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

屈大均生於1630年（崇禎三年）10月10日，兒時隨入贅邵家的父親居住在南海縣西場（今廣州荔灣區西場）。1645年（順治二年），隨父親歸原籍番禺，恢復屈姓，更名大均。早年受業於陳邦彥門下，1645年（順治二年）補南海縣生員。

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陷廣州。1648年（順治五年），屈大均參加其師陳邦彥以及陳子壯、張家玉等的反清鬥爭，同年失敗。後至肇慶，向南明永曆帝呈《中興六大典書》，授以中秘書，不久因父歿急歸。

早年受業於陳邦彥門下，深受其思想的薰陶。曾參與陳邦彥等人發動的抗清鬥爭，並在陳等人遇害後冒着風險收斂他們的遺骸。其後，為避免清廷的迫害，他入寺廟削髮為僧，並將居所命名為“死庵”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其間，他以化緣為名奔走各地積極參與反清活動，並曾遣人送情報給抗清名將鄭成功，欲引導鄭的舟師沿海路進攻南京。

1650年（順治七年），清兵再圍廣州，屈大均為避禍，於番禺縣雷峯海雲寺削髮為僧，法名今種，字一靈，名其所居為“死庵”，以示誓不為清廷所用之意。

1656年（順治十三年），以化緣為名開始雲遊四海，奔走吳越、幽燕、齊魯、荊楚、秦晉大地，北遊關中、山西，入會稽至南京謁明孝陵，又上北京，登景山尋得崇禎死所哭拜，與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等交往。又東出山海關，留意山川險阻，暗圖復業。他在遼東憑弔袁崇煥督師故壘，寫下《出塞》及《塞上曲》等曲。返回關內後，積極遊走於齊、魯、吳、越之間，在會稽與魏阱、祁班孫等秘密聯絡鄭成功，後張煌言率軍沿江而上，克蕪湖，取徽、寧，下州縣三十餘。

1660年（順治十七年）秋，屈大均訪南京，與朱彝尊同遊山陰，參加祁氏兄弟的抗清活動。1662年，魏阱、錢瞻百、錢纘曾、潘廷聰等被殺於杭州，祁班孫遣戌寧古塔，大均避居桐廬。

1673年（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吳三桂以蓄髮復衣冠為號揭竿反清，屈大均赴桂參與其事，被委為廣西按察司副司監督孫延齡軍。未久，他因洞悉吳三桂借反清之名而行爭霸割據之實的用心，遂託病辭職返回廣東。

1683年，清康熙帝派兵攻取台灣，迫使鄭經之子鄭克塽投降， ^[7]  台灣還歸清廷之後，屈已停止反清活動，移志於對廣東文獻、方物、掌故的收集編纂，編成《廣東文集》《廣東文選》。而為時人敬佩的是，他不顧清廷的禁令，撰寫了《皇明四朝成仁錄》，為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歌功頌德，在明末的遺民中引起較大的反響。他並著述《廣東新語》，記述廣東的天文、地理、礦藏、草木、動物、文化、民族、習俗等方面的資料，被認為是一部史料價值甚高的廣東地情書。屈大均的詩歌創作風格明快，是嶺南詩界“三大家”之一，對近代的嶺南詩風有着較大的影響。晚年的詩作大多流現出反清鬥爭的情愫。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6月27日，他在家鄉病逝。死後，因其所著《皇明四朝成仁錄》被人舉報有反清情緒，雍正、乾隆兩帝分別下令徹查並焚燬該書。

屈大均具有多方面的文學才能，其中以詩的成就最高。據朱希祖先生《屈大均（翁山）著述考》一文考證，屈氏著作在經過雍正、乾隆年間三次嚴令禁燬之後，可考知的屈氏著述仍不下三十多種，在屈大均生前已刊行的詩集有《道援堂集》《翁山詩外》、詞集《騷屑》；去世後不久又刊行了新編《屈翁山詩集》及《嶺南三大家詩選》等。雖然抗清復明、弘揚民族節氣始終是屈氏詩文的主旋律，但其詩文中充滿着關注社會、體恤民生的情愫。康熙年間，名士周炳曾為《翁山詩選》作序，稱其詩能為各階層人士（上至“當世士大夫”，下至“遐方僻壤，小生俗儒”）欣賞與誇讚，譽享海內，這也正是“翁山派”享譽後世的真實寫照。有的學者指出，屈大均的詩文以愛國詩人屈原為楷模，效法注重民生的詩聖杜甫，但又自鑄偉辭，開闢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詩派”，形成詞語璀璨瑰麗、情感沉烈恢宏、意象雄奇的獨特風範，將文采美、性感美與理性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他的文采美髮自情感美，而情感美又遵循着理性美，這種完美的結合，使得他的詩文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

屈大均一生跋涉山川，聯絡志士，冀求恢復中華。“六十六年之中……險阻艱難，備嘗其苦”（《生壙自志》）。所以發而為詩，主要就是寫這種經歷和情懷。如：“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銷沉”（《壬戌清明作》）；“萬里悲風隨出塞，三年明月照思鄉”（《紫荊關道中送客》）；“今天降喪亂,日月顛其行。……山鬼紛媚人，前驅從兩狼。忠誠夙所主，九死吾何傷”（《詠懷》之十二）；“聖賢恥獨善，所貴匡時艱。太阿苟不割，蛟龍將波瀾。篋中有《陰符》，吾生焉得閒”（《別王二丈予安》）等，都慷慨激越，飽含着壯志未申的不盡情意。

又如《過大梁作》《塞上曲》《寒上感懷》《望雲州》《舊京感懷》《早發大同作》《魯連台》《詠懷》等，無不是他愛國憂國激情的表露。屈大均在另一些詩如《揚州感舊》《白門秋望》《猛虎行》《大同感嘆》《民謠》《菜人哀》《高州大水作》《雷女織葛歌》等篇中，對南明政權的腐敗表示痛心。他對清朝的苛政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廣大人民所受禍難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屈大均詩的藝術特點是氣魄雄放、筆力遒勁，富於瑰奇的想象，為“嶺南三家”之冠。王瑛《嶺南三大家詩序》評為：“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龍神怪，非若平湖淺水，止有魚鱉。”

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其中一首為：“洋船掙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不但地方色彩強烈，又是關於廣州十三行的最早文字記錄，至今仍是治史工作者研究十三行起源變革的主要史實依據。“以詩正史”，屈大均在這方面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化財富。

其文浸淫秦漢，簡潔高古，品格不凡。詞作不多，然如《紫萸香慢》《送雁》《長亭怨》《與李天生冬夜宿雁門關作》等，亦不愧為“聲情激越，噴薄而出”，“縱橫排”（葉恭綽《廣篋中詞》）之作。

他的代表作之一《廣東新語》，記錄了廣東的天文地理、經濟風物、人物風俗，它集各史志之所長，記述詳實，內容豐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成為傳世之作，歷來評價極高，當代學者譽之為“廣東大百科”。雖然不是一本專門的科學技術論著，但有學者統計其涉及科技問題的篇幅佔了全書的68%，有十萬字是屬於農業方面的內容，還有2/3是有關國計民生方面的記載，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廣東的經濟發展概貌。有些學者還專門探討了屈大均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認為他注重科學實踐，側重綜合研究和哲學概括，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屈大均樹立了以社會經濟生活為中心的經世致用史學，並且“以詩為史”，在從封建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過渡中起着先驅的作用。

如：《民謠》《秋夕別岑公》《攝山秋夕》《白菊》《讀陳勝傳》《魯連台》《自白下至槜李與諸子約遊山陰》《瀧中》《花前》《壬戊清明作》《秣陵》等。

紫荊雄據飛狐口，河繞長城去渺茫。

萬里悲風隨出塞，三年明月照思鄉。

平生亦抱昭君怨，白首猶尋結客場。

愁絕春寒紛雨雪，送行難得酒盈觴。 ^[2] 

朝作輕寒暮作陰，愁中不覺已春深。

落花有淚因風雨，啼鳥無情自古今。

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銷沉。

龍蛇四海歸無所，寒食年年愴客心。 ^[3] 

一笑無秦帝，飄然向海東。

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

古戍三秋雁，高台萬木風。

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4] 

牛首開天闕，龍崗抱帝宮。

六朝春草裏，萬井落花中。

訪舊烏衣少，聽歌玉樹空。

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 ^[5] 

屈大均撫育成人的子女，共有八個，均以“明”字命名，如明洪、明治等，都表達了他誓為明人的愛國情懷。

屈大均的史學造詣也極高，貢獻很大。他的《皇明四朝成仁錄》記載了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死節之士的事蹟，成為研究南明史所必備的珍貴資料。

屈大均主張為人不尚虛華，為學不尚空談，做事講求實用，這一思想尤其表現在他注重國計民生，關心社會經濟生活方面。屈大均身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前沿的廣東，作為思想家，他比同時代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能掙脱傳統的束縛，以博大開放的胸襟歡迎並讚賞這場巨大的變革，他高度肯定了嶺南發達的商品經濟，讚美粵人的商品意識，描繪發財致富的動人景象。

屈大均站在時代的前列，為嶺南商品經濟吶喊助威，發揮了思想先驅的作用。這些都表明了中國傳統觀念在近代的轉變已經在屈大均身上逐漸產生了，作為嶺南社會率先走向近代化的一位思想先驅，屈大均對後人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屈大均墓(2張)

屈大均墓位於廣東省番禺市新造鎮思賢村寶珠崗麓，佔地面積平方米，有屈大均墓、八泉亭、思賢亭等紀念建築物，均為紀念愛國詩人屈大均而建。墓域成梯形，前寬14.5米，後寬6.8米，邊長9.8米，高127釐米，內寬137釐米，左右墓手高83釐米。正中墓碑是青石刻字：“明屈翁山先生墓民國十八年己巳仲冬番禺縣長陳樾題”。屈大均墓表，位於墓域後方偏右，高178釐米，寬180釐米，中間嵌“屈翁山先生墓碑”。碑文為邑人吳道容所撰並書。

1985年，廣州市番禺縣人民政府特撥款修葺，並在墓前右側建“思賢亭”一座，內刻屈大均像。思賢亭在墓側，距八泉亭100多米，六柱六角，飛檐，蓋以琉璃瓦，中有黃文寬撰寫的石刻碑記，是1984年縣人民政府建立的。 位於思賢村尾的“八泉亭”，亦是1929年建。亭為四方形，寬3.6米，高4.3米，斜頂，用水泥構制。亭中立一碑，高 1.52米，寬1.03米，上刻屈翁山線描畫像，像下刻有當年縣長陳樾撰書的《八泉亭記》。墓域前寬巧、後寬7米，築有防水牆，分二級平台。原墓不封不樹，後築為半圓球形。墓域內還有其父、母、子、媳墓。1985年重修時建“思賢亭”並樹碑。 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