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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十三行

(廣州市荔灣區境內歷史地名)

鎖定
十三行[Shísānháng] 歷史地名。位於廣州市荔灣區沙面與文化公園的北面。清康熙二十五(1686),廣州城西南江邊開設洋貨行,又稱十三行。據譚元亨《十三行史稿》考證,“廣州十三行與早先月港的‘職能’一脈相承”。作者認為,“十三行”一詞緣起明代的月港:涵蓋經營珠寶、棉布、瓷器、絲綢、箍(豆餅)、鑄鼎、糖、絲線、魚、紙、茶、造船等13種行業。“十三行”是專稱一個行業、一種職能,即明清對外貿易特有的機制與行當,其意義超越地域名、商館數之名、資本集團之名以及制度名,而是歷史之名,是傳統的延續。 [13]  十三隻為特指數,不確實是十三家商行。清代已形成十三行街和街南面的洋行、商館區。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粵海關成為清政府官方允許的唯一海上對西洋(即今天的歐美地區)貿易的關口。加上 19 世紀 60 年代開始的歐洲工業革命,十三行地區因此成為當時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海上貿易出現史無前例的繁榮。1840 年,新興的資本主義英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在 1842 年開放海上五口通商。1856 年,英法又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 1861 年簽訂廣州沙面租約。從此,外商進駐沙面,結束了十三行地區的外貿繁華史。原十三行區域先後改為嶺南文物宮、廣州文化公園。2016 年,十三行博物館在廣州文化公園正式揭幕。十三行街、十三行路見證了歷史的變遷。 [11] 
2023年1月,入選《廣州市地名保護名錄(第一批)》。 [12] 
中文名
廣州十三行
外文名
The thirteen-hongs in Canton
別    名
外洋行洋行,洋貨行
創立時間
康熙盛世
所在地
廣州市

廣州十三行十三行歷史

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5張)
歷史上,中國的對外貿易時開時禁。清康熙盛世,延續明朝隆慶以來的開放政策,實行開海通商政策。1685年,伴隨着日益頻繁的國際商業交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貿專業團體———廣州十三行應運而生。它是清政府設立在廣州口岸的特許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洋貨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清政府規定,洋貨行商人必須是“身家殷實,貲財素裕”者,為的是保證洋行經營的底藴和對外貿易的信譽。
清朝初年,廣州十三行實際是閩南商人主導對外貿易,其中最傑出的伍家、潘家後來入籍廣東。十三行時期也有“福潮行”的説法,把在廣州(含澳門)做生意的福建、潮州商人歸為一幫。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羣體 [2] 
1757年,乾隆皇帝宣佈撤消原設的沿海各關,僅留廣東的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作為粵海關屬下的中外交易場所,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全部聚集於此,直至鴉片戰爭為止,這個洋貨行獨攬中國外貿長達85年。 [2] 
對外貿易鎖定粵海關一口之後,廣州口岸洋船聚集,商賈使節往來不絕。來自各國的商船,每年五六月間泊靠廣州港,帶來異地的工藝品、土特產和工業品,在十三行商館卸貨交易後,帶着中國絲綢的華貴、瓷器的典雅和茶葉的芳香,於九十月間乘風迴歸。這就是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景象,也是當今每年在廣州舉辦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雛形 [2] 一口通商之後,經十三行完成的貿易額迅速增長。
據清宮檔案記載,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銀僅52萬兩。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銀達到110萬兩。到鴉片戰爭前,洋船多達年200艘,税銀突破180萬兩 [2]  。“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廣州十三行。近代以前,這個遠離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貿文化底藴,與紫禁城內的皇家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1] 
皇帝的財源
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10張)
創立於康熙盛世的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1757年,隨着乾隆皇帝僅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上諭的頒佈,清朝的對外貿易便鎖定在廣州十三行。位於珠江邊上的中外交易場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裏擁有通往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清政府閉關政策下唯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路。對於宮廷來説,在中國大陸南端,出現了一個富饒的“天子南庫”。
洋船到港數目,直接影響到粵海關的税收,而海關貿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觀財源。為此,清帝每年都要過問洋船數目,從而瞭解進出口貨物品種及貿易税收情況。從廣東大吏歷年進呈的奏摺、清單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繳税銀超過百萬,其中有一部分作為皇室的經費開支,通過粵海關輸送宮中,而皇室每年開銷白銀約在60萬兩左右。為了廣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試圖加重浙江海關關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廣州貿易。他説:“來浙者多,則廣東洋商失利。”然而,該策略並未阻止北上的洋船。於是,乾隆斷然實行封關,僅留廣州一口對外開放。其原因既是為維護東南海防,也是為保證廣州洋行生意。
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的顯赫,使他們成為巨大的捐獻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過人、能財善賈的商業才幹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為了求得外貿特權的穩定,每遇國家大事,行商都會不失時機地向中央政府捐輸報效。1787年,他們集體為台灣林爽文之役捐輸軍需銀30萬兩,隨後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萬壽、廓爾喀軍需、川陝剿匪、河南剿匪、黃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銀350餘萬兩。這期間,廣東行商以各種公益事業為名向政府捐獻,平均每年超過10萬兩白銀。行商還通過當時官吏品級商品化的捐納制度,以捐輸報效的鉅款,換來許多官銜和職務。洋行巨頭潘氏、伍氏兩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頂戴,十三行中後期崛起的行商梁經國,因多次捐書得到清政府加晉官銜,封誥通奉大夫從二品封階),追贈光祿大夫正一品)。由此,他們成為通達朝廷、既富且貴的官商。 [1] 
西洋人着速催進京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帝素以西學和洋貨為奇,廣州十三行正是處在這段時期,因其特殊的商貿地位,成為宮廷所需各類人才的中轉站和奇異洋貨的供應地。康熙時期,每當洋船泊靠,隨船而來的西洋人便會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館內的天主教堂學習漢語,學成後還要奏報皇帝,以便日後到宮廷供職。在得到進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們休整、學習的場所。位於商館區內的十三行夷館,與十三行商館遙相對應,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十三行街區是工藝美術製造業的天堂,也是宮廷匠師的人才基地。這裏的行棧、作坊星羅棋佈,能工巧匠薈萃。肩負皇命的廣東大吏,將其中的頂尖人才舉薦進宮,成為引領宮廷製造業的主力。
康熙年間,十三行輸送的玻璃匠程向貴、周俊二人,將已掌握的歐洲磨花玻璃術帶進內廷玻璃廠,製造出中外玻璃技術融合的作品“雨過天晴刻花套杯”,達到了當時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間,皇帝再想燒製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來,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工藝技術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內廷許多優秀的琺琅技師來自於十三行街。廣州行商在為宮廷引進西洋人才方面,曾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國外科醫生隨本國商船到粵,因沒有找到進京當差的途徑而搭船回國。經兩廣總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內的法蘭西夷館多日,未曾與商館行商互通信息。為此,皇宮不得不繼續等待西洋醫生的再次到來。為了及時輸送西方人才,廣州官府定立了隨時報告洋人信息的嚴格制度。最終,那位法國醫生還是來到了紫禁城。所以,對於到華的西洋人來説,十三行是他們走向清朝京城的橋樑。
廣州牙雕工匠於雍正年間進入宮廷。1729年,海關監督祖秉圭送進牙匠陳祖章。當時,蘇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宮內已經供職多年,陳祖章進入牙作後,能在蘇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藝,嶄露頭角不是一件易事。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冊》中記載,1740年陳祖章每月薪俸銀為頭等,蘇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錢糧而退役,説明廣州牙匠在宮內已經佔據主要地位。1741年,陳祖章父子等雕製出著名的鉅作《月曼清遊冊》,描寫了貴族仕女們從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濃厚的民俗風味與生活情趣。這件牙雕至 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廣東的木器工藝在全國擴散影響也是起源於工匠進入宮廷。1729年,粵海關監督從廣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進入造辦處。與此同時,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堯送進蘇州木匠佘節公等六人。出現了與牙作類似的蘇粵共處、營壘分明的格局。 [1] 
採辦官物
廣州外貿洋行每年為宮廷輸送洋貨,時稱“採辦官物”,其中多為紫檀、象牙、琺琅、鼻煙、鐘錶、儀器、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及寵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據帝后的具體要求,按照內廷出具的式樣逐件採買,分別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每年進獻四次。翻閲清宮《進單》、《貢檔》便可以發現,一口通商之後,皇宮享用的洋貨幾乎全部是由廣州貿易洋行輸送的。乾隆年間,貨棧每年進口洋貨千餘件,廣東官員作為貢品進呈的達到數百件。 [1] 
作為對外貿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貨。清代帝王的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地方大吏每逢元旦、萬壽、端陽各節都要進獻當地物產給天子,以博皇帝的歡心與信任,達到加官晉爵的目的,這在清代實際已衍成一種制度。皇帝后妃對舶來品的慾望,刺激了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依靠十三行這一洋貨市場競相採購進口貨之風,從而帶來宮廷內的洋貨熱。特別是限定廣東一口通商之後,十三行便成為皇家唯一可以倚賴的西洋奇器供應地。 [1] 
作為對外貿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貨。1729年,洋行奉命覓購內廷配藥所需,在當時屬稀有洋貨的伽楠香40斤。承辦者無不戰戰兢兢,一個月後,終於買足湊齊。1765年,軍機大臣傳來一道諭旨,廣州洋行便要為宮廷內務府採辦進口紫檀木7萬斤。1787年,粵海關監督佛寧的家奴從京城帶回聖諭,要他隨公務奏摺一起,呈進些小式表玩。粵海關監督向皇帝透露,這些特供最終都是責成行商具體承辦的。廣州十三行被認為是華南商貿繁榮的源頭,它給皇家生活帶來了無盡的享樂,成為帝后倚賴的“天子南庫”。這也是清帝在全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唯有廣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到了近代,國勢已衰,十三行商館也歷盡了繁榮與滄桑。由中英貿易衝突而引發的鴉片戰爭,以中國戰敗而結束。1842年,清政府被迫與英國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其中規定,英商可赴中國沿海五口自由貿易,取消廣州行商壟斷外貿的特權。1856年,具有170年曆史的商館被一場大火化為灰燼,廣州十三行從此消失於商業舞台,其在經營對外貿易上獨領風騷的輝煌遂成為歷史。 [2] 

廣州十三行十三行詳介

廣州十三行起始

自唐代以來,廣州一向是我國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廣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中葉這一段期間,又是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十三行商館集中在廣州城郊西南角,緊靠珠江,那裏是一個繁忙的水碼頭。1684年,廣東政府招募了13家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税。1757年,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則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渠道,其真正名號是“外洋行”。後來行商家數變動不定,少則四家,多時二十多家,但 “十三行”始終是成為這個商人團隊約定俗成的稱謂。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關僅留廣東一處。此後的100年間,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税收入。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粵海關請求成立公行,該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1770 年公行裁撤,眾商皆分行各辦。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後確立下來。公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税餉、規禮、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員等義務,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中起中間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對外貿易特權,所有進出口商貨都要經它買賣。初為牙行性質,後也自營買賣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
為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於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税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僱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税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

廣州十三行運行機制

廣州十三行受粵海關管轄,它的運行機制諸如承商制、保商制、總商制、攬商制、公行等在本質上是清政府確保實現以商制夷、確保税收的方式。
承商制是指十三行商"承攬夷貨"制度;保商制規定行商首先要負責外商在華所有行為;總商一般是一到三名,由行商中資本最雄厚的行商擔任,負責率領眾商與夷人交易;攬商制是指行商包攬一筆交易的所有環節;公行的設立是為了規範對外貿易市場,把握議價權,實現行商利益最大化 [3] 

廣州十三行公行制度

在清代前期,廣州的行商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了廣州整個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個“公行”貿易制度。
公行確立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為為外貿經手人。此人納銀4萬兩入官,包攬了對外貿易大權。後來,各行商從自身利益出發,共同聯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行會團體,即所謂的"公行"。據史記載,於1720年11月26日,公行眾商啜血盟誓,並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議議妥貼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鑑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淨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第十條: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合同時,均須先期交款,以後須將餘款交清,違者處罰。
第十一條: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
第十二條: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佔一全股,次者佔半股,其餘則佔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頭等行,即佔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初時,公行沒有法定的共同領袖,也沒有取得完全統一的部署,組織相當鬆散,時散時復。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廣東巡撫李湖等奏請明立科條,建議“自本年為始,洋船開載來時,仍聽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説要復設公行。兩年後,經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復,從此一直延續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再也沒有解散過。

廣州十三行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的潘、伍、盧、葉四大行商,潘有度盧觀恆伍秉鑑、葉上林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葉上林祖籍豫章城虔州南安府,經營義成行。在泮塘築有葉家別墅花園,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洋行巨頭之一潘氏家族的豪華別墅臨廣州珠江而築,堂皇氣派,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及外國使節常常在這裏會晤。伍家豪宅與潘園交相輝映,是一處大型的園林建築,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相媲美。伍秉鑑資產在1834年約有2600萬兩白銀,被當時的西方人稱為“天下第一富翁”。19世紀中期,在美國凡帶有伍家圖記的茶葉,就能賣得出高價。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將伍秉鑑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館內也是金山珠海,堆滿銀錢。有位廣東官員在上奏皇帝時説,由廣東銷煙引發的中外鴉片戰爭,其戰火之所以繞開廣東,與十三行商館中囤積着大量外國公司的財富不無關係。 [2]  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羣體。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十三行街成為當時世界的“華爾街”,大的商號擁有資產上千萬銀兩,出現了一批世界級的豪富。 [2] 
廣州十三行商人 廣州十三行商人 [10]

廣州十三行商人分類

清代時期,廣州十三行一帶有5000餘家專營外銷商品的店鋪,涉及漆器、銀器、瓷器、紡織、繪畫、雕刻等各個行業。根據經營商業的項目,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可分為牙商、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煙草商、典當商、布商、藥商等,其中以牙商最為著名。
所謂牙商,本來是指在城市和鄉村的市場中為買賣雙方説合交易,並從中抽取佣金的居間商人,亦稱牙人。明清時,隨着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牙商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行當,稱為牙行。清代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指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從清朝初年始,凡是外商來華貿易或辦理其他事務,都必須經過清政府特許的“公行”來進行,“公行”通稱“十三行”,位於廣州市區西南方的十三行路,南與六二三路沙面相鄰。它是官方特許的壟斷性商業組織,其主要職能是協定出口貨價及代中外商人納税。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還要與來華洋商打交道,從貨物買賣到日常起居,事無鉅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
洋行數量並不是固定的13家,從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納入統計的38個年份中,共有行商約400多家,行商最多年份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實數為13家的就只有嘉慶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兩個年份。而行名也常改變,稍後即有興隆、聯興、德興、正興、同興、源昌、晉源、怡和、寶順等行。

廣州十三行牙行

1.伍秉鑑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3.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5.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6.嚴啓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7.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孚泰行,商名昆官,
12.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廣州十三行商幫形成

廣東擁有優越的人文地理環境商品性農業發展蓬勃,明清時期,朝廷對廣東實行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廣東商人從此崛起,並稱雄海內外商界,形成了中國“五大商幫”之一的粵商。此外,廣東商幫的形成,還與廣東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商品意識有密切的聯繫。自秦漢以來,廣東就一直是對外貿易的重鎮。千年的商業沉積,孕育了廣東人強烈的經商意識,促使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辛勤的經營,為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廣州十三行輝煌的外貿之路

廣繡
廣繡(8張)
清代時期,廣州十三行一帶有5000餘家專營外銷商品的店鋪,約25萬匠人專門從事外銷工藝品的生產和製作,涉及漆器、銀器、瓷器、紡織、繪畫、雕刻等各個行業。廣繡中國四大名繡之一,起源於唐代,明朝已揚名海外。1600年,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十分喜歡廣東的金銀線繡,親自倡導成立英國刺繡同業公會,按照廣繡作坊形式組織王室繡莊,從中國進口絲綢和絲線,加工繡制貴族服飾;英王查理一世更推動廣繡藝術傳播英倫三島,被西方學者稱譽為“中國給西方的禮物”。清初,英國人把裁剪好的服飾拿到廣州繡坊加工繡制,有的貴族連名片也要刺繡,後來發展到刺繡聖母像耶穌像和國王大臣像。乾隆年間,廣州的繡坊、繡莊有50多家,從業人員3000多人。17、18世紀,歐洲貴婦流行刺繡披肩,廣繡披肩銷量與日俱增。1772年前後,廣繡披肩在歐洲的銷量達八萬條,其中法國佔四分之一。到1776年,僅英格蘭公司一家就輸入了10.4萬條。1900年經由廣州海關出口的廣繡,價值達496750兩白銀。 [5-6] 
廣緞是廣州產的一種高級絲織物。廣彩的全稱是“廣州織金彩瓷”,產生於清康熙年間。清代,西洋琺琅從廣州傳入中國。16世紀,廣東出產的漆器大量銷往歐洲,被稱為“廣器”。廣作指的是廣州出產的木製傢俱,又稱廣式傢俱廣雕是指廣州地區生產的具有嶺南特色的雕刻工藝品,包括牙雕、玉雕、木雕、欖雕、石雕、磚雕、骨雕貝雕等,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牙雕、玉雕、木雕。中世紀以來,扇子在歐洲被女性視為必不可少的服裝點綴品,因價格昂貴,歐洲宮廷貴婦往往以擁有一把奢華精美的扇子作為炫耀攀比的資本。
19世紀廣州十三行附近的靖遠街和同文街,最多時有兩三千外銷畫師。廣州畫師採用西方的繪畫顏料和技法,繪製帶有中國風情的圖畫,銷售給來華的洋人,種類有布本油畫、象牙油畫、玻璃油畫、通草水彩畫、紙本水粉畫線描畫等等。中國外銷壁紙從16世紀中葉開始由西班牙、荷蘭的商人從廣州購買後運往歐洲出售,清代廣州十三行畫作坊相當活躍,其壁紙遠銷歐洲與美國,深受貴族的歡迎。廣州十三行成立後,行商所設的商館區形成了一個以外銷銀器為主的“銀器市場”,銀器店集中在同文街、靖遠街及河南花地一帶。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全國各地茶商的聚集之地,除英國之外,葡萄牙、荷蘭、俄羅斯都是茶葉消費大國。

廣州十三行文化交流

外銷畫中的行商庭園
外銷畫中的行商庭園(5張)
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中國是個絲國、瓷國,還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各種工藝品以及傳統文化。十三行將這些財富裝上開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傳播着東方的文明。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絲綢以色澤滑潤、輕薄飄柔、華貴高雅而著稱,成為西方上流社會不惜以重金爭購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實行的絲綢出口限運,使得這種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加走俏。英、美、瑞典等國商人稱,歐美各國皆是“不善織造之國度”,貴族們的“服飾之榮”一向仰賴中國的絲織品市場。十三行曾是在華外國人的集散地,通商貿易使最初的貿易貨棧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為吸納西方科學文化的先行者。
歷史上形成的外貿傳統,孕育了洋行商人較為開闊的視野、廣博的見識,他們從商務與時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許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語與外商打交道,洋行還設有從事外語翻譯的專業人員。各國夷館在外觀建築、室內裝飾及生活方式上都帶有各民族風格。這裏儼然是一個世界商務機構的博覽會,與十三行中國商館遙相對映,構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觀。1762年,乾隆帝為使“遠人日用有資”,特許十三行貿易的外國商船各夾帶2000斤絲織品出口,洋行貨棧的外商不禁“歡呼感戴”。在舉國上下一片封禁的時代,十三行作為令人稱羨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無疑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在18至19世紀初期,廣州海珠區西關一帶曾湧現出由十三行商人興建的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私家園林,包括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在內的眾多名園,被稱為“行商庭園”。它們不僅是嶺南園林的巔峯之作,還引發了清代時期歐洲各國模仿“中國式”園林的盛況。外商們經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畫家對園林精心描繪,並向全世界發行風景“外銷畫”,讓廣東園林漂洋出海,聲名遠播。1742~1744年間,英國建築家錢伯斯曾兩次來到廣州考察庭園建築。錢伯斯將中國建築設計風格帶到了歐洲,極大地影響了18世紀西方建築“中國風格”的發展,使中國式園林在歐洲風靡了近百年 [4] 
中西文化交融
十三行曾是在華外國人的集散地,通商貿易使最初的貿易貨棧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為吸納西方科學文化的先行者。歷史上形成的外貿傳統,孕育了洋行商人較為開闊的視野、廣博的見識,他們從商務與時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許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語與外商打交道,洋行還設有從事外語翻譯的專業人員。
1772年,洋行商人潘振承在與英商交易時首次採用倫敦匯票支付貨款,這對在當時只知以白銀作為支付手段的中國商人來説是不可想象的。鴉片戰爭期間,為改變廣東水師裝備,增強作戰能力,洋行眾商率先捐資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併購買美式夾板船,這是我國最早購置歐美兵船的一大創舉。1842年,行商曾尋求仿製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輪船。道光帝得知後在諭旨中説:“廣東造得火輪船,亦頗適用,著即繪圖呈進”。 [2] 
隨着清代廣州國際貿易繁榮,洋畫師也來此謀生,並收徒授業,培養出第一批中國油畫師。19世紀30年代後,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來華傳授水粉畫技法,大大提升了廣州“外銷畫”水準,林呱即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頭像》曾入選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是最早在歐洲畫展上亮相的中國畫家。當時知名外銷畫家有煜呱、啉呱、庭呱、新呱等。呱字洋文寫作Qua,從葡萄牙語詞Quadro而來,歐洲人看見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裏做的是洋畫生意。
十三行也曾創造出中西合璧的商貿文化。為了便於外商開展商務,洋行商人在行棧區另闢了一片供洋人經營、居住的商館,被稱為“十三行夷館”。各國夷館在外觀建築、室內裝飾及生活方式上都帶有各民族風格。這裏儼然是一個世界商務機構的博覽會,與十三行中國商館遙相對映,構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觀。 [2] 

廣州十三行歷史事件

廣州十三行禁煙運動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絲綢、瓷器等,維持了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其結果是全球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而歐洲出現了貴金屬貨幣的短缺,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獲取白銀而向中國走私鴉片,以扭轉與中國的貿易不平衡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立即雷厲風行地開展禁煙運動 [8] 
1839年3月18日,林傳見伍家等行商,痛斥他們包庇鴉片貿易的罪過,要他們改邪歸正。並令伍紹榮等到商館傳諭外國鴉片販子,限三天內繳煙具結。19日,外國煙販來到行商公所,詢問中國政府“對於如要呈繳的鴉片,給什麼代價”。 21日,是繳煙期限的最後一天。林宣佈,若不在次日繳煙,便將行商中的兩人正法。 [9] 
為了渡過難關,伍秉鑑等勸外商繳出一小部分鴉片加以應付。晚上,他甚至跑到旗昌大股東格林(J·C·Green)的辦公室,請他答應在上繳的鴉片煙數之外,再加繳150箱,所值105000元由他償付。接着,全體行商應繳到商館,與外商共商對付林的繳煙諭令的對策。行商向外商建議繳出一千箱鴉片矇混過關,並説“你們將不受損失,我們以後給予賠償”。外商採納了這一建議。22日,浩官等行商帶着1037箱鴉片去見林則徐,受到林的痛斥。 [9] 
鑑於行商勾結外國鴉片販子玩弄陰謀,3月22日,林則徐決定傳訊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23日,為進一步施加壓力,將伍紹榮等革去職銜,逮捕入獄。將伍秉鑑和茂官摘去頂戴,戴上鎖鏈,令其前往寶順洋館,催促顛地進城。24日,義律到達廣州,林則徐將伍紹榮放出,再令其攜帶諭帖到商館,令外商繳出全部鴉片,限三日內取結稟覆。當晚,義律企圖帶顛地逃跑,林立即封鎖商館。3月28日,義律稟告林則徐,願繳出鴉片20283箱(成本約六百萬元)。 [9] 
但是,英國駐華貿易總監督義律沒有讓英國商人把鴉片直接交給中方,而要先交給義律,再以英國駐華貿易總監督的名義交給中國政府,義律的做法是為了把鴉片糾紛變成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問題,為下一步陰謀發動侵華戰爭製造藉口。四至五月間,林則徐將收繳的鴉片2萬多箱在虎門全部銷燬。 [8] 

廣州十三行歷次火災

1822年大火 1822年大火
從廣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間,廣州十三洋行先後發生過多次大火。火勢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連續燒了兩日,夷館、洋行多間被燒燬,損失慘重。據後統計,11家洋行未被燒的只有5家。外商的貨物全部燒燬,所有行商房屋貨棧變成了灰燼,牽連附近的房屋店鋪千餘家。第二次大火是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中國人開的水果店搶水果吃,還用刀將店主劃傷,激起了廣州民眾的憤慨。半夜,廣州民眾火燒英國商館,廣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羣眾擲來的密集石頭阻截,使之不能前進。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才熄滅。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為阻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民的偷襲。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廣州民眾從被拆毀的鋪屋殘址上點火,火勢舜間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國商館區。1915年7月13日,正當廣州遭受水災之時,十三行一帶不慎失火,禍及專售火油、火柴等的同興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隨油流。火勢更借珠江上首尾連結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頭,珠江兩岸頓成火海。同時因街道水深數尺,難以施救,大火持續兩天兩夜,25條大小街道盡成火場,燒燬商號、住户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要求“租借”位於十三行商館區殘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館區。

廣州十三行歷史遺蹟

錦綸會館 錦綸會館
錦綸會館建於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代廣州絲織行業的行業會館(即“錦綸行”), 是絲織行業老闆們聚會議事的場所,是廣州唯一倖存的清代行業會館建築。黃埔古港是清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口岸,外國商船隻準停靠在黃埔泊地,在取得通行證後,由本地的小船拉着貨物和人送到十三行做買賣。2016年9月30日,廣州十三行博物館正式對外放,十三行博物館位於廣州文化公園展覽中心。

廣州十三行相關紀錄片

2011年由CCTV記錄頻道首播的專題片《帝國商行》向人們展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廣州十三行”,這個已逐漸不為今人所知,被人們遺忘的商人羣體,曾經營了大清王朝全盛時期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一度在中國中西貿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躍,該片重現了“廣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後期,由極盛轉向衰落的過程。

廣州十三行十三行現狀

如今的十三行 如今的十三行
如今的十三行是一個服裝批發中心,位於廣州荔灣區十三行路,熟悉的人一般簡稱為“十三行”。以十三行路為中心,故衣街豆欄上街、和平東路服裝商場環繞成的物流商業圈,已成為廣州歷史最長的服裝批發集散地。這裏每天進出貨物數千噸,人流量達數十萬人次,服裝遠銷海內外。
廣州十三行商圈主要由新中國大廈和紅遍天大廈構成。“新中國”的一樓到三樓的零售批發商鋪每天早上六點半就開門做生意,四樓以上的大户則八點開門。“紅遍天”一二樓也是零售批發兼做的商鋪,一般也在早上六點半開門,三樓以上的寫字樓生意較穩定,主要是向全國的批發大户承接“打包”生意,很少做零售,大多在七點半後才開門。
2017年,廣州市政府對十三行地區進行改造,力圖重現百年前具有“歐陸風情”的十三行。改造工程包括對十三行地區市容環境、交通秩序、基礎設施等方面專項整治,提升該地區整體形象,以促進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整治範圍包括人民南路、十三行路、康王路槳欄路圍合的區域,覆蓋範圍約7.11萬平方米。 [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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