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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祚

鎖定
商承祚(1902年3月7日—1991年5月12日),字錫永,號駑剛、蠖公、契齋,室名決定不移軒、已廎、鐵詔版室、古先齋。 [4]  廣東番禺人,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
商承祚出身書香仕宦之家,民國十年(1921年)赴天津拜羅振玉為師,學習甲骨文金文。民國十二年(1923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未畢業就被南京東南大學聘為講師,專講甲骨文。民國十六年(1927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講授甲骨文字及鐘鼎文字研究、古器銘釋等。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赴南京任金陵大學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重慶大學、重慶女子師範學院教授。1948年秋天回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後,被選為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政協委員,廣東省民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廣州市文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語文學會會長。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逝世。
著有《殷墟文字類編》《十二家吉金圖錄》《説文中之古文考》《長沙古物聞見記》等。 [1] 
全    名
商承祚
錫永
駑剛、蠖公、契齋
所處時代
近現代
民族族羣
漢族
出生地
廣東省番禺縣
出生日期
1902年3月7日
逝世日期
1991年5月12日
主要作品
《殷虛文字類編》,《商承祚篆隸冊》
本    名
商承祚
國    籍
中國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研究所
職    業
古文字學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

商承祚人物生平

商承祚早年時期

1902年3月7日,商承祚生於書香門第,幼承家學。其父商衍鎏是清代末科探花,畢生研習書法,於古代碑帖浸淫甚深,所作之書以工力見長。行楷書學顏真卿、褚遂良,集顏之端嚴與褚之秀勁為一手,自成面目。商承祚幼承庭訓,專意學習唐楷,於顏體所得尤多,商承祚認為:“顏字氣勢雄厚,有骨,有筋,有肉。”是最好的範本。商承祚平日所作行楷,亦純為顏體,略參何紹基筆意,遒勁醇雅。 [10]  商承祚從小酷愛古文物及古文字,乃決心向這方面努力發展。為求深造,1921年秋天到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學家上虞羅振玉(叔言)為師,在他的指導下研習甲骨文金文,20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為國學門研究生。
1922年,與廣東東莞容庚相識,自此,兩人同鄉同行來往甚密,尤以1952年院系調整後,同在一校,不久又同在古文字研究室並肩戰鬥,均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著名學者。
1923年,商承祚21歲時即出版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類編》,可謂弱冠成名,得到學術名師羅振玉、王國維的讚賞。父親商衍鎏出錢刻木版,花了八百多塊錢印成了商承祚的第一部著作。

商承祚高校任職

1925年,商承祚任國立東南大學講師(1949年後更名南京大學)。
1927年,商承祚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1927年,時任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兼籌辦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主要成員的顧頡剛教授,聘請商承祚來校擔任史學系和籌備中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教授。商承祚在史學系開設了殷周古器物研究、殷周古器物銘釋、殷墟文字研究、三代古器物研究、説文解字部首箋巽等多門課程。
1928年暑假,商承祚還與容肇祖教授“赴北路調查瑤民考察古物”。
1928年12月14日,在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內成立了考古學會,商承祚任主席。他“以本所古物不敷研究,特會同本所主任顧頡剛教授商準校長籌出一筆款項以為購買古物之用。”並親自到北平蒐購古碑、古造像等200餘件。該會“發掘南漢殘瓦,收集本省古物,審定本所所藏古器物字畫”,設立古物陳列室,“頗得中外參觀人士之讚許”。商承祚在校任教三年。
1929年,顧頡剛離校後,商承祚繼任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代主任,他除主持該所工作外,還做了許多研究工作。1927年11月1日《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創刊後,商承祚陸續在該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在該所顧頡剛為總編輯的《語言歷史學叢書》中,商承祚負責考古學,陸續出版了《殷墟文字類編》十四卷及他自己集撰的《石刻篆文類編》《金文萃編》等。
1930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商承祚辭隨金陵大學西遷,後在齊魯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女子師範大學等校任教授。

商承祚任教中山

商承祚 商承祚
1948年秋,商承祚回到廣州,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教授,在國立中山大學執教直至逝世。
1956年,商承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山大學支部委員、民盟全國中央委員、廣東民盟副主委及顧問。
1956年,商承祚便和容庚教授聯名招收古文字學研究生,直至文革前,共招四屆共9名,文革後再招一屆6名。他們指導研究生,“不開課,更不考試。”“主要是談話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賜贈著作,審閲文稿,視其佳者推薦發表。”商教授稱之為因材施教。他對學生強調幾條基本原則:“一、注意打基礎,加強基本功訓練;二、從古文字原材料出發,從細讀原拓本中發現問題、加以研究;三、認真鑽研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權威學者的著作,從中領悟到治學的門徑。”
1958年1月間,在日本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展出了中國一流的書法作品。在特別被推崇的沈尹默等幾位書法家中,包括有商承祚主任、研究生馬國權商衍鎏的作品。他“長期從事書法活動,在國內書法界有很大的影響,與書法名家何香凝、葉恭綽黃賓虹黃士陵黃節謝無量鄧爾雅、郭沫若、沙孟海、溥儒、盧子樞黎雄才關山月、陳邦懷等都有過從。”
1963年,商承祚參加廣東書法篆刻研究會的籌委會,任副主任委員,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
“文革”結束後,商承祚教授著書立説的勁頭更大,並頻頻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1977年夏天,商承祚親臨河北平山縣中山王墓發掘工地,手拓新出重器中山玉釁鼎、壺銘文兩份,一留當地,一攜歸研究。 [8] 
1978年冬,商承祚攜帶珍藏多年的一塊龜尾甲(即“契齋藏甲之一”),赴長春出席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討論會,被推舉為理事會召集人,在會上還專就甲骨文辨偽問題與有關專家商榷。
1979年秋,商承祚赴西安出席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被推舉為名譽理事;是年冬,覆在中山大學主持召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次年會。

商承祚晚年時期

1981年1月,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成立,商承祚任副主席。
1983年,商承祚任主席,積極推動廣東書法事業向前發展。
1983年秋,赴香港出席第一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
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逝世。

商承祚主要影響

商承祚古文字學

  • 甲骨文
商承祚的甲骨文研究,當首推其成名之作《殷虛文字類編》。這是商承祚在羅振玉指導下編成的一部甲骨文字典。編撰之時,雖然有羅振玉考釋作依據,但他並不墨守師説,而是在刻苦鑽研的基礎上,獨立思考,大膽創新,勇立新説。《殷虛文字類編》依《説文解字》體例編排,計收單字790字,重文3340字,凡羅振玉有説解者照錄之,商承祚另有見解之字或新釋者則以“祚案”別之。卷中稱“祚案”者達166條,其中純屬獨自立説者103條,附申羅振玉説、引申王國維之説者60餘條。繼《殷虛文字類編》之後,直至抗戰前夕,商承祚於甲骨文致力甚勤,其所刊論著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對已有資料的研究與詮釋,包括單字的考釋和大學授課的講義;二是關於甲骨文新資料(拓片)的整理與考釋。前者如《殷虛文字考》《殷虛文字用點之研究》《立字質疑》《釋武》《釋申》《殷商無四時説》以及《殷虛文字》《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及鐘鼎文字研究》等(後三種為講義石印本);後者則有《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與《殷契佚存》二書。這些論著,對於甲骨學的發展都起過積極作用,其中特別值得稱道的是論文《殷商無四時説》與專著《殷契佚存》。 [15] 
  • 金文
商承祚自20世紀20年代末即致力於青銅器及其銘文之收集與研究,並一開始即注意辨偽。民國十八年(1929年)發表之《評寶藴樓彝器圖錄》一文為商承祚關於金文研究之首篇著述。此文評容庚編著之《寶藴樓彝器圖錄》,主要在於辨偽,指出該書首頁之鼎“必趙宋之器”,第22頁之鼎、46頁之、88頁之、108頁之,文字必為後刻;並謂第5、12、17、30、50諸頁所載商鼎,皆在可疑之列。此文刊出後,容庚作有《答商承祚商承祚評寶藴樓彝器圖錄》一文,商承祚復跋其後,一併刊諸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11集第121期)。答與跋除互相問難外,於二人之情誼、性格亦有所敍述,為古文字學史上一段佳話,特附記於此。 [15] 
在銅器辨偽方面,商承祚尚著有專文《古代彝器偽字研究》(1933年)。商承祚晚年常説,他早年研究金文,是交了不少“學費”的,意即上了不少當,受了不少騙,買了不少假器,而後總結經驗教訓,才從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中提高鑑別能力的。商承祚此文即專就偽器、偽字進行研究,揭發作偽者之伎倆。計列舉五項:一、字體受宋人書本之影響;二、拼湊字句;三、刪節文字;四、臨寫銘語;五、摹刻文字。並列舉作偽之人,證例其詳。去偽方能存真,故辨偽於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至關重要,其有功學林,自不待言。容庚嘗謂商承祚“富收藏,精鑑別”,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著《商周彝器通考》時,《辨偽》章裏特地介紹商承祚篆書《詠蟹詩》軸此項研究成果,贊其“有獨到處”。然而,若論商承祚金文研究之代表作,則當推其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由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之《十二家吉金圖錄》一書。此書集海內外12家所藏銅器169件編寫而成,大部分是商周之器,少數為秦漢以後器。每器有圖版、銘文及花紋,並著其色澤,詳其尺寸,釋其銘文且加考證。卷中奇器異文甚為豐富,特別其中有21件楚器,如楚王的鼎、盤、簠、劍,鑄客的盤、、豆、,為研究楚文字與楚文化之絕好資料。此外,還收有陳侯午敦、邑斝等重要資料。有如《殷契佚存》為治甲骨文者所必備,此書亦為治金文者所不可或缺。 [15] 
《十二家吉金圖錄》面世第二年,商承祚又出版了《渾源彝器圖》一書,著錄山西渾源——春秋時晉國重地於1923年前後出土之銅器羣二十七器。此書與《十二家吉金圖錄》性質有異,但存古之功更勝於《十二家吉金圖錄》,因渾源彝器出土後即散佚民間,部分已流失國外,全賴此書保存若干器之圖形花紋資料,為研究春秋晉器提供了一批新材料。只是諸器均無銘,於古文字學僅有間接關係而已。 [15] 
  • 秦漢文字
關於石刻文字及《説文》古文的研究。《類編》面世後,商承祚便着手《石刻篆文編》的編輯,凡見到石刻文字的孤本和舊拓本,都不遺餘力地蒐集所需的材料,用雙鈎加以摹錄。如是日積月累,至抗日戰爭初,在婺源裏蕉鄉整理成書。商承祚有五律一首題為《婺源裏蕉鄉避寇》記此:“厄運嗟陽九,幽棲此地偏。明窗含遠岫,流水送寒煙。俗慮雖雲滌,離愁只自煎。此心何所寄,聊寫篆文編。”(據商承祚手稿過錄)此後又經過不斷的補充與修改,數易其稿,乃於1957年寫定為14卷,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共摹錄碑刻、碑額、題銘等95種石刻篆書資料,計錄單字1231字,重文1680字,附錄10字,共收入篆文2921字。除商代石簋斷耳22字,石磬6字及少量的魏晉石刻外,大部分為戰國秦漢文字。每字之下皆註明何碑何石,並錄入有關此字的碑刻文句,於讀者查考極為方便。此為迄今唯一的石刻篆文字典。在編撰過程中,擇其文字須説明者為之説考,又成《字説》十四卷(1980年發表二十七則於《中山大學學報》第1期,1996年中華書局重印《石刻篆文編》,將《字説》全文附入)。《文編》及《字説》對於小篆及小篆以前文字的研究,對於文字形體演變的研究,都是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15] 
與石刻文字研究幾乎同時進行的是對《説文》古文的研究。商承祚從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着手作《説文中之古文考》,以甲骨文、金文、三體石經等資料對《説文》所載古文作詮釋辨正。此稿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完成於安徽屯溪,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5月寫正於成都,曾連載於《金陵學報》。1981年秋彙集成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月正式出版。從屬稿之初至成書付梓,前後達40餘年。卷中對許説或印證,或批評,對吳大澂之説亦多有訂補,於研讀《説文》者大有助益。 [15] 
  • 楚文字
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商承祚即注意收集楚器,對楚文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抗戰期間,即十分關注國之瑰寶長沙楚帛書的出土及流傳情況。因從友人處收集到有朱欄和墨欄兩款的若干殘帛片,字亦較大,乃知帛書原有兩張。1959年,商承祚得到帛書原大照片,遂克服帛書因摺疊存放二千餘年而造成的種種困難(如摺疊處部分文字偏旁分家,拼合失形,帛屑粘着等),反覆辨識,精心摹寫,使帛書中部左右順逆兩篇文字(商承祚定十三行者為甲篇,八行者為乙篇)及邊文之可確認部分大大增加;計甲篇383字,乙篇270字,邊文201字,共可確認854字。雖然其中亦有若干誤字,卻已比蔡(季襄)、饒(宗頤)、李(棪)、安(志敏)諸家摹本大大前進了一步,如視蔡本即增加近200字。在摹寫的基礎上,又據文獻記載及其他古文字資料對帛書文字進行詮釋,探討其內容及性質,於1964年發表專論《戰國楚帛書述略》。此文是據原大照片進行研究的諸家論文中創穫最大的一篇,在帛書研究中代表了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學術水平,是承上啓下的力作。 [15] 
商承祚先後於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壽縣徵集到的楚懷王六年所鑄的鄂君啓節(舟節二、車節二),這一重要的楚文字資料,同樣引起商承祚的研究興致。所著《鄂君啓節考》及《談鄂君啓節銘文中幾個文字和幾個地名等問題》二文,在文字的詮釋方面多有創見,對節文的通讀貢獻良多,如對節文“母(毋)舍<木學>(梓)飤”的解釋便與前出諸文不同,而更合情理。 [15] 
商承祚對戰國楚竹簡的研究也十分深厚。自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後在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戰國楚竹簡,計八百餘枚。 [15] 

商承祚考古學

就歷史考古學而言,商承祚對中國楚文化的研究有開創之功,其標誌便是《長沙古物聞見記》與《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二書。《長沙古物聞見記》取材於抗日戰爭初期戰火紛飛之際而成稿付梓於成都郊外。 [9] 
《長沙古物聞見記》二卷,分十九類,九十三則。卷中所記古物,除少數漢及漢以後器外,絕大部分為戰國楚器。所記楚墓葬制,不獨可以證經,墓內器物及木俑存放情狀,尤為前人聞見所未及。至於漆觴、木瑟、革履、組緱、戈柲、劍璲等物,或以花紋勝,或以制度稱,補經史,正舊説,均足寶貴。此為中國第一部詳盡記述出土楚文物特別是楚漆器的專書。衞聚賢嘗以“難能可貴”四字譽此書。 [9] 
《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實為《長沙古物聞見記》之姊妹篇,唯成書較晚,至1955年始出版於上海。全書著錄並摹繪漆器28件,雖然有少量後來被定為西漢初期器,但大部分為戰國楚漆器。它是介紹並研究長沙出土楚地漆器的重要著作。由於卷內所錄漆器,部分已不知去向,部分在摹繪之後,器物收縮失卻原型,或已破壞,無法挽救,故所載器形圖(照片及彩繪摹本)實際與孤本無異,至為珍貴。卷首自序對楚漆器在歷史考古學上的價值及其造型與圖案美術的藝術價值作了深入中肯的分析。所附《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説明》對讀者具體瞭解並欣賞這批藝術珍品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此書對楚文化研究之貢獻,並不在《長沙古物聞見記》之下。 [9] 
楚漆器之外,商承祚對廣州出土的漢代漆器也作過深入研究。1952年至1958年廣州市郊先後發掘四座漢墓,出土40餘件漆器。商承祚將這批漆器與長沙所出楚漆器作比較研究,並結合文獻記述考察漆器的發展變化。1962年發表的《我國古漆器與廣州出土漢代漆器初探》一文,便是這方面研究成果的結晶。在這篇論文裏,商承祚還着重指出,在戰國時代,嶺南與楚文化之交流是頻繁密切的。這一新穎見解,對華南地區的考古工作具有指導意義,已為考古學界所普遍接受。商承祚還在1965年著成《廣州出土漢代漆器圖説》。 [9] 

商承祚書法學

  • 書法理論
商承祚也是一位書學理論家。在書學史上最傑出的貢獻當為在“《蘭亭》論辯”中的立場與見解。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發表了《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認為《蘭亭》在書法上是偽託的,《序》也是經篡改的。高二適隨着發表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予以反駁。隨即學術界上掀起一場《蘭亭》真偽之辯,一大批知情學者紛紛表態支持郭説,其中不少是占候風色而迅速轉向的。在這時候,商承祚挺身而出,撰寫了《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一文,對“偽託”説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商承祚抓住對方的要害,在幾方面進行論述。一是關於隸書筆意,商承祚認為,“隸書筆意必須以具有隸筆的形態為前提”, [12]  離開這個條件,所謂隸書筆意是不存在的。如郭沫若引為證據的《王興夫婦墓誌》,“原始墨跡當不是這樣,絕大多數筆劃是由刻工做出來的變相‘楷隸’”。真是目光如炬,具見商承祚的學力與識力。二是關於楷書的發展和東晉書法,商承祚認為,鑑定書法作品的時代,須從“基本筆劃、用筆方法、字體結構、分行布白、時代風格”幾個方面去全面考慮,不能單以筆劃為準繩,對東晉的書法亦當如是。三是關於王羲之的書法風格問題,商承祚認為,王羲之走的是一條“推陳出新的行書道路”,擺脱了隸書筆意,創造出富有表現力的書寫方法,在書法史上起着承先啓後的重要作用。四是關於《蘭亭序》及《蘭亭序帖》的問題,商承祚舉出有力證據,説明《晉書》所錄的《蘭亭序》為羲之的原作,《蘭亭序帖》亦為羲之所書。五、六十年代中,商承祚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努力改造自己,希望與時俱進,但在學術問題上,商承祚一直不肯隨波逐流,有時甚至顯得很執着,保持了一位學者應有的學術良知。 [14] 
商承祚在書法藝術理論上,重視實踐,不尚空談。強調書法藝術要有時代精神,反對軟弱、衰頹、怪誕等情調和作風,要真正寫出自己的風格,才叫做“有我”。要打好基本功,“目的明確,方法對頭,肯下功夫,循序漸進,持之以恆”,就能學好書法。商承祚非常注重技法,常對學生説,書法是藝術,藝術離不開技法,而書法的技法以執筆和運筆尤為重要。執筆法可用四個字概括,曰“運其所適”,執筆要輕鬆,隨意,用巧力,不用蠻力,因勢利導。並指出康有為“置杯不傾,大指橫撐”一類的執筆法,是不自然的“形式主義”,對人無益,於字無補。在運筆上主張指、腕、肘結合起來運用,小字以運指為主,執管宜下;中字懸肘,執管偏上;大字腕肘並用,執管更高。這些都是通達平情之論,為人們樂於接受。此外,商承祚還對習見的“中鋒説”提出強烈的批評,認為“行草耐人尋味正是使用側鋒。縱觀歷代書法名家運筆,莫不如是,強調中鋒這禁區,應予打破”。 [13]  又説,“無論哪種書法,在揮毫落墨時,每字皆有部分中鋒,而更多的是側鋒。縱觀古今名書家的字,其運筆多以側鋒取韻”。 [14] 

商承祚篆刻

商承祚治學之外,復以書法篆刻馳譽,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兼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有《商承祚篆隸冊》《商承祚秦隸冊》行世。前書於一九八一年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印行,收錄甲骨文、金文小篆秦隸等四種字體;後者出版於香港,獨集秦隸,此皆其專擅之作。甲骨秀勁質樸,金文渾穆凝練,俱得羅振玉之傳,而枯老古拙遇之。羅氏喜集字為楹帖或臨摹彝銘,錫翁則嗜活用古文字筆法結構書寫古今詩詞。
商承祚治印始於少時,十四歲即拜篆刻家勞健為師,曾以日摹漢印十餘方為常課,—日於冷攤以賤值購得《繇通之印》,勞公雲嘗收錄於桂馥繆篆分韻》一書,歡喜讚歎,懸於腰間者數月。中年好蓄古璽印,以精鑑稱。
商承祚篆刻,雖璽印兩式兼作,然以古璽見長,蓋得於彝銘及陶璽之融會變化也。所著《我與容希白》曾曰:“一九四六年希白到重慶,適我卸鹽務職,歸自貴陽,復得相見,我謂之曰:學不進而刻印則工,以數印示希白,歡聚數日而別。”可見對其多年作印之珍視。其自存印集六冊,約二百方,曩蒙見示,並荷見贈往時舊作及自用印蜕數紙,氣格醇古,不愧大家。

商承祚題碑

《高明縣城碑記》,中山大學教授、古文字學家商承祚教授書,(碑面3米*1.5米,),書體:篆隸,面貌風格屬於海內罕見。(2011年清明節,謝光輝、陳守友、王冰、王碧鳳、宋雪等人初拓)

商承祚歷史評價

  • 王祥:縱觀商承祚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波瀾壯闊。不論是教書育人,還是參政議政,他都無不一以貫之堅持自己的信念。他不是躲在書齋裏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純粹書生,而是有着一顆憂國憂民之心的知識分子。他利用自己的學識為人民服務,為社會做貢獻。當國家危難之時,他能憂心國事,以知識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為正義請命。他以一個學人的聰明才智浸潤於社會民眾的沃土之中,在得到滋養的同時,推動並實踐着自己的學術追求和人生理想。作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沒有終老於學術。他的心和民盟、和祖國緊密相連,引領我們向前進。 [6] 
  • 張桂光:商老習篆取途《嶧山》,上溯商周,下及兩漢,其作甲骨,超逸秀勁;其作金文,華貴雍容;其作小篆,柔和嫺雅,要皆結體精嚴,行筆幹練,體態自然。晚年鍾情秦隸,創造出既渾穆雄奇而又婉通流暢、意趣盎然的一體風格,在隸書領域裏獨樹一幟。題識所用行楷,遒勁凝鍊,秀穎醇雅,別具姿態。 [11] 

商承祚人際關係

商承祚親屬

祖父:商廷煥,秀才,七次參加科考皆不中。
父親:商衍鎏(藻亭),前清探花(甲辰科),長於詩詞書畫,有《商衍鎏詩書畫集》及《清代科舉考試述略》《太平天國考試紀略》等書問世,1963年逝世,享年八十九歲。 [4] 
哥哥:商承祖,曾任南京大學外文系主任,
長女:商志男,原是鐵路中心醫院眼科專家
長子:商志馥,廣東文史館專家。
次子:商志<香覃>,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知名教授。

商承祚其他

老師:羅振玉,1921年秋商承祚拜羅振玉為師,在他的指導下鑽研甲骨文、金文。 [4] 

商承祚主要作品

商承祚著作

殷虛文字類編》(1923年木刻本)該書是一部比較完備的甲骨文字典。全書共分14卷,收字共計4184個。其中包括重文3394個,甲骨獨體文790個。全書體例仿《説文解字》而制,按偏旁部首編次,從文字、音韻、訓詁3個方面進行分析等,從而使該書成為當時最完備、詳盡的甲骨文字典。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釋》(1933年,收錄美國友人福開森所藏殷虛甲骨37片,從形、音、義3方面進行探討)
《殷契佚存及考釋》(1933年,合8家所藏甲骨而成,是一部內容豐富的甲骨文專著)
説文中之古文考》(1934年,考證《説文解字》中注為古文的字的字形、字義及演變過程,是文字學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
石刻篆文編》(1957年,共14卷,是研究文字形體演變的一部極有價值的參考書)
《十二家吉金圖錄》(1935年)
《渾源彝器圖》(1936年)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2] 

商承祚後世紀念

2002年6月12日,商承祚誕辰一百週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舉辦《商承祚商承祚捐獻文物展》。 [5]  2023年,“商聲振金石——紀念商承祚商承祚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特展”在深圳博物館古代藝術館舉辦,共展出330件(組)展品,全面梳理和展示了商承祚的研究成果。本次展覽由深圳博物館和中山大學主辦,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湖南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學博物館、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西泠印社等文博單位和高校共同參與。 [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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