏接受啓蒙教育，度過了從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時光。在成長的環境中，良師益友對祝嘉的影響同樣重要。1916年，祝嘉17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廣雅書院(廣東一中)，師從胡仁陔教授學習古文、詩詞。 ^[1]  祝嘉曾多次講述自己的老師，“胡仁陔當時以詩詞、書法名重嶺南，並以大學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國文課，為清末大收畫家趙之謙的高徒，嶺南著名學者，嶺南大學教授。 ^[3]  胡老師喜歡祝嘉的好學，對祝嘉的詩詞習作總是詳加批點。之後，祝嘉曾將這些習作匯為一編，題為《學步》，終生未離書篋。

作為千千萬萬走出閉塞鄉間，向外界尋求新知的寒門學子中的一員，祝嘉大半生都為生活所迫，輾轉於天南海北之間。1899年，祝嘉出生於海南島文昌清瀾溪田村。 祝嘉“有一方印章，雕刻着‘龜甲出生吾墮地’”，祝嘉常將此印加蓋於書法作品上，以示與文字、書法的緣分。 溪田村深藏於南國寧靜廣袤的椰林中，距海邊不足一公里，祝嘉在這裏接受啓蒙教育，度過了從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時光。在成長的環境中，良師益友對祝嘉的影響同樣重要。1916年，祝嘉17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廣雅書院(廣東一中)，師從胡仁陔教授學習古文、詩詞。祝嘉曾多次講述自己的老師，“胡仁陔當時以詩詞、書法名重嶺南，並以大學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國文課。”在廣州求學期間，祝嘉在課餘堅持學習書法。大字臨顏真卿的《郭家廟碑》，小字學趙子昂的《洛神賦》。1921年，祝嘉回到故鄉文昌，子承父業，在老家當小學教師、校長。工作過的學校有廣文、智新、經正、縣一高、強亞等。教學之餘，祝嘉開始學習治印，並經常練字，以唐碑為主，間學何紹基，但常嘆筆性不好，學無長進。文昌是著名的僑鄉，1927年春，祝嘉往來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等地。從1930年起，開始在新加坡育英學校執教2年。教書期間，祝嘉深受同事張叔仁影響，重新堅定了他學書的信心。“張叔仁師法康有為學北碑，於《鄭文公》造詣尤深，並且力詆筆性之説，鼓勵祝嘉研究執筆方法，多臨碑帖，多讀書。此後，祝嘉接觸並開始研究包世臣的《藝舟雙輯》和康有為的《廣藝舟雙輯》。這一時期，他還寫了許多詩詞，或抨擊社會的黑暗，或抒發內心漂泊的痛苦及思鄉的情感。”祝嘉之所以能成為碑學集大成者，精於北碑的張叔仁對他的影響非常關鍵，使他的靈根再發，興趣又起。祝嘉自己也曾説過，自己真正研習書法是30歲以後的事情。他自認為30歲以前為‘筆性説’所誤，且取法不高，30歲以後才開始真正的書法研究。如今看來，若無此間的困惑與對書法的思考，也就成就不了日後的祝嘉，成就不了他的書法與書論了。 ^[4] 

1933年秋，經朋友介紹，祝嘉來到南京謀生。作為一介書生，他首先想到的是訪隨園故居、隨園墓、遊莫愁湖。其後，進入“首都新聞檢查所”當事務員。這一段時光，祝嘉致力於讀書、寫作。書法學《張猛龍》《六十人造像》。《張猛龍》每晚臨兩通，用3個多月時間臨滿二百通。祝嘉曾説，在南京，他基本每晚堅持臨二通，“有時朋友相約去夫子廟看戲，實在推不掉，回來後挑燈再練。那時夫子廟坊間碑帖很多，也有贗品，粗製濫造者，這要憑眼光購買。”1939年，祝嘉由廣西輾轉進入四川，在璧山一個圖書館工作，因酷愛書學而潛心閲讀史籍，探索書法長河的源頭。在璧山潛心書學研究期間，撰成我國第一部《書學史》。全書25萬字，引用典籍五百餘種。1947年，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遷至蘇州拙政園。此後，祝嘉定居蘇州。祝嘉一生坎坷，從青年時期廣州求學開始，之後一直為生計奔波，足跡遍及海南文昌、南洋、廣州、南京、武漢、長沙、湘潭、重慶、蘇州等地。解放後，由於政治原因，祝嘉曾數遭抄家，內心困頓，生活清貧。即便如此，他也從未放棄過對書法藝術的追求。

不管世間風雲際會、人事傾軋，憑藉手中之筆，書寫人生百般際遇。晚年的祝嘉非常關心、思念家鄉。若遇有海南人拜訪他，他的心情格外高興，並總要寫些作品託來訪者帶回海南。1980年代後，他的許多書法作品往往也蓋一枚‘文昌祝嘉’的印章，由此可見他對故土的思念。1994年，祝嘉執意要在海南出版他的著作《逆耳集》。祝嘉在給黃承利的信中寫到：“我的許多著作，沒有一本是在海南出版的，我希望這本能在海南出版。” 1985年，87歲高齡的祝嘉回海南省親講學，現海口市書協副主席戴文曾在海南大學近距離聆聽祝嘉先生教誨，“先生書學理論精深，在海大演講之後，現場揮毫，其所倡全身力到理論，令人印象深刻。每遇有人請先生留字，他也爽快應允，所留字句無外‘艱苦奮鬥’、‘實事求是’之言，意在與大家共勉。”戴文還告訴記者，祝嘉晚年雖客居蘇州，但每有家鄉後學拜訪，他都熱情接待，1990年代，有一海南書法同道去蘇州購買碑帖，祝嘉得知有如此好學同鄉，十分高興。在自己家中熱情接待這位同鄉後，還託這個年輕人帶回7幅墨寶，無償贈予海南省博物館。當時，全國各省博物館大都收藏有祝嘉的書法作品。祝嘉贈字家鄉博物館，濃濃鄉情盡顯其中，一時間在海南書法界傳為佳話。海南文寶齋總經理黃小鵬，因仰慕同邑鄉賢祝嘉的書藝，十數年間，屢赴蘇州，拜望祝老，親聆教誨。在蘇州祝嘉的書房內，常年懸掛着一幅由海南畫家所繪海南風物的畫作，祝嘉每有思鄉之時，常念畫中景物。每週蒐集齊全《海南日報》，通過郵局寄送給他。能定期看到家鄉報紙，瞭解海南新聞時事，也成為先生晚年的一大樂事。

清貧的物質生活，沒有阻止住祝嘉先生對書學研究的熱烈追求，倒是“愈窮而嗜之愈深”。六十至七十年代經歷天災人禍，尤其是老年喪子，後妻又亡，可他不但硬挺了過來，更是化悲痛為力量，將無限哀思寄於筆端，以數百萬字的著述告慰亡靈——“歷盡卻波好漢，一帆風順屬庸人。”（《八十初度書懷》）。90歲後又書一聯“筆有千秋業，胸無一點塵”以表心跡。 ^[3] 

祝嘉一生坎坷，熱情耿直。熱情使祝嘉對事業全身心投入，耿直使他得以在書法作品直抒胸臆，天機勃發。祝嘉是一個性格坦率，不會巧言的人。有什麼話，他一定會直説，從不加工修飾，也讓很多人聽了不大舒服。祝嘉曾直言，“如今不少‘書家’，全是捧出來的，不是苦學出來的。什麼碑帖都未用過苦功，而且唯利是圖，滿紙江湖氣。不論名怎樣大，也是站不住腳的。懂得書法的人日多，也就是他們失敗之時。可以拭目以待，‘不幸而言中’的時候總會到來。”“但在這個唯物論的時代，偏偏又這麼多不用功的‘大書家’。書不讀，碑不臨，不讀《説文》，一條書家條件都拿不出來，而偏偏是‘大書家’、‘著名書法家’！”。祝嘉為人坦蕩，直言之口，對書壇亂象針砭時弊，也得罪了不少人，自己也吃過不少虧，但他始終難以改變。祝嘉一生淡泊名利，清貧自居，始終與高官厚祿無緣，其內心常能體恤百姓甘苦。晚年的祝嘉在自己家裏設堂授徒，遠近學子慕名而來，他從不收取一分學費。王淵清是祝嘉的弟子，他告訴記者，“‘文革’後，書法熱開始升温。一些學院、培訓班請先生去上課，他雖年事已高，卻從不推辭，也不計較報酬，常常是免費講座。一次，無錫書法藝專請先生去講課，他整整講了一天，學校領導很感動，付給他200元課金，他執意不收。最後，他只收了50元交通費，將剩下的150元退還給學校。並對校領導説，講一天課付200元，太高了。學校應該節省開支，降低學生的學費，以便讓更多的學生能接受書法教育。”祝嘉人格之高，由此可見一斑。祝嘉，這位青年時代離開海南文昌故土的寒門學子，畢生為弘揚書法藝術做出巨大貢獻。他在國內率先對古代書法史料展開全面整理，撰寫了中國第一部《書學史》，一生臨過百回以上的碑帖超過一百二十種。七十餘種著作，三百六十萬字的著述規模，為現代書法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當之無愧的近現代書法研究第一人。 ^[5] 

書法喜秦漢之質樸，六朝之醜拙。曾精臨一百三十多種碑帖。其書真草篆隸行俱善，書風雄強老辣，高古拙厚，渾厚古拙，內藴豐富， ^[6]  舉筆橫掃，直開胸意，無雕琢之習，無酸腐之氣，一如其人。

祝嘉先生的書法與其理論緊密結合，諸體具精，一生臨摹百遍以上的碑帖130餘種，併力主“全身力到論”，故其書法碑帖交融，老辣蒼潤，高古拙厚，內藴豐富，舉筆橫掃，直開胸懷，無雕琢之習，無酸腐之氣，一如其人。晚年融合漢魏開創了獨特的章草書風。

無論是在文昌故鄉，還是定居蘇州，祝嘉都將教書育人，尤其是書法藝術的傳承視作人生一大責任和快事。面對登門求學者，無論長幼，他都循循善誘，樂此不疲。祝嘉曾撰文指出，“我國自古書畫並稱，以現在觀之，書雖不像畫效用之大，但書較畫之應用為廣，亦為美術之一種。現圖畫已有專校教授，書則僅於中小學有教授，且多不重視，學校當局隨便委一教員擔任，多沒有書學的學識，敷衍時間，即有亦等於無，這實為不可解之事。”傳統的書法教育都是私塾式的教學模式。直到1960年代，高等院校才開設書法課，但在學科建制上書法仍隸屬在國畫系下，屬三級學科。早在1943年，祝嘉就在《書學》雜誌發表過《書學之高等教育問題》，這也是我國最早的討論書學高等教育問題的論文。同年，他在當時的教育部主辦的《讀書通訊》雜誌上發表《怎樣復興我們的書法》等一系列論文，在書學界、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祝嘉1961年退休後，在家免費收學生教授書法。他的學生從5、6歲的孩童，到70多歲的老者都有。祝嘉還撰寫了《怎樣寫字》《書法三要》《臨書叢談》《〈筆法探微〉疏證》等，共有10多部書學基礎理論著作和書法教育著作。祝嘉還非常關注中國書法的發展進程，對中國書法懷有深厚感情，體現出深沉的憂患意識。1957年他在《爭鳴》雜誌發表《我國書法的前途》一文，談到，“我國書法，成為高超的藝術品，與人民的精神生活有關，可以培養人民的愛美習慣，樂觀情緒，寧靜深沉的性格；這個文化遺產教育青年，也是一個很有力的愛國教育。到了人民文化普遍提高，生活日臻幸福，工作時間縮短，學文化的時間延長，這是書法發展的最有利條件……” ^[7] 

在書法教育研究和實踐中，祝嘉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而且大多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對後學有很大指導意義。祝嘉注意書法作品用筆的力度，他在揮毫時，注意用筆的疾與澀，讓自己全身發力，進而使得書法作品盡顯力到，蒼古雄渾。1985年祝嘉返鄉省親講學，戴文曾親眼目睹先生揮毫展墨的神采，“先生所倡全身力到論，令人印象深刻。先生講，落筆要有如老鷹撲小雞，一筆下去，力到盡顯。”祝嘉的“全身力到”系統總結了古人零星的實踐經驗，他在教學中反覆向學生強調古代書法家全身用力到筆端的思想。在日常臨習過程中，祝嘉身體力行，從坐姿、執筆、運筆中，練就了一種書法習作的獨特功夫。祝嘉十分重視“力”的感覺，他反覆強調筆抓緊、抓低，全身力到，他的著作中提及，“玩古碑上字，常覺其‘筆力驚絕’，這是抓筆的問題。筆抓緊，則力勁，筆抓低，則力沉。”祝嘉“在教學時告訴學生，為了能讓全身的力度傳達到筆端，第一步應先安兩足，脊背挺直。懸臂，使筋骨通暢，力易達毫端。即使右手執筆，左手也應踞案出力，兩腳出力，肩背出力，使得全身之力聚集筆端。筆懸空，筆鋒容易中正。腕懸空，以逆勢入紙，自然能達到澀進的效果，能澀則步步停頓。筆畫既長而實短，以短畫連成長畫，則強弩到末力終不減。”祝嘉的“全身力到”説，一直貫穿於他的書法基礎理論始終。先後有《全身力到論》《還要談全身力到》等專門論述。在二十世紀中國書壇，祝嘉是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在書法理論、書法實踐、書法教育等方面，傾注了畢生的心力與智慧，取得了豐碩的成就。在近一個世紀的書法生涯中，祝嘉共著有七十餘種三百六十多萬字的書學專著，其中已經出版的有一百五十多萬字，如此鴻篇鉅著，在書學界堪稱罕見。 ^[7] 

繼1935年出版《書學》、1937年寫成《愚書話》後，1941年在四川壁山一圖書館工作期間，在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勵下，僅用四個半月的晚上時間，在油燈下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書學史》。經國立社教學院圖博系主任汪長炳之邀，出任圖博系教師。一箇中學生站在了大學的講台上。

《書學史》以朝代為序，上起夏之前的唐虞時代，下迄清末。於書學源流、書體變遷、書家作品敍述論列甚詳，所列書家達1938人。於書學之微言精義，亦網羅且盡了。當代書法宗師于右任先生見面禮到手稿後高興地為之作序：“《書學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詳，有志於書道者，僅此一遍，可免於搜檢之勞，而於文字改良，謀猶孔多之今日，尤為需要。餘亦深知整理文字之艱難者，故樂為之敍。”

在近一個世紀的書法生涯中，祝嘉共著有70餘種360多萬字的書學專著，其中已經出版的有150多萬字,如此鴻篇鉅著，在書學界堪稱罕見。早在1930年代，祝嘉就有《書學》一書問世，1940年代著成的《書學史》，更是填補空白的扛鼎之作。談起祝嘉著寫《書學史》的背景，蘇州祝嘉書學院院長葉敍玄告訴海南日報記者，1939年，祝嘉由廣西輾轉進入四川，在璧山一座圖書館工作，潛心閲讀書法史籍，探究書法長河的源頭。他在42歲時，想到要全面瞭解書法歷史的發展軌跡，以加深對書學研究的力度。“先生當年因研究書學，欲尋書學史一讀，但查遍圖書館，從《叢書集成》《萬有文庫》到商務印書館的30多種文化史書等，均未找到‘書學史’，倒是發現一本日本學者寫的《中國書道史》，先生為此深感憤懣。”葉敍玄説。

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藝壇奇葩，書法歷史的梳理，卻要讓外國人來續寫，祝嘉深以為恥，遂發願著寫《書學史》。經過8個多月時間，祝嘉整理了500多種文獻資料，寫成25萬多字的《書學史》稿。書完稿後，得到“社會教育學院”圖書館、博物館系主任汪長炳青睞，遂請祝嘉擔任金石學、文字學、博物館學教師。書稿完成後，深得民國元老、書法大家于右任認可，于右任在該書序言中寫道，“王君德亮函示祝嘉所著此書，閲之甚為興奮；且欲請其於歷代草書作家，再為加詳，而竟未獲討論之機會，亦憾事也……《書學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詳。有志於書道者手此一篇，可免搜檢之勞；而於文字改良，謀猷孔多之今日，尤為需要。”

祝嘉所著《書學史》，解放前後曾有多種版本。海口市書協副主席戴文案頭擺放的《書學史》繫上海教育書店1947年首版本，32開，封面有呂鳳子行書題名，“全書共分14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實，蒐羅詳盡，不但有‘史’之特徵，而且具備通史的結構體系，是中國書學史上的開山之作。”經戴文詳解，海南日報記者瞭解到，祝嘉所著《書學史》是一部記述從原始社會至清代末年的書法通史。每一朝代均先有總論，再詳列本朝書家，擅帖與擅碑者，並無偏廢。《書學史》以記述與評論相結合的方法編寫，難度較大。同時，書中史料豐富，羅列廣泛細緻，所列書家2000餘人，引用書目500多種，蒐羅詳備。

作家鄭逸梅在《藝林散葉》中説：“近代論書法之著作，以祝嘉最為宏富。”藝術大師劉海粟在《讀鄭道昭碑刻五記》中説：“祝嘉同志稱鄭道昭為北方書聖，與南方的王羲之並列，可謂大膽而有見地。” ^{[5]  [8]} 

《書學史》 ^[9] 

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單行本

中國書店再版

成都古籍書店再版

蘭州古籍書店再版

1935年前正中書局出版5萬字. ^[9] 

《書學格言》 ^[9] 

1944年前上海書店出版

1947年前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成都古籍書店再版

1948年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9] 

1948年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9] 

1948年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9] 

1948年5月前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9] 

1948年5月前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9] 

1948年7月前上海教育書店合刊出版 ^[9] 

1975年5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9] 

1975年7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9] 

1975年10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9] 

祝嘉先生著作書影(30張)

1978年7月香港中華書店出版 ^[9] 

1978年10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9] 

1979年3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9] 

1982年7月南京金陵書畫出版社出版 ^[9] 

《祝嘉》1992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9] 

1995年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出版 ^[9] 

江蘇美術出版社99年版 ^[9] 

1935 年出版了首部著作《書學》，1941年完成我國第一部《書學史》，後於1947年由於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填補了中國近代書法史學的空白。此後筆耕不止，一生共撰寫書學專著70種計360餘萬字，是我國書法碑學理論繼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為之後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碑學大家。

除《書學史》外，祝嘉書學著作中相當一部分是對碑帖研究的論文集及自己的學書心得。如 1978年結集出版的《書學論集》及《書法叢談》等。晚年寫成的《逆耳集》則側重於書法批評，對書壇上的種種歪風邪氣予以猛烈抨擊。另外，祝嘉先生非常善於總結自己和他人的學書經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歷代書學“格言”、“名作”進行“疏證”。註釋、引證、翻譯成白話文或作必要的補充説明，甚至提出相反意見。這些都充分體出了他“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嚴謹治學態度”。 ^[3] 

●1899年，出生於海南文昌清瀾鎮溪田村。

●1916年，考入廣雅書院。

●1928年，與其弟漂泊馬來半島及新加坡之間，受同事張叔仁影響，重新奠定書學信心。

●1933年，到南京，進“首都新聞檢查所”當事務員。

●1941年，撰寫中國第一部《書學史》。

●1947年，隨社會教育學院遷到蘇州，同年8月《書學史》在上海教育書店出版，于右任作序，呂鳳子題簽。

●1951年，蘇州二中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

●1968年，《書概疏證》脱稿，六萬字。此外，在家中義務設帳授徒。

●1985年，《行草論》脱稿。12月，應邀赴北師大講課。同月，《全身力到論》脱稿。

●1993年，祝嘉書學院在蘇州成立。

●1995年10月1日凌晨病逝於蘇州，終年97歲。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